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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山庄和甘泉宫（3）
第二，甘泉宫是西汉的六大宫殿之一。其他五宫，长乐、未央、建章、桂、北，全部集中在长安。长安以外的离宫，名气最大，要数甘泉宫。甘泉宫是因秦旧宫而建，不是一个宫殿，而是一个宫殿群。学者说，它的实际地位是陪都，一点没错。这个宫殿群，也是一座大型园林，当时叫“甘泉上林苑”（有“甘林”瓦当出土），或省称“甘泉苑”。园林是仿长安上林苑（原为秦苑），既是避暑胜地，也是校猎的围场。苑南有大湖，和长安一样，也叫“昆明池”。苑中宫观，是以秦林光宫和汉云阳宫为主要宫殿。此外，还有武帝祷祠神君的寿宫和武帝用事太一的竹宫，以及高光、长定、望仙、七里、增城诸宫，仙人（林光宫内）、石关、封峦、鳷鹊、露寒、益延寿、迎风、储胥、洪厓、弩陆、彷徨、天梯、瑶台、走狗、白虎、温德、相思诸观。甘泉苑南，今淳化县城附近，原来还有梨园和棠梨宫。汉武帝到此避暑、校猎，是在每年的五月到八月，和康熙、乾隆于承德避暑、木兰秋狝情况相似，连时间都几乎一样，围猎也主要是猎鹿。避暑期间，皇帝还在此处理政务（如受郡国上计），接受诸侯王朝觐，特别是处理藩务，宴享外国宾客，派遣使节出塞。如张骞出使西域，就是从这里出发。汉宣帝接受匈奴单于和蛮夷君长朝觐，也在此处。
第三，甘泉宫是汉代最重要的祭祀中心。西汉时期，官方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是叫“祠畤”。祠和畤，混言无别，细分则有差异，祠是泛称祭祀神鬼的场所，如武帝太祝所领的六祠：亳忌太一祠、亳忌三一祠、冥羊祠、马行祠、甘泉太一祠和汾阴后土祠。畤，则专指祭祀天地、五帝，即举行郊祀的场所，如甘泉泰畤和雍五畤。畤可称祠，如甘泉泰畤也叫甘泉太一祠；汾阴后土祠属于畤，却以祠称，但一般的祠却从不称畤。《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记载的祠畤，都是国家注册的宗教场所，民祠还不知道有多少。它们有点类似后世的寺庙。但汉代，祭祖的场所多叫庙，如高庙、孝文庙、孝武庙；祭祀神鬼的场所多叫祠，如上面说的那些祠。当然两者也混用，如汉文帝的渭阳五帝庙，既不称畤也不称祠；武帝立汾阴后土祠前，高祖已立后土庙。唐宋以来，也是把后土祠叫后土庙。武帝时期，其文治武功，也是借“广修庙”，除致力政治统一、学术统一，还强调宗教统一。武帝和武帝以后，王莽废祠以前，西汉祠畤达700多处，其中最有名，是三大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和雍五畤。甘泉泰畤是祭天中心，地位最高，就是设在甘泉宫。甘泉，秦夺其地前，固有所谓“黄帝明廷”和“匈奴祭天处”，本来就是个古老的祭祀中心。泰畤，有祭天圜丘，上为太一坛（紫坛），周环五帝坛和群神坛，有如后世的天坛（旁边有紫殿），这是汉族最高的祭祀中心。此外，它还有六座象征武帝怀柔政策的祠庙。三座是胡祠，径路神祠是祭匈奴的刀剑之神；休屠祠应是匈奴休屠部的神祠；金人祠是祭匈奴供奉的“祭天主”，神像是胡貌胡装，用铜铸造，也是虏自休屠。它们都是为胡而设，祭胡之神，既可抚绥远在北方和住在当地的胡人，又可配合汉人自己的宗教信仰。汉族祭天，太一无象。匈奴祭天，则有金人。两种信仰，和平共处，并存于甘泉，是一大奇特景观。三座越祠，是由越巫用一种叫“鸡卜”的巫术，在一座小台上进行祠禳，当时叫“越巫※※祠”。前者是汉武帝北逐匈奴，借匈奴神祇怀柔匈奴。后者是汉武帝南征南越，借南越巫术怀柔南越。它们很像承德的外八庙。这些庙，是当时的天下缩影，有点像现在的世界公园。
甘泉宫的祭天金人是在佛教传入前就存在。佛教传入后，曾被误解为佛教造像。如敦煌莫高窟323窟北壁的初唐壁画就是这样画，崔浩、张守节也有这种解释。其实，这种金人是代表匈奴的天神，它与秦始皇销天下之兵铸造的十二金人是同一类造像，都叫翁仲，并不是佛像。前者是直接虏自匈奴，后者则是仿制品，原形还是匈奴的神像。这样的神像被立于甘泉宫中，有如承德普宁寺的大菩萨（高达23米多），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夸张的说法，是一庙可抵百万兵）。它们既是秦汉武功的象征，也是秦汉怀柔的象征。
