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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去捷尔任斯基广场克格勃总部旁边的鲁比扬卡监狱了。
傅索安后来才知道，那两个克格勃军官是在外出办事的途中接到对外谍报局第六部
的通知，让他们顺道去机场接傅索安的。
那两个是克格勃的资深特工，看傅索安的样子是从国外执行任务回来的，根据克格
勃的纪律是不能向她问长问短的，所以不敢开腔，免得有瓜田李下之嫌。
傅索安这次执行的算是对外谍报局行动执行部的任务，但她不是行动执行部的特工，
当时她的关系已转往第六部，所以按照规定应当向第六部汇报执行任务的情况，亦即所
谓的“述职”。克格勃规定：出国执行任务的特工，向组织述职时间必须在抵达莫斯科
后两个小时内立刻进行，否则将视为违反纪律处理。傅索安踏进第六部那层楼面时，内
卫问过姓名，让她去第五办公室。那里，已经有三名克格勃军官坐在那里等着她了，其
中一个傅索安认识，是当初她从日本执行暗杀任务时主持述职的奥列格少校。见傅索安
进门，三人站起来，—一跟她握手。奥列格少校指着其中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向傅索安
介绍说：“这是技术管理局的专家。”
傅索安听了，暗松一口气：看来，他们并没有抓住她的把柄，否则，技术管理局的
专家就不会来了。专家来这里，是想当面了解“死亡老鼠”“死亡”的具体经过情况。
奥列格少校仍是这次述职的主持者，他说了声“让我们开始吧”，他的助手马上按下了
录音机的键钮，并准备记录。
傅索安已经有了述职的经验，便把自己登上“西伯利亚人”号货轮后一直到返回莫
斯科的情况源源本本说了一遍。她在返回苏联的海上旅行途中，已经把述职内容反复考
虑过，连什么环节用什么措词都已经准备好，所以说得很顺畅。尽管如此，也花费了大
约两个小时。她说完后，奥列格少校点点头，微笑着说；“傅，你具有当一名作家的才
能，叙述事情很流畅，思维相当清晰。作为述职主持者，我暂时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要提问的。当然，按照程序，你还得写一份书面述职报告，在七十二小时内交出来。您
有什么问题吗？专家同志。”
那个技术管理局的专家点点头，提了几个问题，都是关于“死亡老鼠”方面的，纯
是技术问题。他听傅索安再次说明“死亡老鼠”的“死亡”原因后，不无感慨地摇着脑
袋；“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啊！”
傅索安说；“行动失利后，我想了想，应当是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的！”
“哦！”专家一愣，随即睁大眼睛盯着傅索安，“真是这样吗？你说说看！”
傅索安其实纯是即兴发挥，当下便借口开河：“我想可以给每套装置配上一个备用
“老鼠”，一旦一个不幸‘老鼠死亡’，立刻换上另一个。因为通常说来，不可能接二
连三发生这种意外事的。”
专家闻言大喜：“说得对！哎，我们这么多科学家聚在一起每次讨论没解决的问题，
给你这么一点就基本上解决了！”他马上掏出笔记本，在上面记下了傅索安的建议。 口头述职进行到这里，算是暂告段落。接下去，是让傅索安写出书面述职报告，由
审查人员比照录音和记录进行反复检查，技术管理局的专家也将对傅索安带回来的那个
仪器进行检查鉴定，如果都没有疑问，那就不会再找她。反之，则需进行第二次、第三
次甚至更多次数的口头述职，实际上也就是审查。
当然，傅索安被安排在对外谍报局第一招待所。她一进房间就往餐厅打电话让送来
酒菜，独斟独饮，喝到六七分醉意，洗了个澡就睡觉了。次日，傅索安用了一整天时间
写完了述职报告。述职报告送上去后，她闭门不出，静候结果。此时倒也心定，寻思事
情反正已经如此，就只能听命运安排了。照她分析，这次述职应当是通得过的。
果然，十月革命节的前一天，傅索安接到通知：马上去对外谍报局第六部。傅索安
赶到那里，奥列格少校向她宣布：述职报告已经通过。按照惯例，克格勃请傅索安吃了
一顿饭，尽管未完成任务，但因不是她的责任，还是发了三千卢布的奖金。
傅索安打起了如意算盘：接下来最起码得让她休息一个星期，明天是十月革命节，
