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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永远不要忘记，珍爱未来。”正如一位传记作家大卫·马里尼斯指出的那样，克林顿的讲演几乎没有不引用奎格利在课堂上所说的话的。他总是相信，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如同他一样努力工作，未来就一定比现在更美好。
下面讲的也许算是他声望的一部分。如果艾尔·戈尔在今年秋天能入主白宫的话，克林顿可以在法律上声称他已改变了美国的政治面貌。我是在举例说明。在他之前，共和党人在最近的六次竞选中有五次胜出，如果今年１１月戈尔获胜，那民主党就有三人当选总统了。那将很引人注目，因为正如斯蒂芬·斯科让奈克所讲，政治运动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了动力，运动要结束时的总统结局注定是失败。克林顿就处在这场由富兰克林·罗斯福发起的运动的末端，他可能想走卡特的老路，但是他使民主党得到了复兴，使其更有竞争力和群众基础。在１９８０年，民主党还被普遍看作少数专门利益的人的群体，而今天，尽管还代表着少数人，民主党已经更多地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
克林顿有理由希望他能改变国际政治的面貌。１９７９年撒切尔和１９８０年里根的当选引发了欧洲和北美保守党的崛起。通过拥护“第三条道路”，美国的克林顿和英国的首相托尼·布莱尔已经改变了重心。第三条道路政治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风行欧洲，以致在９０年代末，除西班牙外的西欧主要国家都出现了左翼政党的复兴。因此克林顿和布莱尔都功不可没。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历史学家也许会问，克林顿是否会被认为比现在更有远见卓识？他引入了一种新的领导模式，甚至引起了传统主义者的注意。他并不是像里根一样有明确的目标和原则，而是似乎注重每个人的思想，从中筛选、吸收，然后制定不断变化的、不断完善的计划。在他的世界里，没有最终的真理和不变的核心思想。那些更保守的人，我就是其中之一，则更喜欢亨利·亚当斯的总统观：掌准航舵，选准航线、寻求港湾。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今还有另外一种开始广泛流行的观点，至少在学术界是这样。后现代主义认为社会真理是文化的产物，是由精英们“社会性地构建的”，这些精英将其进行改造以适合自己利益的需要，肯尼思·Ｊ·格根就持这样的观点。例如，女性几个世纪以来被认为易于表现为神经质并具有天生的从属性。我们现在知道这种看法是为了男性社会杜撰的，以使他们维持其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同样，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当中，百家争鸣，信奉着各自的真理。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克林顿的优点是愿意听取意见并制定比他专注于一种理念时更加开明的政策。实际上，克林顿是我们的第一位后现代的总统，他应该受到这样的表扬。这只是一种观点，我们在今后可能会看到许多有关于此的更加激烈的争论。
事实是，克林顿的政策对于那些意见常常会被淹没的人，像妇女、黑人、同性恋等颇为有利，他们的步伐曾经是畏缩不前，但现在他们面临着更加光明的未来。对此，克林顿也应当受到赞誉。
实际上，克林顿的最大贡献或许不是他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所取得的成就，而是他使国家更好地为接下来的几十年做好了准备。那座“通往２１世纪的桥”会相当牢固。今天，雄厚的经济基础，不断改善的社会条件，世界的相对和平，在这些条件下，国家正面临进行新的科技革命。１０年以前谁会想到国家会发展得如此繁荣？尽管比尔·克林顿将永不能逃避人们对于自己过去的责骂，但或许某一天他将会因为改造我们的未来而得到丰厚的奖赏。
领导者的七条训诫领导者的七条训诫（1）
新总统上任后不久，总会有人私下对他说：“你知道吗？拉什莫尔山上还能容纳一个面孔，至少是个小侧面像。”事实上，已经没有地方了，６０英尺的石面已经占满。可是每位总统都竭尽全力想在那里赢得一个位置，一个能与流芳百世的四位总统一样的位置。
