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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学者李零先生杂文集：花间一壶酒 作者：李 零
李先生多少算是肯写“小文章”的“大学者”，本行是古文字学，却对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犄角旮旯有着广泛的兴趣和深刻的认识。他文笔爽利，有意识地用通俗的语言讲大道理。李零先生的文字风格，似乎可以从题目以管窥豹：《书不是白菜》、《学校不是养鸡场》、《笨蛋总比坏蛋强》、《天下脏话是一家》、《别让书生搞政治》……其见解每有可取，如果说有不无遗憾的地方，那恐怕要算他对生物学认识有限，却喜欢借用生物学上个别未被广泛认可的理论来解释人类的行为，不免过于大胆。但在一部分读者看来，这可能正是李零文章的可爱之处。
同心出版社 出版
自序
我一直在逃，从专业学术的腹地逃向边缘，从边缘逃向它外面的世界。杂文就像荒漠中的绿洲，是我的栖息地。
本集收入的文章是我近年写作的杂文和随感，全部属于“凡人小史”，即作为一个普通百姓，冷眼旁观，对身边的历史、书本上的历史，讲点我个人的看法。这些看法，虽然也利用了一点我的专业知识和杂览偶得的读书感想，但我关心的事在有如工业流水线的专业学术中没有位置，只能用业余的方式，另外找个地方说话。
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
第一组文章，只有两篇，是个引子。大意是讲我对我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鲁迅诗里说的“每日见中华”的“中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什么历史印象和价值判断。因为六十岁还没到（差四年），好像秋虫还没有看到万木凋零的冬天、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很多印象还非常模糊，很多判断还很不准确，我的知识千疮百孔，我的记忆颠三倒四，不能不借助于古人叫玄思冥想，其实不过是拍脑瓜的办法。因为思绪是用断片连缀，漫无边际，时有跳跃，若有所思，若有所失，取譬设喻，近乎朦胧体（诸子书就是这种文体，《老》、《庄》更是），所以我叫“大梦初醒”。
第二组有六篇，是谈战争或与战争有关的事，属于“武”的话题。中国古代兵书，是我多年迷恋的对象。我曾许愿，要写一本《兵不厌诈》，但一直找不到感觉。近来，因为读《剑桥战争史》，我才豁然开朗，原来西方极乐世界，这五百年的历史，如果不从它的赫赫武功下手，是难以明其究竟的，包括他们的学术，他们的心理，乃至一切。更何况，战争是最大的国际主义，不仅是“国之大事”，也是“球之大事”，硬道理里面的硬道理，管着所有的软道理。历史很新也很旧，“全世界人民害了怕，帝国主义拍手笑”。观战，已经是“司空见惯浑闲事”，打开电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血淋淋，天天如此，所以我叫“生怕客谈榆塞事”。
第三组也有七篇，是讨论与读书人有关的事，则是“文”的话题。这组文章是以谈学校为主，也涉及出版和学术界。我说的事，在全国一盘棋的各种大事中，并不一定最重要，但却离我最近，不可能像上面说的观战，完全置身度外，比起其他方面，我也更有发言权。现在的校园也好，出版界、学术界也好，它们都是滴水见太阳的社会缩影。“被改革遗忘的角落”早已不存在。如今的学校，校长多是公关小姐交际花，负责接轨，内政主要是申请经费，招标立项，分钱分利收租子，盖大楼，吹大牛，争当世界第一流。钱倒是有了，大家都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但钱是怎么使鬼，鬼是怎么推磨，磨又磨出了什么米和面，我相信，早晚有一天，大家会像今天看几十年前的笑话：所有人一齐干坏事，坏事就是好事；坏事只有坏到头，才会变成好事——就像个无人管理的厕所，不到屎淤尿溢，无法下脚的地步，就没有打扫的理由。我也相信，有一天，大家会找到出气泄愤的对象，痛批一切后，“大家都是好东西”，就像“文革”结束后，我们看到的那样。这是所有明白人的逻辑。这个逻辑令我耻为知识分子，然而又无可逃遁。惟一藏身的地方，就是我的书斋。躲进小楼，读点爱读的书，是我的最大愿望。所以我叫“且教儿诵花间集”。
