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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构想的未来世界的政治共同体是什么呢？就所谓的某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比如说，他认为三大最重要的文明，一个是基督教文明即基督教世界，还有伊斯兰世界，还有儒教世界。他认为，在基督教世界里，核心国家就是美国了，在现代来说。其它还有一些周边国家，跟它相似的，但是实力没有这个核心国家强大。再有，就是所谓的散布在外围的那些个人，它的移民，就是在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其它国家和地区生活的，但是它认同于基督教的这些个人，他认为这样构成了一个基督教的世界。他把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还有东南亚的一些，像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都归到儒家文化圈里，毫无疑问，无论从历史的渊源，还是从一个综合国力来看，中国都是这样一个文化圈的核心国家，再加上周边国家，还有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裔，他认为这个构成了儒教世界。他认为未来的冲突就是这样的几大板块之间的冲突。我个人比较倾向于他的这样一种观点。
现在我们再反观一下，中国文化在100多年中它所经历的命运是什么？
首先，150多年，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文化走上了持续衰落的这么一个道路。
从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来看，随着汉族农耕文明不断地扩张，汉族统治疆域在扩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汉族的汉文化也在逐渐地扩张。
古代中国基本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从政府、国家来说，总的来说它还是推行儒家的文化，同时儒家文化也给这样一种政治体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我们不能说儒家，比如跟基督教相比，跟佛教相比，没有那么多庙宇、僧人，专业的那样一些教师等等，我们认为它不是宗教。实际上在中国可以说整个国家就是一个教会，就是一个儒教的教会，教会既为国家，皇帝实际上就是教皇，所有的官员，还有这些读书人，准备考试、应试，然后学而优则仕的这些人，都是可以把他理解为教士。基本上全民，大体上来说，都是遵奉儒家所宣扬的那样的一些伦理规范，也就是说儒家尽管它是一种精英的理论，它作为一种书面的东西，它主要是和读书人进行交流的，但是它这种书面之外的东西，对民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比如说他对民间处理父子之间、夫妻之间、长幼之间、朋友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儒家的思想，像通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一些载体，它对民间的影响更大。
但是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文化面临着一个非常强烈的冲击。这个时候我想发生了第一个非常巨大的转变，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中国的士大夫放弃了天下主义，他终于明白了，中国仅仅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在众多民族国家的一个而已，不是说我是天朝，我是天朝帝国，老子是天下第一，我是世界的中心，这个观念已经被彻底打破了。那么进入维新时代之后，第二个巨大的转变发生了。也就是说中国捍卫传统的这些人，基本说放弃了形而下的领域，也就是说认了，技术方面我们不行，甚至一些制度方面也不行，这个时候要改，但是这个时候还坚信，我们的道德、我们的理想，孔孟之道所宣扬的终极的、形而上的东西还是有用的。所以，他放弃了形而下领域的抵抗，只求在形而上领域去斗争。
等到五四时期，基本上传统文化丧失了最后的阵地，全盘西化成为了一个主导。大家觉得为了富国强兵，我们就要毫不犹豫的彻底地放弃我们的历史，然后向外面去学习，大家不断地找祖宗算账、找文化算账、找传统算账
但是在故土之外，在台湾、新加坡、韩国、日本、美国等地，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在苟延残喘，还在发展。同时，东亚的经济成功，也助长了儒家文化的复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随着日本的成功，东亚四小龙的经济上的成绩之后，世界各国的学者都开始研究东亚现象。为什么在这个地区，可以取得这么好的业绩，而且它不仅仅经济成长，特别成功，而且它在收入分配方面，在社会的稳定方面等等，也是很成功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一种假说，儒家资本主义就提出了，过去可能认为儒家学说是一种累赘，是一种包袱、是一种拖累，是阻碍资本主义成长的东西。现在这样的一种理论认为，当这个国家进行了现代的，重建了这样一个政治和社会之后，当现在的市场经济引进了之后，儒家学说反倒成了促进资本主义成长的强有力的一个因素，所以儒家资本主义又开始风行了，大家这回不批判儒家了，说儒家不错，家族主义，勤劳，服从权威，遵守纪律，勤俭、爱储蓄，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是有利于现代的经济增长的。
十年之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化民族主义在中国大陆兴起，我认为最早还是在九十年代的初期，最先讨论这个问题的是《战略与管理》杂志，当时一些讨论会我也参加了。在九十年代，这样的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复苏，它有比较深刻的背景，在这个情况下，政府希望借文化保守主义来抵御西方文化的入侵，抗拒西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国知识分子，他对欧洲的观察，特别是对俄罗斯的观察，还有对南美洲，还有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民族化的进程中的观察会发现，改革不仅仅会带来一个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的结局，改革也可能会带来社会发展的停滞，甚至一个国家的分裂等等，甚至倒退。当看到这种危险的时候，那么认为民族主义是化解这种危机的一种武器。还有，就是中美关系的转变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助长了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再一个，就是民族主义可以比其它的意识形态，多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功能，它有利于形成共识，有利于团结。价值真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靠什么来寄托自己的灵魂，就是说我们的价值、我们的道德，我们的一些人生的归宿到哪里去寻找呢？传统文化它可能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因此这个也是它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五个问题，我想谈一下文化民族主义的必要性。