历史学家们认为，近年来尚未出现一个可与那四位总统相媲美的。小阿瑟·施莱辛格子承父业，１９９６年１２月调查了三十二位历史学家，请他们对总统们做出评判。华盛顿、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荣居榜首，杰斐逊、杰克逊、波尔克、特迪·罗斯福、威尔逊和杜鲁门被评为“接近伟大的总统”。令人吃惊的是，总统们的威信从杜鲁门之后开始下降，他后面的三位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得分勉强过半，“在平均分数线以上”。其后任职的六位均未获得一半的得分，福特、卡特、里根、布什、克林顿得分“在平均分数线以下”。尼克松得分最低，以“失败者”位居榜尾。
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近年来的总统身上寻找领导艺术的经验和教训呢？首先，上述评判不一定符合事实，至少这种观点不会长久，正如施莱辛格所写：总统的工作总是毁誉参半的。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在御任后声誉日渐高涨。几乎可以断定里根也将是如此，尤其是如果有更多的保守党人士书写历史的话，更是毫无疑问。而且已经出现对福特与布什的怀恋迹象，或许克林顿的历史地位也会上升。
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面对现实：任何人现在治理国家比２０世纪前半叶要难得多。对总统的期望值在惊人地上升，而他行使职能的能力却在下降。今日的白宫必须关注世界上六七个发生战乱的地方、引导国际经济运行、负责整治学校暴力事件、监控对人类染色体的研究。有些事情难免出错，一旦有纰漏，媒体就穷追不舍，进行长篇累牍的报道，国会的那帮家伙们会把内阁部长们召集到国会山。马基亚威利写道：“我们必须意识到，没有什么比搞计划再难的了，成功系数小，管理一项政府新指令的实施比建立它更艰难。”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院外集团的说客们可以花费上百万美元组织群众运动来阻挠总统行使权力。１９８６年以来，国会一直没能通过备受关注的两党联合税法改革。毫无疑问，能去拉什莫尔山的人寥寥无几。
因此我们更需要研究近年来的总统经历，看哪些东西在起作用、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失败、他们的后来人从中可以学到什么。了解过去是掌握未来的基础。今后２０年左右的时间对于塑造２１世纪至关重要。民主资本主义之风席卷世界，科学技术提供崭新前景，可以说，我们正站在一个黄金时代的起点上。领导者素质的高低，从总统算起，是根本的因素。我们需要做领袖的人和白宫的领导人懂得如何调动全国的力量，并以他们的智慧实施目标。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供总统学习，但是在过去经验中累积了大量的教训可供他们借鉴。
在此，我不想因为我为这四位总统工作过而装模做样地给他们下定论。他们的私人文件在几年之内还不会公开，即使公之于众，那些文字材料也未必能展示他们的全貌。一次，肯尼迪总统应邀参加由历史学家组成的一个小组对过去的总统进行评估，他勃然大怒，说道：“活见鬼，他们知道什么？他们从来都没坐在这里去阅读那些电报，整天地去听人们诉说他们的疾苦。”他的话有道理，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他人的理解靠的只是从其表面进行判断。
我感到即使不知道细节，也能从近年来的总统身上对于领导艺术粗略地加以总结。本书已经做出了相关评论，这里不再重复，但将他们压缩成几项要点，还是会有帮助的。
依我之见，有七把钥匙可以开启白宫的行之有效的领导力量之门，无论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是自由的政府还是保守的政府，它们都适用。它们实际上也适用于大多数其他组织的领导者，如ＣＥＯ、大学校长、将军和非赢利组织的领袖。
１．领导能力始于内在品质
在过去３０年中，理查德·尼克松和比尔·克林顿是两位最具天赋的总统，他们都极为聪明，博览群书，颇具政治头脑，又都醉心于权力。尼克松可谓继艾森豪威尔甚至是伍德罗·威尔逊之后最优秀的战略家；克林顿则是继林登·约翰逊甚至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后最优秀的策略家。然而他们又都自己导演了自己的悲剧。尼克松性格中的阴暗面占了上风，克林顿则无法克服他性格中的毛病。他们活生生地说明：领导人在操纵世界之前，必须能做到自我操纵。正如赫拉克利特言简意赅指出：“性格决定命运。”
