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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知道那些代表他的人在肆意地侵害别人的权力。尽管他对国家安全秘密的关心是合法的，他还是使这些关心超过了政府职权的范畴。尽管他以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候选人形象参加总统竞选，他还是违反了他该维护的法律和传统，还唆使他周围的人也这么做。他知道这一切都是错误的，他走过了头，使他本能中最糟的一面倾泻出来。
鲍勃·霍尔德曼、约翰·埃利希曼和雷·普赖斯都在他们的文集中把查克·科尔森拉出来当作真正的罪魁祸首，这个人激起尼克松的愤怒、唆使总统猛击他的敌人，然后不通知别的工作人员就实施尼克松那些最暴怒的指示。一听到水门入室盗窃案，他们都下意识地怀疑科尔森是否卷入其中。
科尔森恶毒的一面深藏不露，使年轻一些的工作人员无从知晓，总统的习性也是如此，这正是尼克松的白宫分崩离析的标志。我在科尔森办公室几小时几小时地开会，从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随着１９７２年大选的临近，他在上午９？押１５分主持了一个每日“进攻”小组会，安排在政府内以及在美国国会山上痛击民主党的竞选，雷·普赖斯让我参加演讲稿起草工作，帕特·布坎南和肯·哈希根也在。我所能够记得的是那已接近违法，同时也是很没有品味的一个主意，即一些万事通们提议让当地消防部门参与同性恋者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萨金特·施赖弗农场举行的游行。这个哗众取宠的花招没能得逞，其他事情都光明正大，没有害人之处。竞选结束后，科尔森给我们每人的一个袖口链扣上都刻上“９？押１５”，我一直保留着它，这是我首次进入国家政治运动中心的一个标志。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大多数人所没认识到的是科尔森与尼克松单独会晤，策划形形色色的卑劣勾当。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努力去平息一些科尔森的提议，但不是总能成功。毫无疑问，他们非正式地同意了其他一些提议。录音不能完全清楚地表明，都有谁参与了这些不当行为。
尽管如此，责任在于谁却很清楚了，是的，责任在于科尔森，但最终责任还是在总统。那么科尔森的诱导又该如何解释呢？尼克松本应该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拒绝他，但他们不得不承认尼克松想让科尔森留在自己身边，想让他服务于自己阴暗的一面。正如那些为尼克松工作的人认为他作为领袖取得了伟大的业绩一样，我们不能把他的错误归咎到别人身上。哈里·杜鲁门说得对：“愚弄行为当止于椭圆形办公室。”
尼克松显然觉得要在政治上取得成功，也就是行使权力并牢牢地抓住它，就必须经常自私自利，并善于操纵他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有时言行粗鲁，他的大多数后继者也是如此，但尼克松的不安和愤怒能使他失去理智。为他工作的人们感觉到：他处于下风时反击，状态最佳；而当他处于上风时，他的状态却是最糟的。例如，他以压倒的多数获胜，刚刚再度当选，他就准备摧毁挡路的任何人、任何事物，甚至损伤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我与其他人一样质疑，他是否觉得自己有资格站在权力的顶峰？也许他有某种自我厌恶心理，这种心理触发了自我毁灭的强迫性冲动。我没有资格做出心理分析，但是，我所看到的是一个不能很好地与人相处的人，他看起来好像拒绝温柔的情感，选择以坚硬如钢的态度面对世界，而这使他深深地陷入到政治麻烦之中。
没有人能找到尼克松阴暗性格的根源所在。心理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他的童年，他在贫穷的家庭中长大，目睹了两个兄弟年纪轻轻就死去，他不时地被人抛弃。他的家庭命运不济：在他父亲卖掉自家商店后不久，人们在那块土地下发现了石油。正如布赖斯·哈洛所评论的，小时候，有人可能对他干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即使赢得帕特的爱也不是件容易事。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有一份开着车四处奔波的工作，而她只能坐在尼克松汽车后座上，就算是约会了。
