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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质疑尼克松是否是他外交政策的真正决策人，尤其是听过他在录音里的一些污浊言辞，他们认为尼克松一定非常愚蠢。人们的怀疑不无道理。也许基辛格才是出谋划策的人，他们这样说。尼克松就是真正的战略家，我对此从不怀疑。虽然我从未列席尼克松与基辛格的秘密会谈，但是我多次听过尼克松私人讲话，看到他撰写的信笺，并在他执政期间和之后与他多次的交谈。在公众界，我从未发现过任何人可以像尼克松那样，展示出对于国际局势如此地了如指掌，对于他国的历史、名人、政治力量那么细致地了解。
然而，同样清晰的是基辛格对于尼克松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人物，他为尼克松提供所需要的智力资源，吸收或消除他的不切实际的计划，监督各项政策的实施。总体来说，他使总统始终走在坚定的路线上。众所周知，基辛格癖性犟强，直言不讳，曾经几次威胁欲辞职。然而，他们二人是一对优秀的搭档。历史学家争论，在外交决策上，谁是最出色的组合？杜鲁门与马歇尔和艾奇逊？罗斯福与霍普金斯？威尔逊与豪斯？许多人更欣赏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里根与舒尔茨，布什与贝克组合。纵观现代历史，尼克松与基辛格更为成功。
理查德·尼克松２瑕不掩玉（7）
越南仍是尼克松外交政策上的重要的、悲剧性的问题。在他执政之时，大约５３万美国军人参加了越战，可在这隧道的另一端，还看不到光明。美国累计伤亡人数多达２０万，其中４万多人死亡、１６万人受伤。约翰逊执政的最后一年是流血最多的一年，１万４千６百名美国人失去了生命。在美国国内，年轻人愤怒地游行示威，国会反战情绪越来越高。在就职演说中，尼克松曾许诺他会结束这场战争，并暗示他有一项秘密的计划，可这计划实际并不存在。摆在他面前的不过是几种选择而已，在这些选择的后面，无一预示着美国的胜利。１９７３年，也就是尼克松执政的第四年，终于签署了和平协议，美国军队得以重返家园。
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正确，还是批评家正确？一方面，尼克松与基辛格声称，如果给予他们足够的帮助，他们会尽最大可能做得最好，而另一方面，批评家们称他们很失败，指责他们没有必要牺牲那么多美国人的生命。历史的记载同战争本身一样是一个泥潭，在这里很容易记载着对过去所发生的事自相矛盾的记录、误解和错误。美国政府内部在搞阴谋，与越南北方的谈判桌上同样有阴谋。传记撰写人一直努力试图记录下这段历史，花费几年的功夫撰写轶事。在越南战争时开始的敌对状态和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克林顿政府时代，如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同托尼·莱克唇枪舌剑论战那样。
威廉·邦迪、梅尔文·斯莫尔、塔德·肖尔茨以及其他一些作家断言，尼克松拖延了四年谈判时间，导致不必要地延长了那场战争。“最好马上撤军”，一道同“艾肯决定”如出一辙的命令，使美国宣布战争得胜，美军返回故乡。当然，这事回顾起来容易，当我们看到美国军队离开时，南越人已没有能力重新组合到一起，而美国也不再愿意助他们一臂之力。
然而，看到尼克松所留下的，情形似乎截然不同。１９６９年尼克松上台之时，他确信美国此时悬崖勒马不仅会使东南亚各国如多米诺骨牌一样连锁倾倒，而且美国持续稳定的状态也会受到严重破坏。可出乎预料的是，多米诺骨牌并没有像所预料的那样倒塌，如果美国真的“动了骨牌而后逃之夭夭”，尼克松这样称，那么与其他大国相比，美国的力量将会大大减弱。尼克松不会是由于实力的原因与苏联人或中国人谈判。这个交易值吗？为什么不赌一次？看看他能否在南越达成合理的协议，这样一来，既可以有机会与苏联缓和紧张关系，又能与中国广开外交之门，这就是尼克松的推论。很明显，他在越南的赌注输了，但其余的赌注却给他带来丰厚的回报。为了保持谈判的能力，尼克松在与超级大国的外交方面取得了突破，从那以来，美国远离了主要的战争。中庸地说，尼克松没有命令马上撤军是正确的决策。
比较而言，还有一种批评家指出尼克松执导的战争有其功绩所在。梅尔文·斯莫尔这样写道：“尼克松与基辛格策划、实施东南亚外交政策所使用的辗转迂回的欺诈手段，正是他们忽视了在一个实施民主政治的国家实施这一切的写照。”塔德·肖尔茨写道：“尼克松的外交政策，代表着他对荣誉的最高宣言，为他的毁灭播下了种子。尼克松执着于阴谋，倾向于依赖欺诈的手段，使各级政府不能参与决策的制定，并且极为害怕新闻‘泄漏’，白宫被一种不健康的阴谋气氛所笼罩。”