第四组有八篇，都是高雅话题，不是琴棋书画，而是酒色财气。我是借酒色财气，发掘人性奥秘，属于化俗为雅。“酒”是“毒”的符号，“色”是“黄”的诱因，“财”和“赌”有不解之缘，“气”也是借暴力来宣泄。这些都是夫子不语，学者罕言，正人君子心惊肉跳，粗鄙小人熟视无睹，然而出乎人情，入乎天理，其实是永恒的话题。比如上面说的战争，就是属于“气”（这部分不再谈“气”）。我从酒色财气研究人，丝毫不是降低人的标准。人有很多生物本能，研究本能，才能洞见人性，我一直这么看。人是学动物，学完动物，不但骂动物，还拿动物骂人。骂人本身就很动物。我还真的认为，应该另外写本书，就叫《畜生人类学》，专从人对动物的驯化，反观人对人的驯化，进而讨论人这个物种。本书的《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就是尝试。动物像一面镜子，可以照见人的丑陋。在动物面前，我们都无地自容。
最后，我想找几位古人来谈心，谈谈他们的生活态度和我的感想。一位是司马迁，离我远一点，选择苟活；一位是王国维，离我近一点，选择自杀。他们俩都是我很敬佩的大学问家，但也都是时代洪流下的倒霉蛋。司马迁，上得罪领导，下得罪群众，割球骟蛋，包羞忍耻，写成他的名山之作，伟大的《史记》。王国维，不识时务，逆历史潮流而动，被政治“去势”，也给我们留下了一部《观堂集林》。读他们的书，想见其为人，我说，“避世”对学术有重要意义——读书人搞政治，一害国家，二害自己。此外，我还提到洪业先生，讲了一个他给鬼子上课的故事。读他的故事，我很感动，所以又讲给别人听。
现在，写杂文的人很多。有些是学者写，有些是文人写，有些是学者兼文人写。文章之道，端在于兼。比如在文化圈，最好是满嘴自由主义、唯美主义（即唯美国马首是瞻的那个主义）、人文关怀和知识分子良心。在单位，则溜沟子拍马，虚名实利，一样不能少。助纣为虐，行若由夷，与时俯仰，清浊二道兼之，谁都夸你好，还一点不吃亏。有人以为，文人有文笔没学问，不行，中看还是人家学者的杂文。我看不一定。学者倒会庖丁解牛，解完的牛，谁也不爱看。特别是在“行”字方面，打着灯笼，找个干净人，都寥若晨星。今之伟大多大伪，单位、舆论捧为大师者往往是“大屎”，老是忘乎所以，大放厥词，咳唾珠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好像什么都有资格讲话。其实，学者多是知识残废，离开家门一步就找不着北，即使论学，也多是一隅之见，不加改造，根本无法与读者见面。
自序（2）
我理解，跟公众讲话，必定要超出专业讲外行话，就和普通人说话一样，业余玩票就是业余玩票，既不必自卑，也不必自大，自己得想明白了。我从来都没想过，用杂文为学问造势，或用学问为杂文造势，好像全能冠军。相反，我一直想把两者分开，各是一副面孔。学术就是学术，旁征博引，细密考证，让人以为是白胡子老头；杂文就是杂文，什么好玩写什么，说话一定要直抒胸臆，直白，痛快，粗俗一点，浅薄一点，出点硬伤，闹点笑话，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写杂文，最初是用笔名，改名换姓，是想分身为二，千万别叫行里的人给认出来，说我不务正业，自甘堕落。但我给《读书》投稿，我是说当年，编辑不同意，只好用真名。十几年下来，已经彻底暴露，就索性暴露下去了。
我给《读书》写文章，其实比较晚。1992年第一次投稿前，我并不买着看，不是老作者，也不是老读者。这个杂志上的文章，不见得都好。不过，我有偏好，就是有两样文章不爱看。第一是卖弄理论，洋味十足，句子很长，曲里拐弯，疙疙瘩瘩的文章。第二是过于小布，过于文人，过于书卷气，抖学问，掉书袋，自作多情，自我感动，酸文假醋的文章。相反，我比较喜欢的是那种明白如话也痛快淋漓的文章。这样的文章，哪个杂志都不多。我想朝这个方向努力。
