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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与“文明”相互依存。“蛮族入侵”在西方，在东方，在东西方之间，一直都是世界性的大问题，并不只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朝代如此，如汉代的匈奴，元代的蒙古，即其著称者。司马迁说：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西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中国自汉以降而有南北朝（在我看来，商周时代的格局也无异于南北朝），自隋唐以降而有突厥、吐番和鲜卑，自宋以降而有辽、金、西夏、蒙元、满清。东南一次次被西北征服，西北一次次被东南腐化。中国的国土是这种历史冲突的结果。
地坛是郊祀之礼中的祭地之所，当然也是领土的象征。
明清时期的地坛，我是说北京的地坛，它的主体建筑是方泽坛和皇祇室。坛室所祀，除地祇之外，还供五岳、五镇、五陵、四渎、四海，实为“天下”之缩影。清朝灭亡，郊祀之礼不行，北京六坛（即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先蚕坛，如果加上社稷坛，则是七大坛）大多荒废，墙屋倾圮，野草丛生。这里驻过军，养过马，种过庄稼，后来“废物利用”，辟为京兆公园（当时北京叫京兆），简直面目全非。不但原来的方泽坛成了讲演台，皇祇室成了图书馆，还搞了世界园、体育场和其他许多现代化的名堂。园中多格言标语，宣传“爱国思想”、“国家主义”，和满园的“西化”适成对比（注意：“公园”本身就是西化的产物）。它的世界园是按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做成的微缩景观，比现在那个世界公园早得多，园中有联，曰“大好河山，频年蚕食鲸吞，举目不胜今昔感；强权世界，到处鹰瞵虎视，惊心莫当画图看”。“天下”概念为之一变。更有趣的是，它还在东西大道临近方泽坛的门口盖了一座“共和亭”，亭分五面，瓦分五色，左右挂着两块匾，一作“共和国之主权在人民”，一作“共和国之元气在道德”，亭中悬挂“五族伟人像”，每面一幅，汉族伟人是黄帝，满族伟人是努尔哈赤，蒙族伟人是成吉思汗，回族伟人是穆罕默德，藏族伟人是宗喀巴。正是“五族共和”的象征。这些都是1925年任京兆尹的薛笃弼创造发明，现在是什么也看不到了。
读薛笃弼《京兆公园纪实》（1925年），心中有个想法：近代以来，中国的“天下”概念变了，但“五族共和”的想法却相当古老。
1997年1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办过一个中国古代艺术、宗教的讨论会，与会者大谈Shamanism（这是他们的流行话题），让人觉得空洞。我的发言题目是《秦汉礼仪中的宗教》。这篇讲话本来是用考古发现重读《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但为了向会议主题靠拢，我在前面加了个帽子，特意谈到中、西宗教传统的不同。当时我说，与其空谈Shamanism，还不如多注意中国的“礼仪”，即利玛窦困惑的“礼仪”。中国的礼仪，早期是拜天、地、祖，后来是拜天、地、君、亲、师。特点是国家管宗教，而非宗教管国家。虽然中国和西方都是以宗教或国家作超越手段（超越种族、文化的局限性），但他们是大宗教小国家，统一宗教下，小国林立，除宗教统一，什么都不一样，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就连现在都没办到；我们是大国家小宗教，统一帝国下，众教并存，不但一国多教，而且一个人也可以信好几个宗教，甚至就连宗教本身，都可能是混和宗教，前提只有一条，就是不许造反。双方彼此看对方，都是冠履倒置。为了讲得形象一点，我说，中国古代讲究“存亡继绝”（孔老夫子所称道）、“柔远能迩”（西周金文中就有这个词），古代的“五帝”就是当时的“五族共和”。