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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风化史》（＇德＇利奇德著）、《古罗马风化史》（＇德＇奥托·基弗著），属于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一套西方风化史丛书。风化者，性生活也，“照顾到社会风气”而取此文雅书名。但其实在古希腊、古罗马人那里，性与爱与社会生活，是相连并生的。《古希腊风化史》说到：在人生无常、抓紧此世的思想背景下，古希腊思想家“都承认人们拥有享受声色欢娱的权利”，乃至“认为一切骄奢淫逸的酒色之徒均为品格优秀心胸开阔之辈”；“古希腊人把性爱当作正常之事的态度既淳朴又自然，甚至到了现代人几乎难以想像的地步”；“他们的最高理想是‘身心俱美’。”
这一理想，他们确实达到了，后人却只能止于“永远钦佩羡慕”。两书均由王以铸作序，强调认识古希腊、古罗马的意义，“曾有人以言必称希腊罗马讽刺洋教条，其实我们哪里有条件言必称希腊罗马”，还是应“老老实实地补上这一课。”这话很有见地，然而别说中国人，就算今之西方，也永不可能回复那种身心的坦荡高迈了。
我指的不止是性爱。事实上，远古最令人向往的是其整体性。“古希腊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植根于、并最初起源于性爱”；反过来，这两部以性爱为主要探讨内容的书，也就要用大量专章论述牵连所及的“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的人生观、宗教、哲学、文学、戏剧、舞蹈、运动、衣饰、节日习俗，等等（因而它们不止是“性史”，还是独特的文化史）。同样，前述那本《古希腊文学史》，在文学之外也兼及历史、哲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主体如此多样统一，论著也就不得不如此可喜地旁逸斜出。
这是今人不可再至的境界：整体地各方面都得以酣畅发展的古希腊、古罗马人，他们既是青年也是少女，同时是灌木和海中闪闪发光的鱼。
二〇〇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上午
《古希腊文学史》，孙席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5月第一版。
《古希腊风化史》，杜之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万象书坊”，2000年10月第一版，2000年12月第二次印刷。
《古罗马风化史》，姜瑞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万象书坊”，2000年10月第一版。
第一部分 书架之南第4节 曙光中的歌声
带回曙光散布出去的紫色花儿
才女田晓菲编译了古希腊伟大女诗人萨福的集子，书名《“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很有意思。萨福的名字加上双引号，大概表示展现的只是一个文学形象：我们并不能确知萨福其人、确证其诗，只能通过一些残纸碎片重塑想像中的萨福。副题，则对应正文的一辑西方历代与萨福有关的诗文，见出萨福对后世从未中断的影响。
此书编辑严谨细致，参考了西方学者意见，形成一批独立成篇、可以文艺评论视之的“译者注”，因而既是译诗集，也是中文萨福研究的最新成果。最有趣味的是，田晓菲搜集了周作人、朱湘、罗洛、水建馥等中译萨福诗，来对比分析，颇可使读者“购一得众”、追溯萨福在中文里的影子。我们虽未像欧美那样生成一个萨福的文学传统，但从周作人开始——田晓菲在《引言》里特别谈到周作人对萨福的介绍，说她当初“是因为看了周氏的（萨福诗）译文，深为其素朴优美感动，才发心翻译古希腊诗歌。”又说一直想找周氏编译的《希腊女诗人萨波》，但未如愿。此亦正是我的怅怅——历来仍不乏名家妙手，悄然接来萨福“一些甜美的歌 / 蜜的声音 / 轻风穿透了 / 湿于露水”。（田译）
