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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会上，记者穷凶极恶的叫喊已经达到了极点，媒体把里根说成是个笨蛋。政府内部一些官员当时即决定要求取消记者招待会。贝克·达曼和我（可能还有迪弗）提出了另一个点子：把记者会改在黄金时段召开，并让观众自己做出评判。里根同意实施这个建议，结果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虽然里根有时也说错话，但与他精彩的谈话和大方的举止相比，错误黯然失色。
由总统定期召开记者招待会是个好办法，能够使政府保持高度责任感、确保严格执行各部门内部制定的政策。如果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里根把舰队派到黎巴嫩后回答了媒体的各种问题，就会对没从顾问们那里得到明确的答案而气愤，他就会提早改变他的政策。里根任职的最后一年，来自肯尼迪学校的马文·卡尔布组织了一个工作组寻找解决总统召开的记者会的糟糕状态的方法。（我也是组员之一）。工作组提议总统每月两次在白天、每年六次在晚间召开记者招待会。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同意这个建议。若可以的话，我认为每周开一次白天记者招待会会更好些。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经济危机和战争年代平均每周开两次记者招待会，因为他知道与媒体定期见面，对现代领导体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回顾过去，我认为总的来说里根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比其他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处理得更好，这是他取胜的原因之一。虽然媒体并不是总能直接接触到里根，当然他应该与媒体接触得更多一些，但他回答问题时，却表现了高度的诚实性。里根政府工作班底与媒体也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甚至定期与媒体见面、会晤。同时，我们竭尽全力把里根的政见传达给公众，以帮助他有效地管理国家。
在我离职后不久，在里根与媒体的接触中，我们摸索出另外一条经验，即挽回败局的重要性。里根在执政后期，伊朗门事件把他搞得一团糟，他对此也很清楚。这是有损他名誉的污点，一个丑闻。可后来他的所作所为却树立了一个挽回败局的好榜样。里根采取一系列大举措，首先命令首席检察官埃德·米斯迅速进行内部调查，以查明事情的真相。然后清理白宫内部参与肇事者，解雇了奥立弗·诺斯、约翰·波恩德克斯特等人。把大门向国会敞开，自动放弃所有行政特权，开放所有相关文件，组建了一个代表两党的对外工作委员会调查事件进展情况，提出建议，严格管理国家安全委员会，并立刻实施。起初，里根对这件事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但后来对发生的一切承担了全部的责任。终于，一支新的有生命的班底在白宫重新组建起来，主要领导人包括前任参议员霍华德·贝克（将任白宫办公厅主任）、克林·鲍威尔、肯·杜伯斯坦、Ｊ·Ｂ·卡尔瓦豪斯、吉姆·坎农，以及在处理这场风波中担任顾问的大卫·阿布希尔。伊朗门丑闻刚爆发时，在国会民主党中有人强烈要求弹劾总统，迪克·沃思林认为公众对里根的信任已粉碎，但里根采取直面危机尤其是直面媒体的政策以后，又渐渐构建了自己的政治前景，恢复了统治地位。第二年，里根和国会对税制进行了大范围的改革，这是一个壮举，一个很少有人认为会取得成功的壮举。同时，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当人们想到克林顿是如何处理与莫妮卡之间丑闻的，随后发生的一切几乎毁了他第二任期内的后期工作，相比之下，里根在伊朗门事件的处理上表现出的智慧，为人们处理棘手问题树立了一个好的典范，具有重大意义。
罗纳德·里根5 天才（9）
与国会接触
