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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战线--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反间谍纪实-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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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奥托·施密特的可疑的证词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弗里奇的罪行。这是戈林、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为了损害一个无辜的军官的名声而策划的阴谋。虽然盖世太保的人员迅速赶到德国各个地区和东普鲁士的军界去调查,但没有一个人愿意证明弗里奇有同性恋。尽管如此,还是起草了审判文件;另一方面,希特勒在计划重建国防军,其方式是迫使总参谋部毫无异议地执行他的战争政策。
  威廉·凯特尔是个举止生硬、戴着单片眼镜的家伙,也是唯一被认为忠实于希特勒的将军。在他的协助下,希特勒建立了德军最高统帅部。包括总参谋部在内的一切人员都将听命于最高统帅部,希特勒本人将是最高统帅,凯德尔将担任他的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担任作战部长。希特勒本想以弗朗茨·哈尔德代替贝克,可是他一想到哈尔德是巴伐利亚人,又是天主教徒,就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以前还从来没有巴伐利亚人或天主教徒担任过总参谋长。希特勒就像讨厌普鲁士新教徒那样不喜欢他的将军是巴伐利亚人和天主教徒。因此,他保留了贝克的职务。到1938  年1 月30  日,他已经做好计划,并且列出了他的清洗对象。2 月4 日,他像发动一次政变一样,准备采取行动了。
  那天早晨,“电台监察人”在全国各地挨门挨户地检查,使同胞们都守在国家制造的收音机旁收听广播。到一点钟,广播里播出贝多芬第三交响乐时,二千三百万户和四千万成年人大部分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消息播出来了,一个接一个的知名人士倒台了。全国感到震惊,欧洲人听了则惴湍不安。
  国防部长和陆军总司令以健康原因退休了,一个接一个的将军退休或被降职,总共有三十五名著名的将军被解职了。乔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取代牛顿特任外交部长。瓦尔特·冯·布劳希契接替弗里奇任陆军总司令。戈林成了元帅。驻罗马和东京的大使也都换了人。希特勒本人则取代勃洛姆堡而担任国防部长。驻德外交使团和新闻记者都立即向国内发报,消息倾刻间便传遍了全球。当天晚上,希特勒将三百名将军(1923  年只有二十三名)召集到总理府,听他的关于弗里奇和勃洛姆堡所犯错误的说法。将军们静静地听着,听完就走了。希特勒事后说,他曾担心将军们可能会集体辞职,或者逮捕他。
  但是,这些将军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那天晚上,希特勒和他的党内亲信才松了一口气。他说他这时才发现,这些将军不是胆小鬼,就是笨蛋。
  审判弗里奇的日子到了。一个叫做吕迪格尔·康特·冯·德·戈尔茨的很有胆量的人,在审讯弗里奇的军事法庭及其庭长新任元帅戈林面前,把盖世太保提供的罪证材料撕得粉碎。他证明,有一个陷害弗里奇司令的阴谋,施密特就是在阴谋者的诱惑下做出伪证的。这使戈林无法判处他的受害者,只好将他无罪开释。直判结果是:男爵冯·弗里奇上将无罪,弗里奇以自由人身份走出法庭。他的名誉得到了恢复,但是,他的前途却是无法挽救的。
  施密特被枪毙了,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则在国内遥远的地方处理军务机要去了:因为他们说过,他们预料德军要行动了,如果现在不行动,就再也不会行动了。历史证明,他们的估计是正确的。
  虽然希特勒避免了公开的军事反叛,可是,反对其统治的隐蔽势力却开始聚集起来。