萨福有一首著名的残篇，田晓菲开列了周作人的译文：“黄昏呀，你招回一切，光明的早晨所驱散的一切，/ 你招回绵羊，招回山羊，招回小孩到母亲的旁边。”水建馥的译文：“晚星带回了 / 曙光散布出去的一切，……”又有罗洛之译，加长而失真，此不引。（在田晓菲之前，罗洛出版过唯一的萨福诗集中译本。）田晓菲译作：“黄昏星 / 收敛起所有 / 被黎明驱散的……”她解释说，“收敛”是“驱散”或“散布”的更准确的对应，并描述了选择此词的妙意；我却总感到“收敛起绵羊”、“收敛起孩子”很是别扭。此诗我尚见有杨宪益译本，那两个关键词作“聚起”和“散置”；比较起来，还是更喜欢周、水两家所译，自然、晓畅。
另一阕关于山中一枝风信子的残诗，则要数田晓菲最能超越前人的卓绝。她比较伯因斯通的英译：花儿虽然被牧羊人的脚步践踏了，“依然紫红地开着。”水建馥也译为“却在地上开出紫花。”罗洛则译成那花儿“只剩下紫色的斑点/残留在地上”。朱湘也译为那花儿“受损受伤”、“在泥土里灭亡”。——前两者“积极”而后两者伤感。（我另见杨宪益译文，接近水建馥；飞白译文、刘连青译文，接近朱湘。）但田晓菲认为，对立的两派“都代表着翻译者自己的主观重构”，因为原文看不出有这样的倾向。且看她自己别开生面的译文：“正如山中一枝风信子，被牧人 / 脚步践踏，在地上，紫色的花……”
这真令我拍案激赏。无忧，无欢，自在，大气，就像那暮色中的晚星，正是古希腊的风流了。
二〇〇四年三月六日，春午
《“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三联书店，“文化生活译丛”，2003年12月第一版。
清澈纯净的流水和淡酒
赫西俄德是荷马之后古希腊最早的诗人、也是第一位个人作家（因为荷马的身份存疑，而且其史诗是采录民间歌谣编写的）。这位勤劳、朴素、生活安定的农民和牧人，留下的主要作品是《工作与时日》及《神谱》，商务印书馆曾合并出版（两种都只有二三十页，加起来也是薄薄的）；译者之一张竹明介绍，前者是关于生产技术的指导和伦理道德的训诫，主旨为人类生活的幸福快乐；相对于荷马史诗的浪漫主义，乃是现实主义作品。（它开头就写道：“我将对你述说真实的事情。”）后者则叙述诸神和部落、名门望族的世系。
这两部长诗尤以《工作与时日》为佳。其历史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如远在伊索之前，它已出现“鹞子和夜莺”的故事，是现存古希腊最早的寓言。又如，该诗提出了从诸神和人类起源的黄金种族，到此后每况愈下的白银种族、青铜种族、英雄种族、黑铁种族的概念。
但我更爱的是其情味。一九九二年十月购后在书扉写道：“工作、时日、神；对世人的简朴劝导；古希腊诗人的小书，喜爱的是这些。一缕不必流行的古希腊光亮，可捉可摸。”
当中就算后人看来带有迷信色彩的、已失去实用意义的地方，也因作者的诚挚而优美：“你得眼睛看着美好的河水作过祷告，又在此清澈可爱的水中把手洗净之后，才能趟涉这条常流不息的潺潺的流水。”我当时在一个安静的初冬午后读之，窗外有阳光和船在河上隆隆驶过，爽洁的心境，内敛而又开阔。
吉尔伯特·默雷的《古希腊文学史》对其文学价值总体评价不高，但也说：“描写四季风物，十分讨人喜欢，使人读后感到分外愉快——这一题材对希腊人来说，一直起着鼓舞人心的作用”。最突出的是冬、夏两节，水建馥选译的《古希腊抒情诗选》就收录了。（不错，原作是叙事诗，但在浑然一体的远古，连简简单单实实在在的事物、属于教谕的诗歌，都是充满抒情味道的了。）
张竹明的译文是散文体，水建馥则用诗体译之（并指出《工作与时日》应译作《农事与农时》）。我特别喜欢讲六月的那节，两家所译各有千秋，且把它们糅合在一起看看：
“在菊芋开花时节，在令人困倦的夏季里，蝉坐在树上，从双翅间泻下嘹亮歌声。这时候，山羊最肥，葡萄酒最甜；妇女最放荡，男子最虚弱。……我但愿有一块岩石遮成的荫凉处，放上美酒，奶饼……坐在荫凉中，开怀饮酒饱餐，面对清新的西风，用那源源不断的清泉水，先注三次水，第四次注酒。”
