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每一个读完新华社散发的这个可耻文件的人都看出，这个文件是不配在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欢迎其列宁主义政策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上占有版面的。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发表了。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让全体苏联人知道中国领导人已经走到什么地步了。”
在这种严重攻击中国、孤立中国、要挟中国的条件下，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我党相继发表九篇重要文章，当时被认为比较系统地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方面，评论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的基本观点，时称“九评”。1964年10月16日，苏共中央发表公报，宣布赫鲁晓夫下台；同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年11月上旬，为了争取团结，避免分裂，中共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庆典。11月7日酒会上，苏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赫鲁晓夫的挚友）乘碰杯之际，向前去参加庆典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贺龙鼓动“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搞掉毛泽东，和我们搞掉赫鲁晓夫一样”。中国代表团当即向苏联提出了强烈抗议，勃列日涅夫以国防部长酒后失言一语带过，中国代表团退出酒会坚决抗议。
11月24日，苏共中央在向其他兄弟党发信后给我党来信，提出要召开世界兄弟党会议筹备委员会，时间从赫鲁晓夫原定的1964年12月推移到1965年3月1日。11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一致认为，我党已于1964年8月30日复信苏共中央，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领导非法召开分裂会议，表示绝不参加分裂会议。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时间、内容与兄弟党没有任何协商，是一个分裂的会议，不予参加和理睬。
1965年2月5日，因越南战争升级，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路过北京，5日和6日在北京停留，周总理同他会谈，再次申明了中国的立场，中国不参加分裂的莫斯科三月会议。并从大局和侧面劝苏共放弃三月会议。柯西金7日至10日访问越南。当时，美国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给柯西金以颜色。中国政府10日在北京举行150万人集会游行，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再次挥手天安门。全国各大城市10日、11日共有1000多万人参加支援越南抗美的示威游行，支持越南，也间接给柯西金的越南之行以鼓励。
11日，柯西金折回北京，毛泽东当天下午同他会谈。据在场的吴冷西回忆，会谈气氛比较紧张，毛泽东对苏共的不怕分裂、害怕争论进行了尖锐的回击，但言谈中对中苏两党和好的前景仍留下了希望之门。会谈结束后，毛泽东、刘少奇等和柯西金一行合影。2月12日在中国各大报刊登载。
3月1日至5日，苏联共产党不顾中国、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印度尼西亚、罗马尼亚、日本等多方反对和缺席，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参加会议的代表从1957年莫斯科81党代表会议，缩小为16党代表和观察员，加上个别党派分裂分子，一共19个单位。3月10日草草发表了一个公报。苏共中央拒绝了中共中央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远利益的努力，一意孤行开了一次分裂的会议。我党接待柯西金时留下的希望之门，苏共中央并没有珍惜。
1965年春天非同寻常。1964年12月，在十九届联合国大会上，柬埔寨、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刚果（布）、几内亚、马里、印度尼西亚、古巴、布隆迪九个国家要求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被美国打入“冷宫”，美国将恢复中国代表权的一般问题“提升”为必须三分之二国家通过的重大问题，再次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日本佐藤政府和英国工党政府给美国以有力支持。12月26日，美国派出装备有十六枚射程达一千八百英里的火箭潜艇到从关岛到我国沿海附近，进行核讹诈。12月29日，我国政府就美国政府派北极导弹潜艇到亚洲大陆沿岸海面活动发表声明。美国置之不理，并对中国南邻越南狂轰滥炸，战争不断升级，向中国施压和示威；北面苏联，从经济要债到政治要挟，不惜公开分裂给中国以颜色。在中国问题上，苏美渐行联合之势，他们孤立和打击有独立精神的中国，希望豢养俯首称臣出卖民族未来的喽罗和伙伴。独立是新中国的脊梁和生命。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又到了要冲破井冈山多面来敌“会剿”的重要时刻。国际上的硬仗已打响，联合谁？打击谁？怎样联合？怎样边打边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和转移，中央苏区的失利和延安的成功，一幕幕出现在毛泽东的眼前……
万事开头难啊！从哪里开头？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是中国革命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三湾改编是挺进井冈山的第一步。没有三湾，就没有井冈山；没有井冈山，就没有新中国……
可今天的队伍再也不是秋收起义后的千把人了……
社会主义执政党的“三湾”在哪里？
