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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亚洲博鳌论坛上，胡锦涛总书记坦言，可能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来加强调控和管理。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更是公开警告地方政府：“不要和央行玩博弈”。
“条条块块跟中央都有一种正常的博弈关系，但若制度安排有缺陷的话，就会产生扭曲的博弈，从而付出沉重代价。”所以，更多学者倾向于建立两者博弈的有效规则，按照十六大报告要求，以“法定化”方式划分双方的权责利，厘清彼此关系，引导到一个易于协调、损耗最低的正常轨道上来。
又是十年
中国改革开放短短26年时间，已经历了1984－1985年、1988－1989年以及1993－1994年三次经济过热。尤其是最后一次，通胀率最高超过了20％！
不少人会不由自主地由中央政府这次对经济的调控，联想到上世纪末控制通胀的情形。
的确，两者有极其相似之处：都是投资过热，且多发在固定资产投资上。房地产业急速升温，导致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的供求矛盾，是其共同表征。
1992年，南方房地产泡沫泛起，炒地炒楼成风，通胀率创历史最高。国务院于1993年6月30日发出宏观调控的“16条”，政策包括控制全年货币发行量、信贷规模，提高利率，严格项目审批，控制新开工项目等措施，第二年又推行分税制加强中央财力，改革金融系统等一揽子政策，使中国经济在两年后实现“软着陆”，GDP从1992年的12。8％，降至1995年的10％左右。
而今，尽管GDP尚未突破10％，2004年一季度消费指数上涨仅为3。8％，但危险信号已随处可见：市政、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四面开花，拔地而起的高楼空空荡荡，占用大面积耕地的高尔夫球场无人光顾。据统计，中国耕地面积自1996年以来减少了1亿亩，“比两个海南省还大”。2003年，全国人均耕地低于0。8亩警戒线的省份达到6个。钢铁产业至新世纪初以来的持续兴旺，少数行业过热而国内消费的长期紧缩，反映了当前经济发展的不良势态。
中央政府把经济调整到安全轨道上来，已当其时。
经济学家们打了个比喻：中央政府目前进行的宏观调控，与当年的方式相比，是“点刹车”取代“急刹车”。究其原因，而今的宏观调控无疑难度更大，中央政府十分警惕“一刀切”带来的沉重代价，尽量实现经济的“软着陆”。
5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柏林对德国工商界的300多名代表发表演讲时说：“我和我们的政府，好像在驾驶一辆快速行走的奔驰车，当它速度很快的时候，我们不能急刹车，而要保持一个合理的速度，要学会点刹车。”
他还表示，对某些过度发展的产业，如果本身已经是泡沫，早破灭就少损失。
有人作了一个统计，从3月14日全国人大闭幕到4月28日处理铁本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由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共举行了6次，其中两次内容专门针对宏观调控。包括发改委、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等多个部门、机构发文，从政策及机制上进行调控。
最新的进展是，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5月1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将采取加强规划、严格执行、建立监督处罚制度及正确评价体系几项措施，严控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之前半年，建设部对全国6000多个开发区进行清理整顿，目前已取消一半，复耕农田约300平方公里。
在今年全国“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谈到经济过热问题时，平静的表情中含着忧虑：“这对我们政府是一次新的重大考验，我以为这次考验不亚于去年SARS的考验。”
时隔两月，他信心十足地对林尼班克说：“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讲还是结构问题和体制问题，因此要继续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包括投资体制改革、金融改革。虽然宏观调控有难度，但是我们有信心。”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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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反对国企实行管理层收购
南方周末 2004…05…20 12：24：49
□乔新生
所谓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 buy－out），就是由企业的管理者在金融机构的支持下通过大量举债或者进行股权交易的方式拥有本企业股权的行为。在西方国家，管理层收购被严格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目的是为了防止内部人控制，从而出现损害企业投资者利益的现象发生。
上个世纪，一些由国家投资兴办的高科技企业出现了快速成长的势头，这些企业的管理层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部门索要股权。国家经过严格审查，批准这些企业的改制方案之后，其他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也准备如法炮制。但是，由于高科技企业遭遇到了世界范围内的严重危机，所以，经理人持股方案并没有大面积推广。然而，随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经理人持股方案逐渐被管理层收购所替代，一些国有大型企业的管理层已经开始通过各种媒体为管理层收购制造舆论。一时间，管理层收购的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按照这些管理者的逻辑思路，实行管理层收购大体上有以下几点理由：一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普遍缺乏激励机制，企业的经营者对企业创造的财富并没有分享权，这就导致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没有积极性和主动性，少数企业甚至还出现了企业管理层内部私分国有资产的现象。实行管理层收购可以有效地克服上述弊端，激发国有企业管理者的积极性，从而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二是实行管理层收购可以改变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进而改变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保证国有企业健康发展。三是管理层收购可以与国际接轨，从而做大做强中国的国有企业。
