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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着同学们的这些钱，我把书批回到学校后，就到太康、扶沟和西华三县的高三学生中去推销，并让各班班长为我代理销售。定价14元的书销售价格为10元，等了一段时间，我又把书的价格降到8元，又过了一段时间，销售价格再次下降，定为5元。最后还剩了一些，便以每本3元的价格卖给了本校的学生。
就是这一笔生意，让我挣到了两万多元。但这笔钱，到我手上的并不多，很多的赢利都给了其他的同学。手中的这些钱，到高中毕业时，也没有剩下多少，只有2000元。除了我们兄妹俩的生活开销外，我还资助了一些贫困的学生，为他们购买一些复习资料及其他书籍，有时也从学校的食堂内买点饭票送给他们。
我一般不会资助别人现金，资助别人金钱只有四五次，最多也就100元钱。因为我认为，要接受我的资助，必须要符合一些条件：要有吃苦精神、上进心，另外要对人真诚、善良。
我在资助别人之前，还要和别人谈一次话，谈话的主要目的，就是了解这个人的人品。如果人品有问题，我绝对不会资助他们。
就这样，在众人不理解的眼色中，我边挣钱边学习边照顾“小不点”，还得定时给父亲送药回家，日子虽然艰难，但我还是平稳地过了下来。可生活不会永远的一帆风顺，即使对我这样的不幸儿，这种用艰辛的汗水和屈辱的泪水换来的短暂安逸也没有持续很久。
如果大家把我当作偶像，那说明大家都没有做到，那就是我们的悲哀。
——洪战辉
信念是一盏不灭的明灯
就在我上高二的那个秋天，一天，我正在上课，班主任突然打断课堂，走进来，把我叫出教室，我也察觉到了一种不祥的征兆，果真，一位同村老乡神色凝重地出现在教室外面。
“你父亲的病又犯了，你大伯要你赶紧回去。”听到这可怕的消息，我顿时头晕目眩，四肢乏力，觉得天就快要塌下来似的。没有回教室，我径直回到住宿处。我收拾了“小不点”的几件衣服，就把妹妹交给了租房的房东邓阿姨看管，她把“小不点”带到了她的店铺那里，我把父亲犯病的事告诉了邓阿姨。
回到家中，父亲已躺在床上，伯父、弟弟还有村诊所的孙医生守候在父亲的旁边。伯父告诉我说，父亲是早上发的病，发病时又像以往一样大喊大叫，但是这次他没有砸东西，而是用手使劲地敲打着自己的脑袋和身体，幸亏几个村民帮忙，控制住了他的手脚。孙医生给他注射了镇静剂，他才安稳下来了，我进来时，父亲已睡着了。
走近床前，看着父亲的两边眼角处都是青紫的，干瘪的脸颊上，残留着几块斑斑血迹，我能想像到父亲发病时的情景，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失声痛哭起来。
谈到父亲的病，孙医生建议我还是尽快把他送到医院治疗，但是这种病在医院的治疗费用会很高，至少需要2000元钱。2000元钱对我们这样一个家庭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了，我们家没有钱，只有到亲戚和村民那里去借。借钱，对我一个孩子来说，谈何容易！
孝心和自己的学业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父亲住院需要照顾，自己的学习又不能耽误，我知道，父亲为了这个家已经付出了很多很多，我的妈妈走了，我不能再失去父爱，我决定给爸爸看好病以后，再回学校。父亲看病需要花钱，为了借钱，我跑了周围的几个村子，求遍了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给人家说好话，甚至给人家磕头，可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在旧账没有还清的情况下，再借给我钱。两天我跑了周围几个村几乎所有的亲戚和自己所在村庄的大部分人家，我给人家说好话，给人家下跪磕头，两天却只借来了47元钱，这对父亲的病是杯水车薪。
我在家的几天，父亲虽没有打闹，可他精神恍惚，神志不清，谁叫他都没有反应，嘴里老是絮絮叨叨说个不停。我很担心父亲，可是没借到钱，父亲就不能到医院治疗，怎么办啊！我陷入了无限的绝望之中，夜晚，我跪在院子里，大声骂着苍天为什么如此不公平地对待我的家庭，为什么要逼着这些已经够苦的人走上绝境。
