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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强打起精神，随人来到宫中。见到玄宗，勉强行过拜见礼，便颓然倒在地上。玄宗知道他擅长自由奔放的古风，而不长于严谨的律诗，就想“难为难为”他，让他作十首五言律诗《宫中行乐》。李白醉意朦胧，叩首道：“刚才宁王赐臣饮酒，现在臣已喝醉了。倘若陛下赦臣无所顾忌，臣方可尽献雕虫小技。”玄宗说：“可以。”随即让两个太监扶起李白，研好墨沾好笔交给他，又令二人在他面前张挂画有红格的纸笺。李白不假思索，提笔落纸，一会儿就写出了十首五律，格律谨严，无懈可击，而且笔迹遒劲，龙飞凤舞。其中一首是这样的：“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金殿宿鸳鸯。选妓随雕辇，徵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
李白供奉翰林时，杨贵妃在玄宗面前已是“三千宠爱在一身”（白居易《长恨歌》）了。当时宫中盛行观赏牡丹花，玄宗得到四个珍贵的品种，移植在兴庆池东边的沉香亭前。这年谷雨节前后，牡丹盛开，争奇斗艳，玄宗乘月夜召杨贵妃到沉香亭，又特选十几名出色的梨园弟子奏乐唱歌助兴。大牌歌星李龟年手执檀板，准备演唱经典旧曲。玄宗忽然说道：“赏名花，对妃子，怎能再听旧歌曲？”命令李龟年拿着洒有泥金（一种用金箔和胶水制成的金色颜料）的笺纸去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让他创作三首新歌词。宿醉未醒的李白，欣然接受了任务，援笔立成三首《清平调》，赞美杨贵妃的美丽，说“云想衣裳花想容”，“名花倾国两相欢”，并把她比作汉代著名美女、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李龟年献上词笺，玄宗让梨园弟子立即谱曲，由李龟年演唱。杨贵妃见新词是歌颂自己的，自然十分得意，手持玻璃七宝杯，边听边饮西域出产的葡萄酒；玄宗也兴致高昂，拿起玉笛吹着伴奏。沉香亭弥漫着花容月色，歌飞笛飘，一派春光融融。
当然，李白在长安三年，并非一味恃酒傲岸，有时也很会说些“俏皮话”加“奉承话”。一次，玄宗在别殿宴请诸位翰林学士，酒至半酣，回头问李白：“我朝与天后（武则天）之朝相比如何？”李白答道：“天后朝政出多门，国家控制在奸佞之人手里，用人之道恰似小儿买瓜，不择香味，只选肥大的；当今朝廷用人好比淘沙取金、剖石采玉，都能得其精粹。”玄宗听后笑道：“学士过奖了。”
李白自认有经纶大才，不甘心老当文学侍从；而高力士对脱靴之耻耿耿于怀，一直想寻机报复。某一天，当杨贵妃再次吟唱《清平调》时，高力士进谗言说：“这首诗是明褒暗贬，在辱骂贵妃娘娘呢！”杨贵妃听不明白，高力士又说：“那赵飞燕在历史上是什么角色？是淫乱害国的祸水呀！李白把您比作她，显然是不怀好意。”杨贵妃恍然大悟，深以为然，不禁十分恼火，转而恨起李白来。她的态度一转变，李白在京城的日子就艰难了。李白感到朝廷终究不会重用他，便上书请求离去。玄宗乐得送顺水人情，赐予金钱，放李白重返山林。李白离开长安时，与翰林同事作别，写了一首《东武吟》，其中说：“一朝去金马（宫门），飘落成飞蓬。宾友日疏散，玉樽亦已空。才力犹可倚，不惭世上雄。”从末句来看，他对自己的才能仍充满高度的自信。
长安三年，李白虽没能实现政治理想，但文采风流和潇洒气派还是使他增色不少。同辈诗人对此流露出敬重和羡慕，如杜甫就曾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诗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文采承殊宠，流传必绝伦。”（《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任华描绘李白“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身骑天马多意气，目送飞鸿对豪贵。承恩召入凡几回，待诏归来仍半醉。”（《杂言寄李白》）李白后来回忆起来，有时也自感得意，例如他因参加永王李璘集团而被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东）时，想起昔日在长安的诗酒生活，仍感到骄傲和安慰：“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流夜郎赠辛判官》）
