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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1999年，在将万科最大股东换掉的时候，万科可以发动团队力量筹集资金收购退出的国有股，但是没有那么做。“你的目的是发展，那么再扩股时你能跟进吗？中国的金融条件不能给你提供所需的资金。”王石说，如果企业不想做大，MBO是可以的，否则在中国是不可行的。
但对于究竟应如何解决此类企业的创始人退出问题，王石尚无好的答案。
转换角色
2003年，王石到云南哀牢山看望保外就医的褚时健。“虽然我认为他确实犯了罪，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尊敬。”王石说。
在哀牢山上，王石看到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穿着一件普通的圆领汗衫，脸晒得通红。这与王石想象中的褚时健的形象迥异。褚时健承包了两千亩山地种植甜橙，用的是湖南的“冰糖橙”种苗。当王石怀疑这来自遥远异地的种子能否适应当地的水土时，褚时健给他分析了云南土地的酸碱度以及高海拔地区的湿度、温差等因素如何利于橙苗的生长。“他简直变成了一个种橙专家。”更令王石感动的是，这位老人兴奋地讲述6年后甜橙挂果的美妙图景。“6年后，他都80岁了。如果我是他的年龄，”王石想，“就算没受过什么挫折我会干什么？”王石当时迅速想到的是到一个海岛上生活：“我想的是人生的享受。而这位受了这么大挫折的企业家，他竟然在深山老林里种果树，保持旺盛的创业激情。老两口配有一辆车，连个秘书都没有。”
王石从褚时健身上看到的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超人的承受能力，他将此与丰富的阅历和敏锐的直觉看作是80年代创业企业家们的优势。“褚时健当年经营的是垄断行业，但是他使用的是非垄断企业的管理方法—他把质量从烟田那里抓起，给农民种子、化肥，指导农民怎么种烟叶。”尽管80年代企业家有很多值得尊敬，王石也发现，这些早已功成名就的人言谈没有什么变化，在不同的场合说着同样的事情。“要是真理也好，可它们不是。企业发展这么快，还是这样重复，就老化了。”
但是王石并未完全否定80年代企业家们的价值：“我没有说他们是耕牛，实现价值之后就要被宰掉。他们不是没有用了。”王石表示，自己5年之内不会退任董事长，“要利用身份、社会地位和公司的影响力来更多地处理企业和社会的关系。”王石登山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他的此类行为给万科带来多大的知名度不难想见。“但是我不能只登山，我的下一个角色就是社会活动家。”
而这是完全可能的。王石指出，中国企业家已经从不被理解接受的状态成为了这个社会的主流，真正有话语权的不是电影、体育明星、政府官员而是企业家。“很多企业家的身份变了，但是心还没有换，还是非主流心态，还在用在野的口气说话。”
80年代的企业家走到今天，他们的经验教训已经成为一种资源，可以让全社会来共享。王石说：“如何利用你的影响力和经验来为社会做一些贡献，这是80年代企业家需要考虑的问题。”
“功成身退”后的王石有了更多时间去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比如登山，在征服了世界七大高峰之后，王石又开始了地球南北两极的探险活动。2005年3月24日下午，由华硕电脑全程赞助的“华硕极限‘7＋2’（北极2005）探险活动”正式启动。极限“7＋2”，是指攀登七大洲最高峰且徒步到达南北两极点的探险活动。包括王石在内，此次探险共有9个，其中已有3人完成了七高峰的登顶。王石和他的探险队计划于2005年4月7日启程赴挪威，4月20日完成抵达北极点，4月27日回京。
在继承完成之后，那些当初的财富创造者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他们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再看看吴仁宝和徐传化的退休故事。
四、创始人谢幕后的生活（1）
几乎一转眼，当年那些声名显赫的企业家们就老了。
