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联系和保密，我将办公处和电台设在安徽界首卜楼寨，以界首市内的说昌恒商行，作为联络中心。商丘、拓城、亳县、北平、上海等地，设有联络站或联络员。这时我和刘子久同志已联系不上。于是我去西安，和李年同志发生横的联系，后来由李年同志将我的关系转报上级，同我党中央某部在西安的负责人发生组织上的联系。
商丘脱险：1942年秋，我到日本统治的商丘城内部署工作，被日本特务发现了，他们报告了日本宪兵队。宪兵队通知驻商丘城内的伪军军部，要他们迅速四门加岗，协助宪兵特务搜捕我。军部命令部下执行这个任务。当时在该军一个担任营长职务的人（我党地下党员、我打游击时的大队长）得知此消息，立即通知我驻商丘的联络站主任牛景康（他的身份是伪军教导团军需主任）。牛景康急促跑回联络站，将此情况告诉了我。他慌忙地间，怎么办？我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说：城门已经加了岗，还有日本宪兵，专为搜捕你，怎么能走出去？我说：当然不能走城门了。我脱下伪军服装，换上便衣。我要牛景康拿着一务长绳子，我俩就走出了作为地下工作联络站的陈公馆。陈公馆的大门向南。，东边邻近东城墙，我领着牛景康沿城墙根向北走。他急忙地间，这怎么能跑出去？我说：别着急，能跑出去。走到城墙东北角，那里因年久失修，风吹雨淋，有一部份城墙塌下来了。我们两个就踏着碎砖，上了城墙。牛景康说，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豁口？我说：做地下工作的人，到了一个地方，末进门之前，就要先找好出门的地方。当时，拓城县的情报联络站主任牛传于，也在商丘。我告诉牛景康说：我出城之后，你赶快去通知牛传于，要他到城北保罗医院（是一所美国教会办的医院）候诊室等我。牛景康把绳子放开，他拉着绳子的上半截，我拽着绳子的下半截，顺利地下到城墙外。出城之后，我到了北门外的一位朋友家。他是回民，以做小买卖为生，有一辆架子车。我一敲门，那位朋友出来了，把我让进屋里。我说：二哥，我病了，你陪我到医院看看，好吗？他说：好！用车拉着你去。快出门时，我对他老伴说：二嫂，我身上有些发冷，你给我盖上一条棉被，好吗？她说：好！就进屋拿出一条棉被，盖在我身上。这样，沿路伪军岗哨没有盘问我们，那位回民朋友就平平安安地把我送到医院。我到候诊室看了看，牛传于还没有来。我到医院对门的小饭馆，要了一碗面条，我一边吃面条，一过从玻璃窗盯着医院门口。我快吃完的时候，看到牛传于进了医院的门。我赶快去把他叫到小饭馆。他有些慌张和害怕。我说：不要怕，危险已经过去了，我想到拓城去住几天，避避风。他说：好！好！我们离开小饭馆，商量走哪条路妥善些。牛传于说：走小路近些，也没有日军岗哨。于是我们沿着小路徒步前进，夜幕降临，我们才到了拓城。我在牛传于他父亲开的三多利杂货店住了三天，尔后平安返回界首。
获得日伪南京高级军事会议文件：抗日战争中期，出现了一种”曲线救国“谬论。国民党军委会所属的一些杂牌军队，借口”曲线救国“，纷纷叛国投敌，变成了汉奸部队。侵华日军总司令部为拢络这些汉奸部队，于1943年春在南京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师长以上的汉奸军官才能参加。我有一个情报员，给一名汉奸师长当翻译（职务是参谋）。他随师长去南京之前，我叮嘱他尽量把会议文件带回来。那个汉奸师长不识字，大会发的文件，他都交给我的那个情报员（他的翻译）保管和处理。从南京回来之后，那位情报员把大批会议文件交给了我。我从这大批文件中了解到，伪南京高级军事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一）向这些汉奸军官吹嘘日本”皇军“的威力，推行日本、”满洲国“、中国（指汉奸政府）三联合的谬论；（二）鼓吹日本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在那些文件中，我看到了一张”大东亚共荣圈“的示意图；表示日本一方面要打通”大东亚交通线“，即从朝鲜、东北、北平、武汉、广州的铁路线。以便从陆路运兵进攻缅甸、泰国、越南、印度等国。另一方面日本海军从本土出发，经水路侵占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当时的中国平汉铁路，由郑州至汉口一段，还在抗日力量的控制下，日本火车不能通过。从而我估计到日本可能要出兵打通平汉铁路，以完成打通”大东亚交通线“的阴谋。我把那张”大东亚共荣圈“示意图复制了两份，连同我的上述估计，分别报给了我党西安地下情报组织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1944年3一4月间，日本出兵攻陷了郑州、洛阳等地，打通了平汉铁路，实现了他们所谓打通”大东亚交通线“的野心。