醉闯县衙
李白在长安供奉翰林时，有一次酒后突发奇想，离开翰林院，骑着毛驴去远游华山（在今陕西）。路过华阴县时，县令正在开门判案办事。李白乘醉骑驴直入衙门，县令不知他是李白，就怒冲冲地命令衙役把李白拉进官厅来，准备予以惩罚。李白到了厅内，面无惧色，也不开口说自己是谁。县令不解地问：“你是什么人，怎么敢这样无礼？”李白说：“请给我纸和笔。”县令让人递给他纸笔，李白不写姓名，只写道：“我曾用皇帝的手巾擦过唾沫，皇帝亲手为我调过羹汤，高力士为我脱过靴子，杨贵妃为我捧过砚台；天子门前都容许我跑马，华阴县里却不准我骑驴。”县令一看，大吃一惊，慌忙起身揖手行礼，惭愧不安地道歉说：“在下有眼不识泰山，不知李翰林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敬请原谅。”县令想挽留李白，李白不屑一顾，又跨上驴背，扬长而去。
羯鼓解秽
唐玄宗性情豪放，在音乐上也喜欢铿锵的打击乐，而不喜欢纤弱的琴声。有一次听人弹琴，一曲未毕，就叱弹琴者说：“出去，别弹啦！”随即对宦官说：“快叫花奴拿羯鼓来，为我解除秽气！”花奴是玄宗的侄子、汝阳王李琎的小名，他善于敲击羯鼓。羯鼓是一种打击乐器，起源于印度，从西域传入中国，状如漆桶，两头蒙皮都可以敲击，也叫两杖鼓。
考古发现，前蜀王建的墓中，就有击羯鼓的浮雕。
后人用“羯鼓解秽”比喻豪爽之声能为人消除烦恼。
王翰自定排行榜
以“葡萄美酒夜光杯”（《凉州词》）一诗知名的王翰，出身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的豪贵之家，“枥多名马，家有伎乐”，“发言立意，自比王侯”（《旧唐书·王翰传》）。为人豪放不羁，善写歌词，喜欢自歌自舞。文士祖咏、杜华等人钦佩王翰的才名，经常与他交游。
开元初年，宋璟担任吏部尚书，卢从愿为侍郎，准备革除以前在用人制度上的弊病，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王翰本来在考察范围之内，但这时候他竟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私自选定全国的文士一百多人，分为九个等级，把自己抬得很高，与张说、李邕并列第一；其余的人都加以排斥贬低。一天凌晨，他把这个“诗人排行榜”张贴在吏部东街，前来观看的人成千上万，都恨得咬牙切齿。卢从愿暗中调查，得知是王翰所为，便撤销了他的“后备干部”的资格，想奏报司法部门予以惩处。多亏王翰认识不少权贵，他们从中调停、遮掩，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
名士李北海
北海郡（今山东昌乐、寿光、青州一带）的太守，汉唐各有一位名士，汉代是“孔北海”孔融，唐代是“李北海”李邕。
李邕是学者李善的儿子，刚毅豪放，嫉恶如仇。早年他在京城做小官时，宋璟弹劾武则天的内宠张昌宗，武则天不予理会，李邕站在台阶下，大声说：“宋璟所说的是国家大事，陛下应当听从。”武则天受到触动，认可了宋璟的奏疏。李邕退朝后，有人责备他说：“你官位低下，一旦惹怒皇上，就有不测之祸。”李邕说：“不这样做，名声也传不开啊。”后来李邕果然名扬天下，倒不是因为政声，而是因为文才和书法。李邕是行书碑法大家，当时社会名流和寺院道观纷纷请他题字撰碑，李邕因此获得了很多“润笔费”。 李邕天性豪纵，不拘小节，尤其喜欢延揽文士，杜甫就曾是他的座上客，作诗赞美李邕说：“声华当健笔，洒落富清制。”（《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
