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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身内之“神”，而是身外之“神”。月亮照在人身上，才有身体和影子的矛盾，喝了酒，三者的关系更乱。它让我想起中国的百年沧桑，想起我身边的激烈争论。
让我打个比方，说说咱们的“月下独酌”：
（一）人物。
（1）月亮：西方的现代化。
（2）酒徒：中国。
（3）影子：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留下的是中国的影子，但光从西方来（包括来自日本的折射）。特别现在，是从美国来（“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我从来都不认为，中国西化的程度还太小，速度也太慢，一切不幸都是受阻于中国的传统，受阻于中国人的拒斥心理。撇开好坏不谈，这是不明事理，既夸大了中国传统的力量，也抹杀了西方文化的压倒优势，更无视于西方在世界上占据的普遍支配地位。
国学是“国将不国”之学（没有西学，哪来的国学）。
《新儒家宣言》是中国的原教旨主义。儒学本非宗教，但欲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鼎足而三，有如我国历史上的“三教”，则形同宗教，其自救之不暇，还要救人；自己都不明白，还要人家来求教，乃迂腐不堪之论。
“东方之道德将大行于天下”，更是不自量力，自作多情，也自欺欺人。中国有什么道德可以大行于天下？
（二）场景。
面临现代化的中国，是“紫禁城的黄昏”，太阳掉在山背后，“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月光底下，花丛之中，摆着一壶美酒，酒中是各种西方思潮（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红红绿绿，混在一起，喝下去，翻江倒海，一醉不行，两醉没完，喝上了瘾。酒桌上有个说法，“咱们是小孩的jībā（以下各篇，凡不雅之词，皆用汉语拼音），来日方长”。中国永远是小孩，启蒙启不完。
（三）剧情。
（1）酒徒喜欢清风明月，觉得一个人喝，没劲（像过去那样），他请月亮和影子一起喝酒，他们都是不请自来，来了就不肯走，三人正好凑一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但月亮却不懂得喝酒，影子又缠着身体。酒徒倒想拉月亮和影子及时行乐（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但月亮最恨影子，恨它缠着酒徒：影子是黑暗，月亮是光明，光明和黑暗不能两立。它越是照着酒徒，就越是憎恨影子，并因影子而怨及酒徒，因为它太像酒徒而不像自己（但只有消灭酒徒，才能消灭影子）。
（3）酒徒喝得高兴，手舞足蹈，天旋地转，本来是自己围着月亮转，现在是月亮围着自己转，影子也来起哄，像一条条黑蛇，死活缠着他的脚后跟，满地乱爬，他想摆脱也摆脱不了。醒着的时候还一同欢乐，醉了以后反各自分手（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月亮说他得意忘形，影子说他得意忘影，让他里外不是人。
（4）酒徒和月亮交朋友，好像永远都是这种关系，一种喝得太高，自作多情，而其实是无情的关系，每天夜晚，月亮还是高悬在云汉之中，远远投来点清冷之光，让他可望而不可即，想去亲近都亲近不了（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世界已成一盘棋。
全球只有一个道理，即过去叫“资本主义”，现在取其广义，叫“发展”的大道理，或曰“硬道理”。
大道理管着小道理，硬道理管着软道理。
中国历史一向受两股力拉扯，生拉硬扯，方向相反，好像拔河的绳子。一股力是西方的馈赠，叫“强国梦”；一股力是自己的本钱，穷山生恶水，恶水生刁民，刁民生酷吏，“拉拉扯扯，就进了高粱地”，不知怎么说，我叫“人民大爷”。身板极差，酒劲极大。清朝倒了国民党，国民党倒了共产党。中国什么都能打倒，只有这两股力打不倒。
“强国梦”的根本是一个“抢”字，明火执仗的抢是抢，巧立名目的骗也是抢，归根结底都是抢，马克思的术语叫“原始积累”。第一桶金都不是好来的。
先下手者为强，后下手者遭殃。
中国无力抢别人，只能自己抢自己。而且还得保护好自己，别好不容易攒点钱，先让人家把自个儿抢了。我们的说法是“自力更生”。
历史选择，不是在西方商店购物：千挑万选，从容不迫；不满意了，随时退货。它是万般无奈，被人逼出来的。
中国的启蒙是五四运动。
我们不要忘记，这一运动是缘何而起。