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对里根任总统时表现的政治技巧进行全面的论述。这里仅介绍里根领导艺术的一些闪光点，以避免累赘的重述。但有一点需要指明，不了解里根如何处理与华盛顿其他权力中心的关系就无法了解里根所取得的成功。
虽然里根是以非华盛顿人的身份参加总统竞选的，但是对华盛顿他了解颇深。因此他一当选，就开始依靠华盛顿内部权威力量。在政府交接期间第一次对该市进行访问时，里根和夫人便在乔治城与《华盛顿邮报》的凯瑟琳·格雷厄姆共进晚餐，邮报是代表华盛顿的一支主要力量，是让理查德·尼克松又嫉妒又憎恨的力量。里根与南希向凯·格雷厄姆等人表达了想成为好邻居的愿望，结果他们真成了好邻居。迪弗夫妇与贝克夫妇也成了他们的好朋友，后来，米斯夫妇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迪弗夫妇和米斯夫妇还在华盛顿安了家。
友好关系的建立当然不能阻止邮报或任何其他人攻击里根总统的保守派政策，而且攻击得更加充满敌意。华盛顿在历史上是一个民众工作与享乐之地。人们之间尽管有政治立场上的不同，但仍可以成为朋友。当时在华盛顿怀疑与鄙视之风猖獗，让人感到很是奇怪。但当里根介入之后，他那迷人的风度、政治上的敏感顿时使他的管理变得容易得多。
里根与国会也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这使他受益良多。一位民主党成员跟我说，在卡特执政的四年期间，他与总统的国会首席联络员只有过两次接触，而且都是以信件的方式进行的。第一封信表达了白宫渴望与国会共事的焦急之情。第二封信是在任期末写的，表达了白宫与国会共事受益匪浅的感受，仅此而已。白宫民主党领导人蒂普·奥尼尔在想到被邀参加卡特总统就职演说时的情景仍抑制不住心中的痛苦，因为参加完就职演说之后，他就被逐出政府去了西伯利亚。当时奥尼尔给卡特白宫办公厅主任汉密尔顿·乔丹起了个绰号，叫“汉尼拔·泽金”。（Ｈａｎｎｉｂａｌ？熏汉尼拔美国密苏里州东北部、密苏里河畔的一座城市，位于圣路易斯西北。文中的Ｈａｍｉｌｔｏｎ与Ｈａｎｎｉｂａｌ和Ｊｏｒｄａｎ与Ｊｅｒｋｉｎ音形都相似，但Ｊｅｒｋｉｎ更像一个俄国人的名字。——译者注）这些都是卡特同盟者所亲自经历过的。
卢·坎农对里根任职期间的描述比较具有权威性，他写道：“里根告诉我在１９８０年当选时，他认为在担任总统期间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实现了与议会的成功合作。里根任期的前一百天，与４６７名国会议员，共举行了６９次会议，难怪一些议员说四个月的时间内见到里根的次数要比四年内见到卡特的次数还多。”
里根知道何时该采取什么行动，他招募了继林登·约翰逊以来最强有力的工作人员。吉姆·贝克是重大问题的主要谈判人，马克斯·弗里德斯多夫领导国会的事务发挥了他专业人士的天赋，受到国会山的普遍欢迎，肯·杜伯斯坦继任弗里德斯多夫之职，大获成功，以至后来当上了里根的白宫办公厅主任，与里根一家至今仍关系密切。杜波斯坦思是共和党人，与任赋税委员会负责人的民主党人丹奈·罗斯顿科斯基关系甚密，比克林顿执政期间两党之间的关系更密切。
与国会保持良好关系的主要原因是里根具有凝聚力。自从艾森豪威尔时期以来，只有里根把共和派人士聚集到一起。在众议院，鲍勃·米歇尔领导的只是少数党，共和党在关键问题投票时以９０％甚至还多的比例支持里根。因此，媒体以及民主党派领导人称他们为“里根机器人”，在参议院，鲍勃·多尔和霍华德·贝克的命运也是如此。甚至在民主党中，虽然每张选票的竞争都很激烈，但里根所得到的殊荣即便是在党派偏见盛行的今天也是很显著的。
如何来解释里根在国会中所获得的成功呢？部分原因要归于他是个足智多谋的谈判者。利用在银幕演员协会那段日子学会的方法，他的谈判技巧就是先向对方说“不”，然后对方就会让步。然后再说“不”，对方再让步。到最后再说“行”，对方会兴高采烈。谈判过去一年后，他得到更多的回报。发言人蒂普·奥尼尔认为里根知道如何在第一次与他人谈判时获得６０％的利益，也知道如何在以后再获得剩下的利益。
里根在国会中也很有分量，他能够获得议员们的支持。多年中里根走遍全国，建立了他的支持者队伍。他的顾问如伊丽莎白·多尔、诺夫齐格、罗林斯阿特沃特等人把这些支持者的名字收集到了一个网络里，人们可以时常去登录。有一天中午刚过，众议院民主党领袖通知我们，要把一项有关开支的重要投票提前到第二天进行，这使我们感到措手不及。贝克把我们召集到总部，当时里根正在西部旅游，当天下午，他在机场柏油碎石上对媒体郑重发表声明，要求国会通过该项投票。立刻，这条新闻成了所有网站的头条新闻。支持者们马上使其网络系统活跃起来。到了第二天早晨，众议院的每个重要议员都收到了来自至少１００多个最有影响的选民的委托，要求通过这项投票，比网络速度还要快，于是，该项议案就通过了。