当时还有另一位书法家叫萧诚，自认为书法不错，但始终未得到李邕的认可。萧诚不甘心打动不了李邕，就使出作假的手段，用西山野麻和虢郡土谷制造了一种斑纹纸，在上面临摹了几幅古帖，朝夕把玩，故意使纸色发暗，看上去像几百年以前的书法，然后谎称是王羲之的真迹，请李邕鉴定。李邕一时被他骗过，误认为是平生未见的真品。几天后，萧诚前去拜访李邕，当着众多宾客的面，对李邕说：“您常看不上我的书法，可是几天前我请您看的那几幅，实际上是我幼年时写的，你为何视为王羲之的真迹？您的鉴赏水平在哪里呢？”李邕说：“再拿来我看一看。”等看到后，只扫了几眼便扔在了桌上，说：“仔细看看这字，也说不上好。”
矜躁乖戾的萧颖士
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萧颖士，二十七岁中进士，儒释道三教无不精通博识，文章学术知名当时，但性情暴躁，恃才傲物。有一次，他和别人一起到小官吏李韶家，看见一块歙砚很好，心想良砚放在俗人家里，真是一种灾难。走出李韶家后，他对同行的人说：“你们认识那块砚石吗？它大概就是所谓的‘三灾石’。”别人听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萧颖士说：“砚石的主人字写得平平庸庸，这是砚石的第一灾；文辞不优美，这是砚石的第二灾；窗台书案弄得乱七八糟，这是砚石的第三灾。”人们听了，惊讶不已。由于他这样狂躁，所以仕途坎坷，沉沦不遇。但越是如此，文名越大。就连新罗国的使者来唐朝，也曾请求说：“我们东夷的读书人，愿请萧夫子为国师。”“出国授课”的事情虽然未成，但足见他声名远播。
仕途失意，萧颖士郁郁寡欢，经常独自带着酒壶到郊野闲逛。一次出游，在一个小客栈里休息，独自喝酒吟诗。碰上风雨暴至，有个身穿紫衣的老人领着一个小僮来客栈避雨。萧颖士见那老人其貌不扬，便出言不逊，肆意嘲笑欺侮。过了一会儿，风停雨歇，突然有豪华的车马来到客栈，紫衣老人上了车，在前呼后拥下离去。萧颖士大吃一惊，急忙向人打听那老人是何许人物，人们告诉说是吏部尚书王丘。当初萧颖士中进士后，出于仕进的考虑，常去王丘府上拜访，但一直无缘见面。现在机会不请自到了，自己却无故嘲侮顶头上司。萧颖士十分后悔，第二天一早便去登门谢罪。王丘命人领他到廊庑下，指责说：“可惜我跟你非亲非故，否则一定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教训你！”萧颖士自知理亏，沉默不语，王丘又批评他说：“你仗着有点文学名气，就这样狂傲无礼，难道你想考中进士就算完事，一辈子无官无职吗？”
天宝初年，萧颖士外出游览，远行至胙县（今河南延津北）以南二十里的地方。那儿有胡人开的旅店，店里的人也大多姓胡。萧颖士从胙县出发的时候，天就已经较晚了，胙县的朋友为他饯行，酒又喝了好长时间，所以拖到薄暮时分才动身。走到县南三五里，天就黑了下来。荒郊野地，萧颖士独自骑马夜行，不禁有些疑神疑鬼——正在忐忑不安的时候，忽然看到一个约摸二十四五岁的妇女，着红衫穿绿裙，骑着一头驴，驴背上还驮着衣服。这个妇女走到萧颖士身边，大大方方地说：“我家在南边，离这儿还有二十里。今天有点儿事，回家晚了，独自走夜路又害怕，幸好遇到您，希望能随您鞍马同行。”萧颖士上上下下打量了她一会儿，问她姓什么，她回答说：“姓胡。”萧颖士常听说世间有野狐，这些野狐修炼成精，或变成男人，或变作女子，专门在日暮黄昏之际诱惑行人。萧颖士怀疑眼前的妇女就是野狐变的，于是也不答话，突然朝她脸上吐了一口唾沫，大声呵斥道：“死野狐，竟敢迷惑我萧颖士！”接着猛打坐骑，撇下那“野狐”，独自策马向南狂奔。跑到一家旅店，心神稍定，解衣歇息。过了好长时间，他被外面的声响惊动，起身一看，是他遇见的那个妇女牵着毛驴进了店来。开旅店的老头迎上前去，问那妇女：“为什么要违禁夜行？”妇女气哼哼地说：“违禁夜行倒也没什么。只是刚才在路上被一个疯汉辱骂，那疯汉大骂我是‘野狐’，还差点儿一口唾沫把我吐死！”原来那妇女恰巧是店老人的女儿。萧颖士羞愧难当，深为自己的鲁莽而懊悔。