我同他谈话时感觉到，他步入成年后，在早期和后来成为政治家时，都留下了痛苦和难以愈合的创伤。他历尽艰辛从杜克法学院毕业，求职时却遭到纽约的著名律师事务所和联邦调查局的拒绝，这在他心里刻下了耻辱的烙印。他步入政界的早期，历经磨难。记者们只是回忆他如何猛烈地抨击对手，却忘了尼克松自己是如何遭到恶毒的攻击，特别是１９５０年当他和海伦·盖哈根·道格拉斯竞争参议员席位时所受到的攻击。尼克松说她是“彻头彻尾的左倾分子”，实际上他说她是个共产党员。她以牙还牙，给尼克松贴了一个伴其一生的标签：“骗子迪克。”
尼克松认为，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期，当他单枪匹马地揭露阿尔杰·希思一案，帮助揭发了自由体制中身居要职的共产党员时，真正的转折点到来了。尼克松公正地对待希思，因为这，新闻界和其他领域的敌人永远都不能原谅他。他们寻找每一个机会置他于死地，在水门事件中，他们找到了杀手锏。
尼克松有理由把政治看成是弱肉强食，并憎恨他的敌人。他们曾用拙劣的方式对待他，他大举还击，有时他的反击方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效领导的标志是他以不屈不挠的精神默默地接受惩罚。林肯受到的诽谤绝不亚于尼克松，却保持内心的平静；杰斐逊因受到恶毒攻击而备受感情上的折磨，却很少因此而失去常态；安迪·杰克逊认为敌人的攻击把他深爱的妻子送入了坟墓，虽然心中充满痛苦，但他依然不屈不挠地奋斗下去。尼克松让他的阴暗面占了上风，毁了他的总统职位。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4）
把权力和领导权混为一谈
如果用尼克松来替换１９世纪早期奥地利的梅特尼奇，他早就成了一流的政治家；如果他处在１９世纪后期德国俾斯麦的位置上，他早已塑造了欧洲历史；如果他被任命到２０世纪新加坡李光耀的职位上，他也会成为新亚洲蓝图的建筑师之一。但他处在一个有着不同传统背景复杂的环境中，而他好像并未注意到这一点。
在历史长河的多数时间里，各种社会形态主要处于独裁者的统治和严密控制之下，起过重大作用的是那些知道如何利用智慧、勇气和意志来行使权力的人，他们努力奋斗爬上权力的顶峰，一旦到达，就不得不精明地行使权力，还得以铁的手腕保住权力。尼克松认真地研究过他们，羡慕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以他们为榜样来塑造自己，但却做过了头儿。
离开白宫后尼克松写了一些书，其中《领袖们》中有一篇披露性文章，是他用一生时间领悟到的关于领导权的经验教训，他用戴高乐的话开篇：“没有伟人就不会做出伟大的事业，而这些事业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伟人想让它们伟大。”他继续写道：“如Ｆ·斯各特·菲茨杰拉德所指出的，真正的富人与众不同，我发现那些拥有巨大权力的人也是与众不同的，只有那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能在权力争夺中获胜，获胜之后，权力能产生新的业绩。权力不属于那些大街上闲逛的好人或隔壁的先生。”
纵观全文我们可以从中捕捉到有关尼克松其人的一些段落，他写道：“领袖必须把冷酷而又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深谋远虑带入工作中。”“某人一旦获得了统治权，就要美美地运用。”“历史上有一些专制君主，他们只为权力本身而渴求权力。但是大多数登上权力顶峰的领袖们，我们的确可以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称为伟大领袖，行使手中的权力，他们相信自己能比别人更好地使用它。”“评价一位领袖，关键问题不在于他们性格上是否吸引人，而在于他们是否有用。狡诈、虚荣、装聋作哑－－在其他环境下这些可能是不良习性，但对领袖来说它们都必不可少。”他心怀赞许地引用马克斯·勒那为新版《马基雅弗利》（马基雅弗利：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家、历史学家。——译者注）所写的引言：“让我们弄清一个问题：在政治中，理想和道德规范作为标准很重要，但作为伎俩它们却很少有效。”