在我看来，上述理由并不充分。管理层收购不但不会搞活国有企业，反而有可能会彻底搞垮国有企业。这是因为，管理层收购的动机不纯。管理层收购的出发点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待遇太差，缺乏经营的积极性；如果不实行管理层收购，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就会“撂挑子”。这种掌握着国家的资源却为自己牟利的企业重组行为不可能给国有企业带来任何的好处。假如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拥有管理层收购的权利，那么收购国有企业多少股权才能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产生激励作用呢？当国有企业管理者拥有企业30％的股权之后，他会想办法继续扩大在国有企业中所占的份额，并最终完全控制国有企业。所以，管理层收购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私有化的一种表达方式罢了。更麻烦的是，当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发现管理层收购需要自己付出一定代价时，他会千方百计地将国有企业的资产转移出去，并且利用手中的权力拼命的压低国有企业股权的价格。尽管各国在管理层收购的过程中设置了许多限制规定，但是仍然无法彻底根除管理层收购中损害股东利益的现象发生。假如管理层收购成为国有企业改组的常态，那么，国有企业大贬值的时代也将会到来。我们无法预料，管理层的收购将会造成多少国有资产流失，但是，从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动机来看，只要实行管理层收购，必然会出现国有企业变成私有企业的趋势。这不是制度操作的问题，而是制度本身的价值取向问题。管理层收购就是将那些国有资产卖给那些掌握这些国有资产的人。
实行管理层收购，固然能够改变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但这种改变不仅违背了公司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而且为企业管理中的利益冲突埋下了伏笔。人们不能想象，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进行决策时，如何区分个人的投资利益和其他股东的投资利益？如何实现关联交易的回避制度？
在西方一些国家，管理层收购时有发生，但管理层收购是建立在投资主体明确、交易程序透明基础之上的，是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我不反对在民营企业实行管理层收购，但坚决反对国有企业实行管理层收购。因为国有企业投资主体是虚拟的，而交易的程序也缺乏透明度。管理层收购只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中国20多年的国有企业改革，最大的失误就在于，将国有企业混同于一般的民营企业，试图利用民营企业的管理手段来治理国有企业。国资委的设立改变了过去“九龙治水”的现象，但国资委面临的新问题是，如何为国有企业选任优秀的经营人员。如果国有企业经营者的任免都由国资委一手操办，那么国有企业改革其实又回到了老路上。科学的办法应当是，在国有企业出资人明确之后，由国资委经过考察提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候选名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各级人大常委会依照职权作出任免决定。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应当定期向各级人大常委会作工作报告，接受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只有这样，国有企业才从法理上变成真正的国家所有的企业。
国企实行管理层收购是一种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制度设计。它所带来的恶果可能要在若干年后才会显现出来，但是到那时，国有企业再也不能称其为国有企业了。这虽然符合某些制度设计者的愿望，但却不符合公众的利益。中国的国有企业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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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食品安全 政府须负总责
南方周末 2004…05…27 11：28：09
方舟评论
□何三畏
食品安全已经成为如此严重的一个公共安全问题：从哪一种食物没有给我们带来过事故的角度，来确定我们今天应该吃什么，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我们已经难以找到没有出过事故的一类食物！今天，很少有人面对餐桌不感到吃什么才安全的压力，按照卫生部官员的说法，他也不能摆脱这种痛苦。
当你正在为更好的生活而操劳的时候，危险就潜伏在我们的身边，这是一种多么难以承受的现实。当一个地方的毒奶粉曝光，各地一经突击，就会发现成批的毒奶粉正在等待消费；当一个地方毒酒致命案爆发，大批同样的毒酒就会被揪出来。而这样的“拉网式”清查可以说从来都没有间断过，这从逻辑上证明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当我们正在忙于处理上一个毒源的时候，下一个毒源却正在酝酿。
自从央视有了“每周质量报告”，它以中央级媒体的特殊权威，为我们“打造有质量的生活”。但它每一次让“你看到的，是你没有想到的”———曾经，有人警告说，假冒伪劣食品转向了农村，要注意保护农村，的确，农村是重灾区，但是，在短短一段时间以内，央视“每周质量报道”把中国许多驰名的、有着大量城市主流消费群的品牌拎到公众面前！