若里根没有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网的话，这是行不通的。初到华盛顿时，里根只认识为数不多的国会成员，他以尊敬与尊重的态度待人，就像他对待媒体一样。里根任职期间没有尼克松任职时的敌对人员名单，或者是“我们对抗他们”的谈话。任州长以来，里根就知道形成流动同盟的重要性，因为今天与你做对的人，明天可能就是你的好朋友，所以妙诀是维系好与他人的关系。
每个人都有他的替身。白天，里根与蒂普·奥尼尔争得不可开交，互不相让，但下午５点以后，两人又成了互相争着讲笑话的好朋友，就像爱尔兰人一样争着比着，看谁的笑话更有趣。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传记中，亚当·克莱默写道，参议员特德·肯尼迪最喜欢的两位总统是里根和克林顿，虽然肯尼迪与里根之间有着严重的分歧，但肯尼迪喜欢里根是因为里根坚守了他的信念，举止庄重，并尊重肯尼迪的家人。
当时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肯·杜伯斯坦回忆说，在里根任职快结束的那段日子，正巧南希在外地旅游，里根很喜欢在白宫搞些小型朋友聚会。于是他在国会的一些好朋友就在那段时间常过去与他共进晚餐，之后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喝东西，边说有趣的故事，用词很随便。当时我不在场，但在我记忆之中里根常讲些有趣的故事，真是长篇大论，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只要有人能坐得住，他就不停地讲，就像个邻家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伙子一样。
几年前我还没有意识到同志情谊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有多么重要，但现在我已深切体会到没有同志情谊，一个领导者简直就不能生存下去。对里根或者其他总统如艾森豪威尔、约翰逊和福特来说，与他人保持友好关系是消除磨擦的润滑剂，是保证政府进取的稳定剂。
满意地回忆过去
１９８１年８月，窗外晨雾弥漫着农场，里根正在签署税制法案，总统回想着自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以来哪位总统任职期初始就硕果累累，只有１９６５年的林顿·约翰逊。由于当时民主党占多数，国会通过了更多的立法法案。里根在国会山重大议案投票比例是７：７，民主党掌权的国会通过了所有经济法案，国防力量增强，这是１９８０年他参加竞选时的情形。里根认为自己已经控制了国家的发展，把它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
里根成功地基础是显而易见的，至少我们这些为他工作的人认为是这样的。这得益于他在政府早期打下了良好基础、成功的当选、富有成效的过渡期、一支有凝聚力的队伍的支持、改变现状的迫切感、危机来临时的果断、工作班底的成熟稳健、与媒体和国会共事的能力。从广播里传出：谁也不能控制所有的人，这个的理念被彻底打碎了，正如亨利·戈达德·利奇在罗斯福刚刚上任时的话，“我们可有了领袖。”
８月份已有潜在的危险存在，但我们没有发现。几周之后经济便开始萎缩，随后陷入了自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低潮，失业率上升到１０％以上，真是切肤之痛。虽然里根制定的经济计划那时还未开始实施，但他成了别人的替罪羊。１９８２年春天，里根的名望骤降。比尔·莫耶斯一直是我的崇拜对象，但在与媒体接触时，我发现已与他成了敌人，因为他在电视上对里根所遭遇的困难表现得很过分，可收视率却很高。白宫内部，一些顾问建议里根要求美联储降低利率。有人透露说南希也是这个建议的支持者之一。