日本统治下的上海点滴：1943年初夏，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来电，要我回洛阳述职。我到洛阳后，他找我谈话：询问了我的工作情况后，他说，杜月笙（上海青红帮大坛主）的夫人已经由重庆来到洛阳，你能否把她送回上海？我说：能。于是长官部派了一辆汽车，把我们送到界首（抗战部队控制区）。随着杜太太一同来的，还有张嘉敖的妹妹，在界首住了三天。我派联络员通知了商丘联络站主任牛景康。由界首出发，我骑着自行车，她们二人坐着架子车，经过三天的时间，通过日、伪占领区，到了商丘（日军控制区）。牛景康已经在一家旅社给她们两人订好了房间。这家旅社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伪军营长等人开的，住在这里，可以不受日伪军警骚扰。第二天牛景康送我们上了火车，第三天到了上海。为便于工作，我没有住在杜夫人家。我住到了我的一位朋友家（地下联络员）。
既然到了上海，我想利用机会，了解一下在日本统治下的上海社会情况。那位朋友陪着我到上海一些地方走了走，看不看；又分别介绍我和他的一些朋友谈不谈。根据从各方得来的材料，我了解到当时上海的经济情况很坏，物价上涨，伪币贬值，市民所需的生活资料，供不应求。日本实行以战养战，大刮民脂民膏。例如，日本侵占上海之初，日军用的大米等军用物资，都是由日本国内运来，现在都要由当地征收，加重了上海市民的负担。我的那位朋友说：前几年，日本是用提高日本货价格，剥削中国人民；现在日本人用一本万利的赌博搜刮中国人民的财富。日本人在上海公开地设有几赴大赌博场。我说：咱们可以去赌博场看看吗？那位朋友说，可以。有一天晚上，那位朋友约我和一位马律师，我们三人一同到了一家日本人开的大赌场。赌客一进门，就要把准备作赌注的钱，换成筹码；不换筹码，不准进门。我们三人到了门口，站在门旁的一个胖子，一挥手，守门的人就让我们进去了。我很奇怪，我问我的那位朋友：为什么我们没有买筹码，就让我们迸来了？那位朋友说：马律师是这个赌博场的法律顾问。我们进门后，赌博场的一位管事人，就把我们招待到客厅，让茶让烟，十分客气。坐了一会，我们进到赌博大厅参观。大厅面积很大，灯火辉煌，设有很多赌摊，每个赌摊，都有一位年轻的姑娘主持；有的押红黑宝、有的掷骰子，有的摇点子等等。赌具都很简单，很快地可以决定输或赢。不管赌客谁赢了，主持赌摊的姑娘都要抽头。据说这些姑娘没有工资，全靠从抽头中分红，取得工作报酬。所以客人走到她的赌摊，姑娘都”亲切“地说：老板，请来玩玩吧！赌具越简单，输赢越快，抽头越多，真是一本万利。赌场设有鸦片、海洛因、吗啡等吸用房间，赌客只要有钱，随时可以过瘾。赌博场还设有收买部，手表、戒指、金笔、大衣等物都收买；当日赎回，利息一分。赌客如果输光了筹码，随时可以卖掉手饰、衣物等作赌注，继续赌下去。有的赌客，进赌博场时，腰缠累累，像是一个大富翁；出赌博场时，两手空空，成了一个穷光蛋。这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上海时期，用的一种剥削、坑害中国人的毒辣手段。
日本统治下的上海火车站行李托运处是贼窝：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朋友们得知我将要结婚，送给我几件衣料。我自己也买了几件衣服和被面、被里、蚊帐等物。我把这些东西装在一个柳条箱里，用麻绳捆好。我和一位姓樊的朋友结伴同行，到了上海火车站，为上下车方便起见，我把柳条箱交给了行李托运处，买了行李票。小樊要扛着皮箱上火车。我说，你买张行李票，把皮箱托运多方便。他不买。到了商丘车站，小樊扛着皮箱出车站时，值班的日本人要检查他的皮箱，他和那个日本人一拉手，那个日本人没有检查，就让他扛着皮箱出站了。我问小樊：你认识那个日本人吗？为什么你和他一拉手，他就不检查你的皮箱了？小樊说：我不认识他，我和他一拉手，就给了他10元钞票，他就不检查我了。