总统的内在心灵世界体现在他领导艺术的各个方面，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深远得多。他生活中的激情构筑了他工作使命的基础。尼克松对于“持久和平框架”的追求源于他要成为政治家的梦想；林登·约翰逊年轻时代拼搏奋斗，是因为他梦想要实现他的“伟大的社会”。我们知道领导者的性格对他做出决策起举足轻重的作用，既关系到他怎样做出决定又关系到他决定了什么。福特豁免了尼克松是因为他动了恻隐之心；里根向我们证明其个性决定了他的演讲风范，也表现出他同国会与媒体打交道时他的能力。在尼克松与克林顿身上，我们看到总统的性格决定了白宫的性质，总统身边的人都深谙他向他们发出的暗示的内涵。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总统的性格决定了他全部的公众生活方式。
约翰·Ｗ·加德纳在其短篇杰作《论领导艺术》中，列举了十四条个人品性，它们在领导者的公众生活和个人生活中都很重要。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也从这一领域的学者那里总结经验，这些学者包括拉尔夫·斯托吉尔、伯纳德·巴斯、埃德温·霍兰德。加德纳列举出的这些品质是每一位总统都应该具备的，即充沛的精力、用智慧去指导行动的能力、勇于承担责任、胜任职务、对其追随者及他们的需求充分理解、善于与人相处、有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要求、有调动他人积极性的能力、既有胆量又稳健、具备赢得信任的能力、处事分得出轻重缓急、自信、果断和适应性强。
在所有这些品质之中，正直对于总统是最重要的。一年前美国前参议员艾伦·辛普森在哈佛大学介绍杰拉德·福特时说：“如果你正直，这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你不正直，什么也都无关紧要。”
人们有理由谈论公众领导人的私生活必须具备何种美德。有人认为如果政客犯了生活错误，例如说通奸，他就没有资格身居要职：“如果他妻子都不信任他，我们也不能。”但历史证明这条标准定得至少比我们需要的或期望的要高。想想富兰克林·罗斯福吧，他去世后２０年，美国人才第一次得知他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他已经是五个孩子的父亲时与露西·默塞尔陷入热恋，这几乎毁了他的婚姻。他斩断情丝，结束了这种关系。但在他临终时，守在他身边的人是露西，而不是艾琳娜。多丽斯·基恩斯·古德温指出：艾琳娜忍受这场婚外情长达４０多年之久！尽管如此，罗斯福仍然是２０世纪最伟大的总统。
人间的感情，如何能让人分个清楚、说个明白？没有简单容易的答案。在感觉论的新时代到来之前，我看新闻记者们经常采用的标准算是最好的：当政治家的私生活已经影响到他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时，我们也要区分对待。如果他狂喝滥饮，放荡无度，吸食毒品，举债累累，那他就出格了。但我们应该对人性的许多弱点表现出宽容和理解，克林顿的出格不是因为他与别的女人有性关系，而是因为他是在总统办公室里与白宫实习生发生了关系，之后又矢口否认。
尽管对于个人生活的标准有争议的空间，但公众行为的准则却是同一的。总统治理国家，必须取得公众以及本系统内部民众的普遍信任。信任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要努力去赢得。总统值得信赖、对其行为负责并要求他的部下也达到了同样的道德标准，这十分重要。政府就一些敏感问题有权保持沉默，除非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否则没有必要撒谎，也无权通过编造故事误导民众，那些制造谣言的人是对民主的严重践踏。
国家最高统帅除了有正直的人品，政治学家埃弗雷茨·卡尔·莱德认为他的“总统智慧”也极为重要。“总统智慧”是知识、判断力、性情、对于未来信念的合一体，是英明决策和负载着责任的领导力量的源泉。对于世界与历史都一无所知的总统，当政是危险的。如果头脑是惟一的准绳，那么尼克松、卡特、克林顿应该算是近年来最伟大的总统了。比如里根，他有很强的综合能力又有高情商，二者的结合使他成了有远见的预言家。