三、余论：中国早期的“五族共和”
动物凶猛，因为害怕。人类残忍，源于恐惧。他们害怕敌人，子子孙孙，世代传递深仇大恨，早晚一天会复仇。
说到这个话题，和汉征匈奴有关，和休屠金人有关，有个故事值得提起。这就是休屠王太子金日磾的故事（见《汉书》本传）。
金日磾，“金”是纪念汉武帝虏获休屠金人而赐以汉姓，“日磾”盖原名之译音，“翁叔”是汉代常用的名字，则与“翁仲”相配。他以父王不降见杀（初与昆邪王谋降汉，后悔，被昆邪王杀害），而与母阏氏、弟伦俱没入官，输黄门养马。初入汉宫，只有14岁，因为身材高大，相貌庄重，见后宫佳丽，目不斜视，样子长得好，马也养得好，深受武帝喜爱，先拜马监，后迁驸马都尉，随侍武帝左右。武帝对他母亲很好，母死，下令为她画像，挂在甘泉宫中，署曰“休屠王阏氏”，日磾每见必拜，向之涕泣；他的两个小孩，也是武帝身边的弄儿，有如宠物。莽何罗刺武帝，日磾救过他的命，夙有忠孝之名。武帝死后，遗命封侯，不受，与霍光共同辅佐汉昭帝，地位极其显赫，死葬茂陵，谥曰敬侯。我到茂陵参观，见过他的墓。
避暑山庄和甘泉宫（4）
我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很好奇，古人为什么常常用自己过去的敌人或敌人的后代做近侍或养马？难道他们就不怕孙悟空（官封弼马温，就是养马）大闹天宫，勾践（他也为夫差养马）卧薪尝胆，一洗会稽之耻吗？看来，政治家是要有点胸襟和魄力的，就像人能驯服猛兽，豢养役使之。他们懂得，“奴才”比本来意义上的“自己人”要更为可靠。“奴才”是“丧家之犬”，对主人最有依赖性，不像“自己人”，各有地盘和势力，盘根错节，反而难以驾御。
古人有这个胆量，也有这个器量。
当今世界，是个充满种族、宗教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混乱世界，虔诚有余、宽容不足，以巴冲突是其缩影。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圣地都在耶路撒冷，一地难容三教。他们根本不能想象，甘泉宫是把汉胡之神搁在一块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这个靠武力输出一切的世界，声音太小。它使我们不能不对历史上的民族融合进行重新思考。
世界上的国家形态，一直有两条路子。一种是部族纷争，小国林立，长期分而不合，或只有松散的联合，管理水平低下，难以形成强有力的权力中心。一种是大地域国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科层管理非常系统，疆域广大，人口众多。前者如雅典，后者如亚述、波斯和中国。由于取径不同，政教关系也不同，造成两种“大一统”：一种是有统一宗教，没有统一国家，宗教管国家；一种是有统一国家，没有统一宗教，国家管宗教。前者的典型是欧洲各国，后者的典型是中国。
两种国家形态，两种大一统，哪种更好，这里不必谈。很多问题，短期里还看不清。我想说的是，中国在国家形态的研究上有什么意义。
我们都知道，国家的产生是为了制止和控制人类的流血冲突。我们人类比任何动物都更爱自相残杀，也更会自相残杀。对这个物种来说，杀人是最高科学。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怎么在同一片天空底下和平共处，这是一个难题，至今还困扰着人类。在数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上，我们能看到的最普遍，最简单，也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既消灭其肉体，也消灭其精神（主要就是铲除对方的信仰），挖对方祖坟，毁对方宗庙，灭对方社稷，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如亚述帝国和蒙古帝国，马蹄所到，剑锋所及，经常是血腥屠城。近代列强瓜分世界，也充满野蛮杀戮，遗风被于今日。征服者为了获取其可怜的安全感，他们觉得，杀死对方居民，真是太有必要。即使留下妇孺老弱，也只限于女性，所有男人，必须全部杀光，西周铜器铭文叫“无遗寿幼”。为了防止意外，坑杀降卒，在古代也极为普遍。