  虽然贝克将军后来说,弗里奇一勃洛姆堡事件是世界大战的前奏,但在这一段时期,他所抱的态度却是一个谜,人们不得而知。希特勒曾经说过,战争不是立国的最后手段,而是立国的根本。现在,他有了最高统帅部这个工具来执行他的计划了。不过,在最高统帅部所属的各部门首脑中,只有一个人尽心竭力地支持他,那就是赫尔曼·戈林。其他人,包括卡纳里斯,都站在一起反对他。然而,最高统帅部高级军官的反对阵营是孤立无援的,因为希特勒受到的绝对崇拜和信任,也受到军队普通士兵、工业界和空军的支持。任何反对他的阴谋都会引起内战。“黑色乐队”,的同谋者们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去冒这个风险。
  敢于反对希特勒的人都聚在贝克的周围。起初,他们的反对表现在德国的军事计划的制订上。贝克周围的这些人每次从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接到了为某项军事冒险行动制订作战计划的命令时,都忠实地予以执行,但同时也制定出一个对应计划,证明希特勒的打算是危险的,而且是不实际的。他们在“鲜花之战”中第一次运用了这种策略。可是,这时候,希特勒已经有本钱不理睬将军们的意见了。1938  年3 月13  日,他由一个叫埃尔温·隆美尔年轻上校率领着他的卫队,胜利地进入维也纳,在探求生存空间的征途上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
  但是,当希特勒视察德军占领奥地利的效率时,却大吃一惊。总参谋部没有执行动员计划。通往维也纳的路。上满是损坏的坦克和汽车,将军们乱糟糟地指挥装甲纵队,这说明有人在破坏。这个因素当然是有的,卡纳里斯就对奥地利总参谋部的情报首脑埃尔温·拉豪森说过:“你们的人为什么不开枪?那样,这个下士就会知道,事情不会总是这样发展下去的。否则,这个家伙怎么能清醒呢?”这时候,希特勒准备采取下一步行动了。希特勒一面向捷克斯洛伐克人花言巧语地保证说,他对他们的国家没有任何企图,一面准备“绿色方案”,即用武力或者诡计去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当最高统帅部命令总参谋部制定“绿色方案”时,贝克又决心用他能想得出的最有效的方法去挫败这一命令:即附上一份备忘录,向希特勒指出,攻击捷克斯洛伐克会使德国四面受敌。
  贝克意识到,希特勒并不理睬总参谋部的警告,于是便到总理府访问希特勒,要求他做出不想发动一场新的全面战争的“具体保证”。希特勒就像追逐小鸡的狐狸一样,向贝克保证他没有这种打算,但是同时又用威胁的口吻提醒这位总参谋长说,军队是政治家的工具,它的职责是高度执行政治家所交给的任务。他还说,军队没有责任对自己的任务提出疑问。贝克知道,要是反对元首的计划,那就是自找倒霉,结局会比勃洛姆堡和弗里奇还惨。
  但是,贝克大胆而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他不执行他不赞同的命令。说完,他就向希特勒告辞了。他知道自己的前途已经完了。
  贝克别无选择,只有辞职。但是,在辞职之前,他还要做一件事,他设法力促将军们集体辞职,抗议“绿色方案”。他让他的朋友,一个普鲁士有名望的贵族的继承人卡尔一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衡量一下以军事手段支持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这只是审慎而婉转的说法,真正含意则要发动一场革命。施图尔纳格尔在男子俱乐部同指挥部队的将军们进行了交谈。但是,将军们说,贝克要求他们采取行动的建议是同他们的军队受到的训练过分背道而驰的,也就是要他们参与政治,反对政府。他们还说,如果需要有人去赶走希特勒,那只能是德国人民,因为是他们选举了他。于是,这些将军又回到他们的牌桌上去了,也就是走向了他们的末日。
  贝克因为进行密谋活动身体垮了,辞职了。他的一切计划都落空了。他在离开自己的总参谋部的办公室之前,召集起同事,对他们说,瑞典的国王查理十二带领军队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冒险,最后在苏联草原上全军覆灭,希特勒和他一样。贝克说话时非常镇静,简直和总参谋部的创始人埃尔德·莫尔特克维妙维肖,后者的肖像俯视着这个阴沉的场面。最后,贝克以警告的口吻说:“如果德国发动战争,除了她所攻击的国家外,其它国家也会立即参战。在对付一个世界性联盟的战争中,她必然会战败,听任这个联盟摆布。”说完,贝克以德国人特有的风度向在场的一小群人微微一鞠躬,走出他的办公室。