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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痛痒不堪。曹节和王甫等中官都认为，趁着大将军阵营刚刚受到重创的机会，根治这块心病。
李膺和王畅，是孝桓皇帝朝的党人。
党人的话题，得从先帝朝讲起。
本朝自高皇帝开基以来，沿承秦帝国创制的中央与地方郡县两级行政制度，一改周代的贵族分封和世袭制度。帝国选拔官吏的根本准则，不再依靠贵族的宗法血缘，而是受过教育的民众——士人。和秦始皇不同的是，本朝列祖列宗所用的士人，不是学申、韩法家之术的狱吏，而是自幼习诵五经的经生。因为本朝的列祖列宗接受了始皇帝的教训，不再把单纯的法律作为治理帝国的主要手段，而是推崇自周文王、周公直到孔夫子构建和传授下来的一套道德文化的理想。本朝的理想是德治而非法治，尽管帝国的法律也很强大。起用这些经生的方法，是察举和征辟，也就是将地方官员考察推荐与朝廷调查征召的手法结合起来。中央和地方双向试用的官吏，来自许多名目：比如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孝廉、至孝、有道、敦厚质直、仁贤、茂才，试五经博士弟子、太学生，试明经、耆儒、童子，试尚书、将帅等等。从这些名目可见，本朝用人的标准，是士人的德行和经术。当他这两方面的修养已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声誉，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士大夫行列的候选人，一般把他们叫作名士。从原则上讲，即便是帝国皇室成员，如果他不甘于仅仅做一个享受生活的侯王，而想献身政治，也必须走这条道路。
老实说，本朝的久长，在于列祖列宗一直坚持着这一制度。
不过，一个人的名声，恐怕不仅仅靠自己的德行和经术，还来自于他的交往。有条件的士人，往往年轻时就去京师游学，或入太学跟从博士学习，结交中央的名人和士大夫，同学之间也形成了群体。地方的名士和地方有清望的官僚之间，往往也有着师生或朋友的关系。他们在一起，激励品德，研讨经术，议论政治。
像任何崇高的理想都与庸俗的现实相依为命一样，本朝仕途的道德标准也携带着功利的目的。因为热衷于仕途的士大夫们不仅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还要为自己，为妻小，为宗族，为亲党谋福利，谋权势。于是察举征辟之中，就有了复杂的文章，直至成了赤裸裸的贸易活动。孝和皇帝以降，帝国的察举铨选，多为外戚、宦官交替把持，朝政昏暗，士风日下，忠正之士被废，虚诈阿谀之徒登堂。不能说，外戚和宦官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士大夫们，故意要把帝国的制度搞垮，但他们总是将权力看成是聚敛财富的手段。这种权力经济观，势必给本朝的政治乃至经济带来严重的恶果。命运总是将才华加上清贫交给前者，而将平庸加上财富交给后者。孝桓皇帝朝，京师就传着一首民谣：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至少在孝顺皇帝朝，士大夫们已有清流与浊流的区分。当时的地方吏治和政治风气已腐败不堪，因而政府监察部门不得不于汉安元年（142），选派八位御史，到各地巡察。武阳人张纲，作为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却将这种走过场的巡察看得最透。他的车驾刚刚走到京师外的都亭，他就命手下掘了个大坑，把马车的轮子卸下，扔了下去。部属不解其意，张纲冷笑着对他们说了八个字：“豺狼当路，安问狐狸？”
第二章 大放逐大放逐（2）
这种分化与冲突，到了孝桓皇帝朝；愈演愈烈。清流士大夫和一些在野的处士、太学生，以及郡国学府的生徒们，以气节、道德、文章相互标榜，引为同志。他们希望用扭转社会风气、掌控舆论，直言进谏甚至动用权力来医治身患绝症的大汉帝国。渐渐地，一个有号召力的士人集团，从帝国的各种社会阶层中独立了出来。