民营企业家的“退位”与国企领导者不同：没有年龄限制，而且大多退而不休。“企业是自己的，无所谓退休不退休。”这是民营企业家的普遍态度。由此可以想象国有企业的领导者离去时难免失落。当我们与高层早已接班完毕的万向集团、格兰仁集团联系采访时，对方很惊讶：鲁总（鲁冠球）、梁总（梁庆德）没有退休呀，他们都还在一线工作。
退休了的企业家们在做什么？他们选择了怎么样的晚年生活？他们是否都像王石所说，转变成了“社会活动家”？而无论如何，他们的经验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记录下来。
上文介绍了褚时健的近况。虽然褚时健不是民营企业家，但他在晚年仍然像民营企业家一样工作、思考—退休或者准备退休的企业家们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被王石赞扬过的那种“乐观”的精神。
吴仁宝和徐传化
吴仁宝可能比退休前还要忙。这位76岁的老人表示自己还要干到80岁。他称自己的目前的状态是“半退”。“本来领导鼓励我说能干到100岁，群众的话就不太好说了：他们说我最好干到千岁。”吴仁宝说，比起当一把手的时候，担子看起来轻了—原来既要思考又要实施，现在更多时间在思考，而实际上，“我必须让华西村继续好下去，责任更加重大。”吴仁宝说自己跟有的人不一样：他们看到继任者做得比自己好会不高兴。华西村“好像一棵自己亲手种起来的树，怎么舍得砍掉呢”？
半退下来以后，吴仁宝说自己做了几件好事，其中之一是解决了“五种户”的问题：个私户（只想自己，目无组织，不要领导），贫困户，拆迁户，红旗户（小康人家），不想户（混混）。吴仁宝的目标是让这些人都各得其所，跟华西村一起进步。其中教育“不想户”的方法是，把他们集中起来学习，提供住宿，每个月还发500块钱工资。这样的待遇让混混们感到不好意思，纷纷要求就业。
每天，吴仁宝都要给来华西村参观的人们讲演。少则一场，多者三场。他尽可能地满足大家对他的“观赏”要求。
“我没有时间玩儿，每天忙得很。去国外考察也是急急忙忙往回赶。年轻时候有效工作做得太少，现在尽量补回来。”灵山大佛离华西村很近，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去处，吴仁宝一次也没去过。“我不靠神。为老百姓做好事就是修行。”半退之后，吴仁宝跟村民接触得更多，“听到的话也比以前多了。”
上了年纪，以前因为工作方法不当曾得罪过的人让他耿耿于怀。“要主动纠正自己的错误。”多年以后，对方的谅解让他如释重负。“已经纠正了不少了，心情很舒畅。”
吴仁宝的生活“没有规律”。“有了规律，违反了就对身体不好；没有规律的人就不会受影响。”他每天早上3点甚至更早就起来，精力充沛，觉得自己好像又年轻了。“我给新领导班子提建议，采不采纳由他们定。”
吴仁宝住的还是老房子，分得的奖金一分不拿。“我的乐趣就是为人民服务。”
有了更年轻有更有文化的领导者，华西村真的还需要吴仁宝吗？
老人家想了想，说：“你去村里问100个人，至少有98个人会说我好。”
吴仁宝嗜烟，一天要两到三包。据说刚检查完身体，“一切正常”。
离华西村不算太远的杭州萧山瓜沥镇。晚九点。70岁的徐传化坐在“传化艺术团”的露天舞台上，双手交叉下垂，身边是发出强劲音响的硕大音箱。歌舞戏曲轮流上阵，灯光变幻多端，徐传化姿势不变，对耳边的巨响充耳不闻。“他在团里岁数最大，可是比我们都认真。”徐传化的侄子徐观泉（也是艺术团的演员）说，“比如我们在小品中要表现敲门，一般就是用嘴发出声音就好了。他觉得我们表演得草率，主张用鼓点。每次，他都紧盯着演员，手里拿着鼓槌随时准备配音。”
一个由徐传化琵琶伴奏的莲花落节目开始了。如果不细看，你根本发现不了老人是在用一根手指拨弦，其速之快，不让正规的五指轮动。“他60多岁开始学琵琶，手指已经没有那么灵活，学不了轮指了。”徐观泉说。徐传化不识谱，为了能用琵琶伴奏，他让人把谱子写下来，自己跟着录音机一点儿一点儿对，而且经常是半夜两三点就爬起来练。
徐传化能拉二胡，会吹唢呐。“传化艺术团”就是在他的带动下慢慢发展起来，于2000年正式挂牌。邀请他们表演的单位很多，而且多数是非政府机构。邀请方要求的演出内容通常是宣传计划生育、交通安全、城乡一体化等。艺术团差不多每天都有演出，邀请方会出一些车马费，但总体上艺术团是亏本的（如果不算它的广告效果）。徐传化每天雷打不动，在舞台上的位置不变。艺术团的每一个节目都要经过徐传化的审查。
四、创始人谢幕后的生活（2）