红场要举行例行庆典，她叛逃来苏已经第六个年头了，一次也没观看过庆典实况，只在
电视上见过。这次倒是个机会，可以去红场直接看看了。但是，这个算盘显得过于一厢
情愿，酒还没喝几杯，在场的一位中校已经通知她了：根据人事管理局的通知，决定把
她仍调回“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去工作。今天晚上立刻动身。
傅索安心里差点骂娘，但外表却声色不露，连连点头。她又一次感受到任人摆布的
滋味，这和她一向桀骛不驯的禀性是格格不入的。
1973年11月9日，傅索安回到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
屈指算来，傅索安离开这所学校不过一年，但这里的变化却相当大。校舍扩大，还
新开了几个科目，比如专门研究制造假人民币。
假粮票、假布票等票证的特别一班，专门负责制造假情报提供给外国情报机构的特
别二班，等等。在这里接受训练的人数也已增加到一千八百余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
香港、台湾、澳门、越南、朝鲜、韩国、日本、蒙古以及苏联和中国接壤的加盟共和国
招来的，傅索安意识到苏联方面已经越来越重视了对中国的谍报活动。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校长仍是布特卡少将，他在傅索安抵校报到的当天便予
以召见，直接向傅索安谈了工作安排问题：学校已经设置了一个拥有四万册中国书籍的
图书馆，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有人专门负责，而是由俱乐部工作人员兼管着，这既不正规
也管理不好，现在傅索安来，正好负责此事。布特卡最后说：“至于待遇，你仍和其他
教官一样。凡是其他教官所享受的待遇比如薪饷数额、福利、年休假等等，你都同样享
受。”
傅索安听了很是高兴，这样，她既不用和那些学员打交道，也和特务工作告别了，
还能看大量中国书籍，真是求之不得之事，于是马上表态眼从安排。其实，傅索安应当
想一想，克格勃为什么对她的工作作了这样的安排。克格勃所有的特务学校都有一个规
定：不论学员还是教职员工，包括校长，只要调离一所学校了，就永远不会再让他回到
这所学校。而傅索安的情况却是一个例外，这个例外的后面隐藏着一个谜。这个谜，直
到傅索安后来离开这个世界后，才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一部分范围内悄然传
开；原来，傅索安在从香港返回苏联的途中，待在“西伯利亚人”号货轮上闲得发慌，
便去船上的医务室和船医聊天，渐渐混熟了，她便让船医为她“彻底地检查一下身体”。
结果在她离船后得出了结论：肝脏疑有肿瘤，估计是恶性。船医当即报告政治委员，政
委便火速向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通报了。对外谍报局认为以如下方式处理为宜：
一、不能通知傅索安本人，免得引起情绪波动，加剧病变或者发生其他事情。
二、不送医院治疗，因为如是肝癌，一般说来是回天乏力，即便治愈，傅索安也不
能再干特工了，而由于她是中国人，思想和性格又缺乏稳定性，所以难以安排工作岗位
和定居地点。
三、先速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安排一份可做可不做的工作，观其病况
发展而定，如果良性肿瘤，则可在学校医院动手术治愈，反之，则让其死于学校医院。
根据这三条意见，该局有关经办人员使迫不及待地把傅索安打发出莫斯科，连十月革命
节的红场庆典也未让她观看。这也是“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校长布特卡少将立刻召
见傅索安并亲自安排她的工作的原因。
傅索安被安排进了学校的教官寝室，仍是一人独居一个套间。
由于房间的布局和家具摆设都是统一样式的，所以傅索安一进门就产生了一种“似
曾相识”的感觉，触景生情，这使她想起了恋人黄一煌。于是，她立刻往学校的高级班
部打了个电话，询问黄一煌的情况。接电话的是一个傅索安认识的苏联男教官，他不知
道傅索安已经重新返校，以为是从外地打进“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这是绝对不