他们的至圣先师孔夫子说过：“君子朋而不党。”结党是可耻的，结党营私者正是他们的敌人。可是，本朝的许多事情都属于见怪不怪之类，被称作“党人”而载入史册的，恰恰反成了他们自己。
帝国的最高学府——太学，自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五年（29）起，就坐落在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了。它的讲堂长十丈，广三丈，令天下的学子们心向往之。本朝的名儒大师，往往在其中充任太学博士，教授由京师的公卿子弟以及游学之士组成的太学生。到孝桓皇帝朝，太学生已达三万人。这些师生，都享受着朝廷的俸禄和津贴。大概也正因为这一点，他们似乎有着超乎学生本分的政治责任心。他们从来就没有认识到：钻研经典这件事本身，就为帝国的文教增添了光彩，就不辜负帝国发给他们的奖学金。他们总是本着经典中那些圣人所说的远不可及的理想标准，衡量本朝的政治。太迂阔，太不实际了。可他们又太会造声势了，他们有的是名声和号召力，许多人的家中，世代公卿，有着深厚的政治背景。
孝桓皇帝朝的一天，当时，大将军梁冀尚把持着国柄。一个名叫郭泰，字林宗的学子，打太原介休来到太学。他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衣着朴素但却风度翩翩。经过几天的辩驳，他的学识使得太学里的师生们接纳了他。渐渐地，他竟成了太学生瞩目的人物。其实，他的出身与任何一位同学比都相形见绌。他很小就成了孤儿，长大后，母亲见家里穷得不行，让他到县衙里弄份差使干干。可他却说：“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他向姐夫借了些钱，约了同学、后来曾任本朝太尉的宋仲外出游学。到了成皋地界，一起就学于经学大师屈伯彦。那时他并日而食，衣不蔽体，常常裹着一条被单进进出出，进则蔽于前，出则蔽于后。在精通经典，练就善辩的口才并妙解音律、天文、数术之后，他决定去京师碰碰运气。
大约在延熹二年（159），郭泰拜访了一个人：当时的河南尹李膺。
李膺字元礼，颖川襄城人。其祖李修，是孝安皇帝朝的太尉。其父李益，是赵国的相国。可谓三世公卿。而他却对郭泰这样一位寒士一见如故，大加赞赏。此事一时轰动朝野，传为佳话。因为一名白衣士人，一旦被大名鼎鼎的李膺容接，就被看成是登龙门了。太学生中与郭泰齐名的，还有颖川人贾彪。由于郭泰的引荐，漆工出身的申屠蟠、小贩出身的孟敏、仆人出身的庾乘，以及农夫出身的茅容，都加入到太学生的圈子中来了。当学府中的道德文章理想和学生们年轻而冲动的生命结合到一起，加之有了学生领袖，一场社会政治运动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他们的运动叫做“清议”。不过，从一开始就蒙上了构党的名声，这完全出于一种民间歌谣的误会。
孝桓皇帝未登大宝之前，曾拜甘陵人周福为师。周福的学识，不如他的同乡河南尹房植。可是，周福却因学生而富贵，担任了本朝的尚书。于是两人的学生和宾客们争气斗胜，无事生非地编了一首歌谣，叫做：“天下规矩房伯武（房植字），因师获印周仲进（周福字）。”并且到处传播，互相攻讦。于是他们被戏称为党人。后来又传出一首歌谣：“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瑁但坐啸。”这是因为汝南太守宗资，任用了名士范滂为自己的下属，一切事务，惟范孟博是听。而南阳太守成瑁，也委政于岑晊的原因。太学生们觉得有趣，也感到这种歌谣便于传播，于是他们便意气用事地指点江山，评议起人物来了。
他们有的是机灵，什么“天下模楷李元礼”，什么“不畏强御陈仲举”，什么“天下俊秀王叔茂（畅）”，把个京师搞得沸沸扬扬，以至有些公卿，为了讨个好声名，或是害怕落个坏名声，不得不屈驾亲往太学生的宿舍，和他们套近乎，攀附风雅。
除了编歌谣之外，太学生还有更厉害的一招：游行请愿。