就在我为钱发愁、极度痛苦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
“小会，你县城来客人了。”听到邻居叫我，我从屋里跑出来。
“邓阿姨！”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邓阿姨竟然出现在我家院子里。邓阿姨与我们兄妹相处一年多的时间，她对我俩有了深厚感情，听到父亲的病又犯了，她放不下心，于是把店铺安顿好了，便跑来看我们了。她猜测这个时候我最犯愁的肯定是钱，因而她还特意带上了2000元钱借给我为父亲治病。这可是“雪中送炭”啊，接过邓阿姨的钱，我久久没能说出话来。
当天，邓阿姨陪着我把父亲送到乡医院，办好住院手续安置好父亲才回县城。临走的时候她鼓励我要坚强点，坦然而勇敢地面对人生的种种挫折和困难。
邓阿姨是我在学校的时候，租房的房东，她的爱人前几年去世了，自己带着三个孩子生活。我曾经帮助她在西华县南关卖过油漆，没有事情的时候，我也帮助她照看一下商店里的生意。这是一位极具同情心的阿姨，也曾经有过艰难的生活经历，当她了解到我的情况后，知道我可能缺钱用，就把给父亲看病所需要的钱送到了我的家中。
妈妈走了，我得不到母爱。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碰到自己难以拿定主意的事情时，我就跑到邓阿姨家里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阿姨每次都是看着我哭完，然后给我做顿好吃的，就像我的妈妈一样。我在这里找到了母爱，上高中那几年，我就把她当成了我的亲妈妈。
我不仅得到了邓阿姨钱财上的资助，用来给父亲治病，同时我还从她那里得到了当时最缺少和最渴望的母爱。该上课了，邓阿姨就让我把妹妹放在她那里，替我照看。
父亲的病复发了，父亲需要照顾，欠了很多外债和人情的家庭需要我的休学来救急。就在我进入高中学习的第二个年头，我挥泪告别了难舍的校园。离开学校的时候，我给老师留了一封信，说自己要去挣钱了，等挣足我的学费的时候，我还会回来的。给老师留言不为别的，其实就是为了给自己定下一个努力的目标，因为我喜欢学校，我不想离开自己的老师和同学，更不愿意抛弃自己要上大学的理想。可是父亲的病，家庭经济的情况逼得我没有作其他选择的余地。
我从学校回到家里，尽管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告别，可是重新回到学校的日子却遥遥无期。
回到了家里面，我收拾农田、照顾父亲，闲暇的时候教妹妹识字，并在农闲的时候出门打工，挣钱贴补家用。俗话说“百行德为首，百善孝为先”，我深深懂得这个道理，我从来没有因父亲患有精神病而感到羞耻，感到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相反，我觉得父亲是对我人生帮助最大的人，小时候，父亲教给我要关心他人，做人要胸怀宽广，这些都对我走过困境很有帮助。
在爸爸住院期间，我向医生询问了许多照顾精神病患者的注意事项，留意着医院治疗病人的方法，并虚心地向一位护士讨教，最终学会了头部按摩。辍学后，父亲出院在家时，为了使父亲能够长久保持清醒正常的状态，我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为使药物作用发挥得更好，我遵照医生嘱咐严守父亲吃药时间，到了时间我就倒杯开水递给父亲，提醒他吃药；为了让父亲精神更放松，给父亲做脑部按摩是我每晚的功课；为了让父亲尽量少受外界的刺激，我交代邻居们不要跟父亲谈及伤心的往事，自己也会提醒每位到我家的人保持安静，特别是清晨和晚上，总之，我尽最大的努力为父亲创造康复的环境。