它的起因是巴黎和会，欺人太甚的“公理战胜”。战败国割地赔款，有如庚子年后的中国，德国也尝到了这种滋味。中国徒有战胜之虚名，竟眼睁睁让日本夺我胶东。西方的理由很简单，谁让日本先下手，而且是西方眼中的亚洲代表。这是硬道理。它逼出了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也惯出了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苏联，也是一次大战的直接产物，同样是逼出来的。
花间一壶酒（3）
二次大战，日本侵华，列强坐视不救，欲以遏苏。德国居间调停（他们有军事顾问团在中国，帮蒋介石打红军，和中国关系很好），拉偏手，劝中国接受日本的无礼要求。蒋介石说，果然，则中国面临革命，政府垮台，倒向苏俄，全面赤化。
中国的共产主义也是逼出来的。
在香港的一个学术沙龙上，我听一位资深学者讲，五四运动反传统反过了头，不信鬼神的毛泽东，其实是个人崇拜的宗教狂，共产主义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狂热产物。我看，这种说法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狂热。
同是东亚，同是启蒙。日本的启蒙是脱亚入欧，追随欧美，打中国，占中国。中国的启蒙是救亡图存，挣扎于世界之林。此乃形格势禁，不得不然，不是谁拍拍脑瓜，忽然想出来的。
时论或曰，五四以来，救亡压倒启蒙，太可惜。这是时过境迁，事后诸葛亮。殊不知当日之中国，启蒙只有两条路，或更准确地说，是只有一条路：脱亚入欧，打别人，不可能也不应该；光启蒙，不救亡，只有当汉奸。没头苍蝇的启蒙，放在当时，乃“是何心肝”之论。
中国别无选择。
人穷也得有根打狗棍：先解决挨打，再解决挨饿。这是当年的硬道理。
然而，棍子的代价太大。乞丐和龙王比宝，越比越穷。
国富民穷，穷则凶，凶则恶——穷凶极恶，这是“月下独酌”的悲剧。
《共产党宣言》说：“一个怪影（或译“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主义的怪影”。
共产主义是一个怪影，当时的反动势力都这么看。
民族主义也是一个怪影。民元以来的中国历史，按美国历史教科书的说法，全部属于“民族主义”的历史。民族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欺负人的，一种是被人欺负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属于后一种。
当然，还有其他许多怪影，如德、意、日曾经选择的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也在四处蔓延。前者不能，后者不为，我们幸好超越了“义和团”，但还没有堕落到日本那样。
月亮痛恨所有的影子。
但没有月亮，哪来的影子？
2004年8月20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硬道理和软道理（1）
（杂感二十三条）
一、水性至柔，可以穿石
发展、效率、剥削、压迫、强权、侵略是硬道理，温饱、闲暇、自由、平等、公正、和平是软道理。软道理打不过硬道理，硬道理管着软道理。
硬道理是不容商量的道理，无可奈何的道理，但未必就该逆来顺受。人类的不满，千百年的抗争，也有它正当的理由，绝不可轻言放弃。
今语云，鸡蛋碰石头，找※。但古人说，水性至柔，可以穿石。
二、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斗争，两军对立，你死我活，双方必有同构性和对称性，而且是越打越有。从超越中立到超越对立，中间只有一步之遥。
立场是由反对决定，刺激是由厌倦产生。世事轮回，“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辈子顶多碰到一次。三朝元老，那得活的长。
阶级仇，民族恨，汉贼不两立的文章，最受壁垒分明、同仇敌忾的读者欢迎，也是他们对骂互詈的出气筒。然而，逃杨入墨，非杨即墨，经常是良心尴尬。
明季中国大乱，张献忠、李自成造反，杀人如麻，发泄阶级仇恨，很多当官的、有钱的被杀，自不待言，还包括很多和他们沾亲带故或同情依附他们的人。然后，官军复以剿匪为名，疯狂报复，同样是杀人如麻，又有无数百姓惨死其中。这是汉族杀汉族。然后，又有坐山观虎斗的满族出来杀汉族，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很像南京大屠杀。作为杀人比赛的胜利者和终结者，他们对汉人说，“外国之君入承大统”，有何不好？前有元朝，后有我朝，都是幅员广阔，天下太平，哪点不比你们的主子强。古人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出《尚书·泰誓》），今“天下一家，万物一体”，何必再分华夷中外、此疆彼界。你们的国家是你们自己亡的，怨不着我们。“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四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大义觉迷录》）。汉人该说什么好？