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一个全球经济的背景下，这样的一个政治格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逐渐地崛起，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中国应该怎么办？我个人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也就是说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如果我们的文化能够得到很好的复兴，文化得到更好的宣扬和推广，能够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特别是，随着我们经济实力的成长，随着社会政治变革的逐渐地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可能我们可以很好地整合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这样的一些地区、国家、还有个人，形成一个很好的经济交流的平台，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政治结盟的一个框架，这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对于中国未来在国际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中国发展文化民族主义的优势就在于，首先它有独特的语言和文字。而且学习汉语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它学习起来成本非常高，转换起来比较困难。而且它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传统，使得中华文化很难为其它文化所同化。再一个，庞大的人口数量也赋予天然的一种优势。还有经过数百年的移民，华人也遍布全球，而且很多人他依然忠于自己民族的传统。再者中国是儒家，儒教圈里天然的那样一种核心国家。所以这一切意味着建立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疆域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巨大可能性。亨廷顿他就非常明白地说，大中华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迅速发展文化和经济现实，并开始成为一个政治的现实。
最后一讲，我想跟大家交换一下我的看法，就是在新世纪我们怎么样复兴我们的文化。
文化复兴的逻辑是什么？首先一点就要肯定，能够被所有华人认同的可能只有中华文化了，在当今世界上。因此，文化民族主义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复兴中华文化，并通过文化的复兴实现全球华人的整合，成就一个文化中国。这个文化中国没有固定的界限，只要信奉这样一种文化的人，走到哪里，它的边界就扩张到哪里。康有为指出，中国的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依。正是由于中华文化的理想、价值和道德都集中地体现在儒家文化之中，所以复兴文化的根本，我认为是复兴儒家文化。而且我们不能把儒家文化仅仅看作是一个学派，实际上它发挥了一种巨大的教化的功能，而且得到过国家支持的全民宗教。而教化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东西，所谓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么一种东西，它是建立社会秩序的最基本的途径，无论是政府、还是法律、还是暴力和强制，都是不可替代的。
最后我想谈一下，我们如何来复兴儒教。我这里就比较坦率地说了，我今天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继承康有为的事业。我想从当前来看，最紧迫的，当前来看，要采取四项必要的措施。我认为第一儒学教育要进入正式的学校教育体系。不光是中小学，中小学应该把我们的《四书五经》比较系统地读一读。同时我认为，凡是与公共管理有关的课程，大学里的研究生的课程，也应该列入进来；同时我也认为像党校、行政学院这样的一些地方的学员也应该系统地学一学这些东西。第二，国家也要支持儒教，将儒教定为国教。我提出的基本原则是：国家支持，精英领导，全民参与，建立组织体系，实行民间自治。第三，儒教进入日常生活，成为一种全民性的宗教。第四，通过非政府组织向海外传播，借助遍布全球的华人社团，建设一个文化传播的网络，然后以这一网络为基础建立一个文化中国。这就是我大致的一个想法，先跟朋友们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想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比较坦率的交流。谢谢。
王鲁湘：谢谢康教授精彩的演讲，我想康教授今天演讲的题目也好，包括里头涉及到的问题也好，肯定是极具一种冲击力的。其中，我想和康教授进行交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谈到了文化民族主义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之下的一种必要性，是吧？因为是在当前的国际竞争中间维持一种民族核心竞争力，我们过去更多地关注于它的经济的层面、技术的层面，甚至于制度的层面，但是却很少关注它的文化的层面。但是刚才你已经说到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是它的软力量，这个软力量其实就是它的意识形态，它的文化价值，包括它的制度文明的东西，这个东西不仅对内有一种凝聚力，对外，它进行对外的一些国际事务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说辞。它用这个东西就可以居于正义在手的这样一种立场，因此在这一点上看的话，实际上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当前的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竞争的时候，很有用的一种软的力量。