不过，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读书》这个名字起得好。读书就是读书，谁读读什么读到什么水平不重要，重要的是喜欢读也认真读。我觉得，“读书人”比“学者”或“知识分子”更受听。真正的读书，普通人的读书，都是兴之所至，爱看就看，不爱看就不看，雅的俗的都不拒，根本不像学者，读书等于查档案。也绝不像时下的书评家，专在鸡蛋里面挑骨头，或把狗屎说成花（前者国外多，后者国内多）。我觉得，我是作者，这不过是落笔成文后的一种临时身份。在此之前，我也就是个普通读者，和别人没什么两样。用普通读者的眼光看，用普通读者的心情写，没有评判资格，也不负指导之责，自娱自乐，才是读书的最高境界。书法，钟王之前，鼎彝简帛上的字，漂亮，但写字的人是谁，谁也不知道，反正不是书法家。书法家出，则书法之道亡，好像沈从文讲过这个道理。
余嘉锡先生说，诸子即后世之文集。但后世之文集重在辞章，所收多是诗文类的文学作品。其实，更准确地说，后世之笔记语录，拉杂写来的丛谈琐语，才是诸子的本来面目。我以为，杂文随感者，上承诸子私乘，下启稗官野史，其实很伟大。但它伟大就伟大在随心所欲，恣肆汪洋而不拘一格，想到什么说什么，人为拔高，就把它毁了。杂文的特点是杂，杂有什么不好？诸子直白，不像辞赋，花团锦簇，让人眼晕心烦，我喜欢。野史胆大，不像正史，话到嘴边留半句，遮遮掩掩，我也喜欢。这些好搁一块儿，就是杂文。我喜欢杂文，不过是因为它短小精悍，主题不限，格式随便，适于表达即兴的想法，生活中的一眨眼，思想中的一闪念，攒多了，粗作分类，随便剪辑一下，来点蒙太奇，好像旧式文人，拿小诗当日记，确实有其他文体不及的地方，自己也可留个纪念。
在这本小书之前，我已出过一本杂文集，叫《放虎归山》，八年前，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当时，我说，我很想摆脱学术工作，坐下来读点闲书，唠点闲话，写点闲文——因为学术太累，专业分工铺天盖地，“老吏抱案死”的知识分子圈，令人憋气——那种感觉，就像麋鹿久羁苑囿，顿起长林丰草之思。可是，直到现在，我还赖在这个圈里不肯走，退休的年龄又没到，有朋友总是来问，你说的话还算数不算数。我说，算数。
从这本小书里，你不难发现，我确实是在走向业余，而且是怀着浓厚兴趣和极大的敬意。
李零
2005年1月24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大梦初醒
花间一壶酒（1）
李白是诗人，也是酒鬼（他自己的说法，是“酒中仙”）。诗写得好，酒也喝得好，神思缥缈狂放不羁痛快淋漓一泻千里的诗情，全是借着酒劲释放出来。这就像有些摇滚歌手要吸毒，听的人也吸，吸毒状态下的声音不一样，外人难以体会。
李白嗜酒如命，经常烂醉如泥，喝，喝，天天喝，直到醉死当涂。后世酒楼，拿他当招牌，画个醉汉，叫“玉山倾倒”，挂个酒帘，称“太白遗风”。他是喝酒喝出了大名。
不过，李白喝酒和现在的喝法不同，不是猜拳行令，轮番敬酒，更没有生意好谈，关系好拉。他是诗人，诗、酒有不解之缘。诗是吐心头不快，酒是浇胸中块垒，“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缘在什么地方？全在一个“愁”字。他写喝酒的诗很多，我最喜欢，还是《月下独酌》：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诗中的酒徒本来是半夜三更喝闷酒，自个儿喝没劲，就拉上月亮和自个儿的影子，其实是形影相吊，还是自个儿和自个儿喝。酒劲上来，扯着嗓子唱，月亮摇摇晃晃；拖着身子舞，影子跌跌撞撞。古代写喝酒的诗很多，这首最好。
“月下独酌”，是一种意境：
喝酒一定要夜里喝，而且是一个人喝。
喝着喝着，如果能喝出三个人来，则是更上一层。