这些都是笨办法。
梁惠王问孟子，什么样的人才能统一天下，古代的聪明人孟子回答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即不是杀人成瘾乐此不疲的人才能统一天下。他的话，并不等于说，不杀人者才能统一天下。这样的“好帝国主义”，从来没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杀人。成吉思汗，康熙、乾隆，更杀。他们都靠杀人取天下，我们不能忘记。忘记这一条，少数民族不答应，周边的国家也不答应。但光靠杀人不能统一天下，孟子的说法完全对。
还有一个聪明人，孔子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文革”批林批孔，这话批得最多，但是孔子思想中的闪光点。他的意思是说，最好的统治办法还是笼络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人家的国家亡了，要想办法把它重建起来；人家的国君死了，要把他血缘最近的遗属找出来，让他接续香火，保持该国的祭祀；人家的大臣和贤人躲起来，不敢露面或不肯露面，也要三顾茅庐，把他们请出来做事，共襄盛举。
这样的办法，很好，但绝不像有些人以为，全是孔孟发明、儒家传统。实际上，这样的想法，孔孟之前就有，孔孟以后也没断。它们的真正发明者全是铁碗政治家，发明物也不是道德，而是制度。如武王克商，把商纣斩首示众，血淋淋，但下马之始，即表商容之闾，封比干之墓，请商朝遗老出来做事。商王的后代，也授土授民，初封于殷，后封于宋。商的与国也各有分封。就连商的军队殷八师，也被周人全盘接收（当然，同时要移民设监，编户齐民，类似后世的“徙豪强”）。特别是周之“百姓”，传出五帝，各有自己的祭祀系统，春秋战国以来，散处各地，每个国家都不能一族独大，必与他族共存，兼并各国，统一天下，就更离不开这条。因此，出现五帝并祭的局面（秦最早，也最突出）。
五帝并祭，就是中国最早的“五族共和”。
中国的大一统肇始于秦，但民族矛盾太激烈。制度统一较顺利，思想统一（学术统一和宗教统一）不成功。专恃武力和法律，不足以收拾人心。汉代的办法还是西周的办法，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但对外宣传，还是强调“软”。如《尚书》和西周金文都有一个词，叫“柔远能迩”。对待前朝遗臣，越是地位尊显，越是手下留情（杀小留大，是我们的传统）。汉高祖取天下，不但为七国绝无后者寻找后代（包括秦始皇的后代），维持祭祀，还为造反失败的陈涉置守冢，奉祭血食。汉武帝整齐学术，可以团结当时的精英，但光靠这一条，还不足以收拾人心。收拾人心，还得整齐宗教。他到处修祠立庙，干什么？就是为了整合各地不同的信仰。一国多教，很符合现代趋势。
避暑山庄和甘泉宫（5）
汉以后，中国的大一统，内部融合比较成功，但边患无穷，始终头疼。“蛮族入侵”，世界各国都抗不住，只有中国，胡汉之争两千年，各有胜负。中国的领土，就是借这种你来我往，我化你，你化我，而成就其大。单就领土而言，双方各有贡献，但“蛮族”的贡献更突出。历代版图，蒙元最大，满清次之，民国、唐、汉又次之，遑论其他。元代和清代，统治者都来自塞北，世界历史上，除近代欧美列强，他们是最大征服者。有清一代，虽受反清复明的革命党人诋毁，包括章太炎和孙中山，但平心而论，他们能以少融多，把横跨欧亚大陆的众多国家和民族纳于同一个国号之下，反客为主，确实有其独到之处。边疆政策，它是两种“大一统”并用：汉族是以政统教（延续传统），边疆是以教统政（类似欧洲），远比汉族成功。民元以来，孙中山倡“五族共和”，是继承清朝。再向上追溯，则是元朝。这点对现代政治很有启发。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东亚共荣圈”，也是模仿清朝和元朝，幸好未能如其愿。