例如秦人经略西土，无论打到哪儿都要立个白帝祠，祭嬴姓始祖少昊，这是他们自己的老祖宗；其次是祭青帝，则是其兄弟氏族风姓的老祖宗；又其次是祭黄帝和炎帝，则是为了团结当地土著，即周人弃土东逃后留下的姬、姜遗民，由此形成秦系的“五色帝”。《世本》“五帝”是周人的帝系，也有类似功能。汉族怀柔四裔是这个办法，非汉族入主中国也是这个办法——尽管其主从的顺序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鼓吹“大东亚光荣圈”，让伪满打五色旗，正是想学这一套。会后到美国，有个朋友，从前是北大西语系学生，现在任教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董玥先生，她给我提个醒，说北京图书馆（现在叫国家图书馆）有本《京兆公园纪实》，书中有个共和亭，亭中有个“五族伟人像”。我一找，果然如此。
从“五族共和”想起的（2）
几张老照片，背后的想法很年轻也很古老，留此存真，兼志感想。
1998年6月17日写于美国西雅图
一念之差（1）
——吴三桂史料摘录
我喜欢从生活中寻找学问，把学者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正儿八经当学问来做，并且捏造过一点谁都不知道的学科名称，堂而皇之，拿它们当文章的题目。当年，读《吴三桂大传》我写过一篇读书札记，叫《汉奸发生学》，就属于这一类。
那篇文章，已成往事，但有些事值得回忆。我的文章，本来是登在《读书》1995年10期。文章长了点，因为篇幅有限，编辑把开头讲“中国式悲剧”的两段删去，完整的全文是见于我的杂文集《放虎归山》（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网上登录几乎都是《读书》的节略本，令人遗憾。我写文章，一向不注意形势，也不看什么人的脸子行事。知识精英在争什么，出版社和书商在炒什么，读者群和读书市场，风朝哪边刮，潮向哪边走，我从来不关心。越是凑着什么事，命题作文，我越写不出东西，即便写出，心里也很紧张。然而，凑巧的很，它的发表时间，是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前。那阵儿有一股翻案风。有人正在写汪精卫，写贝当，我听说，没看到。但我记得，好像有人在《读书》上写冯道。我的文章只是即兴之作，并非配合风潮，但读者有读者的环境，我管不了。我万万没有想到，拙文一出，便卷入这场热闹。不是我自己，而是读者。说好有一堆，有人打电话，说本年度这篇最好，好得不得了。说坏也有一堆，《解放军报》和《中流》都有人批我（别人寄我，才知道），说此人哗众取宠，极其反动。不仅如此，事情还闹到北京大学的学术委员会，有觉悟很高的学者说，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当博导？我当时的老板，中文系的系主任费振刚先生也赶紧跑来问我，大家都说，你写了篇《替汉奸翻案》，是吗？我说，没有啊，我的文章是叫《汉奸发生学》，内容是讲“时势造汉奸”，汉奸是怎么叫大家给逼出来的。为了让他体谅“予衷之不察”，我跟他解释说，原理我是讲过一点，但绝对没劝大家干什么；我的文章都是虎头蛇尾，从来没有给谁指路（不想也没有资格）；谁读了我的文章，因而想当汉奸，或不想当汉奸，我都不负责；反正我自己没有想过，谓予不信，请查三代，我家是一门忠烈……
说实话，吴三桂这样的汉奸，我真的很有兴趣。因为“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魏斐德《洪业》，陈苏镇、薄小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页）。我曾跟朋友说，当时明、满、闯作三角斗，矛盾集于吴三桂，特别适合作影视题材。古人表现历史，喜欢把矛盾放在一二传奇人物身上，刻画内心冲突，从历史角度看是失分，从文学角度看是加分。中国的演史小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多如此。吴三桂的故事正好符合这一点。它是“汉奸发生学”的绝好标本，人格和历史冲突，极富悲剧性。如果拍好了，比《桃花扇》更动人。许多年前，意大利和中国都拍过《末代皇帝》，哪个好？影评者见仁见智，各有分说。贝特鲁奇的片子是拍给西方看的，中国观众说，这不合理，那悖史实，也许都对。但说千道万，人家有人家的优点，是淡化背景，突出个人，线条明快，观赏性强，不像我们的片子，人物纷杂，场面宏大，好像一块大花布，抖过来，抖过去，眼花缭乱，不得要领。