我说：你买张行李票，还用不了10元钱，何必找这个麻烦。小樊笑了。出站后，我到包裹行李处，去取柳条箱，那里的人说：还没有到。第二天我又到行李处，取出了柳条箱。打开箱一看，满箱是破衣服、破皮鞋、碎报纸。除剩下两张我买的结婚证书外，我装进去的其他物品，都没有了。我去找商丘火车站的站长（日本人）要求赔偿。那个日本人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说：这种事大大地有，没办法，没办法。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铁路时期，出现的又一种坑害中国人的事。我估计这件坏事，是在上海火车站行李托运处干的。因为我托运柳条箱时，他们就一一查看了里面装的东西。
在商丘火车站建立监视日军军运的中心：1943年春，我把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示意图和我对日军有进攻郑州、打通平汉铁路企图的估计，报给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该部董参谋长复电说：你的估计有可能，要加强对陇海铁路上日军军运的监视。我由上海回到商丘后，我要求驻商丘、拓城的两位情报联络站主任牛景康和牛传于，设法在商丘车站建立一个监视陇海铁路上日本军军运的中心。牛传于便在商丘车站的北边租了一处房子，开了一个货栈。以此为掩护，他联系了一位火车司机和一位车站工作人员，组成了监视日本车运的中心。他们按天登记通过商丘车站的日本军车次数、去向、所载部番号、人数、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种类、数量等。牛景康、牛传于及时派情报联络员将登记材料送给我，我通过电台或信函，迅速转报给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和西安地下情报组织。
深入敌后侦察日军调动情况：1944年1月，我从商丘监视日本军运中心和其他情报员送来的材料，看到日本从徐州到开封的军事运输频繁，而且其中有橡皮船等大量渡河器材，联系到日本在南京”高级军事会议“上提出的”打通大东亚交通线“的计划，我想日本可能要发动进攻郑州、打通平汉铁路的战争。我将陇海铁路上的日军运输情况和我的看法，分别报给了我党西安地下情报组织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该部董参谋长复电说：你的看法可供参考，你速到敌后（主要是天津、济南）侦察日军调动情况。我于2月底到达天津，了解到大批日军已由平汉铁路北段南下。我从天津回到济南，得知每天都有从青岛来的日本军车，转津浦铁路南去。我回到商丘，看到我监视日本军运中心提供的材料，得知每天都有从徐州来的日本军车经商丘西去。我将上述情报急速报给第一战区董参谋长和我党西安地下情报组织。时过不久，日本就发动了中原战役（即打通平汉铁路的战役）。郑州、洛阳相继沦陷，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由洛阳撤到陕西汉中。第一战区长官部的电台由于撤退，和我的电台失掉联系，我的经费断绝来源，工作难以进行。我写信给我党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说明了这种情况。接到情报组织的指示，我于1944年秋天，回到西安。
四 热烈欢庆抗战胜利
1 留在西安工作
我回到西安之后，朋友帮忙租到三间住房，安下了家。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的赵耀斌、李年等同志来看我。我向他们谈了打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以后的工作情况，我问了我今后的工作任务。赵耀斌说，你要到汉中去看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动向，并清理一下他们欠发给你的经费。我到汉中后，得知司令长官蒋鼎文己经离职，由国民党军委会参谋部长陈诚代理司令长官。参谋长、参谋处长、情报科长都换了人。我去参谋处报到，他们都不认识我。