萧颖士对身穿紫衣公服的大官都敢欺侮，对仆人就更不客气了，简直达到暴戾恣睢的程度。他常雇佣着一个仆人，叫杜亮，对杜亮张嘴就骂，抬手就打。杜亮每次遭他毒打，都被打得遍体鳞伤。可是养好伤以后，杜亮仍然像往常那样听从萧颖士的指使。有人不忍杜亮如此受苦受难还“执迷不悟”，就劝他说：“你是个佣人，反正到哪儿都一样干活，干吗不找个和善的主人，而留在这儿受这份罪？”杜亮回答：“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可是我爱慕他的才华，羡慕他博大精深的学问，所以甘愿留下。”这位爱才的仆人对萧颖士恋恋不舍，以至于最后终于被萧颖士打死了。
郑虔三绝
郑虔练习书法但苦于没有纸张，得知慈恩寺（即西安大雁塔）有几间房屋储存着柿子叶，便借住那里的僧房，每天取红叶练字，一年多把树叶几乎全写遍了。后来自己书写自己的诗，连同自己画的画，编为一卷呈送皇上。唐玄宗见他擅书、能画、工诗，便在卷末御笔题词：“郑虔三绝。”
李勉遇侠
“侠”这个词语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是法家，崇尚法纪，所以反对“犯禁”的侠客。到了汉代，司马迁著《史记·游侠列传》，首次为“侠”立传，并对“侠”下了肯定性的定义，认为他们助人为乐、公平正直、忠勇好义，值得颂扬。先秦至汉代，如季札、鲁仲连、朱亥、毛遂、荆轲、朱家、郭解等等，侠客辈出；此后便日渐消沉了。到唐代，任侠风尚重起，“天宝以前，多刺客报恩”（《唐语林》卷四），侠客变得十分活跃。翻开唐人的笔记、传奇、野史，描写武侠的比比皆是，名篇如《昆仑奴》、《聂隐娘》、《红线》、《无双传》、《虬髯客传》、《李龟寿》等，都可堪称是成熟的武侠小说。
文学是现实的反映。宰相兼诗人李勉，就曾得到过侠客的搭救。
李勉早年在开封当县尉（掌管刑狱的职官）的时候，有一次提审监狱在押犯，一个看上去意气昂扬的囚犯，哀求李勉放他一条生路，李勉被他的哀求打动了，就释放了他。几年以后，李勉被免官，远游河北，偶然碰见了过去那个囚犯，他高高兴兴地把李勉接到家中，热情招待，并私下对妻子说：“这就是放我出狱的那位恩人，我们用什么来报答他？”
妻子说：“给他一千匹绢行吗？”
“不够意思。”
“两千匹怎么样？”
“也不行。”
“既然这样，不如索性杀了他。”
于是，过去那个囚犯就动了杀人的念头。他家的童仆可怜李勉，偷偷地告诉了李勉。李勉慌得只穿着内衣，骑马落荒而逃。到半夜时分，跑出了一百多里，来到渡口一家旅店，店老人问：“这一带有很多猛兽，您一个文弱书生怎么敢走夜路？”李勉喘息了一会儿，便把事情的前后经过给店老人说了。话没说完，屋梁上就有人看着下边说：“我差点儿误杀了长者！”随即离店而去。天还没亮，这位侠客就提着那囚犯夫妇的两颗人头，放在了李勉面前。
资助假侠客
崔涯、张祜（hù）考进士落第后，多在江淮漫游，经常饮酒发狂，看不起同时代的读书人。有时趁着酒劲，便认为自己是豪侠。二人情趣相投，关系融洽。崔涯曾写《侠士诗》说：“太行岭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铁。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门便与妻儿别。”张祜以侠客自命，写过《侠客传》。因此人们纷纷传说：“崔涯和张祜真是侠士呀！”不少人还设宴款待他俩，二人也互相推许标榜。
张祜有诗名，《宫词》（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一诗广为传唱。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中书舍人令狐楚很赏识他，张祜赶赴京城，自草荐表，录新旧诗三百首进献，希望能在中书门下供职。但是宰相元稹讨厌张祜的放浪狂纵，张祜因此寂寞而归。后来，张祜写诗赠盐铁使（财政长官），盐铁使让他儿子当了管理邗沟（运河）的小官，管的那一段河堰名叫“冬瓜”。于是有人戏弄张祜说：“您儿子不宜当这个官。”张祜说：“冬瓜就该出祜（瓠）子。”人们听了都大笑不已。
过了一年多，张祜家里积攒了些钱财。一天晚上，来了个非同寻常的人，打扮得很英武，腰挂宝剑，手提布囊，囊中盛着一样东西，鲜血渗透到外面。那人走进张祜的家门，说：“这是张侠士的家吗？”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