里根再一次表现了他的政治勇气，但这一次，回报微乎其微。当里根到白宫时，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正试图控制飞涨的通货膨胀。沃尔克在卡特任职时就已开始控制通货膨胀了，但货币政策在里根任职的第一年开始显现不良后果，当时正值经济衰退期。
一定是有人建议过里根，让他继续跟着沃尔克的路子走，但里根知道通货膨胀必须控制住，于是他与沃尔克并肩作战。实际上，在吉姆·贝克以及我们几个白宫人员的力劝之下，里根不顾财政部长唐·瑞根的反对，后来再次任命沃尔克为新一届美联储主席。接近中期选举时，里根甚至坚持打出这样的竞选口号“继续走下去”。这个口号很强硬，有几位政治顾问像里·阿特沃特当时认为共和党可能会获得更多席位，但一些人预见到即将发生的结果：在众议院失去了２７位共和党人议席。在接下来的两年任期内要有所作为，机会变得更加渺茫。
里根对此表现得泰然自若，认为如果通货膨胀从此能够被控制住，这点痛苦是值得的，甚至认为即使危及自己的地位也不可惜。结果证明他的行动是正确、明智的。
１９８３年当经济走出低谷时，里根踏上了再次连任的里程。我想是该离开的时候了。我在总统仍处在上升期时离开，比他处于低谷时再离开要好些。在处理经济萧条以及各种不同的困难时，我知道自己也越来越受到许多部门的欢迎，一些原来总认为我太温和的保守派很高兴看到我能走。总统本人在公开演讲中表示热烈欢送并祝我一家人一切顺利。从认识里根的那刻起，再到最后一次在他生病时去看望他并与他交谈，里根一直是和蔼可亲的。
回忆里根初任总统的那段日子给我极大的满足感。里根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他获得连任的可能性。选民也认同这一点，卢·坎农指出，１９８４年大选时，许多选民向民意调查人员表示他们喜欢里根有关政府开支的观点并认为他能使国家经济更加繁荣、军事力量更加强大。“但４０％的选民（几乎相当于说出具体原因选民人数的二倍）表示他们最喜欢的是里根是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有公众认为里根认识到美国价值的存在。“但更主要的在于１９８１年国会通过了里根提出的预算和税制议案。白宫民意调查人理查德·沃思林认为在国会与白宫之间的僵局状态持续了几年之后，大部分美国人把国会批准通过政府提出的议案作为政府运转正常的标志。”每当国会通过里根提出的议案时，选民就会给里根的领导才华打高分。
美国广播公司的民意调查处主管杰弗里·奥尔德曼这样说：“１９８１年里根展示的领导才华足以给他赢得所需要的时间，与公众一起经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济萧条，赢得民众，……他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为度过经济危机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确如此。
罗纳德·里根6 罗斯福般的风范（1）
在处事方式，而非实质上，罗纳德·里根是以富兰克林·罗斯福为楷模的。２１岁那年，他把自己的第一张选票投给了罗斯福而没投给胡佛。１９３６年大选期间，年轻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里根沿着得梅因大街为罗斯福喝彩并投了他的票，在此后的两次大选中，里根都是罗斯福拥戴者。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对于里根领导风格的形成深远影响。
里根是２０年的新政民主党老党员了。在回忆录中，他甚至把自己描述成一个“近乎无望的血友病康复患者”，里根从影生涯结束后，思想方式也开始了转变，投入到普选中去并结识了南希·戴维斯。１９５０年，里根在加利福尼亚州竞选参议员的活动中是迪克·尼克松的反对派；而在１９６０年的总统大选中，他又站在了理查德·尼克松的一边，“不是我遗弃了我的党”，里根总是开玩笑说，“是他们抛弃了我。”实际上，里根不愿过多提及他思想上的变化。
然而里根对罗斯福的崇敬和尊重却始终如一。年轻时他能背诵罗斯福首次就职演说中的篇章，他还极为热心地倾听这位总统的“炉边谈话”。５０年代，里根开始自己练习各种讲演。特迪·怀特回忆说：“里根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