查了档案，他们才知道我原是司令长官部的少将参议、派赴豫东的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我问：洛阳战事以后欠发的经费如何解决，那位接待我的人说：你拿来报销册，我们给你核发；洛阳战事以前欠发的经费，你回西安去找原经理处负责人清理。我问，我今后的工作如何安置？接待我的人说，34集团军的胡宗南总司令已兼任副司令长官，长官部即将迁到西安；34集团军总司令部的情报科刘科长，已调任长官部情报科长；关于工作安置问题，你回西安去找刘科长接洽。我在汉中清理了洛阳战事以后的欠发经费手续，回到西安。我去找到原经理处负责人，清理了洛阳战事以前欠发的经费。尔后，我去找新调到长官部情报科的刘科长，谈工作安置问题。他说：等长官部迁来西安再说吧。
我把上述情况告诉了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赵耀斌。他说：欧洲战场，德国和意大利已经失利；亚洲战场，日本也支撑不了多久；你就留在西安，等待时机好了。有一天，赵耀斌对我说：同志们要集资办一个书店，名义上是打着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团支部的招牌办的，实际上是为我们建立一个地下工作联络站，你也参加办书店。我们筹备了半年多，这个书店办成了，名字叫做西安研究书店，我也购买了这个书店的一部分股票。
1945年春，一架美国飞机在徐州附近被日本飞机打落。驾驶员跳伞降落，未被日本人俘获。西安美国空军联络站，经过一位北大同学介绍，知道我在徐州一带工作过，就请我设法为他们查询那位驾驶员的下落。我立即通知我留在豫东的情报员，他们经过查询，得知那位美国驾驶员，原降落在蒙城以北的农村，隐藏在一位农民家中。以后被伪淮海省省长郝鹏举派人领走，扣留在徐州。我把这个情况转告了西安美国空军联络站，他们很感谢。我把这件事向地下情报组织汇报了。赵耀斌要我和美国空军联络站保持联系。
2 热烈欢庆抗战胜利
1945年8月10日晚上，我和赵耀斌、李年等同志正在研究工作。突然从广播中听到日本要投降的消息。我还有点半信半疑。8月16日从报纸上看到，横行霸道的日本帝国主义已于8月15日正式宣布投降！自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来，我为之呼喊，为之奔走，为之奋斗的目标，经过全国人民8年的抗战牺牲，今天终于实现了 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了，中国人民胜利了。我万分，万万分地高兴！
我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参加了西安市人民庆祝抗战胜利的大联欢、大游行！
我举起双手高呼：人民胜利万岁！万万岁！
五、 为争取人民解放继续战斗
1．赴北平建立地下工作联络站
根据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形势，党中央决定：抢先接收东北，并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因此，第一条战线（军队）和第二条战线（地下工作）上的人员，都要尽快向东北转移。
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赵耀斌计划先派人到北平建立一个地下工作联络站，作为向东北转移的第一步。但抗战胜利之初，由西安到北平的火车还不通。去北平的”接收大员“都是坐专机去的。要派人去北平，交通是个大问题。9月中旬，赵耀斌来我家，问我是否有办法赴北平？我说：前两天西安美国空军联络站的克拉克先生来约我，和他们一同坐飞机去徐州，营救那位被扣押的美国飞机驾驶员。到了徐州，我可以坐火车去北平了。赵耀斌说：这是好机会，你多和美国空军联络站联系；动身之前，我们再谈谈。9月下旬，克拉克先生通知我乘飞机去徐州的日期，并说：他开车来接我，要我作好准备。我立刻去告诉了赵耀斌。他留我在他家吃下饭，并说：你到北平后，设法建立一处地下工作联络站。如果能接收一家敌、伪文化单位就办一个报社或书店。
9月下旬的一天，我和几位美国人来飞机赴徐州。下飞机后，我们坐汽车直接到了郝鹏举的伪省公署。我们说明来意，接待的人把我们让进客厅。不久，郝鹏举陪着那位美国驾驶员来了。那位驾驶员和来的美国人热烈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