事实上，食品安全事故已经不是袭击个别生活质量比较差的人群，也不是非常的个案，它的威胁是全方位的，没有间断的，涉及每一个真实地生活着的人。因为每个人每天必须吃东西，这是无法超越的现实。在这种非常现实的恐惧感笼罩下，人们非常无助，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单独出击而能自保。
没有比在食品面前失去安全感更糟的事情了。社会心理长期处在这样的压力下，已经发生了可悲的扭曲。我注意到，有关方面发布食品抽检报告的时候，甚至对达到80％的合格率的某类产品，连媒体都报以安慰的认可；如果大部分的食物都以“这样高”的合格率通过，人们会舒出一口长气！这是一种什么心态？人们为什么对八成的安全系数（虽然不合格不一定致命）已经“满意”了？但是，这只能说是一种苟且的生活。
我们不能想象还有更糟的情况了。物极必反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希望这是我们的食物安全感的最低谷，我们希望不再走低，我们希望情况从此会好起来。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真的看到了这种希望。至少，这种糟糕的情况已经被新闻界不断地公开揭露，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政府的决心和行动。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阜阳毒奶粉事件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对食物安全显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且其主要的着力点是问责政府管理部门。在最近一次的毒酒事件发生地广东省，为确保食物安全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副省长游宁丰表达的三个理念引人注目：“一个地区的食品安全，当地政府要负总责；一个品种的食品安全，其生产经营企业是第一责任人；确保食品安全，需要广大消费者积极参与。”政府－经营责任人－“广大消费者”，这正是确保食品安全的三个环节。
这是一个清晰而全面的表述，而“政府负总责”尤其体现了责任政府的要义。重建食物安全，政府必须主导，必须负责，这才是从源头抓起。而政府负责的主要内容，就是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建立健全的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就像目前全国各地正在兴起的“问责风暴”那样，让有关职能部门不能不作为，作为不能不到位。相应地，生产经营企业在负责任的政府和严格的制度面前以及相对完善的市场里，它们不敢不诚信，也不能不诚信。
至于“广大消费者”，则处于相对被动的层面，在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坚强保护的前提下，他们无法“积极参与”到“确保食品安全”的任何环节中去，甚至指望他们自我保护都不可能。如果在政府和生产流通渠道以外，还有一个食品安全阀的话，我愿意举社会软环境。例如奖励和保护举报有功的公民个人，毕竟本来就有举报动力的消费者因此会获得更大的激励；例如让新闻媒体充分发挥社会观察和舆论监督作用，就像央视“每周质量报告”那样。
人们应该认识到，社会管理和社会信用是一个系统工程，食品安全是一个子系统。食品不安全折射的是社会整体生活的一个方面，没有任何理由孤立地看待食品安全事故。而消除人们的恐惧感，重建人们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只能在社会管理和社会信用的大气候下实现。食品安全只是我们社会进步的宏伟目标中，最贴近底线的，逼着我们马上交卷的一部分，它只能与我们的整个生活品质共同提高。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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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崃模式”水落石出
南方周末 2004…05…27 14：42：46
□本报见习记者 胡天舒
对于数量庞大且财政窘迫的中国城镇而言，“邛崃模式”提供了一种民营企业参与投资经营城市建设的范本。但在舆论一致的追捧声中，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地方政府是否有权力向企业如此大规模地供应土地资源？
2004年5月15日中午，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国内出发2号门口，本报记者等到了四川瑞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永康。两年前，他以民营企业身份投资邛崃新城建设而广受舆论关注，但现在，“邛崃模式”受制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而搁浅，李永康此时却欲远遁西藏。
李永康执意要和记者合影：“你看，在我‘逃跑前’留一张照片多有意义！”说罢自顾自地大笑起来。陪同李到机场的家人、同学和公司同事一行近十人，在他的身后站成一排，每个人都和善地笑着，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其实李永康的心里并不轻松。几天前，他就紧急赶往北京，一出机场就奔向天则经济研究所———“邛崃模式”的学术支持单位。但此行似乎并不成功，而回邛崃又将面对那些正向其索赔的合作企业们，也许去西藏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李永康的说法是，家人和朋友们劝他去西藏，一是可以静静心，二来“避免再受到一些人和信息的伤害”。
其实不管事态如何发展到今天的困境，对于数量庞大且财政窘迫的中国城镇而言，“邛崃模式”仍然不失为一个创举。2002年1月18日，邛崃市政府将一座10平方公里的城市建设（规划中）交到民企瑞云集团手里；瑞云集团接手了这项总投资十多亿人民币、前后建设工期可能需要十几年的浩大工程，同时也获得了50年期限的新区建设开发经营权和50年公用事业特许专有经营权。
但从今年年初开始，国家就一直加大对经济宏观调控的力度，特别是江苏铁本案事发后，随着国土资源部和建设部对土地资源管理不断收紧，邛崃新城建设也从今年开春以来逐渐陷入僵局。
这意味着无论是邛崃市政府还是瑞云集团，在动议之初似乎都有意忽略了某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这自然与“邛崃模式”的好坏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