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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佩琦回忆录 葛佩琦-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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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外,我们还和南京秘密学联取得联系,派代表赴金陵大学、中央大学、钟英中学等大、中学校串连,共同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在参加南京市纪念“九·一八”六周年的活动中,平津同学会的游行队伍,高喊抗日口号,齐唱救亡歌曲,四个人一排,肩并肩,臂挽臂,步伐整齐,威武雄壮,振奋了南京人民的抗日情绪。张瑞芳等同学在马路边演出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在南京大戏院演出的《打鬼子去》和《打回老家去》,激起了南京广大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四)输送了大批青年学生到后方和延安。随着中日战争的扩大,来到南京平津同学会的流亡学生,不仅有北平,天津的学生,而且有河北、山东、上海以至九龙、广东的学生。当时,日本飞机天天到南京轰炸,为安全起见,平津同学会成立了迎送小组,负责迎来送往。来者不拒,为他(她)们安置食宿。去者不留,发给车船票、零用钱以及通行证明书。去的目的地,自由选择。平津同学会在几个月之内,输送到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在万人以上。他们有些人到了敌后,拉起地方武装,组织起抗日游击队,创建了抗日根据地,使“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之花,结出了丰硕的抗战之果;有的到后方读书,现在成了专家学者,是四化建设的骨干;有的赴延安学习,现在成了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抚今思昔,倍感亲切。 
  3.为反对国民党解散南京平津同学会我们被逮捕 
  我们来到南京之初,国民党当局对我们平津学生抱有幻想,想把我们搞的学生运动,纳入他们的轨道,为他们所利用。所以他们表示支持我们。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我们搞的抗日宣传、群众组织,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超过了他们要求的范围。他们就视我们为眼中钉、肉中刺,想铲除我们。现将当时的经过情况,略述如下: 
  从1937年9月初开始,南京一些大、中学校的学生,经常来平津同学会取得联系,共同研究如何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甚至宪兵学校的学生,也约请平津同学,去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平津同学会与南京秘密学联取得了联系后,曾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学生联合举行时事座谈会。这表明平津同学会开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有了明显的效果。由南京平津同学会输送到后方各地的民先队队员和积极分子,都在各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发展民先队员。这些活动都超过了国民党所要求的行动范围。国民党当局对此产生疑虑和恐慌。他们感到平津同学会和大批平津学生继续留在南京,对他们是个威胁。 
  于是在1937年9月中旬,南京政府教育部以后方各大、中学校已经开学,北平,天津的一些高等院校也在湖南长沙、陕西城固分别成立了临时联合大学为借口,要求平津同学会疏散聚积在南京的大批平津学生,到后方去。并动员平津学生自行离开南京。但是愿意离开南京的同学很少,大多数同学仍然要求到前线,做抗战工作。南京政府教育部发给平津同学会一份“训令”,要求同学会自动解散,遭到同学会的坚决反对。南京宪兵司令部借口“维护首都治安”,也多次派人催促平津同学会,从速疏散在南京的大批平津学生;并要求同学会停止活动。同学会予以拒绝。 
