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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总统政治力量的错误判断。杰斐逊说过，“重大提案不能只建立在微弱多数支持的基础之上。”克林顿的基石太弱，导致不能通过本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项立法改革。１９９２年大选中他只有４３％的支持率，加上缺少政治家的提携使他不可能有坚定的追随者。执政初期的失误又进一步削弱了他的领导力量。即便在１９９３年秋，他首次向国民发表讲演推出他的卫生健康改革提议时，也缺少成就巨大事业所需的支配地位。约翰逊与布罗德认为他的“重大失误”是没有认识到权威的限度。
白宫中有一种倾向性的看法，认为克林顿会“出卖”一切。他在讲坛上那令人生畏的权力表现能令他的反对者气得飞上天。艾位·马加津纳甚至认为克林顿会“使复杂的局面与我们联姻”。反对派能从克林顿那里夺取高地，这又一次证明：白宫必须先掌握事物的实质，才能尝试将其“出卖”。
对国会的错误判断。从早期决定把卫生健康改革纳入到１９９３年预算调节之内并力争在委员会听政例会上通过，（有的议员故意阻挠议案通过）克林顿本人认为最大的错误在于他接近国会的方式。参议员罗伯特·伯德为维护参议院的传统，提出停止审议该议案，此举在国会山留下了很坏的印象。
回首过去，众议院领袖们能抓住由民主党组成的多数派，这是很明显的。实业巨头的承诺化为乌有。议会的权威同总统在国家中的权威一样被削弱。我们需要共和党人的投票。我的看法与约翰逊与布罗德相反，我认为如果我们开始时就与共和党温和派合作，就会赢得他们的选票。但由于双方彼此都不信任，我们从未认真地去尝试过那条路。
对各利益集团的错误判断。劳联—产联和美国退休人员联合会给予提案比预想要多得多的支持，而美国健康保险联合会与国家联邦独立商业联合会却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使卫生健康计划走向毁灭的并不是这项计划的本身，而是反对派的实地操作，对此连约翰逊与布罗德都大感惊讶。他们写到，各利益集团“已经变成了各自的秘密政党，他们未经选举，不承担任何责任，还雇佣了可以时常操纵总统及参议员事务的高手，这就是改革家们再三强调的所谓进展。”在与卫生健康业代表谈话后，我才茅塞顿开，如我们早些沟通，他们也许会与我们合作。可我们又一次错失良机。
错把议案通过活动当统治。从一开始，白宫强调的重点就不足以说服持怀疑态度的的国会议员们，也不能通过公众压力战胜他们。共和党人也确实如此。另外一个“战争房间”的诞生给另一党派中对手们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即我们不是在谈判而是在无条件投降。纽特·金格里奇也持同样态度，他把卫生健康计划当作他征服众议院的最好工具，因此，他也决不妥协。但我们应该看到“战争房间”不能带来两党联手，只会破坏这种联合。
在追求完美中忽视了力所能及。我直至最后仍然坚信能够达成妥协。劳埃德·本特森还在参议院时，他开发过一项计划，此举可作为打通两党通道的谈判基础。如果这项计划的内容继续得到人们的关注，它的价值就会进一步提高。在第二任期竞选中，克林顿还会得到选民的进一步改革的授权，那时他仍然很强大，改革计划会在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度获得通过。
回顾过去，卫生健康改革与罗纳德·Ａ·海费茨在他的《领导艺术的难点》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适应性工作”完全一致。海费茨论证了领导者不应在一些公众问题上高屋建瓴去寻求解决途径，而应发动手下人在社会的理解与社会行为的变化中开展工作。如果林登·约翰逊在２０世纪的６０年代中期简单地将民权议案送往国会，他也许不会成功。约翰逊首先把社会热情调动起来，当公众态度成熟且对他有利时，他使立法成功地得以通过。遵照这一路线，我们就会把卫生健康改革做得更好。
比尔·克林顿9 体会坐过山车的滋味（8）