勇气是总统领导艺术中的又一重要因素。今日政坛，除非有为美好事业豁出一切的勇气，否则不会成功。若没有这份胆量，尼克松永远都不可能打开通向中国的大门；里根也不会在子弹下死里逃生、加快冷战结束的进程；克林顿更不会在不利的情况下保障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顺利通过。勇气必须伴以谨慎，克林顿的卫生健康计划就缺少了一点慎重。领导艺术中的必要条件是内在胆识。
领导者的七条训诫领导者的七条训诫（2）
２．高尚又有感召力的核心目标
总统必须具备坚强的性格，同时他还必须有明确的目标。他必须告诉民众走向何方，才能把他们团结在他身后。林肯的目标是拯救联邦，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目标是结束大萧条并赢得战争的胜利。人们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出他们的总统正在举步何方。近年的总统中，只有里根目标明确，即降低税收、削减开支、压缩规章制度、减少赤字、增加国防预算。在竞选中他大力宣传他的目标，因此他不仅获得了授权而且为实现这些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预算赤字是个例外）。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福特、卡特、布什、克林顿也都有过美好的希望，但他们在任期之内从未清晰地说出过一个既有核心性又有强烈的感召力的目标，结果是悔之晚矣。
总统的核心目标必须植根于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之中。美国人的价值观在《独立宣言》早已明确阐明，正如Ｇ·Ｋ·切斯特顿所说的那句明言：“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一个建立在信念之上的国家，这个信念在《独立宣言》中已从法理和逻辑上公之于世。”我们所有伟大的总统都到宣言里去寻求灵感和力量。林肯说过他的每一条政治信念都起源于它。我们并不是意欲说出我们自己是谁，而是要说出我们想要缔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而且知道道路漫漫、路途遥远。这是我们的共识。总统就职后不用像ＣＥＯ那样重新规划蓝图的原因也就在这里。他应该给我们固有的信念中注入新的活力，适应于时代的脉搏，引领着国家走向更大的辉煌。马丁·路德·金大声地说“我有一个梦想”，他的话语强劲有力，因为他正站在林肯纪念堂前向我们疾呼，呼唤我们去实践《独立宣言》中的誓言。
总统一旦偏离了国家的核心目标，就要遭遇危险。克林顿卫生健康计划的落败，很大程度上在于违背人愿。富兰克林·罗斯福知道他的社会保障计划和传统相违，经过精心设计，执行时政府并未动用国家收入，因为他使民众相信他们是把钱“省下来”而为了自己的将来。制定出与核心价值观相统一的计划才是它被接受的关键。
３．说服他人的能力
在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总统能否激发民众的积极性并不重要。从杰斐逊到威尔逊，国情咨文只是一份写给国会的书面报告。即便是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时期，与其说它是一篇美妙动听的演说，不如说它是各种利益集团的老练的掮客。电视改变这一切。肯尼迪和里根成了２０世纪公众心目中最令人难忘的演说家，他们是运用传媒的大师，他们都有通过电视去说服大量听众的能力。里根更是把电视作为达到立法目标的有力武器。
当今的麻烦是总统说得过多，而使听众们失去了兴趣。乔治·布什每年公开发表演说的次数比里根多，而克林顿发表公开演说比他们二者的总和还要多，仅１９９７年就发表公开演讲５４５次。他擅于用简单术语与听众交流，解释公众提出的复杂的政策问题，在任何论坛上，他都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但是讲得过多，就失去应有的效力。
４．与系统合作的技巧
现在政治顾问们的误区是认为能说服广大民众是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电视已成为领导力量中不可缺少的工具。里根的成功显示总统与他的班底与民主政体的其他部门精诚合作也至关重要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