  为解决平津同学会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这种矛盾,南京市委书记李华同志向我们同学会的负责人,传达了中央代表博古同志的指示:为便于将在南京的平津学生,经过合法的渠道输送到前线,做抗战工作;可用平津同学会的名义,要求国民党政府,为流亡到南京的平津学生办个训练班。听了传达后,同学会派我和郑代巩为代表,到南京政府教育部,见到高教司司长周炳琳,提出办战训班的要求。周答,可以转请国府研究,你们自己也要有所准备,看看究竟有多少人愿意参加?同学会将办战训班的消息公布于全体同学,并请愿意参加者签名。有些同学由于不了解战训班的性质,是否签名?犹豫不决。党的地下组织通过党员,向群众作了说明和动员,并由党员和民先队队员带头签名。于是有很多同学签了名。9月下旬,战训班的筹备处派李炳昌筹3名教官,来平津同学会了解签名情况,间男女各有多少人?并拿走了签名册。9月底战训班正式宣布成立,一部分同学去了战训班,大部分同学仍然留在平津同学会。 
  10月初的一天,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特务余仲虎,以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的名义,要求我们解散平津同学会。他并威胁说:如果不解散,在南京的平津流亡学生中,一旦出了汉奸,你们同学会要负完全责任。我们同学会负责人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1937年10月8日晚间,我们平津同学会的执行委员正在开会,市委书记李华也来参加。忽然听到窗外有马靴声。郑代巩说了一声:“不好,军队来捉人了,我赶快沿着走廊向东走,看到大批宪兵已经进到院内,全副武装,如临大敌。两个宪兵把我押到宿舍,要我收拾行李,跟着他们走。这样,我就被逮捕了。我们同时被逮捕的共10人。即:王文彬、郑代巩、丁秀、何礼、葛佩琦、刘玉柱、方琦德、赵启海、蒋南翔、杜天翔。我们被关押进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罪名是”滋事学生“。我们平津同学会执行委员的被逮捕,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是被迫抗战、片面抗战而害怕爱国学生参加抗战的真面目。 
  我们被捕的当天,分散关押在有刑事犯的监号内。室内潮湿,空气污浊,臭不可闻。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向警备司令部提出质问:你们为什么逮捕我们?我们是爱国学生,为要求参加抗战来到首都,你们为什么把我们和刑事犯关在一起?爱国无罪,要求立刻释放我们。下午,看守把我们10人集中到一所空监房(关押政治犯用的)。房内有十多个监号,让我们自己安排床位。只锁监房门,不锁监号门。这样,我们就比较方便一些。每天由丁秀带着,在走廊里做早操,由赵启海指挥唱救亡歌曲,上午集中在一起,讨论时事政治,下午自由活动。每天两顿糟米饭,北方同学吃不饱,看守代我们出去买大饼。 
  十月十日”国庆节“,我们要求改善生活(一种斗争方式),看守给我们送来南京板鸭。我们被关押之后,没有受”审讯“。到了第七天,把我们叫到三间空屋里,一位穿西服的人,发给我们每人一张没有字的红格纸,要我们写个人的家庭住址、学历和来南京的目的。我写的是:来南京要求参加抗战工作。写完之后,那个人就要我们回监房取行李。警备司令部用大汽车,把我们送到了”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一进门,看到很多平津同学会的老同学,他们围拢上来,和我们热烈握手、交谈,帮着我们拿行李。我们感到十分亲切,无限高兴。 

  4.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概况 
  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简称战训班)。主任是军事委员会第六部(民运部,部长陈立夫,副主任是黄仲翔(就是在我们要离开警备司令部那天,穿着西服找我们谈话的那个人)。战训班的地址在南京建邺路原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旧址。战训班的组织机构:有班本部,下设大队部和政训处。大队长是李炳昌,政训处长是雷锡龄。有学员五六百人,男生编为三个中队,女生编为一个区队。每个中队有一名政治教官,有三个区队,每个区队有三个小队。中队长、区队长、政治教官由班本部委派;小队长由区队长指派学员担任。 
