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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话。
三、问题何在：发展不是没头苍蝇
目前各大学的弊政，早就是有目共睹，很多问题没暴光，但大家心里都很明白。上峰是按“成绩”发钱，这是关键所在。大家不能不靠“成绩”吃饭。比如，申报博士点，申报基地，申报项目，申报优秀博士论文，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奖项，全都是所谓“成绩”。各个学校，所有教员，都是围着这些“成绩”团团转，整天评这评那，花样多得不得了。谁都知道这是上下欺哄，虚假成风，但谁都乐此不疲，趋之若鹜，即便有一二洁身自好者，也是想躲都躲不了。学校早就不是净土，哪有桃源可避秦。当今的风气，虚糜国帑，浪费人才，糟蹋品牌与传统，谁都不心疼。“文革”的说法是，“与其他篡党，不如我篡党”。现在的说法是，钱不能全叫王八蛋（别的同行，别的院系，别的学校）花了。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翻成今语，就是只有懂得可行性者，方为当今的杰出人物。抗战时期叫“曲线救国”，时下讲法叫“求生存”（各级领导最爱说这句话）。这和“文革”时期大家使用的逻辑简直一模一样。我听过很多人抱怨，包括某位副校长的抱怨，包括一些名气很大的学者抱怨，大家心里都清楚，就是没有胆量说。或者找点客观原因吧，是问题山积，凭个人的力量搬不动。况且，我们都深陷其中，谁也不干净，这和“文革”的困境也一样。
现在的学校，同从前相比，有很大改观，但主要都是外装修，样子货（上面的检查，专看这些）。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但是资源浪费，而且是谁浪费，谁致富，致富方为先进。不是坏人不出头，不是好人不发愁。从前，大家哭穷，想钱都想疯了，但可悲的是，现在我们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土地。人和人的宝贵时间，全都用来堵钱眼（像黄继光那么英勇）。钱越给越多，活也越干越大（现在的学术都是订制的学术，就像过生日的蛋糕一样）。为钱写书，为钱开会，为钱制造虚假学术，最后牺牲的是大家的学术生命。四海无闲田，农夫都忙死，所失并不让于所得。
有些问题太大，这里不去说它。讲点笑话吧，都是真事。
故事A：某地方大学贴出招贤榜，曰诚聘国际一流教授，有若干种，其中第一种，月薪高达××万美元。你别光看价码，后面的条件是已获诺贝尔奖。
故事B：某甲到某经济管理学院如厕，见学术报告海报，题目是：我怎样从年初只有××元到年底赚了××××××元，报告人是一暴发户，这是该校的带头院系。
故事C：某新建教师小区，厨房厕所强迫统一装修，普遍收费过高，而且有严重的质量问题，许多楼层水管、暖气爆裂，发生水淹七军，新楼顶层露雨（很多），两年来屡次报修无人理，广大教员义愤填膺，但无处申诉。原因是，第一，这是×××工程，所以没辙；第二，该校是敏感单位，上级有通知，任何媒体不得报道，任何法院不得受理（我们还是一个法制国家吗）。
故事D：现在的学术工程，报价惊人，膨胀太快，已经不是几十、几百、几千万，而是动辄多少亿，有些毫无价值，有些价值很小。中国三峡文物的抢救发掘，动员全国的考古力量，费时十年，开方无数，只有两亿，更不用说还有多少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它们都在等钱用。这件事让我很受教育。过去有位学者，我很尊敬的学者，他痛斥现在的理工原则一刀切，说掌校者摧残文科，是何心肝，我曾深表同情。但现在我后悔。因为像××工程或××工程，如果叫人文关怀，我看不如不关怀。这么多的钱，干什么不好，非把一大堆现成的书拿来重印，或只是为了歌功颂德、营造气氛。有位著名考古学家对我说，这也太集体无耻了吧。
故事E：有自称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人，受文化部之命，一拨一拨打电话，说他们从高校选了一百个名人，其中也有我，要我向西北人民捐书。我说，西北人民要脱贫，读我的书有什么用。他们说，我们的意思，不是要您直接寄书给他们，您只需要签个字，把版权交给我们就行了。他们到各高校拉人签字，很多人想，既然这是向西北人民献爱心，谁都羞于谈钱字。我是坚决不签。我说，真要支援大西北，把学校里的那些无用工程砍一半，钱就有了。