蒙古族，在中国的边疆地区，除蒙古本部，在青海、西藏、新疆，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深刻影响，居民也散居各地，青海、新疆和西藏，到处都有。清朝在统一政策上，最能认同的是元朝。他们的边疆政策，首先就是整合蒙古各部，蒙平则回定（北疆定则南疆定），青海、西藏也迎刃而解。他们是从蒙古手下接收整个西北边疆，然后借广阔的西北边疆，内控汉地，外纾列强包围的外部压力。
前些年，我到青海访问，去过青海湖、日月山、瞿昙寺，到处可见“五族共和”的痕迹。如青海湖边有共和县，共和县里有海神庙，雍正平定罗卜藏丹津之叛，在此与蒙、藏、汉、回会盟，改遥祭为近祭，就是五族共祭。庙中有碑，原题“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民国改为“中华民国万岁”，仍袭其礼。日月山，是唐朝与吐蕃会盟，分疆划界的地方。如今，山南山北，还是两幅景色：山南是遍地牦牛，山北是汉式村庄。日月山以北的居民，即使是藏民，也是汉语汉装。瞿昙寺，是喇嘛庙，也采用汉式。
北京居庸关，有个云台，券门内有《陀罗尼经咒》等题刻，是用汉、藏、西夏、梵、维和八思巴六种文字刻成。它说明，蒙元才是“五族共和”的更早源头。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强调世界市场的形成，本来中国才是老大。其实，世界市场的形成，海路，是欧人开辟；陆路，是蒙元开辟。这才是世界市场的本来面目。
清朝认同元朝，背后的原因很深刻。
2004年11月22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从“五族共和”想起的（1）
读《洪业传》（陈毓贤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想起一件事。
洪业先生晚年侨居美国，每于故土作远人之思。他去世前一年，即八十六岁时，有一天，大陆来了客人，先生性起，亲自下厨烧菜。菜成，而略分五色：红的是龙虾，绿的是芥菜，黑的是豆豉，黄白是鸡蛋。先生戏称为“五族共和”。
洪业先生的菜是模仿中国废君权、行共和之后的第一面国旗，即所谓“五色旗”。五色旗是怎么发明，其详细过程，我没有查考。从外观看，当是模仿“万国旗”的流行式样（如法、意、德、俄等国的国旗），属于当时的“国际接轨”。这面旗，孙中山在南方没打几天，主要是在北方打，先是北洋政府，后是伪满政府，名声并不好。但它以五色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这在民国历史上还是有伟大意义。因为辛亥革命，要按革命初衷，本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如果大家真像章太炎出狱在日本演说那样，仇满恨满，慨当以慷，一定要替明朝报仇雪耻，把这场“种族革命”进行到底（和现在满世界的清宫戏真是大异其趣）。那结果只能是，驱满则蒙离，蒙离则回、藏去，四土不守，列强瓜分之势成，中国的形势将危若累卵。
民国初建，中国政治家考虑的满、蒙、回、藏问题，表面上是民族问题（论人口，它们都不如壮族多），实际上是边疆问题（古语叫“藩”，是与地缘政治有关的概念，清朝有理藩院司其事）。“满”是东北，“蒙”是蒙古（包括外蒙古），“回”是新疆，“藏”是青海、西藏和西康。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Richmond Lattimore）在这些地方跑过，对中国历代特别是清代的边疆政策有深入了解。他所论述的“中国边疆”就是指这四个地理单元。
中国大地，西北高而东南低（《淮南子》借神话有生动描述），从爱辉到腾冲画条线，正好是两大块。东南多江河湖海、丘陵平原，为农业区，华夏居焉，这只是中国历史之半。另一半是满、蒙、回、藏及其前身。它们的居住区是所谓“骑马民族”（其实多是游牧、狩猎兼农业）的游栖之所，从东北到西南，或为森林、平原混合区，或为草原、沙漠混合区，或为沙漠、绿洲混合区，或为崇山峻岭与草原平原交错的复杂地形。四个单元是四种环境。中国历史主要就是通过这四个单元而溶入世界（首先是东北亚，其次是中亚，又其次是西亚和南亚），真不知有多少秘密埋藏其中。
“野蛮”与“文明”相互依存。“蛮族入侵”在西方，在东方，在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