这些关于领导权力的话没有一句完全错误，尼克松一贯具有洞察力，把这些话集中到一起，就反映出一种可以摧毁他的总统职位的思想倾向。尼克松的思想核心是认为领导权力是由个人行使的权力，这个人是个伟大的人，他站在权力的顶峰，能看到其他人凭智力无法看到的东西，他与历史的力量相抗衡，代表着他的追随者们进行单独行动。他与其追随者的关系被置于次要地位：领袖告诉他们应该知道的，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追随他，但如果需要，他也可以选择掩盖事实甚至向他们撒谎，对此，他也不必向其他机构认真解释。在他的那个关于领导权力的２５页文章中，只附带谈了一下国会。他谈到了新闻界时，使用了贬低性的言词。领袖人物应该是一位乐善好施的人，是的，他还孤傲、坚韧不拔而又意志坚强，领袖是在行使权力中施加了个人意志的人。
然而，美国的传统却大不相同，美国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领袖不是从他们自己，甚至不是从他们的办公室中，而是从人民那里获得权力。宪法就是以“我们人民”开头。林肯说：“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托马斯·杰斐逊把领导人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不信任人民的领导人，他们认为自己比人民知道的更多；另一个则认为人民是公共利益的最明智的向导。行使领导权力与利用职权是相互关联的理念，但是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他们不是一回事。不幸的是，尼克松把它们混为一谈。
尼克松十分尊重中美洲，但他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他觉得其他领袖也是这样。他告诉霍尔德曼：“普通的美国人过着一种单调乏味的生活。”１９７２年他再次当选后不久，卡耐特·霍纳采访了他，文章刊载在《华盛顿星报》上，采访中尼克松说：“普通美国人就像是家里的孩子。”他的话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如果我们结合上下文来读那篇文章的话，他的评论读起来合情合理，他试图说明如果用政府的福利来迁就人民，他们就会依赖政府而被宠坏了。但很多读者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觉得总统认为自己高于人民，而且事实上，他确实是这么认为的。这本书的另外一段简洁明了地阐述了他的观点：“因为领袖繁忙、因为他有大大的自我、因为他忿恨被侵扰和分心、因为他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可以对那些他认为不如他的人少一点儿耐心。这种不能‘容忍傻瓜’所引起的麻烦有三方面：首先，领袖需要追随者。这些追随者们都有一些想法，而领袖认为这些想法很愚蠢；第二，被他当成是傻瓜而解雇的人也许并不是傻瓜；第三，即使他是傻瓜，领袖也有可能从他身上学到一些东西。领导权力需要一种领袖和人民之间的神秘连结，如果领袖表现出对人民的蔑视，这种连结就有可能断裂。然而，人们必须时刻铭记领袖不是凡夫俗子，他们不能显得普通，如果他们与人民打成一片，往往会给人留下不自然的深刻印象，不但显得不真实，而且让人觉得屈尊相从。”
结果，尼克松从不相信这个国家的人民。他告诉人民他认为人民应该知道的，目的是让他们支持关键问题，正如他要求对越南问题要有耐心时，他对沉默的大多数人所发出的呼吁一样。但他对人民隐瞒了对柬埔寨的侵略，而且他也从未告诉人民战争已经失败。尽管他是优秀的战略家，他认为外交应主要由伟人在私下里进行，而且只有达成交易之后才能拉开窗帘让民众去看。如果尼克松愿意相信人民的判断，他早就已经在１９７２年６月站出来解释引发水门入室案的可怕错误了。如果那时他彻底清除积弊，他在１９７２年大选中会遭重创，即便如此，他也肯定会获胜，然后干完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相反，他却选择在两年多时间里对水门丑闻误导、撒谎。最后，当证据确凿后，一位历史学家重新看了尼克松关于水门事件的电视讲话，发现其中至少有七个重大谎言。
总统要承担的一个最重要的公共责任就是召开记者招待会。除此之外，选民没有机会听到总统回答由监督人提出的问题。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总统召开记者招待会的频率一直都在下降。但在尼克松任期内，这个频率降到了一个新低。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平均每年召开八次记者招待会，而在第二个任期内每年只有五次。正如历史学家梅尔文·斯莫所说，尼克松召开了“从胡佛到卡特之间所有总统中最少的记者招待会”。