水建馥注释说：“古希腊人喜欢饮淡酒。清泉水原文意为‘未经（人畜）搅动过的泉水’，那是最澄澈纯净的。”
二〇〇四年三月六日，春夜
《工作与时日/神谱》，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991年11月第一版。
你们这队歌声甜蜜的少女
上两篇都提到水建馥选译的《古希腊抒情诗选》，那真是一本好书。早逝的苇岸对它作过可与古希腊诗比美的精彩评述：“这是远古传来的清晰而亲切的声音。朴素之源。表饰未生的原质。到达事物核心最短的路程。舒畅的思想。每个时代都饮用的空气。现代世界面貌的依据。人类灵魂的保存。”
我后来买到该书，便恭恭敬敬地将这段话抄录在书扉上。一九九三年初春一个清静凉爽的午后翻读过，只有欢喜赞叹，至今还说不出更好的意思（那一短评，也是我“认识”苇岸之始）。现在且抄几个多由译者代取的诗题，或可略见其佳美：《春天的歌》、《世代如落叶》、《我们都是绿叶》、《俭朴生活》、《凭木石和技艺》、《在我看来那人有如天神》、《清流边》、《乡间的音乐》、《我亲爱的土地》……
至于借用作本文题目的，是其中阿尔克曼《翡翠》的第一行，我想它既是古希腊诗歌和水建馥此书的象征，还可以用来形容另一本诗集：古罗马奥维德的《女杰书简》。此书以作者发明的诗体书简形式，杜撰了古代传说中位著二十一名妇女写给丈夫、情人的信。当中唯一的真人是萨福，据田晓菲介绍，该诗简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萨福的亲笔，因为模仿萨福的口气太像了。这并不奇怪，施蛰存在为其好友戴望舒所译《爱的艺术》所撰序言中指出，奥维德是以为各阶层的女人写诗而成名的爱情诗高手呢。
《爱的艺术》是我们最易见到的古希腊古罗马诗人集子，光是从法文删节本译出的戴望舒译本，就由好几个出版社翻印过多次。我架上的是仍用原译名《爱经》的花城版，从海外搜得此书的周良沛在“前记”中谈到，这部导致奥维德被流放、成为禁书的长诗，戴望舒用散文体来译，他认为是恰当的；同是诗人的艾青也说，虽译成散文却保留着原作的诗意。《女杰书简》则用诗体译出，译者南星是“世说新语”式的真正的诗人，张中行《负暄续话》中记之甚传神。他又是名副其实的隐士，冷落到近些年出版的成整的书，只有此本和《一知半解》（温源宁著）两部译作，皆为可以一书而存作、译两者的佳著。
奥维德另两部诗作《变形记》、《岁时记》我也很想搜觅。前者的“变形”主题，后者为诗体历书，逐日记载当天有关的神话、传说、历史事件、节庆风俗等，都是我感兴趣的。当然，还因为它们就像《女杰书简》的材料多有来自古希腊神话传说一样，保存了大量古希腊的精华（《变形记》更是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传说集锦组成的）。不过，《变形记》曾有杨周翰散文译本等，《岁时记》则别说单行本，连片段选译我都未见过，尚待有心者为之了。
二〇〇四年三月六日深夜
《古希腊抒情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3月第一版，1991年4月第一次印刷。
《女杰书简》，三联书店，“文化生活译丛”，1992年6月第一版。
《爱经》花城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
黄金与皇权下的诗人
公元前后，屋大维一统山河，称“奥古斯都”，罗马结束共和进入帝制，开始了伟大的“黄金时代”——是政治、经济的，也是文学、艺术的，屋大维注重文化策略，是西方史上最成功的文艺干预者和文士保护人，促使罗马文艺与社会百业一样走向繁荣鼎盛。黄金时代的诗人三杰，依年序排列是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三人与统治者的依附关系也由深至浅。