早在郭林宗来太学之前，太学生就养成了这种习气。那时的学生领袖是颖川人刘陶、帝国皇室的宗亲、济北贞王刘勃的后裔。
孝桓皇帝永兴元年（150），冀州黄河泛滥，淹没数十万户人家。一时饿殍横野，盗贼纷起。朝廷擢派大将军梁冀府典兵事朱穆赴冀州刺史任。朱穆认为天灾事小，人祸事大，便放出风声，严惩贪官。出发之前，他收到三位冀州籍的中官送来的拜帖。他知道宦官的意图，是想让自己关照他们在冀州的亲党，于是他称疾不见。等到他渡过黄河，发现所到郡县的长官纷纷挂印而走，竟达四十多人。抵达州署后，又有几名官吏畏罪自杀。他还查得朝中大宦官赵忠之父，死后归葬冀州安平郡，竟敢僭越本朝礼法，以玉衣入敛。即刻命人发墓剖棺陈尸，收捕家属。正当冀州人心大快之际，他们的刺史大人却被槛车送京。临行之际，冀州吏民请了画工，要将他的画像置于刺史公堂之上。朱穆连忙催促槛车上路，留言于记事板上：“勿画吾形，以为吾负。忠义之未显，何形像之足纪也！”
可这件事让血气方刚的刘陶听说了。在朱穆被判决服苦役的第二天，几千名太学生从太学徒步出发，游行至北宫阙前，要求孝桓皇帝接受他们的请愿书。京师的吏民也纷纷来声援。刘陶上书的矛头，直指宦官：
“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吸则令伊、颜化为桀、跖。”
最后，刘陶竟提出由自己代朱穆去服苦役。终于，从宫里送出了回复的诏旨，赦免朱穆，去官回家。
延熹二年（159），太学生再次去北宫阙前请愿。起因是边将皇甫规平羌有功当封，几个中官向他索贿，在遭到拒绝后，便陷害皇甫规下狱。请愿是由太学生张凤发起的，参加者除太学生之外，还有三百多名朝中士大夫。皇甫规被赦遣归。
本年七月，大将军梁冀倒台，朝中就剩下两大敌手：士大夫和宦官。八月，孝桓皇帝册封五位帮他倒梁的中官为侯。同月，士大夫集团便发起了攻击。
一天，北宫大门外贴出了大字报——“露布”，即一件未加封的奏书，声明是写给天子和三公府的。书中的言辞相当尖刻，指出：大将军梁冀罪虽当诛，但以朝廷天子之尊，诛杀梁氏这件事，在礼法上，不过杀一家臣耳，不同于高祖皇帝的兴邦开国，也不同于边将们的安边拓境。而皇上却因此事封谋臣为万户侯，实属不经省御，班爵错乱。高皇帝九泉得知，能不怪之？而西北的列位边将，能不一失望而解体？何况皇上所封的侯王，又都是些阉竖小人呢？孔子曰：“帝者，谛也。”即为天下审定之法，而当今之封，是否表明：帝欲不谛乎？
露布的署名，是一个小官僚：东郡白马县令、甘陵人李云。他很固执迂腐，从白马跑到三百六十多里地之外的京师，就为了说几句天子最不爱听的话。
恰恰天子这些天又特别没有理性和耐心，因为他完全沉浸在胜利的快乐之中，第一次玩弄封赏的权力，李云的话，简直是大扫其兴。于是天子震怒，下诏尚书都护用剑戟叉着李云，送黄门令掌管的北寺狱，并指定中常侍管霸和御史、廷尉轮番拷问。
偏偏这件事又引出另一个固执的小官僚——弘农郡五官掾杜众来了，他知道后，上书说自己愿意与李云同死。天子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安排他住进了李云的监狱。大鸿胪陈蕃上疏请宥李、杜之罪，天子立刻打发他回了家。太常杨秉、洛阳令沐茂、郎中上官资又一次联名上书，天子马上扣了他们的薪水。天子如此与一个小臣计较，连他的宠臣宦官们都觉得没有必要。
管霸在天子去濯龙池祭祀老子和佛图的时候，向他进言说：“李云乃是乡野的愚儒，杜众也不过是郡中小吏，他们出于一时狂戆，不足加罪。”
天子说：“那么，‘帝欲不谛’，是什么话？常侍难道还想原谅他们吗？”
管霸不再申言。几天后，李、杜二人死于狱中。
天子的举措助长了中官们的气焰，连本朝威望甚高的太尉黄琼都感到无力回天，称疾不起，他在辞职报告中说完了他对当朝天子的最后忠告：
“陛下即位以来，未有胜政。使朱紫共色，粉墨杂糅，所谓抵黄金于沙砾，碎玉璧于泥涂，四方闻之，莫不愤叹。臣世荷国恩，身轻位重，敢以垂绝之日，陈不讳之言。”