岌岌可危的跷跷板
至今仍有一个疑团：我们在卫生健康改革中为什么犯了这么多错误？未来的白宫工作中如何避免此类错误？这两个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总统、第一夫人、艾拉、其他人，当然也包括我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了政府工作之中。我多么希望我能做得更出色，将卫生健康提议推到前台，虽然我影响甚微，但我也应尽全力。
从总体上看，白宫缺乏经验是失败的最致命原因。理查德·诺伊施塔特以辛辣的口吻严正地指出，当总统们采取大的举措时，此时总统强而有力，但他的团队缺乏经验，就容易犯错误。即便是像克林顿这样有天资的总统也不要指望左右国会，强行通过如他的卫生健康计划一样重大又颇具争议的提议。除了缺乏经验以外，还有标榜自我一贯正确的盲目的理想主义。这是白宫的通病，这一痼疾同样折磨着共和党与民主党。在克林顿的派系中，普遍认为共和党人不顾大众，以至于人们倒向民主党所施的骗术。人们显然发现我们是正确的，他们是错误的。诺伊施塔特提醒我们，傲慢比无知更危险。
在此我必须表达我的一个观点，这是此案例中导致我们犯错的根本原因所在，我将它写出并不是心存恶意。克林顿总统在这场斗争中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智慧上都不是全身心地投入，他全然不像是在预算问题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斗争中的那个他。诚然他推动卫生健康改革已经尽力，并为它获得通过而战斗，但在计划筹谋、说明解释、最终结果等重大方面都没有表明自己独立的判断力。他虽然参与了全过程，但始终没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也从没有运用行政资源争取提案的成功。
事情还得回到他与夫人的伙伴关系的实质上，同时也要考虑他的过去如何影响到他们的伙伴关系。请她领导卫生健康计划的改革本来是个好主意，她聪颖，善言辞。但让她担当该计划策划的重任并使之在国会中通过，她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历史上任何一位第一夫人都难当此任，克林顿夫人也不例外。
策划这一项目的职责本应委命给负责卫生健康内阁领导官员唐娜·沙拉拉，就像预算项目的策划职责应由预算部主席承担一样。沙拉拉夫人曾成功连任两届大学校长，是一位精明的政策制定者。只要总统根据目标提出指令，她可以收集部门专家的意见，并与国会、内阁、学术界及院外团体一起开展工作，召开新闻发布会，使白宫拧成一团。总统、第一夫人、艾拉可在旁督导。这样就可以制定出与总统预期目标尽可能接近的计划。总统可退出第一线，他的工作重心应放在负责它的通过上。第一夫人也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就是体制运行的方式，它曾在社会政治中带来过突破性的变化。
总统无意中给第一夫人委派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她在全国公众论坛上“收集事实资料”时，发言人会投其所好。在她发表个人意见时，又很少有人反驳。在国会中，多数参议员及众议员们都较为顺从，不愿如实相告。她宛如一个有许多奉迎者的大财主，永远摸不准谁在说真话。
就处事经验而言，克林顿夫人的能力从来没在华盛顿立法斗争中得到过证实，她也缺乏政治的敏感性。在她的处女航行中就负责几十年来最重大的社会改革，要提出详细的多达数千页的议案，并使其在矛盾重重的国会中通过，这些简直是她始料不及的。
有关评论说，“是她要求担当此任的。”也许真的如此，但是我们要求总统选择对国家的利益最优秀的人。我们先来回顾诺曼底登陆，这是军事史上最复杂的任务。富兰克林·罗斯福知道乔治·马歇尔想率军登陆，马歇尔是他最值得信任的挚友，但罗斯福并没有派他出战，而是让他留在华盛顿，因为国家更需要他，他派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取代马歇尔统领全军。