他的部下在忧郎地思索,这是一个对历史有重要影响的行动,确实是这样,因为像所有将军们的结局那洋,最后一股对希特勒起牵制作用的力量已经不再掌权了。乔治·C ·马歇尔将军后来向国会报告:清除贝克就是清除了德国对外政策中的最后一股起作用的保守势力。”希特勒批准贝克的辞呈后如释重负。他在弗里奇事件上曾说过:“(在我的将军中)我唯一害怕的就是贝克,只有他有能力干出什么事。”希待勒错了,因为还有其他人和贝克抱有同样的看法,他们最后甚至会是用叛国罪的危险来反对他。其中有卡纳里斯,他将设法把希特勃的秘密的政治和军事计划透露给德国的敌人,以此作为挫败这些计划的最好措施;有卡纳里斯在谍报局的副手奥斯特,他为了搞垮希特勒,在卡纳里斯知晓的情况下,常常是根据他的命令把希特勒的密令一次又一次地泄露出去;有贝克的军需官施图尔纳格尔和最高统帅部通讯部首脑埃里希·菲尔基贝尔;还有柏林军区司令埃尔温·冯·维茨勒本将军,他是个厚眼皮、脸形像鹰一样的普鲁士人,从腓德烈大帝执政的时候起,他家里一直有人在总参谋部任职。这些人不会忘记贝克的临别赠言,他们将构成一个核心,展开更为活跃而坚定的密谋活动。
  贝克仍将是这个阴谋集团的精神领袖。在离开自己的总参谋部办公室的那天下午,他到周三俱乐部给自己的一批知识分子朋友做了介绍福煦元帅的报告。然后,这个鳏夫回到歌德街自己的家中吃晚饭。他的家离施莱歇和勃莱多夫遇难的地方不远。他内心进行着道义上的斗争,同时也为前景担忧,因此体赢弱。但是,从那时起,他却全力投身于“黑色乐队”的活动。
  弗朗茨·哈尔德将军接替贝克任总参谋长。他是个身材矮小的人,长着一副福音传教士的古板的外貌,举止像个理科硕士。希特勒命令他继续准备“绿色方案”,他便和他的参谋人员镇静而精确地接替了贝克的工作。与此同时,“黑色乐队”成员第一次开始准备一项积极的政变计划,哈尔德心神不宁地同他们合作,因为他知道这些秘密活动的一切情况。“黑色乐队”将在柏林逮捕希特勒,但是,并不想杀害他。他将受到德国人民的公审。即将在谍报局成为奥斯特副手的律师汉斯·冯·多纳尼已经准备好审判程序。奥斯特拿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在部队眼役时的病历,病历中记载着,他曾因为中毒气而疯狂;一个精神病专家小组正在秘密地调查他的精神状态。在法庭上,将指控希特勒犯有严重的读职罪,不适于担任元首和总理的职务。一位德高望重的文职人员将组织政府。只要希特勒发布“绿色方案”的最后命令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这些人就要立即下手。“黑色乐队”夺权的计划比较全面。一俟时期成熟,菲尔基贝尔就切断全国的通讯联络,维茨勒本指挥的部队占领柏林。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和戈林——这些人都将被逮捕,在严密戒备下送往巴伐利亚的一座城堡里去。希特勒的卫队——德国训练最好、装备精良的部队,党卫军慕尼黑大队——将由埃里希·赫普纳将军指挥的乌珀塔尔装甲师包围,迫使其投降,这位装甲战理论家和他的部队驻在图林根森林里。还有部队专门消灭党卫军。整个计划准备得细致入微。
  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英国人和法国人国会反对吗?要是西方国家反对希特勒,就很可能阻止住这场侵略。在希特勒丢脸的时候,造他的反是稳操胜券的。
  此时已是1938  年8 月中旬的盛夏,令人不能忍受的紧张气氛开始在欧洲形成。就在这时,一架三引擎容克飞机降落在伦敦附近的克罗伊登机场,“黑色乐队”的秘密使者、波美拉尼亚乡绅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曼律从飞机中走下来。克莱斯特奉贝克和卡纳里斯之命告诉英国人,“英国政府如果向希特勒让步,就会失去两个重要盟友,即德军总参谋部和德国人民。如果你能肯定地证明,一旦我们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英国人就参战,那么,我就把这个政权推翻。”贝克认为什么是肯定的证明呢?他曾经告诉克莱斯特,“就是明确保证:一旦发生战争,援助捷克斯洛伐克”。