  战训班的训练内容:(1)军事训练为主,每天占的时间最多。开始是徒手操练,立正、稍息、走步;以后发给每人一支步枪,进行持枪训练,学习瞄准、射击,最后进行了打靶演习。(2)政治训练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精神讲话“。汪精卫、陈立夫、黄仲翔、刘健群、晏阳初、雷震等人,都到战训班作过”精神讲话“。汪精卫讲的是”焦土抗战“;陈立夫讲的是”唯生论“;刘健群讲的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晏阳初在讲话中说国民党的政策是”杀鸡求卵“政策。第二类是政治教官讲”总理遗教“和”领袖言行“。讲得笑话百出,常常被学员们质问得张口结舌,无言对答。(3)战地服务常识。其中包括战地救护、战地通讯、战地侦察。 
  上海沦陷,南京急危,日本飞机天天到南京扔炸弹,训练难以正常进行。1939年11月下旬的一个夜间,学员们突然接到命令:”紧急集合!“大队长李炳昌站在队前,用急促的声音宣布:”奉上级命令,本班全体人员,今夜离开南京。现在以中队为单位,做好行军准备,听号令集合出发。“临时从各中队抽调身强力壮的学员50多人,编成一个警卫区队,负责打前站和维护宿营地的安全。行李集中运输。同学们整队到达江边,以十分沉重的心情,告别了南京,登上轮船,沿长江逆流而上,第二天到达了芜湖,在此住了约10天。 
  12月上旬,南京告急,芜湖受到威胁,战训班的学员们开始了徒步行军,到达了安徽省南陵县的丫山镇,在此驻了约半个月。12月中旬,南京沦陷。战训班奉命转移,由丫山出发,经青阳、贵池、东流、至德,到达了江西景德镇。 
  战训班在南京成立之初,宣布的训练期限为3个月;到12月底,学员就应该毕业。但训练班当局借口行军耽误了训练计划,要延长训练期限。学员们坚决反对,要求按时毕业,分配到前线工作。经过曲折的斗争,学员们终于获得了胜利。战训班当局于1938年1月1日,在景德镇为毕业学员举行了毕业仪式;发给每位毕业学员一张毕业证书和一枚纪念章。 
  1938年1月上旬,战训班当局将100多名毕业的男学员调往武汉,等候分配工作,我是其中的一个。 

  5.我党在战训班中领导的斗争 
  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成立之初,我党南京市委就派地下党员顾大椿、王振洪、刘增奎(刘野亮)等同志,以学员身分进入了战训班,建立了地下党支部,领导进步学员与反动派进行斗争。当时,在战训班中,有组织联系的地下学员20多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也在战训班中建立起了分队部,有队员约200人,成为与反动派斗争的骨干力量。在我党地下支部的领导下,民先队员团结广大进步同学,与训练班当局在班里搞的反动活动,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现将斗争经过,简述如下: 在战训班成立初期,是围绕着汪精卫、刘健群等人,在“精神讲话”中散布的一些不利于抗战的论点,展开的斗争。例如,他们说:必须在一个党(国民党)、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府(国民政府)、一个领导(蒋介石)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我们说:必须联合各民主党派,团结一切抗日进步力量,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国民党为了争夺这批爱国青年,为他们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在战训班政训处的策划下,由国民党学生出面,拉拢少数落后学生,在战训班中秘密组织了一个反动团体-- “战斗青年社”。 
  有一天,政训处的一位政治教官,召集一些同学开座谈会。那个教官说,为了活跃班里的文化政治生活,有些同学建议办一份墙报。政训处已经同意,希望大家为墙报写稿。1937年10月下旬,该墙报贴出来了,报名叫“战斗墙报”。其中除了进步同学写的几篇生活感受外,大部分稿子是鼓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谬论。编者还要求同学们“踊跃投稿”。在我党地下支部的领导下,我们民先队员在同学中间,指明了《战斗墙报》是受“战斗青年社”操纵的;并揭露了“战斗青年社”里几个骨干分子的底细--他们在北平上学时,都是从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领取津贴的“职业学生”。此后,广大同学很少给《战斗墙报》写稿子。该报出了两三期就停止了。 