我说这些，没有别的目的，只是提醒大家注意，上面的荒唐，乃是层出不穷，绝不是一星半点，个别的偶然事件。它们和裁人正是出于同一背景（基本问题，还是我在《生活》上的文章所说）。这样的事再遮遮掩掩，它将祸及全国（像Sars一样）。
学校不是养鸡场（4）
话说回来，我想讲一句话，现在高校中的事情绝不只是高校本身的问题，许多前提就值得怀疑。比如，我们的老板，什么都拿外国说事，什么都拿改革说事，这正是最最值得讨论的地方。如果我们真的想把学校搞好，真的想把国家搞好，就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一切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其实这话，过去的理解太笼统，我说的人民，是要落实到人，因为没有人，哪来的人民呢）。我有几条建议：
第一，学校改革，首先应该改革的就是学校领导本身，包括他们的办事机构，包括他们的办事方法。不说人话专说鬼话，不说真话专说假话的人，应该下台。
第二，学校的领导应深入实际，一切从学校的教学实际和科研实际出发，不是教学研究为金钱（或上级部门）服务，而是金钱（或上级部门）为教学研究服务，不是大家为学校的政绩服务，而是学校为大家的工作服务，整个关系应颠倒过来。
第三，现在中国的很多做法，好的坏的，确实都是从外国进口。但我们不能认为外国的东西一切都好（现在出去的人很多，没有必要神秘化），总得有点进口检疫，不能把疯牛病和口蹄疫也给咱们招进来。外国的东西也不是铁板一块，有好也有坏。我们不应一切照搬外国，特别是经变态心理放大，连外国人自己也不知道的外国，或只听他们的老板（我们老板打交道的人主要就是这些人）介绍，把完全迫于商业压力，连外国教授也深恶痛绝，嗤之以鼻，然而又无可奈何的事当我们的样板。
第四，学校是广大师生的学校，不是少数人的私产，它的一切改革措施都应听取广大师生的意见，特别是像裁人这样敏感的问题。任何方案的出台都要有民主程序和合法性。特别是现在，我们的学校还不是私立大学，校方动手裁人，要有法律依据。
第五，改革不能目中无人，人不是数字，不是金钱定购的物品，不能轻言牺牲，哪怕是为了长远利益（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而且绝对没有第二次）。我们不能说，为了国际就该牺牲中国，为了理科就该牺牲文科，为了效率就该牺牲安全，为了锅里就该牺牲碗里（更何况，有人是拿大家的锅当他们家的碗），为了没柴烧，就连门坎都给剁了。
第六，改革要有具体内容，不是为了机构而机构，为了数字而数字，什么成绩都有，就是没有学问，光点钞票了。
另外，我想说一句，人才流动，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从原则上讲，现在很多教授借口学科建设，借口事业传承，借口部门利益（专业、院系和学校的利益），精心培养子弟兵，确实有打散的必要，他们哭闹的人材流失问题确实不能一味姑息（这是我和很多先生不太一样的看法）。但这件事做起来很难，我吃不准。外国的办法也是各有利弊，英国制度有英国制度的好处，位子少，不利晋升，但花在钻营上的心思也比较少，这对学问有好处。美国制度是足球转会制，商机无限，发展机会比较多，但它也有它的弊病，每年的search和教授上市，里面有太多的哄抬身价，当学者的，到处演讲，到处面试，牵扯精力太多（教授没有经纪人），对学问有破坏。