虽然看上去比吴仁宝轻松，徐传化也没有完全脱离传化集团的领导工作：“我每年都有5 000万的销售任务。”他跑销售出身，传化集团产品最初的市场就是他打开的。
“我每天都见不着他。晚上12点多回来，早上6点多就走了，在一起吃饭的时间不超过10分钟。”徐传化的老伴说。像吴仁宝一样，他们住的还是建于20多年前的老房子，位于厂房的后部，楼门前晒着玉米棒子，院子里养着200多头猪和数量众多的鸡鸭—这些都是为传化集团的食堂饲养的。
徐传化的老伴对他说：“你别搞演出了。”徐传化说：“你别养猪了。”结果，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各得其乐。
每天早上，徐观泉来接叔叔的时候，都会看见他在一份印刷物的空白处“临帖”认字。“我从小苦出身，不识字。”徐传化说。就这么坚持下来，居然报纸也能大致读下来了。
瓜沥镇的这次演出很成功。人们骑着自行车、三轮车、开着摩托前来观看，掌声笑声不断。音箱边上，徐传化对此无动于衷。包括他自己在内，有谁在意他是一个新的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呢？他就像是一个零件，安静而有耐性地工作着。
我们不知道更多的企业家退休以后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吴仁宝和徐传化只代表他们自己：朴实，甚至可能固执；没有退休的失落，没有暮年的死气沉沉，有时候天真烂漫；拥有大量财富，甘于普通人的生活。走在大街上，他们就是两个再平常不过的老头儿。他们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好像现在已与他们无关。
吴仁宝和徐传化都不会说普通话。记者需要翻译才能听懂他们的话。吴仁宝对这种“同声翻译”很习惯，语速、节奏把握得很好。徐传化对中国人说话还要翻译很不理解：“江泽民、吴邦国都能听懂我的话。”他说。
吴仁宝简历
1928年生，大专文化，高级政工师，高级经济师。从22岁起先后做过村支书，乡长，江阴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县人大副主任（其中很长一段时间兼任华西村村支书），1987年回到华西村任大队书记，并出任华西集团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等职。
现任江苏省政协常委，全国小康村研究会会长，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曾经当选十届、十一届全国党代会代表，第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89、1995年两次当选全国劳动模范，并获全国十大扶贫状元、中国十大乡镇企业功勋、全国乡镇企业十大新闻人物，中国农村新闻人物等称号。2003年7月5日退休，其子吴协恩继任村党委书记、华西集团公司董事长。
徐传化简历
1935年生于杭州萧山，1986年10月起创办传化企业，现为传化集团董事局主席，萧山区人大代表，杭州市曲艺协会名誉主席，曾荣获“浙江省乡镇企业创业功臣”、“萧山区劳动模范”等荣誉。2000年3月20日，徐传化创办了传化艺术团。
富豪对财富继承者的教育
和全球富豪们比起来，中国富爸爸花在孩子身上的金钱要比时间多。
财富继承者的德、才、学、识是决定家族财富能否发扬光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继承者的品质、精神、观念、气质、体魄等诸多方面，是成长为一个优秀接班人的前提和基础。中国是一个很注重家庭教育的社会，是否能真正成为优秀的财富继承人？富爸爸们沉甸甸的目光望着每一个欢乐的孩子。望子成龙是每一个父母最大的心愿，而这种心愿在功成名就的富爸爸身上被更加放大。但问题是，虽然富爸爸在经济上给了孩子在教育上所需要的一切，但他们真的就是好爸爸吗？
跟大多数平常家庭比起来，富爸爸花在孩子身上的金钱要比时间多。有一个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人表示由于生意繁忙，没有时间与孩子进行沟通。一个普遍的事实是，他们都有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的想法（很多已经实施），这样可以全心来打理生意，也可以让孩子们逃离中国的应试教育，和国际最高教育水准直接“接轨”，但他们和孩子之间的亲情却被距离隔离。