气倒了太尉不久，又气死了一位重臣，那就是朱穆。他此时又被朝廷征召，拜为尚书。他援引大汉故事，上奏天子，要求罢省中官。书奏多日，不见回音，他又执拗地去面见天子，重申自己的要求。天子仍是大怒，不予回答。朱穆也豁出去了，伏在地上不肯起来。天子进了内室，让左右吆喝他出殿。朱穆仍是不起，他希望天子能回心转意。过了好一会儿，他觉得周围没有了声响。抬起头来，才发觉只身处在深寂空旷的大殿之中。朱穆泪流满面地回了家，生了几天的气之后，他的背疽发作，惨呼而亡。
不过；士大夫与中官们的搏斗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而是拉锯式地展开了，可怜的孝桓皇帝只能充当最蹩脚的裁判。
次年，因策动倒梁事件而封侯的五位宦官之中，新丰侯单超病死，并享受了国葬。余下的四位是：武原侯徐璜、东武阳侯具瑗、上蔡侯左悺、汝阳侯唐衡。京师吏民皆知他们的势力，有民谣唱道：“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隐喻他们势能回天，骄贵无匹，恶如卧虎，随心所欲。更值得担忧的是，他们的那些不具备管理帝国能力的亲党们，竟担任着大量的地方要职，中央的士大夫们不断地处理由这些人引发的恶性事件。
延熹六年（163），司空周景和太尉杨秉以整饬吏治，罢斥贪官为借口，上书天子。得到许可之后，一连免职和追究了五十多名中央台省和地方刺史、郡长级的官吏，其中主要是中官的亲党。一时，天下肃然。
七年，唐衡和徐璜病卒。
八年，太尉杨秉又拿中官开刀。这年春天，中常侍侯览之兄、益州刺史侯参，被杨太尉以囚车槛送京师，在途中畏罪自杀。太尉从他的车中搜出大量的金银锦帛并调查出许多犯罪事实，于是上疏参奏侯览。
天子想袒护侯览，但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实在无法公然地袒护。于是至尊无上的天子，竟钻起帝国行政制度的漏洞来了。他指使尚书台的官员，去责问杨太尉的下属：“设官分职，各有司存，三公统外，御史察内。今越奏近官，于经典、汉制，何所依据？请公开具对！”
这又给了杨太尉一次表现的机会。杨秉的出身，乃本朝的经学世家，又为公卿望族，太尉本人精于《易》学、《尚书》和《春秋》，从侍御史、刺史、太中大夫、左右郎将、侍中尚书做到太仆、太常和太尉，故于经典、汉制皆了如指掌。他马上让人去解释说：
“《春秋传》曰：‘除君之恶，惟力是视’。以前宦官邓通懈慢，大大臣申屠嘉当面诘责，孝文皇帝从其言而黜邓通。且按汉家制度，三公之职，无所不统。”
春秋大义和前朝故事，搞得天子哑口无言，只好暂免侯览中常侍之职。
接着，司隶校尉韩悺又上书汇报了左悺和其兄太仆、南乡侯左称，聚敛为奸、放纵宾客、侵犯吏民的罪恶。“左回天”和他的兄长畏罪自杀。这位司隶校尉又奏中常侍具瑗及其兄沛相具恭的贪污罪，吓得“具独坐”自己去监狱自首认罪，缴还侯印，天子贬其为都乡侯。
本年夏天，杨太尉薨。太尉字叔节，弘农华阴人。其世祖杨喜，从高皇帝龙兴，追杀西楚霸王，封赤泉侯。高祖杨敞，孝昭皇帝时为相，封安平侯。父杨震，孝安皇帝朝太尉，有五子，杨秉是第三子。杨太尉为人清白寡欲，尝对人言：“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
第二章 大放逐大放逐（3）
有些日子了，孝桓皇帝发现宦官们老是在自己的眼前转来转去，连休沐日也不出宫。便问一位小黄门。谁知小黄门一听询问，跪下就哭，委屈地说：“怕李校尉！”
天子听了，哑然失笑道：“谁让你们去惹人家！”
天子如此奚落他的奴才们，事出有因。
李校尉就是河南尹李膺。延熹三年，他查出北海郡守、宛陵大姓羊元群罢官时，将自己藏在郡衙厕所里的贪赃携回。李膺上表请按其罪。不料羊元群行贿中官，反将李膺论罪，罚作苦役。同时牵连了大司农刘祜、延尉冯绲。幸得司隶校尉应奉的恳请，孝桓皇帝原谅了李膺等人。延熹八年，应奉对帝国的前途失去信心，称疾自退，与陈蕃等举荐李膺。不久，李膺复拜司隶校尉。
李膺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士，他的威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