过去，谈吴三桂，我太轻描淡写，主要是讲他的“变形记”，即他的一生，前后有什么矛盾，很多细节，都来不及说。现在，我想把我感兴趣的几件事，即他的许多“一闪念”拎出来单说，看看作为活人的吴三桂，其内心活动有多么复杂。当然，我得说明，这绝不是专业研究。
吴三桂这一辈子，倾侧反覆，当时叫“吴逆”，现在叫“汉奸”，好像不值得谈。但当时做人太难。明清之际，大家喜欢讲史可法，只是史家的浪漫。实际上明臣多降，贰臣如洪承畴辈，比比皆是。在他之前，多少名臣贤将都降了（《洪业》后面附有统计表）。他自己的亲戚，如舅父祖大寿和祖大寿的儿子，也都降了。多尔衮动员这些降臣苦苦劝说，他不降。生死攸关，屡次顶住，最后还是身不由己。这是悲剧。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他这一生，一波三折，每一闪念，都惊心动魄。不用做太多加工，就是很好的剧本。
（一）闯围救父，博得忠孝之名。
谁也不是天生的坏蛋，吴三桂也是如此。三桂是军人世家，不但武功好，而且有忠孝之名。明室危难，授命于他，天下安危系于一身。满清对这样的人材，是必欲得之。皇太极尝云“好汉子！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可见他不是一般的贪生怕死之徒。
三桂是怎么出名的，可看下面两段史料。
予宰江川，本县学谕金大印字斗如，隶平西旗下，自辽东贡生选授，熟谙明季辽沈事，予乐与谈。
伊时吴宠眷隆渥，予因问金云：“王爷（原注：旗下人称旗主为王爷）世谓纯忠极孝，报国复仇，裂土分藩，为世间伟人，信乎？”金曰：“吾王俱因利乘便，徼幸成功，直命好耳，岂材力所致哉？人言忠孝，未可信，皆时会所值耳。惟最初救父出围一举，孝闻九边，勇冠三军，勋名富贵，胥本于此。”予曰：“可得闻乎？”金曰：“崇祯某年，总兵祖大寿守大同，镇兵三千，每秋高恐盗边者，分兵巡哨。拨参将吾太王爷吴骧领兵哨探，方离城百里，值四王子（原注：即天聪帝，当时称四王子。）领兵四万，欲攻大同。藐视五百人，不战，但围困之，谓饥渴甚，三四日必降，可不血刃。因急奔急围，缓奔缓围。至近城四十里，祖帅凭城楼而望，不解救。吾王爷为祖甥，侍侧，沙漠一望四十里间，见父被围，跪请祖帅救之。祖帅以敌兵四万，城兵不满三千，守且不给，何能救？三请，俱不应，乃跪泣曰：‘总爷不肯发兵，儿请率家丁死之。’祖似应不应，曰：‘嘎！’以为必不能救也。王即跪而应曰：‘得令！’下楼开城，率家丁仅二十人赴援。王居中，左吴应桂、右杨某（原注：俱辽西降人），分两翼，十八人后随冲阵。四王子见人少轻出，疑之，开阵计纳而并围之。突入阵，射殪两人，继遇拥纛红缨王子，一箭落马仆地。王下马割首级，仆者未殊，奋短刀斫王鼻梁。王裂红旗裹面，大呼杀人，内五百人亦大呼杀出。北军终以王人少，疑其诱，遂缺围，听其逸。祖帅在城楼望见决围，因命呐喊擂鼓助威，北军亦不进。祖帅乃出城，于三里外鼓吹香亭迎接，慰劳赞叹。王面血淋漓，下马跪泣。祖抚王背，曰：‘儿不忧不富贵。吾即题请封拜，易事耳。’斯时忠孝之名，夷夏震慑，即四王子亦曰：‘好汉子！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过此以往，大印不欲言之矣。（《吴三桂纪略》）
一念之差（2）
三桂为明季罪人，又为本朝反贼，其生平亦何足道！以道路之口，传闻之笔，事多淆讹，难以传信，故略述其概。惟桂本贯辽东，藩封云南，余生长浙东，又何能得其始末耶？缘余甲寅、乙卯间遭大难，丙辰用奇计遁迹江西，至吉安招抚韩大任，任自幼随桂，为余言甲申至丙辰事甚悉。得大任戊午归正之后，余又奉差往汉中，被羁贵州。时桂孙世藩嗣，据伪位，以贵阳为行在，其伪尚书郭昌、来度，与余交最契，每详言桂之末路。今虽不及具载，而源尾亦略可见云。侣云道人转庵孙旭识。