事实上，在处理越南问题上，尼克松并非直截了当，他辜负了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寄予他的信任。约翰逊政府已经在越南问题上说了许多谎言，但是这并不代表尼克松政府可以继续这种欺骗，分别发生在１９６９年和１９７０年柬埔寨的密谋爆炸事件本应该通报给国会和人民，对于柬埔寨人民而言，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而是最终导致红色高棉的杀人动机，曾经是那么美丽的一个国家而今已遭破坏。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尼克松向全国就越南事宜进行讲演，他应当这样做，可是他从未让大众或国会完全了解美国在印度尼西亚面对着怎样的局势以及他要取得什么样的目标。自从尼克松入主白宫那一天起，如他在竞选中表示的那样，就从未停止过战争的计划。他对一些应当知晓事实的人员保密，包括他自己的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重要成员。付出的代价不仅是生命，失去的是更为宝贵的东西。两届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谎言和欺骗，再加上水门事件的阴影已大大削弱了百姓对政府的信任，从那时起，总统也陷入窘境。
我们可以直接把越南与水门事件联系到一起，尼克松保密的行为以及限制信息外流的做法起初是窃听记者和政府官员们的电话，而后又形成了“防止泄密工作小组”，尼克松有理由对于国家安全信息的泄漏而愤怒，可是他却建立起自己的内部监督机制，允许他们擅自进入精神病学家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办公室。最终，他为自己签写了政治死刑执行令。接近１９７２年总统选举之时，霍华德·亨特因非法入室罪重新认定为政治犯罪，当他与水门入室案犯被捕之时，就是该行刑的时候了。他需要掩饰水门事件，让“管子工”用盖子盖住，同时使用了一系列不正当的手段。关于这个又长又让人觉得悲哀的故事的细节，我们暂时留到以后再讲。水门事件的祸根在越南，尼克松要对此承担责任。
越南事件改变了人们依旧认为尼克松不失为天才的战略家的评价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他所倡导的“和平的构建”，即与苏联缓和关系、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功。尼克松的确有预示未来发展趋势的能力。他也的确让历史朝有助于美国长远利益的方面发展。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曾经为他工作过的以及仍把他当作一位在国际事务强有力的领导者的人来说，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越南问题上，他阴暗的面孔变得扭曲了，那同样也是他遗产的一部分。
１９９０年，在尼克松图书捐赠仪式上，尼克松把我拉到了一边，说他想让我看看他的一些展品。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直接把我们引向那几间展示他关于国家发展计划的展室。“从长远来看，”尼克松说，“我相信这些东西将同我们在外交事务上所做出的成绩一样流芳百世。”但事实并非如此，至少现在不是这样。
但不容置疑，他在美国国内舞台上如同他在外交策略上一样具有先见之明。借用两位前白宫法律顾问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和阿瑟·伯恩斯，以及白宫顾问乔治·舒尔茨的观点，尼克松极具前瞻性地提出了国家的发展部署，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并融合了左派的情感主义与右派的现实主义的观点。
尼克松是１２０年来第一位执政时期国会两院均掌握在反对党手里的美国总统，并不奇怪，尼克松的一些颇有远见的有关国家发展的建议被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所驳回，因为他们不期望尼克松抢了他们的风头。但是尼克松的“家庭援助计划”第一次试图将社会保障转变为“工作保障”，后来获得了两党的赞同而被写进了法律。在“家庭援助计划”当中，有这样一个较激进的想法，即为所有愿意工作的美国人设立最低收入标准。如果“家庭援助计划”得以实施，预计６０％以上的贫民的生活水平将越过贫困线。里根政府实行的收入所得税信托制，便是该计划的变体。
尼克松的其他一些激进的想法也未能实施，例如，他想彻底检查医疗保健系统，要求雇主们为其雇员加入保险，并通过地区性保险基金为其他人员投保。１９９４年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卫生健康计划中出现了同这两个提议形似的观点。这些观念不仅走在时间的前面，也使尼克松与自己的党派产生了矛盾。首席经济顾问赫伯特·斯坦在谈到尼克松为何不愿接受保守的传统经济政策时说：“他总是看重长远的利益。……他认为出色的总统应是一个积极参与者。”
在处理国内其他事务方面，尼克松获得了具体的成功。他是第一个认真处理环境问题的总统，成立环境保护事务局，让比尔·拉克尔肖斯负责。尽管在一些工业学家看来，环境保护事务局仍然极富争议性，但是它设立后，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从１９７０年以来，铅的排放量下降了９８％；解决了７千３百万人口的污水排放问题；最近几年来，氯氟碳化物的排放量下降了６０％。现在，空气更新鲜了，水源也更清澈了。尼克松在社会保障方面也进行了重要改革，提高了生活费用救济金的年度标准，使这笔收入不由官员们控制。他也使国家给地区政府以更多的自主权，还实施了自愿服兵役制度，并开展科研活动以攻克癌症，他给美国土著民族在拥有土地和资源上以更大的自主权。