在一些欧美的名牌大学校园里，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辛酸离别场景：富爸爸把孩子送到了国外，在分别的那一刻，孩子哭了，因为亲人不在身边，陌生的环境让他们感到压力，而父母想到孩子从此“独在异乡为异客”，心里也不禁酸酸的。
人们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其实，在财富的压力下，富人的孩子更是早当家，虽然看似有“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先天优势，但父辈的名声和财富对这些孩子有强烈的暗示：你必须比别的孩子优秀。天明集团总裁姜明在儿子只有10多岁的时候就跟他讨论接班的事情，甚至在孩子只有两岁的时候就让他参加企业内部为时3个小时的培训，他无时无刻不在给儿子灌输这样一个观念：“儿子，你要成为全世界同龄人中的第一名！”如今，这个只有10来岁的孩子在言行举止上已变得像个小总裁。
富爸爸的财富是把双刃剑，它一面让孩子有机会得到最好的教育，而另一面，孩子在财富的压力下被要求必须变得优秀，代价可能是个性的压抑，以及过早地承担财富责任。
王林祥和上剑桥的女儿
王林祥：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
子女：一个女儿
年龄：25岁
目前教育状况：英国剑桥大学硕士在读
出国时间：8年
子女未来职业规划：光电子研究
继承观：孩子来接我的班是完全不可能的，她自己的路就让她自己去走吧。
说起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王林祥和他的女儿，正像那句俗语所说：“龙生龙，凤生凤”，父亲做羊绒企业做到了世界第一，女儿上了世界上最有名的大学之一—英国剑桥大学。
王林祥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没能上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鄂尔多斯与日本公司合资，开始做国际贸易，王的公司得以走向世界，但王林祥“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掌握一门外语”，所以在孩子初中一毕业，王林祥就把她送到了伦敦读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伦敦当地有鄂尔多斯的分公司照顾。
王林祥的教育思想是以自己的经历激励孩子，“我建议她尽量要当班长，在这种氛围中她就能追求上进，不甘落后了。让环境成为她前进的压力和成长的动力。”王的女儿在出国之前一直是班长，学习成绩在班上也是第一名。
王的女儿独立性比较强，刚到英国的时候条件比较苦，女儿怕父母为自己担忧，“自己逼着自己学”，考大学的成绩为3个A，有6所学校同时愿意录取她，最后她选择了剑桥。自己的勤奋和聪颖，加上家庭良好的经济条件（王林祥每年为女儿支付的学费在20万元左右），王的女儿得以一帆风顺地在剑桥上完本科、硕士。
在女儿的眼里，王林祥是一位严厉的父亲。有时候父女俩在一起谈心，父亲建议女儿读经济、国际贸易或者金融，但女儿对工程专业比较感兴趣，她最后选择的专业是光电子。王的女儿今年硕士毕业，计划继续读剑桥的博士，但按照学校规定，必须先工作两年才能读博士。“要找工作，我不管她，我没法帮助她，不会安排她到我的公司里来。”王林祥说。
对于孩子未来的职业规划，王林祥的态度是让女儿自主选择，“她来接我的班是完全不可能的，她自己的路就让她自己去走吧。”不过，这位50多岁的父亲最后说：“对我来说，将来孩子能够回到我的身边会更好一些。”
张杰庭：严厉的富爸爸
张杰庭：锡华企业董事长兼总裁
子女：两个女儿
年龄：12岁和9岁
目前教育状况：小学；幼儿园
出国时间：计划将来出国
未来职业规划：未定
继承观：不会让女儿来接自己的班，这么大的企业会累死她的，我也不想让她受这个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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