他站在民主传统之外，因此，我们并不奇怪尼克松很少关心美国总统的另一个主要责任：道德上的领袖。让我们先回头看一看历史，２０００多年以前，亚里士多德断言国家的核心目标是使它的公民能过上良性生活，即节制、美德或沉思。他认为，每个城邦都应当确定自己的政府形式，是寡头政治，民主政体，还是两者的结合。采用哪种形式我们暂且不谈，政府的目标应该是同一的。为了实现那个目标，就像他在《政治》中所讲的，政治领袖的作用是教给人们“宪法的精神”。政治家最渴望的是在他的公民中建立某种道德特性，即建造美德特征，把美德付诸行动，通过他的领导，他必须重整人民的道德精神。
研究总统问题的学者欧文·Ｃ·哈格罗夫认为，现在去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话，其含义就是总统必须是精神领袖，并鼓励人民去牢记他们的最高价值观，不是试图把某种道德符号强加给他们。“政治家并不是强加给公民以最高的道德准则，相反，他必须唤起公民们与生俱来的这些价值观和信念，并把它们应用到解决特定的问题上去。”
在美国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们最优秀的总统们都理解那个相同的规则：他们一直在竭尽全力去建立一套体现国家最高理想的法律和风俗习惯。乔治·华盛顿在他任期内完全把自己献给了那个目标。为塑造个人崇高品质奋斗数年之后，在取得美国革命战争胜利之际，他说：“现在是塑造这个国家品质的时候了。”１８００年，杰斐逊迫切要成为总统，因为他认为北方联盟对最初革命的目标已经视而不见，他的目标是发动一场恢复《独立宣言》所倡导的价值观的二次革命。林肯坚定地站在相同的思想潮流中，他的目标并不是仅仅挽救联盟，而是留住联盟的精神，这是亚里士多德都会衷心赞成的精神。
尼克松能用道德术语演说，他在林肯纪念堂对反对他的示威者们就是这么做的，但他却没有把一个道德框架引入政治，他没有把自己的任务视作是向人们传授“宪法的精神”，他也没有看出他应该鼓励人们塑造美德个性，并把美德付诸行动。他为赤裸裸的权力所吸引，把保存民主传统这一职责留给了别人。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5）
与层内的人较量
要理解尼克松为什么垮台，就必须了解他对各种事件的看法。尼克松已经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比尼克松本人能更好地做出解释的人就是雷·普赖斯，总统任期内的忠实助手和３０多年的朋友。众所周知，雷·普赖斯是尼克松演讲撰稿人的头儿，后来又成了白宫的思想家。
１９８７年雷·普赖斯写道：尼克松处于困境，“就国内问题而言，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是美国历史上仅次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的最具灾难性的１０年，国家被一场事实上的内战所破坏。命运使尼克松继承了这些激情：言辞的讨伐和暴力、仇恨的升级、暴乱和谋杀、燃烧的城市和被炸的校园。面对国会的反对，他在这场痛苦又不受欢迎的战争中，继承了这些激情。这时敌对的新闻界受欢迎的程度达到了顶点。实际上，是那个折磨人的时代的争斗打倒了尼克松。”
雷·普赖斯说，尼克松的确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所处时代的仇恨和激情搞垮了他。如果换成历史上的另一个时代，他会幸免于难。人们也会理解，他的行径并不比其他总统更恶劣。他是道德这一双重标准的牺牲品。我想尼克松也是这样认识自己的，人们几乎能从他忠实的朋友的那段话里听到他的心声。
但是他和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没意识到，在门外的人看来，权力机构是多么的不同。甚至在情况最好的时候，白宫也可能向事实关闭大门；在情况最糟糕的时候，它成了一座堡垒。当然，当炮弹日益逼近时，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我们这些为尼克松工作的人觉得受到了围攻。只有这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