那么我想问的一点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其实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东西，在历史上我们曾经出过百家争鸣。到了后来佛教传入，而且在我们中国本土又产生了道教的东西，然后隋唐以后出现三教合流。然后到了明末以后，其实基督教文明也已经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到我们国内里头来，到了后来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更是大规模的，可以说是整体地进入到我们中国。经过这么一个漫长的，实际上一个中国文化的与自己的，和国外的几次的这样一种融合、冲突之后，我们中国文化已经变得非常博杂，很多的东西实际上已经构成了我们的传统，那么在这个中间您为什么独独选择“儒家”文化，而不是锁定在其它的上面？
康晓光：如果我们真要是到源头去找中国文化的话，无论是道家、法家、墨家这样的一些东西，它的生命力、它的影响力和儒家都不可能相提并论。所以，如果从我们本土这些东西去找的话，可能那就是儒家了，而且确实儒家对整个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影响是非常非常深刻的。还有我们回头谈儒家的话，主要并非说要吸收它所有的东西，而是它要与现代的这样一个社会能够比较融合那些部分。显然我们不会说，女同学都要（遵从）三从四德，这些东西倒是不会了。我觉得这个儒家中它有一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一种积极的、入世的精神，它强调一种对现实的强烈的关怀和责任感。比如它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样一些东西，强调每一个人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感，然后强调那种自我的修身，然后逐渐地承担起社会的责任。而且比如说他承诺，所有的人经过你自身的努力，你都可以成就，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成圣”，这样的一种东西。我觉得这样一些东西它是超越时间的，也超越一些生产方式。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来说，中国人要有一个精神家园，要有一套道德标准来规范和约束你自己的话，除了儒家，你还要到哪里能够找到这些东西呢？会不会有比它根基更深厚、更有生命力、更有用的东西呢？我看找不到了。
王鲁湘：因为您也说到，其实您现在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在继承康有为的事业。因为我记得康有为之所以要提倡孔教的时候，他其实是因为，在游历了整个西方世界，回来以后产生这个思想。他观察到了中国人和外国人和西方人之间其实很大的，日常生活中间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没有一种固定的宗教生活，而西方人有一种七天一个周期的这种固定的宗教生活，他看到西方人这种固定的宗教生活以后，他感到很感动，他认为这恰恰是西方人一种凝聚力的所在，正好是它的这种文化的力量的所在。所以他希望我们也以七天为一个周期，然后建立周期性的这样一种宗教生活，他认为这种宗教生活能起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他说了八个字，第一个“剔其天良”就是老是每天提醒你的良心发现，然后是“养其哉肃”，就是培养你一种非常恭敬的，对待神圣事物的一种毕恭毕敬的感情。这一点的话，我想的的确确是宗教文化所具有的一个特点，为其它的世俗文化所不可具有的。而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中国人，和有宗教信仰的、有国教的国家一些民族的人，最大的区别其实就在八个字上头。
在这一点上，我想听听在座的大学生的意见。假如现在康教授的这个建议，这个构想，在我们中国变成了现实，就是儒家重新被确定为一个国教，而且我们每天要像西方的基督徒一样，过一种比较制度化的宗教生活，你们会有什么看法？
康晓光：我强调一句，这个国教不等于必须（信仰），国教的前提也是信教自由。
王鲁湘：也是信仰自由，因为在西方国教的国家里头信仰也是自由，这是一个前提。
观众：我想说的是中国的文化，就是中国的美丽不在于中国的那种山川的美丽何其美，还在于它的多元化的那种文化。中华文化初步形成于隋唐时期的兼容并包的多元化文化中，中华文明的博大在于它的包容性。我想我们有56个民族，55个少数民族，如果像康教授所谓的，儒教主义的那种文化统一下，我们会不会失去我们少数民族或者更多文化的一种存在性？那么失去它，会不会导致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单一？
康晓光：这个问题是这样，首先信仰是自由的。中国历来宗教非常多元化的，各种宗教在中国并存，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在过去也是如此。所谓的国教与其它宗教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就是说政府应该给予它优惠的条件，比如说税收上的减免，甚至给它提供财政的支持，甚至比如说政府可以购买它的服务，比如说社区的扶贫济困，进行一些社区服务，比如说政府要花钱做的一些事情，我可以给儒教的组织，由它来负责，帮着政府来做，这样的话可以强化它的功能、增加它的吸引力等等。也就是说允许一种多元的竞争，但是政府对自己选择的国教，包括社会和政府给予它一种不平等竞争的条件，给它很多优惠，让它去发展，并不是说不许别人去竞争。我想对于中国来说的话，民族主义是一个双刃剑，对外来说你可以是一个国家独立，或者是国际冲突和对抗的一个资源，对内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如果它的民族主义倾向非常严重的话，也会导致中国内部的分裂问题。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因此我们更多的强调文化民族主义，不是那种以种族、血缘、血统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而且这个文化本身它也是一个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不断地兼容并蓄的一个过程。
王鲁湘：好，我想下面请这位女同学来谈一谈她的看法。
观众：康教授，您好！我听了您的讲座以后，我不反对说把儒教当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