总统任命第一夫人，因为他相信她的才华，这毋庸置疑。他这样做，也出于想推动妇女作为国家的领导人的进程，当然也受到欢迎。他欲与妻子共同承担这一切，这是无私的。但有没有人怀疑他想给她以抚慰？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过去，我怀疑他是否会把总统权限如此完整地托付给她。
我下面讲的是那年１２月发生的一件事，也许我的判断有误，但我认为该事件对卫生健康改革计划是致命的一击。《美国观察家》与《洛杉机时报》刊登了这样的故事：克林顿动用阿肯色州警察为其拉皮条。《旁观者》报道，一个叫“葆拉”的女人被带到州长面前，在旅馆的一个房间里，他脱光衣服，让她与他口交。这类故事如此淫秽，我不会相信，于是加入到粉碎这些谣言的行列。当时没有人预料到《旁观者》的报道竟然成了葆拉·科尔宾·琼斯向克林顿提起诉讼的导火线。
在随后几天里，这些故事很明显已使夫人蒙受奇耻大辱，她的丈夫则深藏于家中，仿佛像一条活蹦乱跳的金色猎犬被唤回家后，好几天都垂头丧气地趴在地毯上，蜷缩成一团，但恶相却丝毫不减，但在后来几周中，我感到他绝不想也不能在任何事上向她挑战，也许我的这种看法不对。新年来临时，我们与总统一起步入卫生健康改革斗争的最重要的几个月，他在卫生健康改革负责人面前蹑手蹑脚。从那以后，我记不得他在她面前公开地谈论过卫生健康改革的问题。
那年１月，克林顿夫人的小组成员希望总统在国情咨文中陈述卫生健康改革计划，总统应举起自来水笔，呼吁否决任何有损于公众利益的提案，他们正等待着“那一时刻”能反复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我以为这支笔、这种威胁只会激怒共和党人，很可能会葬送两党最终达成协议。当民主党领导人在国情咨文发表前到达内阁室时，她说出了她的想法，总统却不表态。我最后一次试图阻止。当大家纷纷离开时，我征求发言人汤姆·弗利的意见。他说他宁愿这项计划不被通过。我敦促他向第一夫人说出自己的想法，他去了，我问他第一夫人是否会重新考虑。她的回答是，不，我们要走下去。
这事就这样结束了。当总统演说时，他在共和党人面前挥舞他手中的笔，宛如公牛们冲过来时一个手拿红披巾的斗牛士。公牛们向前冲来。后来我意识到克夫人给了汤姆·弗利一个答复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提醒总统对这一决策加以重视。
我听说总统与第一夫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严重危机，我不明白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不过并不是两位领导人之间决策方面的矛盾。他们的伙伴关系在平衡时个人关系进展顺利，但也可能失衡。事实上，他们两者的关系就像一个跷跷板，他下，她就上。反之亦然：她下，他就上。无论哪一种情况，在上的人都不能束缚住另一个，这样，这种互补性处于不平衡状态。她的一切理想都需要他的政治天才才能走向胜利，他释放的一切能量需要她的智慧去控制。
在卫生健康改革的斗争中，她总是高居跷跷板之上。她全权负责，他让她大胆地往前走。很明显，他不可能再对她指手画脚，也无法以对二者都更有利的方式维护自己的看法。当这项事业失败时，我不禁要问：如果他过去的阴影不再与妻子关系中作梗，他是否有能力使关系到两党的改革计划获得通过呢？
乘风而去
１９９４年暮春，我想是我默默离开白宫的时候了。
当我刚来到白宫时，总统及其团队的较早成员都热情地欢迎我的加入，他们是副总统、麦克、鲍勃·鲁宾、比尔·高尔斯顿、华伦·克里斯托弗、艾尔·弗罗姆。一些年轻人像马克·季恩与布鲁斯·里德也同样表示欢迎。我与乔尔·克莱恩和维奇·拉德成了朋友。但大多数年轻成员对我突然加盟他们之中感到不快，我无意指责他们。其实他们已尽全力要选一位民主党人，而当一个共和党人从后门溜进来时，他们怎么能不生气？为什么不选择一位民主党人？为什么把他们心中英雄乔治·斯蒂芬波洛斯整得日益潦倒的人请进来呢？问得好！