这段时间，家里家外所有的事都扛在我肩上，除了照顾父亲，我还得包揽所有的农活，农村有句俗话：“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不能让父亲干重活，而全家都等着好收成，我起早贪黑地耕地犁田，刚开始没能掌握牛的习性和犁田的技巧，力气也小，牛也像欺负我似的，不按照规定的路线走，忽左忽右，搞得我扶着犁子像是在田地里跳舞一样。这样一来，别人一亩地一个小时就耕完了，我却要花上一晌的时间。没钱买化肥，我只好挑着一担担粪便，铺在田地里。时间慢慢地过去，我逐渐积累了经验，干得越来越熟练了，播种、打农药、看护麦苗等农活我做得有板有眼，连村里种田的老把式都夸奖我。
“小不点”5岁了，快要到上学的年龄，农闲没事的时候，我就教给她识字，我成了她的启蒙老师。
把自己小学时的读物和课本从柜子里翻了出来给“小不点”当教材用。每天都花一点时间辅导妹妹，像小学老师那样从字母开始逐渐教会“小不点”拼音、认字、组词、造句、背唐诗，手把手地教她写字。有的时候，读书声和歌声、笑声在这破旧的院子里萦绕，吸引了村子里许多小孩子来玩耍，正所谓“病树前头万木春”，破旧的家庭却因为有了妹妹，也便多了一分生机和情趣。我教妹妹读书的时候，父亲也常搬条凳子，坐在旁边听，不时露出满意的笑容，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小不点”很懂礼貌，嘴巴特别甜，见到熟悉的人她都会有礼貌地招呼，村民们也特别喜欢她。到我家来串门时便给她带点好吃的。这时候，“小不点”常高兴得手舞足蹈。
我还是一位“理发师”，“小不点”小学以前的头发都是由我来剪的，“理发”工具就是一把妈妈以前做家务用的剪刀。
有一次帮她理发，头发楂滑进了“小不点”的脖子里，“小不点”坐在椅子上不停地左右摇摆，让我剪得很吃力，结果剪得“坑坑洼洼”的，像个癞子头，妹妹却对着镜子开心地笑了。小时候“小不点”只是把我为她剪头发当成游戏，好玩，任凭哥哥怎么“设计”。
农闲时，我从县城批发了一批小商品，做起了小本生意，自己挑着担子到周围几个村子叫卖，吸引得孩子们都围了上来。我经常批发一些小孩子喜欢吃的小包装零食和小孩子爱玩的玩具；卖袜子、鞋垫、牙膏、牙刷等日常用品；卖菜种子等等，不辞辛苦，一家一户地叫卖。我出去做生意的时候，都是很早起床，做好了够一天吃的饭菜，托邻居留意一下父亲，提醒他吃饭和吃药，然后自己就挑起担子出发了，晚上夜幕降临时才回家。我的生意做得很好，可是每次晚上回来的时候，担子里总会剩下一点东西，那是我特意留给妹妹的。
那一年我赚了六七千元钱，把邓阿姨借给我给父亲治病的钱还了。春节时，我还为父亲和妹妹添置了新衣服，一家人快快乐乐地过了个新年。
农村的活是分季节的，我们那里唯一的经济作物就是棉花，可是对于需要技术和劳动力的棉花种植来说，我根本就是一窍不通，于是农闲的时候，我就外出打工，争取多挣点钱为父亲治病。“在家百日好，出门一时难”，出外打工的日子，看见别的同龄人在校园里读书，再看看自己落魄的样子，我越发思念校园，我也更加懂得知识的重要。到了1999年的时候，“小不点”已经5岁了，父亲的病情也控制了下来。这时，久别的校园梦一直充溢在我心中，时时渴望重返校园。
回家期间，村里人曾半是同情半是劝告地对我说：“你一个小孩子，带着另一个小孩子上学，这是神也完不成的任务。你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不回家安心种地，要不把妹妹送人去上学。”
我知道在地里顶着日头劳作，在外边冒着风雨打工是不可能圆自己的大学校园梦想，也不可能让我的家庭脱贫，我想返回学校，可是返回学校上学又谈何容易呀？
我想到了妈妈，如果妈妈能回来就好了，妈妈回来，起码可以在生活上帮助我一些。父亲的病再一次得到了控制，不可能再去打骂妈妈了。再说，妈妈已经离开家这么长的时间了，应该不会再生气了吧。我渴望妈妈能够回来。就是在这期间，我去找了妈妈。还是在那个地方，时隔一年多后，再次见到了自己的妈妈。这次见面，我们母子俩都很冷静，都没有哭，彼此询问着这么长时间的情况。
我对妈妈说明了自己想上大学的想法，要求妈妈回去帮帮我，可是妈妈却无奈地说：“咱家祖坟上就没冒那股青烟儿，你就别想那么高啦！”
妈妈的话听起来有些刺耳，可是对于她这个没有一点文化的农村妇女来说，经验和务实就是她选择生活方式的准则。确实，很多家庭情况比较好的农村孩子不也是从高中辍学打工了吗？妈妈说的并没有错，我不应该想诸如上大学那样的事情，毕竟我的家庭情况不允许，上大学这样的好事情不会轮到我这个贫苦孩子的头上。