  很显然,英国情报局局长辛克莱和孟席斯知道克莱斯特要来,可能是通过科尔文和英国驻柏林的使馆知道的。在克罗伊登机场事先做了特殊的安排,使他入境时能顺利通过海关、移民局和安全检查。英国情报局的人护送他到海德公园旅馆,多洛波兰封地的劳埃德勋爵首先前去会见了他。劳埃德勋爵同孟席斯以及政府和宫廷都有密切的关系,兼任大英帝国海军同盟会主席和英国文化委员会主席,还在英一埃英丹担任过高级专员。他和克莱斯特在拉里奇饭店的一个单间里共同进餐。在那里,克莱斯特进行了“黑色乐队”初期的明显叛国活动之一。他说:“劳埃德勋爵,一切都已经决定了。动员计划已经完成,行动日期已经确定,军团指挥官也都接到了命令,9 月底将计划全面开始行动。除非英国向希特勒先生发出公开警告,谁也阻止不了这个计划的实行。”劳埃德把送菜升降机上的莱取下来招待客人。克莱斯特接着便把他所知道的德国形势统统讲了出来。他谈到了政变计划,也谈到了德国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对联合起来的几个国家发动战争。他说,如果英国同法国和苏联一起,“坚定而积极地”反对希特勒,“那么,要是希特勒仍然推行战争政策,有指挥权的将军们就很可能逮捕他,从而结束纳粹政权”。克莱斯特还说,英国有权势显赫的德国朋友,其中有卡纳里斯和奥斯特。劳埃德勋爵细心地听着,这位特使的聪颖、诚恳和勇气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上午,克莱斯特会见了英国政府的外交事务顾问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他以“极端坦率而严肃的态度”,讲了他已同劳埃德勋爵谈过的同样观点。范西塔特认真听取了他的意见。但是感到不安。克莱斯特想就反叛希特勒成功以后德国的边界进行交易,但是,英国不愿意用牺牲别人利益的办法,来作出让步以换取和平。结果,后来证明,“黑色乐队”的讨价还价使这些朋谋活动失却了英国的大力支持。
  克莱斯特还访问了在肯特郡森林深处自己的别墅里的丘吉尔。
  丘吉尔对克莱斯斯说:“你们的一切条件都可以答应,但是,首先得把希特勒的脑袋拿来”。这是丘吉尔为了英国政策的利益,第一次鼓动“黑色乐队”采取反叛行动,第二次是在1944  年第二战场开辟之后。
  克莱斯特像他去的时候那样秘密地返回柏林。他先和科尔文共进了午餐,然后走到卡纳里斯在铁比茨乌弗的办公室。他向卡纳里斯单独报告说:
  “在伦敦,没有任何人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我感到,他们今年几乎希望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战争……他们说,根据英国的宪法,对于尚未出现的局面作出保证是不可能的。”丘吉尔的信远远不是贝克和卡纳里斯需要的公开声明。尽管如此,“黑色乐队”仍然继续进行着政变的准备。1938  年9 月9 日,在执行希特勒的“绿色方案”命令之前五天,施图尔纳格尔设法使密谋者们获悉了这些命令,以便使他们为夺权做好准备。同时,总参谋部却没有为“绿色方案”做任何准备:铁路运输车辆不足,汽油短缺,秘密动员军队的工作进行得松松垮垮,好象根本就没有收到有关的信件和电报。最高统帅部注意到,军官们对它的任务没有热情。
  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在不断加深,英国政府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阻止希特勒,或者鼓励“黑色乐队”采取行动。相反,绥靖势力却在活动。张伯伦经过反复考虑,决定飞往泊希特斯加登,寻求和平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卡纳里斯听到张伯伦的这次使命时,正在和他的同僚吃晚饭。他放下刀叉,抱怨说,这个消息破坏了他的食欲,并且气急败坏地说:“什么?他——去拜访那个人!”事实证明,克莱斯特所说的英国人几乎希望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战争的印象是正确的,这个代价就是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绥靖活动使“黑色乐队”的密谋者们无法行动。捷克斯洛伐克被分割,革命也因而破产了。希特勒刚刚兵不血刃地取得胜利,他们怎么能逮捕他,并且把他作为战犯来审判呢?这些密谋者再也搞不出这样周密的政变计划了,至少在1943年以前搞不出来。他们再也不会抱着除掉希特勒的坚强决心那样显而易见地团结在一起了。利迪希说,从那时起,一切阴谋充满了“互相抗争、偏见、空想和性格上的弱点”。这就妨碍了积极而又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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