  战训班撤到芜湖之后,一切训练都停止了,学员的生活比较松散。我们民先队员和进步同学利用空余的时间,组成抗日宣传队,到芜湖市区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宣传 队没有经费,我们一些同学典当出卖自己的衣物,把钱捐给宣传队。在兵慌马乱的年月,衣物不值钱,我把被褥衣物连皮箱一起送到芜湖当铺,老板看我是北平流亡学生的“面子”,给了我8元钱。 
  政训处和“战斗青年社”的头头们,利用在芜湖学员们分散居住,自由活动的机会以请客吃饭、看戏、看电影等手段,拉拢一些人参加他们的“战斗社”。在我党地下支部的领导下,一些进步同学在吃饭时,一边用筷子敲碗,一边高喊:“战斗!战斗!”以讽刺他们,揭露他们的卑鄙伎俩,使他们发展反动组织的活动受到阻碍。 
  战训班移驻到江西南陵丫山镇,地址偏僻,消息闭塞。同学们既不知道前线的抗战形势,也不知道战训班要走向何处?产生了烦闷情绪。大家见了面,就谈论怎么办?为解除同学们的烦闷,刘玉柱同学写了一篇复写传阅文章,题目是《怎么办?》其中介绍了外面来信中说的抗战情况,建议同学们多读些书,我们总有一天会走上抗日战场。文章写了半篇,同学们就拿去传阅。在传阅时,被政治教官发现,他们以为这是要鼓动学员闹事,就向班本部反映了,并建议要把几个主谋分子捉起来,押送南陵县监狱,以示镇压。政训处的教官和“青年战斗社”的头头们到了丫山,又秘密活动,用各种卑鄙手段,发展他们的“战斗社”,引起同学们的不满。 
  有一天,黄仲翔副主任来到战训班,就被学员们包围了。有的同学质问他:“战斗青年社”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有人暗地里拉拢同学参加这个不敢公开的“组织”?请把该“组织”的章程公布出来。有的学员当场站出来,揭露拉拢他参加“战斗社”的人用的卑鄙手段。女同学们向黄仲翔揭发了中队长戴某调戏一位女同学的流氓行为,并要求撤换戴某。同学们还揭露了司务长贪污伙食费,要求黄仲翔查处。同学们的质问和揭露,弄得黄仲翔哑口无言。他被迫宣布:撤掉戴的中队长职务;不准司务长管伙食;由学员推选伙食委员管理伙食。关于“战斗青年社”的问题,他说:查询后再作答复。 
  黄仲翔为表示关心学员,他把我和刘玉柱同学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表白说:我来丫山是为了看望训练班的全体同学,请你们两人来谈谈班里的情况。我说:来到丫山,消息闭塞,对抗战形势不了解,同学们有些烦闷情绪,希望早日分配到前线,参加抗战工作。刘玉柱同学说:我写了一篇文章,本想写完后,送给黄主任看看,再传阅。但是刚写了半篇,同学们就拿去传阅了。黄仲翔说:未经审查,就拿出去传阅,有些不妥,以后注意。刘玉柱接着说:有人秘密拉拢学员参加“战斗青年社”;班中是否有这个组织?如果有,请把该组织的章程公布出来;如果没有,也请黄主任向全体学员说明,以解学员之疑。黄仲翔在召集全体学员讲话时,不得不宣布:战训班没有“战斗青年社”这个组织。这样,就把“战斗青年社”打入了非法。至于政治教官提议捉人的问题,无形中被压下去了。 
  战训班转移到江西景德镇时,原定的3个月训练期限,行将满期。但战训班当局借口行军耽误了训练计划,要延长训练期限。学员们坚决反对,要求按期毕业,分配到前线工作。班当局不但不答应学员们的要求,反而企图用高压手段,先从女生队实现他们的阴谋。他们要强迫调走女生队,继续训练。女同学们不接受。班当局就把女生队的政治教官、炊事员和炊具统统撤走;要想用断绝伙食的手段,压服女生队。女同学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她们组织起来,轮流站岗放哨,不允许无关人员进“斗姆阁”(女生队宿营地);她们自己抬水,借用老百姓的炊具做饭,以维持生活;并派代表与战训班当局谈判,但没有达到要求。战训班还派人监视她们的行动。男同学们得知后,坚决支持女同学们的斗争。党支部书记刘野亮和民先队员葛佩琦代表男生队到女生队慰问。他们一方面劝女同学们要适可而止,坚持到一定的地步,当局答应我们的要求就行了。另一方面,利用大队部与政训处的矛盾,由葛佩琦去找大队长李炳昌交涉,争取他的支持。葛向李大队长陈述了情况,并对李说:如果明天还不给女生队恢复伙食,男生队就要以实际行动支援女生队。李大队长说:要调出女生队继续训练的事我知道;给她们断绝了伙食供应的事我不知道,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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