至于用外语上课的设想，那简直是胡说八道。老乡的说法，这是脱了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续。它反映了我们上上下下的很多心态问题。我认识的西方学者，他们到别国讲课，一般都是用该国语言，这是对对方的尊重，对方本身也自尊。比如，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德国人，在美国教书是用英语，在法国教书是用法语，在日本教书是用日语，到中国演讲也是用汉语。这才是顺理成章的做法。中国学者到欧美讲学，彼此交流用英语，那是不得已（比如他们不会讲汉语，我们不懂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不会对方语言，仍用自己的语言，也是不得已。大国不学外语，小国才学外语，这是一般规律。比如，美国人就不像欧洲人爱说外语，会说外语。欧洲的国家都是小国，一抬脚就上了别的国家，不说外语没办法。现在这个世界，谁丢下母语不讲，张口就是外语？都是前殖民地国家。他们的问题是，自己的语言丢了，不用前宗主国的语言就没法讲话，这是很可悲的事情。香港人说英语也有类似问题，他们讲生活上的事还可以用广东话，官话被英语占领，这也是殖民的结果。还有，中国自己也是这样，不说多种语言的代表是北京人，少数民族的话他不懂，方言也不说。外地人不是这样，少数民族不是这样。比如达斡尔人，过去都是四语（达斡尔语、汉语、蒙语和满语）并说，那是没有办法。我们不要以为，会说外语就是地位高。比如外交场合，情况就相反。我们用中国话讲课，那是天经地义。外语是交流语言，不是工作语言，特别是文科，更不应该提倡外语授课（世界大国都不如此）。
总之，我想说的是，在当今的社会变革中，改革的道理不止一种，不是只有老板的道理才是改革的道理。我们应该看到，西方社会的所有进步，并不只是生产力的进步，他们可以称为文明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非主流社会反抗和斗争的结果（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结果）。他们有各种工会组织、左翼团体，有社会制衡，有社会保障，其实是发展的“车闸”（虽然这个车闸也不太灵）。我们把西方文明中这些最先进的部分抽掉，把我们过去还明白的道理抛弃，那只能是向历史上最野蛮落后的资本主义看齐，只能是向当今西方正在重新抬头而且甚嚣尘上的恶势力看齐。
学校不是养鸡场（5）
最后，我想说的是，当今世界上的有识之士，所有有社会道德和起码良心的人，谁都承认，发展是个很大的潮流，谁都难以抗拒和躲避。但他们不会因此而同意，发展的利益可以高于一切。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我们的生命安全，我们的生态环境，我们的历史文化，它们没有一样是低于它的价值，没有一样是可以为之牺牲（老子讲的“天”、“地”、“人”、“道”和“自然”，哪样都比它更大）。反对战争，反对污染，抢救和保护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遭受歧视和排斥的弱势群体，这是当今最大的道义所在。
中国的法家有一句名言，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商君书·更法》引当时成语），这与他们对人性的洞察直接有关，应该说是很坦诚也很聪明的想法。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孙子兵法》乃有“愚兵投险”的御兵之术。他说，一个真正高明的将军，他的高明之处就在“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不告诉他们作战意图，不告诉他们行军路线，好像登高而去梯，“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九地》篇）。这是现在还被许多“改革家”祭为法宝的东西。但在一个有高度民意监督的社会里，在一个事情涉及广泛公共利益的领域里（学校在目前还是国家财产），这样的管理模式，是绝对不允许。
一个只要速度而没有车闸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他摔死的不止是驾驶员，也包括所有乘客。
2003年6月21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附记】
此文原来的正标题是“读网有感”，副标题才是“学校不是养鸡场”，目的是想减少刺激性。但网上转载多把二者颠倒过来。人们提起这篇文章，都是使用副标题，说起正标题，反而没人知道。这里从众，干脆把二者颠倒过来，正好与前文配成一对儿。