吴三桂，字硕甫，一字雄爽，辽东铁岭人。先世以军功封，世袭平西伯，家于京师。桂生壬子，及年二十，状貌奇伟，膂力过人，娴骑射，好田猎，为舅祖大寿所器。大寿镇宁远卫，用桂为中军，不期年间，兵强马壮，每战必捷，关外颇闻桂名。桂父骧为参军，尝率五百骑出哨探，与本朝大兵相值，被围。桂望见，号哭大寿前，乞发援兵。大寿曰：“吾以封疆重任，焉敢妄动！万一失利，咎将安归？”桂知不可强，乃自率家丁二十骑突出入重围，射中红旗，王子坠地。将割取首级，为王子仰斫鼻梁，流血不止，桂即掣红旗自裹其面。寻见骧大呼曰：“随我来！”五百骑遂拼命杀出，回宁远。骧谓大寿曰：“非吾子，几不复相见矣。”大寿曰：“壮哉，甥也！”以美姬陈沅赐之（原注：一云陈沅为周皇亲奎姬，非大寿所赐）。未几，陈沅随父骧归京师，而桂以大寿荐镇宁远。（《平吴录》）
案：这是一次玩命的选择。当时吴三桂只有20岁，血气方刚。其父吴骧率骑兵500人外出侦察，与清兵40000人遭遇，身陷重围，祖大寿不肯发兵救援，三桂率家丁20，突入重围，救父而归。其事出于传闻，数字或有夸张。但至少说明，他是一个勇敢的军人。《纪略》说此役战于大同，不确，当依《平吴录》，在宁远。
（二）裘马轻狂，颇以风流自赏。
吴三桂很有艳福，他得名妓陈圆圆，在当时是美谈。
延陵将军美丰姿，善骑射，躯干不甚伟硕，而勇力绝人，沉鸷多谋。弱冠中翘关高选，裘马清狂，颇以风流自赏；一遇佳丽，辄为神留，然未有可其意者。常读《汉纪》，至“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慨然叹曰：“我亦遂此愿，足矣。”虽一时寄情之语，而妄觊非分，意肇于此。
明崇祯末，流氛日炽，秦、豫之卮间关城失守，燕都震动。而大江以南，阻于天堑，民物晏如，方极声色之娱，吴门尤盛。有名妓陈圆圆者，容辞闲雅，额秀颐丰，有林下风致。年十八，隶籍梨园。每一登场，花名雪艳，独出冠时，观者魂断。维时田妃擅宠，两宫不协，烽火羽书，相望于道，宸居为之憔悴。外戚周嘉定伯以营葬归苏，将求色艺兼绝之女，由母后进之，以纾宵旰忧，且分西宫之宠。因出重赀购圆圆，载之以北，纳于椒庭。一日侍后侧，上见之，问所从来。后对左右供御鲜同里顺意者，兹女吴人，且娴昆伎，令侍栉盥耳。上制于田妃，复念国事，不甚顾，遂命遣还，故圆圆仍入周邸。
延陵方为上倚重，奉诏出镇山海，祖道者绵亘青门以外。嘉定伯首置绮筵，饯之甲第，出女乐佐觞，圆圆亦在拥纨之列。轻鬟纤履，绰约凌云，每至迟声则歌珠累累，与兰馨并发。延陵停流盼，深属意焉。诘朝，使人道情于周，有“紫云见惠”之请。周将拒之，其昵者说周曰：“方今四方多事，寄命干城，严关锁钥，尤称重任。天子尚隆推毂之仪，将军独耑受脤之柄。他日功成奏凯，则二八之赐，降自上方，犹非所吝。君侯以田窦之亲，坐膺绂冕，北地芳脂，南都媚黛，皆得致之下陈，何惜一女子以结其欢耶？”周然其说，乃许诺。延陵陛辞，上赐三千金，分千金为聘。限迫即行，未及娶也。嘉定伯盛其奁媵，择吉送其父襄家。
未几，闯贼攻陷京师，宫闱歼荡，贵臣巨室，悉加系累。初索金帛，次录人产，襄亦与焉。闯拥重兵，挟襄以招其子，许以通侯之赏。家人潜至帐前约降，忽问陈娘何在，使不能隐，以籍入告。延陵遂大怒，按剑曰：“嗟乎！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以生为！”即作书与襄诀，勒军入关，缟素发丧。随天旅西下，殄贼过半。贼愤襄，杀之，悬其首于竿，襄家三十八口俱遭惨屠。盖延陵已有正室，亦遇害，而圆圆反以籍入无恙。闯弃京出走，十八营解散，各委其辎重妇女于途。延陵追度故关至山西，昼夜不息，尚不知圆圆之存亡也。其部将已于都城搜访得之，飞骑传送。延陵方驻师绛州，将渡河，闻之大喜。遂于玉帐结五彩楼，备翟茀之服，从以香舆，列旌旗箫鼓三十里，亲往迎迓。虽雾鬓风鬟，不胜掩抑，而翠消红泫，娇态逾增。自此由秦入蜀，迄于秉钺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