允许的），被傅索安的神通吓得下意识地说起了俄语，连问傅索安在什么地方。傅索安
说明了情况，他才变得热情起来，但一说到黄一煌却又缄口不语。话筒转到了另一个苏
联教官手里，他告诉傅索安：黄一煌已经提前毕业，离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了。
按照规定，从特务学校毕业的学员由克格勃人事管理局负责分配，所以黄一煌去了何处，
连布特卡校长也不会知晓。
傅索安挂断电话，失望地叹了一口气，眼前浮出现黄一煌的脸容，耳畔仿佛响起了
他那充满男性活力的、带磁性的嗓音，两串泪珠顺着脸颊慢慢地淌了下来。当天晚上，
傅索安喝下了一瓶茅台酒，昏昏沉沉地一直躺到次日中午才醒过来。起床以后，她想起
应当去图书馆走一趟，便下楼去门卫那里推了辆自行车，骑到那里，刚走进去，一个轮
值在此的教官已经认出她了，赶上前来，又是握手又是寒暄，然后向傅索安办移交。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图书馆，在1973年底时有四万册图书，全是中文版，
而且都是中国的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分类编码也完全采用中国正规的方式即北京大学图
书管理专业所教授的那一套，按英文字母分二十六个大类，每一类里再用数字分小类，
每本书再从书名第一个字的四角号码作为著作号。傅索安在她所喜欢阅读的长篇小说
“K257书库”里转了一下，发现这里竟收齐了从50年代出版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
上》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即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在内的所
有长篇小说，禁不住惊叹道：“这真不容易，即使在中国，现在也不一定有多少图书馆
拿得出这么齐全的长篇小说！”
那个教官说：“不单是文艺类的，其他如政治、哲学、经济、医学、机械、建筑、
历史、地理等等的中国版图书，这里也都有，据说是从莫斯科的几所大学里搞来凑齐
的。”
那教官又向傅索安介绍了三个当时在图书馆帮他的学员，那是三个姑娘，一个来自
澳门，一个来自香港，另一个来自中国大陆。
她们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学业已经结束，克格勃人事管理局可能还未为
她们找到合适的“下家”，所以暂不分配，让暂留学校，学校便派她们来图书馆帮忙。
现在，这三人都成了傅索安的部下。
次日，傅索安正式上任。她对图书馆采取的方针是不管，任其自由运转，自己每天
在办公室里看书、饮茶、喝酒。这样过了两个多月，要看的书都翻得差不多了，傅索安
陷入了无聊之中，这才想起要和那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姑娘谈谈。一谈之下，傅索安大喜，
原来这个名叫胡国瑛的姑娘也是天津人，也是知识青年。傅索安很想立刻和她详细谈谈，
但考虑到图书馆里肯定装着窃听器。于是抑制了这个强烈的念头，悄悄约对方晚上到自
己寝室喝酒。
当天晚上，胡国瑛来到傅索安寝室。傅索安已经找出窃听器，拆下了电源接头，这
样，在监听终端的录音带上留下的便是寂静无声，就像她平时一个人在寝室里闷头大睡
一样。两人一边喝酒，一边畅快地聊了起来，傅索安从胡国瑛的叙述中，知晓了这个比
她小三岁的同乡的有关情况——胡国瑛是68届初中毕业生，其父在1957年“大鸣大放”
时被定为右派分子，解送劳改，期满后因已被原单位开除公职，只得留场就业。这种家
庭出身导致胡国瑛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在学校里一贯老老实实，“文化大革命”开始也
不能参加红卫兵组织，缩在家里“逍遥”。到1969年春天，学校分配她去内蒙古巴扎地
区插队落户，她虽有千般不愿，却也无可奈何，只得奉命前往。
胡国瑛插队的生产队，地处中苏边境线附近，距额尔古纳河只有十几公里。以她的
性格，在农村自然表现得不错，劳动肯吃苦，也没有其他知青那种偷鸡摸狗等等的劣行，