酒和文学有关，鲁迅讲魏晋风度，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曹操下令禁酒，把成心跟他抬杠的孔融给杀了（孔融的说法是，酒能亡国，色也能亡国，何独禁酒，而不禁色），但他自己照样喝，“釃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苏轼《前赤壁赋》）。他的《短歌行》也是写喝酒，“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雄浑，苍凉，也是得益于酒。诗中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可见也是月下独酌。文学中的酒，不是一般的饮料，而是效果缓慢的半毒品。研究秦皇、汉武的苦恼，我们知道，它和人生短促有关，和排解忧愁有关，其实是不死之药的代用品。三杯两盏下肚，不知心在何时，身在何处，什么恩怨尔汝来去，通通滚蛋。古人写喝酒，这是主旋律。
酒中有哲学——苦闷的哲学。
李白的诗，和陶渊明的诗有相似之处，特别是他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讨厌做官，醉心于酒，精神像，词句也像。葛兆光先生说，这首诗，风格和陶渊明的诗相近，陶诗有“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句（《杂诗八首》），并有“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然复醉”等语（《饮酒》二十首序），他可能是从陶诗受到启发（《中国古典诗歌：唐诗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这里，我想补充一句，陶诗讲形影相吊，还有一组也值得注意。陶渊明写过一组诗，叫《形影神》，是反对释慧远。慧远作《形尽神不灭论》和《万佛影铭》，说人死了，身体不存而精神不灭。陶渊明不同意，写下这组诗。“形”是身体，“影”是身影，“神”是灵魂，三者的关系，是神学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在中国古代词汇中，“影”的含义很神秘，既可以是身影，也可以是画像，今语“摄影”、“电影”还保留着它的古老含义。古人认为，作用于“影”也会作用于“形”、“神”，比如给影子或画像扎针，就是巫术常用。
陶诗是客主互答之体，共三首。第一首是身体劝影子，叫《形赠影》。身体说，人为众灵之长，却难逃一死，比起天地、山川、草木，哪样都不如，羽化登仙不可得，死后全是一场空，还是有酒就喝，千万不要推辞。第二首是影子回答身体，叫《影答形》。影子说，我和你总是相伴相随，悲喜与共，阴凉地里暂分手，太阳底下不分离，可惜的是，人终不免一死，形灭则影消，与其借酒消愁，不如积德行善，留名后世（盖名如身后之影）。第三首是由灵魂来总结，回答身体和影子。灵魂说，人之为人，全在灵魂，我和你们都不同，但只要活在世上，就要依托身体，只要依托身体，就会留下影子，无论是谁（如“三皇大圣人”和能活数百年的“彭祖”），都无法留住生命，喝酒只能暂时忘忧，非但不能延命，反而促其早死；行善也很徒劳，乃是身后之事，谁来夸你，你已不知道。最好还是听其自然吧，用不着高兴，也用不着害怕，该死就死，何必操心。
这是可以称为“通脱”的人生态度，“通脱”是出于无奈。
穷人，饿了要吃，累了要睡，如果最低生存都得不到满足，当然盼望“聊胜于无”，“有”最重要。但“有”了之后，吃什么好，怎么睡才得劲，问题又生。如果什么都享受过，非什么不吃，非什么不睡，最高的山爬到头，下又下不去了，怎么办？那才是最大痛苦。惟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纵身一跃，一了百了，直接就下来了。古人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离思》），人只有到了这一步，才会懂得“聊胜于有”。
花间一壶酒（2）
喝酒的最高境界是“聊胜于有”。
《月下独酌》，也有“三人”，但不是“形”、“影”、“神”，而是“形”、“影”、“月”。“月”是代替“神”，但不是身内之“神”，而是身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