我已发誓，我要努力做一名真正的团队战士。我已对麦克说过，“我并不想取代左翼办公室里的任何人。我只需一部电话，一张桌子。”他们安排我到地下室的那间旧理发店办公，我接受了。房间没有窗户、空间很小，以至于我和我的副手朱迪·格林斯通只有在大厅里的一个长沙发上蜷着身子才能打电话。对于这种荒唐事，真是令人忍俊不禁。
如何与记者打交道也是一个难题。我认识许多资深记者，也喜欢与他们交谈。总统也想让我与他们保持联系。在里根执政期间，因我与新闻界有密切联系，有人很容易找到我的疏漏之处来指责我。（其中一些，我负有责任，但不至于达到他们所想的程度。）我决定不再从事那种张扬的工作，而是努力去保护我的思想资源。我记得其间我只出现过两次疏漏，一件是由于粗心所致，另外一件是别人杜撰出一个故事，至今我也记不得了。新闻界也给我带来了麻烦：克林顿取得的成就，却偏偏对我大加赞扬。结果是后来我又受到不该有的攻击，真是世事艰难。对我的正面宣传似乎也在让我的新同事化友为敌。
最艰难的是我要在新环境中尽力调解我的政见与管理方法。我先后服务于三位共和党人总统，获得了荣誉勋章。我深信克林顿所采纳的如个人职责制、个人进取及健康的经济方面与里根主义有某些联系。民主党领导会议，这个克林顿选择进入白宫的精英们的讲台，当然想把里根时的一些观点融入到民主党的组织中。克林顿在欢迎我时曾对我说，他想成为一位领导两党的总统。但他指定的进入白宫的许多人都对共和党人心怀憎恶，尤其是对里根。
我在开会时脑海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想法，加入克林顿团队真是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在总统预算案胜利的那个深夜，年轻的工作人员们开始呼喊反里根口号。回到家里，我感到有牵累之嫌，精神压力很大。我注意到劳埃德·本特森也回了家。那晚如果没有本特森、鲁宾、麦克拉蒂与克里斯托弗的陪伴，我相信我会受不了的。我现在才体味到肝脏移植是什么滋味。
起初的几个月觉得还算满意，因为我的想法似乎派上用场，总统本人也身体力行。他注意倾听我的意见，对我十分尊敬，我们相处得很融洽。我对于他的好感乃至对他的神秘感都与日俱增。
但当他连任后，我的地位变得暗谈了。我越来越多地听到党员们彼此说：“现在我们已爬出战壕，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了，为什么还需要那个家伙？把他赶出去。”不久后，我就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我的一些来源于白宫的下流活。团队中有些高级官员倾向于我这一边，但暗箭难防。我几乎崩溃，非常愤怒，但也许太木然了，高傲到忘记去求总统帮助。我曾设想他会阻止流言蜚语？熏为我辩解。但他没有！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是否在内部会发挥作用。在“白水事件”和卫生健康改革进入尾声时，我与第一夫人时有争论。虽然我们彼此表面上相互尊重，但心里却各怀成见。我猜想我走了她会很高兴。众议院自由党一派获得了更大的权力，政策正在向那个方向倾斜？熏我也被排斥在各种会议大门之外。我很难去劝说总统，因为他正处于跷跷板的下方，似乎自我沉迷难以解脱。
在白宫待得太久就不受欢迎了，所以我决定初夏时节离开白宫，我来这儿正好一年。最好在下一个非大选年到来前离开。但总统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能再多待６个月，在国务院与他和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一起工作。他说那儿需要更多的帮助，如果我能同意，他将不胜感激。我接受了总统的安排，因为我对与我一起工作的克里斯托弗、朱迪·格林斯通与戴安娜·皮尔斯十分尊重。
结果证明接受这一邀请真是一大幸事，克里斯托弗及其团队是我在公众生活中见到最和善的一个群体。人们说克里斯托弗在电视屏幕总也展示不出熠熠生辉的神采，但他有远比这更重要的东西：品格的高尚和为人的正直。他与汤姆·多尼朗及那里的其他同事一起为我提供了温暖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