但是，他在国内所获得的突出的成绩却鲜为人知，他消除了南方学校内部的种族隔离。批评家强烈谴责他用政治手段左右华莱士的选民，他所谓的南方战略帮他在１９７２年的竞选中以压倒性多数票胜出。但是，放弃民主党司法部对南方所采取的敌对立场，利用不易被觉察的幕后压力，会更有利于尼克松消除学校内部的种族隔离，批评家们恰恰忽视了这一步。１９６８年，６８％的南方美籍非洲儿童就读于黑人学校，到１９７４年，这个数字是８％。南方自由主义者汤姆·威克颇具怜悯之心地在尼克松传记中——《我们的一员》写道：“他完成了他的工作，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他消解了种族学校，这是没有人能做到的事情。”
前些时候，大家想为尼克松取一个绰号，特工人员决定称他为“探照灯”，这个雅号对他再合适不过了。喜欢暗处操纵一切的尼克松具有运筹帷幄的天赋和能力，他朝地平线抛出一柱光亮，在漆黑的暗处探索，就能发现危险和机遇的所在，而后重新部署国家的发展方向，这种高瞻远瞩的能力对于任何组织部门的主要行政官员都是极为重要的，对于一个总统来说则更是至关重要。２０世纪，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总统具有这样的能力，他们是：两位罗斯福、威尔逊和艾森豪威尔。他们对历史发展具有敏锐的判断力，而且能够顺水推舟。尼克松的缺点令人痛心疾首，但他熟谙变化的力量，并让它按有利于自己的趋向发展，尼克松曾说他要“推动历史”，他的确做到了。
要是这就是尼克松的全部，该有多好……
理查德·尼克松３下野探源（1）
有一天哈里·杜鲁门突然说：“迪克·尼克松也许读过宪法，但是如果他读过，那他也没理解。”实际上，尼克松完全有理由为他所拥有的宪法知识而感到自豪，然而可悲的是杜鲁门说对了，他的行为经常表明，他不理解宪法。尽管他具有做总统的智慧和坚韧，可他内心总有一团火在燃烧，这团火在我们的民主体制中不适合出现在领导人身上。
导致总统倒台的因素很复杂。尽管我为总统工作，且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经常见到他，我起初了解得也不多，我那些同僚们也是如此，他们的保密工作在白宫内部比在哪儿做得都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才逐渐了解事实真相。尼克松倒台可作为教育未来领导人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最早的记忆就是１９７３年的７月１６日。
我开着我的大众“甲壳虫”穿过白宫警卫驶进老办公楼附近的停车场，我不明白怎么有那么多的助手在隔壁白宫西翼进进出出呢？“出什么事了？”我问。“不知道，很明显一会儿要有事儿发生。”一个朋友说。１０点钟光景，我的电话响了，“亚历克斯·巴特菲尔德在下午两点钟为水门窃听案作证。我们有些人要到肯·克劳森办公室去旁听，你去吗？”“去，”我说。
克劳森的办公室在老办公楼的东北角，很大、很气派。联络官赫布·克莱因和查克·科尔森也在那间办公室办公，后者为总统做日常安排。肯以前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他与新闻界决一雌雄的劲儿得到尼克松的赏识，他的率直又吸引了其他人。我两点钟左右踱进来时惊讶地发现竟然有张办公吧台，一些同事已经在喝什么，“怎么这么早？”我好奇地问。“等着瞧吧。”有人回答。
我们没等多久。巴特菲尔德刚一走上证人席，听证委员会的一位调查人就问他白宫有没有录下椭圆型办公室谈话的设备。他的回答令人震惊，有！他答道，然后平静地描述了他如何帮助总统在椭圆型办公室和总统隐蔽办公室安装灵敏录音系统，这两个房间都在老办公楼中与我们隔厅相望。他的揭露引起满屋骚动。我们都很震惊：至少从１９７１年开始尼克松就录下了他与别人的谈话。我们对这件事的看法截然对立。
就个人而言，我对此欢欣鼓舞，因为我认为总统最终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几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试图证明：发生在去年夏天的水门入室盗窃案，他事前毫不知情，事后也没参与掩盖活动。但除了总统的否认，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的否认，以及圈内其他人的否认，我们不能得到其他方面的支持。现在，有了录音带，终于有了证明总统清白的有力证据。屋里的一些人同意我的观点，这些人差不多都是精英派或与世隔绝的郊区人。我们离开那里，雄赳赳地投入到即将来临的战斗。
我也注意到房间里的一些其他人，那些出身较苦没有什么特权的人做出的结论截然不同。都结束了，他们总结说，总统被赶下台只是个时间问题。这些人喝醉了。如果我们这些人看得同样清楚的话，那我们也醉了。在街头玩曲棍球长大的孩子对生活的理解就是比我们这些在运动场里打曲棍球的理解得深。
１９７３年和１９７４年事件的进展逐渐驱走了我的天真想法，我慢慢地对尼克松政策的薄弱部分有所觉醒。那个在内阁、在玫瑰园、在椭圆形办公室、在隐蔽办公室里见到的我所尊敬的人并不是他的全貌，那只是他的一部分。其他部分现正展现于世人面前，摧毁了他的政治前途，也使我们这些在他周围并相信他的、忠实于他的人感到迷惑不解。
白宫内部的掩盖手段
在白宫内，高层里隐隐约约好像出了点问题，但又不止是这些。１９７２年６月有人闯入民主党总部事件的第二天早上，也就是大选前四个半月左右，我读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