可是这一切真的是宿命吗？我不相信，起码没有努力我就不会相信，没有试过我也不会相信，我就不认为自己会比其他的学生矮三分，上大学也不是富人家的专利。当时的我，心中就有了一种认识：贫穷是非常可耻的事情，作为一个人应该有追求财富的目标。
无论别人怎么劝说，经历了种种磨难的我心里一直没有放弃重返校园的念头，并且这种信念越来越强烈：无论再困难，我也必须走出这个家，否则，就无法摆脱和改变这个家庭的困境。而走出这个家的途径，就是重返校园，掌握更多的知识，来改变自己和贫困家庭的命运。
不是我感动了中国人，而应该是这些人被自己感动了。因为这些人心中原本就有爱心，心存责任。
——洪战辉
同行，一路温暖
秦鸿礼老师原来是西华一中的教师，是我的语文老师。秦鸿礼老师最初对我的印象并不好，只觉得我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学生，一般的农村孩子都特别知道用功，会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而我却和其他人不同，因为我总是在课余时间买进一些本子、圆珠笔之类的文具到学校来卖。
后来，秦鸿礼老师了解了我家的情况，逐渐改变了对我的看法，在交往中，秦鸿礼老师可能认为我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孩子，毛笔字写得很好，写的作文也很有文采。他还一直为我的退学替我惋惜了好一阵子。
在西华县一中教过我英语的李永贵老师也一直牵挂着我这个苦孩子的命运。他也多次向其他的同学询问我的消息，可是得到的答复始终是：洪全会不可能回学校了，他的父亲有病，自己的家又穷，学习又不是特别的突出。“肯定不会再上学了！”这是老师听说的有关我的最多消息，也是其他同学给我最多的评价。
而辍学在家的我却时刻想着读书。想到要通过获取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来实现父亲的夙愿，于是我开始寻求着再次踏入校园的途径，一步一步地前进着。
一次，我到西华县城进货，在街头碰见了高中同学，好久不见，我们两人格外高兴，找了个地方坐下来痛快地聊了起来，告别校园一年多的我急切地想知道学校发生的故事。交谈中，同学告诉我以前教我们的语文老师秦鸿礼和英语老师李永贵调到西华二高了，这两位老师还经常向同学们打听我的情况。
“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同学很关切地问着我。
于是我就把自己想上学的想法告诉了他，听到我的这个想法后，同学很支持我，他要我找老师一趟。
令我想不到的是这次与同学见面，竟会给我带来重返校园的福音，我也没有想到两位老师会如此尽心尽力地帮助我、关爱我。
1999年的那个暑假，秦鸿礼和李永贵老师调到了西华县第二高中工作。在即将开学的时候，李永贵老师首先给我打电话说，希望我到新成立的二高来读书。秦老师也一直在关心着我的事情，来到新的工作岗位后，他就让一个了解我情况的学生给我捎信：希望我能重新回到学校上课，并表示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世界上，除了亲情之外，师恩也是很难忘记的。在秦鸿礼和李永贵两位老师的帮助下，我又重新回到了学校。不过，我去的是西华县的二高，二高是新建的，只有高中一年级一个年级，我只能从高一读起。于是，我成了西华二高的一名高一新生。
秦老师和李老师从来都是把我当兄弟看待。看我没钱了，两位老师会给我。我不要，老师就说：“你以为是白给你的呀？不是，等你将来有钱了得还我们。”有的时候，两位老师还经常带我出去“打牙祭”增加营养。
至今，我和两位老师还有着密切的联系，秦鸿礼老师现在还在西华二高教书，由于教课教得很好，师德也受到全校师生的称赞。可是李永贵老师却出了车祸，失去了记忆，他也成了我的牵挂。
虽然西华二高减免了我的学费，但是妹妹的学费，自己和妹妹、父亲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