乔治乌·德治、邵式平、柯庆施相继去世
毛泽东的心情与日惆怅。当年梅岭一号服务员王天亮清楚地记得：
1965年，毛主席住下十天后，吃饭不太香，饭量减少了一点儿，我焦急地向招待处处长申兴国反映，建议是不是打些麻雀、东湖竹林里挖点儿小竹笋，给毛主席换下口味。麻雀当时和苍蝇、蚊子、蟑螂一起被称为是“四害”。这个任务落在警卫处几位同志身上，下班后有了为主席服务的新任务，他们一个个兴奋得很，我也要参加，他们还不要我。
“干烧麻雀”第二天放在了梅岭一号小餐桌上，毛主席仍没有很好的食欲，只吃一小碗饭，饭量继续减少，连续十几天都是如此。付加宽着急了，他请教北京来的同志，问菜谱要怎样改进？记得北京来的人一个个都摇头，说毛主席没有说菜不好，老人家是在为刚刚病逝的战友难过。
（2005年5月王天亮口述）
那个年代，每个星期都有政治学习，梅岭一号是一周两次读报。原来毛主席下榻梅岭不久，《人民日报》3月21日刊登了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书记、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乔治乌·德治于3月19日病故，享年64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致电吊唁，在京领导人前往罗马尼亚大使馆吊唁。乔治乌·德治是长期领导罗马尼亚工人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杰出共产党人。在中苏十年论战中，比较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及准则，做出了重要贡献。
3月2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个讣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西省省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邵式平同志，因病不幸于1965年3月24日2时48分在南昌逝世，享年65岁。华东局成立了邵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主任是柯庆施。
邵式平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互为敬重的战友，也是方志敏的同乡和挚友，江西弋阳人。1925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他和方志敏等人领导了弋横武装起义。1929年底信江特区苏维埃成立，方志敏被选为主席，邵式平被选为信江军委会主席。1930年7月，邵式平任工农红军第十军政委。那时候，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从井冈山打到赣南闽西，建立了大片红色根据地。整个苏维埃根据地到处传诵着“南有朱毛，北有方邵”。
南昌邵式平哀乐还在播放，担任邵式平治丧委员会主任的柯庆施在成都心肌梗塞去世。时间是1965年4月9日下午6时30分。柯庆施时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享年63岁。中央成立了柯庆施治丧委员会，主任是刘少奇，委员第一个就是毛泽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第三次组成最高规格治丧委员会。第一次是1950年10月任弼时去世，第二次是1963年12月罗荣桓去世。
4月11日，柯庆施的遗体专机运往北京。这一天东湖迎接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外交事务顾问和他的夫人及随行人员，外交部长陈毅陪同坐飞机从北京到武汉，下榻东湖客舍百花一号。下午，陈毅来到梅岭一号向毛泽东汇报。
董必武、柯庆施、陶铸、邵式平都到过武汉东湖。1958年中央在武汉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住在东湖南山甲所，刘少奇住在南山乙所，周恩来开始也住在乙所，后主动搬到洪山宾馆，和其他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住在一起。董必武、林伯渠等“五老”住在东湖的翠柳。罗荣桓、林彪等元帅住在汉口惠济。那时东湖百花房子刚刚修建，1961年才建好。今天，罗荣桓、林伯渠、柯庆施、邵式平音容犹在，惜人去楼空。
毛泽东身边贴身卫士周福明回忆：1965年春，毛主席在东湖饭量减少。每天下午起床后原来打打乒乓球的，现在很少打了。散步的时间增长了。我们几个人天天跟着主席一起散步。那一次跟着主席南下，有顾作良，做主席的生活管理员，东林发是主席身边的厨师，还有机要员谢静宜、护士长吴旭君、摄影师钱嗣杰等人。我当时是贴身卫士，天天跟随主席从梅岭一号走到南山甲所，从甲所再慢慢走到百花，从百花再慢慢转回梅岭一号，好大一个圈，比往常大得多。我和护士长吴旭君等人天天迈开大步跟着主席走。
（2005年12月29日周福明口述）
4月10日，刘少奇在北京曾会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外交事务顾问侯赛因·左勒菲尔卡·莎布里。刘少奇在介绍中国经济建设情况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各级领导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私心，不贪污，能吃苦，必要时与人民一起吃苦，这样，国家才能搞好。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能真正肃清贪污盗窃，我们不能保证我们的政府能肃清他们，如搞得好，就能肃清，搞不好，也不能肃清。我们就要依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和忠实于人民的领导核心。领导核心与人民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忠实于人民的领导核心与广大人民结合得好，才能保证肃清贪污盗窃集团，否则，就不行。”刘少奇将不腐败的希望，寄于领导干部和领导核心。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外交事务顾问侯赛因一行在北京会见刘少奇后，非常想见毛泽东，陈毅陪同前来武汉东湖，4月13日下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陈毅在东湖百花设晚宴招待贵宾。当晚，毛泽东和阿拉伯贵宾侯赛因一行一起前往武汉剧院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964年10月16日，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已在人民大会堂观看过这颇具感染力的大型节目，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就在同一时刻爆炸成功。今天，毛泽东亲自陪同阿拉伯朋友在武汉再次观看，其中蕴涵着重温、礼节和深深的萦怀。