知耻近乎勇（1）
——为《读书》杂志召开的关于北京大学人事改革座谈会（2003年7月15日）准备的发言
目前，关于高校人事制度的改革，大家的讨论可谓热火朝天。很多技术细节我不懂，最好是由专家，特别是社会学家，还有新闻媒体，做些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把各种意见搜集一下，各种问题分析一下。最近，我在《读网有感》（《书城》2003年7期，37－41页）一文中发表过一点感想，纯粹是从普通教员的切身感受，讲点我个人的真实想法。讲就直奔主题，抓关键的事情来谈。现在网上有很多版本，正题换了副题，不知怎么闹的，全都变成“学校不是养鸡场”。其实这只是个比喻。前两年，我写过一篇批评出版界出大书套书成风的文章，题目是“书不是白菜”，道理是说“书不是白菜，不一定要成堆论捆地卖”，和这篇小文是配套概念（《万象》第二卷：第5期〈2000年〉，151…154页）。我的灵感是来自一个美国的卡通片，叫《小鸡快跑》（Chicken Run），即2000年全球最卖座的卡通片。影片当中有个Tweed太太，其实是“贪心”（Greedy）太太，她把养鸡场弄成集中营，导致小鸡暴动，集体大逃亡。它跟美国快餐业开了个玩笑。大家都知道，现代化的养鸡场，它们很讲究饲养的科学化和成本核算，何时喂食才能提高产蛋律，鸡笼缩小到什么程度才能最大限度利用资源，所有一切都是精打细算。这种流水线生产的鸡和鸡蛋，一切都是为了效率。鸡又没有鸡权，虐待当然少不了。如停水停食剪嘴巴，都是增产措施。此片本来是个寓言式的东西，但上座率极高，一下点到了商业的穴位。它给美国快餐业招来很大麻烦，很多人都拒绝吃黑心肉鸡黑心蛋。汉堡王竟喊出“救救小鸡”的口号，麦当劳也向供应场商提出“善待”母鸡的要求。影片当然是比喻，但道理非常深刻。教育的养鸡场化，教育的麦当劳化，即把中国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或“美国一流大学”的原料加工场（留学预科）、连锁分店或美国博士就业垫底的地方（像张恨水笔下的“五子登科”，让各种接收大员直接来接收中国），形成一条龙服务的恶性循环，确实是个大问题。
现在的讨论，有两个问题，在很多人看来是最不容讨论，一是“改革即正确”，二是“外国即先进”。其实，这两个问题才最值得讨论。我认为，中国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外国的事情是怎么回事，这是应该说说清楚，也可以说说清楚的（上海人喜欢这么说）。
我先说第一个问题，即高校要不要改革，我说要改。但问题是谁改，改谁，改什么，怎么改，事情要讲个明白，不能糊里糊涂地改。比如杀贫济富，头疼医脚，这么个改法，我就不太赞同。改和改，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你不能光把“改革”二字塞给我，就叫我五体投地，忠心拥护。过去，服务态度差的那阵儿，我去商店买奶粉，我说，同志，请你把这样那样拿给我，让我比较一下。他说，嘿，你买不买，不买走人，奶粉是吃的不是看的。这种一上来就让你别无选择的态度就不太好。过去，我们的说话习惯，是开口先讲，我代表什么什么，前提多大多大。我代表党中央，代表几千万党员，代表多少亿人民。你一上来先得掂量一下，哦，他可是上有领导，下有群众，代表现在，代表未来，该代表的他都代表了，当然只能喊“就是好”，“就是好”，所有人都会这么说。现在轮到改革，也是这么一件事。有些人说的改革，那只是个前提，内容怎么样，你就别管了。
现在，学校里的事情，真可以说是问题山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多少年前，我在咱们的《生活》杂志上就说过，学校里有很多弊政。弊政这么多，当然要改革。问题是应该从哪儿改起。是不是脑科手术太复杂，就给脚丫子动手术。反正脚丫子剁了也不要命。改革的困境是，它的对象是计划体制，它的主体也是计划体制，导火索改炸药包，风险太大。比如职称晋升，最初是论资排辈，发猪肉票，这是计划体制；然后是托孤寄后，破格提拔，也是计划体制；最后轮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