维吉尔的主要创作经历一如其墓志铭概括的：“我歌唱过放牧、农田和领袖。”他出身于农民家庭，以《牧歌》成名，当中已有些诗歌是献给屋大维的了。他深爱自小在其中成长的田园景色，继后写出《农事诗》，仿古希腊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的框架而影响更为巨大、久远（如一一九八五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反传统著称的法国新小说派作家西蒙，其颠峰之作《农事诗》便与维吉尔相呼应）——不过，这部歌咏乡村生活的名作，杨周翰指出乃是配合屋大维振兴农业政策的遵命文学。而后的煌煌史诗《埃涅阿斯纪》，更是借神话为皇权服务，替帝国奠定意识形态基础。这种鲜明的创作目的和使命感，使其虽着意追步荷马史诗（按：三杰均注重对希腊文化的继承，也正与屋大维的尊古复古政策暗合），却呈现完全不同的内涵：自然变为人工，个体泯灭于国家。不知是否最后反思痛悔所致，维吉尔去世前遗嘱要求烧毁该史诗稿（但未果），他大概是历史上第一个临终欲焚稿的作家。
贺拉斯则有点轨迹相反。他曾当过屋大维敌对部队的军团指挥官，屋大维称帝后爱其才，邀请担任自己的秘书，他拒绝了。贺拉斯也写过歌功颂德之作，但大部分时间隐居乡下田庄，倒像是实践着维吉尔的“农事诗”——不过，那庄园到底是屋大维亲信送的。
至于奥维德，则在屋大维统治集团里站错了队，加上《爱经》威胁到屋大维推行的道德风化，终于被贬荒蛮边陲，虽在流放地写诗反省求恕而不获赦免，客死他乡。
这三个诗人的作品，上一篇谈奥维德时，介绍了周良沛对戴望舒用散文译《爱经》的支持；维吉尔《牧歌》有杨宪益诗体译本（收入工人出版社那本总名为《奥德修纪》的杨氏“自选集”中），但我此前也曾指出杨宪益用散文译荷马《奥德修纪》的“知”与“智”；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有杨周翰散文译本，其序言也特别谈到，他早年曾用诗体译过，但最终还是决定采用散文体（杨周翰又用散文译出贺拉斯《诗艺》、奥维德《变形记》）。——对此，身为诗人之子的飞白很不满意，他也明知“拉丁诗的音乐性（中文）实难模仿”，但“又不甘心把多彩的拉丁诗律译成散文”，“我认为是对不起作者和读者的”，所以他选译我国第一本《古罗马诗选》，知难而上，以诗译诗。——这跟“知”与“智”相反，却也同样是好的态度。可惜其中虽选译了维吉尔《农事诗》的一小节，我所感兴趣的此书却迄今未见到全译本。
二〇〇四年三月七日
《埃涅阿斯纪》，译林出版社，“世界英雄史诗译丛”，1999年6月第一版。
《（亚里士多德）诗学/（贺拉斯）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艺理论丛书”。1962年12月第一版，1982年8月第二次印刷。
《古罗马诗选》，花城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第一部分 书架之南第5节 理想国的回忆
分手的时刻到了
说过维吉尔等罗马诗人三杰对统治者的依附，其实早在希腊，更著名的哲学三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政治就已存在极深的关系。
对苏格拉底，我喜欢他的三句话：“我只知我一无所知”（认识到自己并不聪明才是神心目中最聪明的人，发现自己的智慧毫无价值才是人群中最智慧者）；“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的划时代意义，在于使哲学从外界的自然学说变为探索内心的人学）；“动身的（或译“分手的”）时刻到了，我去死，你们去生，何者为佳，唯有神知道。”
最后一句是临终留言。苏格拉底与当局、与民众对政治、伦理的认识不合，以“智者”专制统治的理念去对抗民主自治，被判处死刑。审判过程中，他拒绝援引言论自由的原则求脱，也放弃了流亡或付罚金等认罪方式，等于悍然主动求死以践己道。
这一死对当时和后世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