《东方红》每一首历史歌曲，再次牵动毛泽东如歌如血的记忆。那晚，谢滋群、申兴国跟随进入武汉剧院，整个剧院是公安等系统发票专场演出，保卫工作上了双保险。当湖北省歌剧团独唱演员王玉珍高唱《农友歌》时，他俩看见毛泽东右手轻轻拍着大腿，打着节拍。当齐唱《秋收起义歌》时，毛泽东的节拍停了下来，他右手扶住下巴，盯视着舞台刀枪齐舞，歌声飞扬——拿起武器闹革命，工友农友真英雄，秋收起义成了功，一杆大旗满地红，工友农友团结一条心，咳，红色政权扎下万年根，万年根，咳，革命永远向前进！向前进！
跟着领袖毛委员，走向雄伟的井冈山，革命要有立脚点，地是根来枪是胆，工友农友团结一条心，咳，红色政权扎下万年根，万年根，咳，革命永远向前进！向前进！
毛泽东那天在剧院戴着黑边眼镜，如痴如醉的观众谁也没有想到毛主席就坐在他们中间。
专车司机易永喜，那天没能观看这场激动人心的演出，他一直守候在“吉斯110”车上，直至将主席送回梅岭一号，他才回到梅岭二号休息室，被服务员请到餐厅吃夜宵。易永喜一到大餐厅，往常热闹的场景变得冷冷清清，一问才知道，汪部长发话，北京来的人，没有特殊工作情况，不许吃夜宵。
毛泽东的“午餐”和梅岭夜宵时间接近，他吃完饭后，继续开始“下午”的工作。
毛泽东在梅岭的日子，表面上像往年一样一天天延续。
其实不然。战友的嘱托、人民的歌声和天下之大势，迅速在毛泽东心目中凝聚为一种声音……
强调的真理和革命传统，井冈山斗争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张平化下山当天下午两点左右，刘俊秀、王卓超在井冈山宾馆吃过午饭小憩，汪东兴传话，主席请他们一起到115房间去，接着昨天的话题再谈一谈。太好了，两人拔腿走到115房间，毛泽东笑着指了指对面的木沙发，汪东兴已坐在主席的旁边。
毛泽东开门见山说：“你们几个都是江西老表，俊秀同志还是贺子珍的小同乡，在瑞金读马列班时是我家的常客。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刘俊秀是永新象形乡人，大革命时期是村农会主席，结识了贺子珍等一批共产党员。1927年11月入党。1934年初被县苏维埃政府派到瑞金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高级班学习，经常跑到贺子珍家里向毛泽东请教，那时毛泽东党内、军内的职务都被撤销了，只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但情绪悠然，说话幽默，贺子珍又是热情款待。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毛泽东还记得自己读马列班的事，刘俊秀激动地望着老人家。
毛泽东笑着问：“你们这次陪我一起到井冈山，印象如何？”
王卓超1929年参加秘密农会和赤卫队，1931年参加红军，1932年入党，汪东兴在弋阳参加革命也比较早，他们一个个激动地对主席说：“这次陪主席来井冈山，是难得的一次学习机会，心情一直很兴奋。重新读了主席在井冈山写的几篇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对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感受更深刻了。”当时这是政治流行语，也是他们的心里话。
毛泽东感慨地说：“昨天散步回来想了很多。井冈山道路的探索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一步。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他们是一批有信仰有抱负的年轻人。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一个很好的同志，有智慧，能吃苦，在文家市决定进军路线的会上，就是他有力地支持我的提议，退入萍乡向罗霄山脉转移，芦溪一战牺牲了。
“三十一团党代表何挺颖，原是上海大学的大学生，北伐时就在警卫团任连党代表。三湾改编任第一团党代表，很年轻（1905年生）。”毛泽东那天在115房间谈到他在井冈山被撤职的经过，说：
“1927年12月，中央开了一个扩大会议，撤销了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还给湖南省委来了一封信，说我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撤销了我的前委书记。消息不灵通，传到井冈山成了开除了我的党籍。井冈山的同志火了，不服气，为我打抱不平，要向中央打报告。我劝他们不要写，撤职就撤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真被开除了党籍，我还是要干共产党的。井冈山同志听了我的话，很认真地说：‘开除了你的党籍，你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师长总可以当得吧。’你们说井冈山同志对我好不好啊？
“1928年3月上旬，湖南省委派周鲁到龙市，他是个书呆子，说这里烧杀不厉害。传达了中央文件，撤销了前委和前委书记，成立了师委，由何挺颖当师委书记，我当了师长。我连师委委员都不是，但师委每次开会，都请我参加，并认真听取我的意见。你们说井冈山的同志对我好不好啊？”
王卓超回忆，毛泽东讲完这段话后，喝了一口水，汪东兴给他点燃一根烟，他猛吸了一口，继续说道，1928年两次下山接南昌起义的队伍，他都是以师长的名义去的。红四军成立后，6月恢复了前委，他重新担任了前委书记，何挺颖任红四军军委委员、第十一师党代表兼三十一团党代表。7月，他率兵前去迎接二十八团去了。8月，何挺颖同陈毅安还有朱云卿率领不到一个营的兵力打赢了敌人五个团，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后调任二十八团党代表，和二十八团团长林彪做搭档。1929年1月大余一战，何挺颖受伤牺牲了。
二十八团团长原来是王尔琢，红四军成立时，王尔琢任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是黄埔一期的，南昌起义时是叶挺部队七十四团的参谋长。入党很早，有勇有谋，在部队中很有威信。当年井冈山虽在角旮旯里，也是钦差大臣满天飞。周鲁走后又来了袁德生、杜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