所以被社员们认为是个“那娃”，两年后当上了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员。保管员当了一年
多，发生了一件大事：那是1972年4月初，生产队开始春播。队里的土地分布在四面八
方，各个生产小组分包一个片，完成任务算工分。这样，有的小组为了多挣工分，常常
早出晚收工。生产队为让各小组随时能领到种子、化肥，便安排胡国瑛住在仓库里。胡
国瑛没日没夜忙碌了几天，弄得疲惫不堪。那天晚上，看看没人来领种子，她想弄点夜
宵吃。仓库里有一个电炉，那是经生产队长特许的，让胡国瑛晚上取暖和烧夜宵。平时
胡国瑛使用时特别留心，惟恐发生火灾。这天晚上也实在过于劳累了，烧着夜宵不知不
觉就坐在一旁睡了过去。她睡得很熟，还做起了梦。忽然听得“劈劈啪啪”的声响，只
觉得浑身燥热，睁眼一看，只见眼前已是火焰一片！
胡国瑛惊叫一声，一跃而起，抓起一把笤帚便冲起火处扑打，怎奈那火已燃烧成势，
以一把笤帚对付真好比灯蛾扑火，哪里扑得灭，反倒弄得自己身上也冒起了火星。胡国
瑛无奈之下，只得夺门而逃。等她在地下打了几个滚把身上的火弄熄时，那火已经穿顶
了。
这仓库离村子有一公里左右，若是等她奔回村子唤来社员救火时，火神爷肯定已把
整个仓库都没收了。胡国瑛考虑到这一点，便没有去做此徒劳无益之事，任凭仓库烧掉。
那里面，有着口粮、饲料。
种子三万多斤，化肥、农药、农具折合人民币数千元，还有一座建筑物也值数干元，
加在一起所损失的，对于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乃是一个天文数字。胡国瑛又想到自己的
家庭出身，寻思此番的后果不只是“吃不了，兜着走”，而是兜也兜不了，只怕坐牢还
算宽大的哩！一时间，她只觉得头脑里像打翻了一盆浆糊！迷糊昏沉，定定神，决定先
离开现场再说。
黑夜中，胡国瑛不辨方向，乱走乱窜。不知走了多久，竟来到了额尔古纳河边。那
天晚上，正好有几个苏联军人奉命潜来中国境内摸哨。中国边防军当然不是吃素的，那
几个“老毛子”虑及自身安全，不敢下手，万般无奈，正准备无功而返，却撞见了急急
如丧家之大、惶惶似漏网之鱼的胡国瑛，于是抓了再说。
就这样，胡国瑛到了苏联。自然，她不可能“坚贞不屈”像刘胡兰那样，而是哭哭
啼啼地向苏联人交代了一切。以她这么一个知识青年所知晓的中国方面的情况，当然引
不起苏联方面的兴趣、苏联人掌握的情况比她知晓的要多得多。但是，苏联边防军并没
有杀死她或者遣返中国，而是移交克格勃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关进了看守所。当时，克
格勃已经办起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自然要物色合适的学员人眩，胡国瑛的被
关，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胡国瑛在看守所关了三个月，吃了不少苦头，这才被转往另一处条件稍好的关押点，
一边劳动，一边接受审查。1972年11月，胡国瑛被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开
始接受特工活动训练。
傅索安去而复归时，她刚毕业。
傅索安也谈了自己叛逃来苏的情况，由于是初次交谈，她只简单谈了一些现象，未
加以评论。但是，由于两人同是天津人，又同是知识青年，所以在情感上有一种近似于
天生的亲和性。当晚分手时，她们议定，今后私下将以“姐妹”相称，胡国瑛唤傅索安
“傅姐”，傅索安称胡国瑛“胡妹”。
此后，这对身处异国的异姓姐妹几乎天天相聚，胡国瑛很快就学会了喝烈性酒，两
人的互相信任感不断增强，渐渐到了无话不说的程度。
1974年3月28日，傅索安早上起床后就感到肝区隐痛，她早饭也没吃，就去了图书
馆。那时，原先两个香港、澳门姑娘已经被人事管理局分配出去了，只剩下胡国瑛一人
跟着傅索安。学校当局已经认定傅索安在劫难逃，加上图书馆也算不上一个重要岗位。
所以也不去管她。任凭她和胡国瑛在里面喝酒、唱歌，胡作非为。
傅索安到那里时，胡国瑛已经到了，正在打扫。胡国瑛见傅家安脸色不好，便关心
地询问：“傅姐，您怎么啦？昨晚没睡好吗？”
傅索安说：“觉得肝区有些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