当一个国家，自己作践自己的国民，连寇雠都不如，你还怎么让他们爱自己的国家？是时，官与寇，满与汉，势若水火，两害相权取其轻，什么是更轻？
中国的百姓别无选择，又必须选择：附官则寇杀之，投寇则官杀之，降满则汉杀之，保明则满杀之。
现实的合理性是如此残酷，人们的选择是如此对立：每种选择都是为了活命，每种选择都是无所逃死。
我最恨这种选择，不是观点不鲜明，不是立场不坚定。
三、不食周粟，错在哪里
司马迁为《史记》作七十列传，他是以《伯夷列传》（即伯夷、叔齐两个人的传）为第一。夷、齐的不合作主义，备受古人称道（古人夸人道德高尚，总是说“行若由、夷”，“由”是许由，“夷”是伯夷）。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及今，一直把夷、齐当历史完人——虽然没人真的要学。《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就是按这样的模式来塑造，后面的儒林，完全相反。正是因为大家都不想学，也学不了，才格外推崇他们的冰清玉洁，而且达成一种默契，就是绝不能让他们吃饭。吃饭就像妇女丧失贞洁，是令人扼腕叹息抱恨不已的。
盗泉不可饮，周粟不可食。
最好还是让他们死了吧。而他们也就真的死了——饿死在首阳山下。
“饿死”未必“事小”。
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对不对？我看不对。但他们的错误并不在于反对汤、武革命，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人民唱反调，上无领导，下无群众，名为清高，实为迂腐，像毛泽东批评的那样。在我看来，他对“以暴易暴”的批评，在暴力被分为“好暴力”和“坏暴力”的二元世界，绝对行不通，也根本没人听，但这个批评并没有错。过去没错，今天没错，将来也没错。只要这类问题存在，永远都没错。中国的改朝换代是“相斫书”（鲁迅语），凭什么不能批评？他们的错误只在不吃饭。
没有新鲜空气、水源和食物，人不能拒绝呼吸和饮食，但有充分理由表示其不满，即使毫无办法（改良和抗争通归无效），不满也有不满的理由。
特别是身受其害的当事人。
吃饭是对现实合理性的承认，批评是对现实不合理性的拒绝。吃人家的饭还骂人，不一定不对。
四、老板下蛋
从前，学《资本论》，有两个难题：
（1）为什么酒放在酒窖里，年头久了，会自动升值？这里面有什么劳动？
（2）机器是成本，不创造价值，但牛马的活儿值多少，肯定不止草料钱，为什么我们不说人剥削了牛马？
这样的问题，现在还是问题。
老师说，这些问题吗，那可就难说了，它好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是有点讲不清的……
硬道理和软道理（2）
学生打断他的话，老师，鸡也不曾生蛋，蛋也不曾生鸡。
为什么？老师问。
因为什么都是买卖，包括学校。您是老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现在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工人阶级就是老板花钱雇来的人，即雇佣劳动者，现在也叫“工薪族”，其实和母鸡差不多。老板花钱—雇人—养鸡—下蛋，这是经济学家讲的produce，不是女人家家理解的“生产”。用经济学的眼光看问题，答案太简单。蛋不是老板下的，还是您下的吗？
胡说八道，你还讲不讲马克思主义，老师很生气。
工人不是牛马，理应拿回他的一份，即剩余价值，对不对？这是马克思讲的。但这个道理根本不对。马克思替工人打抱不平，但他不懂经济学。他这一辈子，前后写过三个经济学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最后这个手稿，就是《资本论》的草稿。他花二三十年，书越写越厚，前提本身太脆弱，道理还是那句话，劲全白使了。学生越说越来劲儿。
胡说八道，你还有没有良心，老师更生气。
话要这么讲，就没劲了。发展的问题往哪儿摆？况且，牛马如果会说话，他们也会讨公道：谁养活谁呀咱们来看一看，凭什么喂我几把草，种出的粮食全归人。过去，我们说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但轮到讲剩余价值，您怎么又不承认他们是牛马了呢？您不就说，牛马是牛马，人是人。奴隶是人，工人是人。牛马不是，机器不是。人有人道理，牛不懂，马不知。谁让这些家伙光吃草，不说话，鼻子底下白长个嘴。这样的标准，是人道标准，不是经济学标准。在资本家眼里，什么都是生产要素，对不起。
谁投资谁受益，老板下蛋是硬道理。
如今的学生都比老师聪明。
五、启蒙思想的大猿猴
卢梭是“天赋人权”说的鼻祖。他的《社会契约论》是以18世纪流行的“自然人”说为基础。他所谓的“人是生而自由的”，是启蒙思潮的理想之辞。所谓“自然人”，不过是一种幻想的大猿猴，意思是原始状态下的人本来应该是这个样子。但可惜的是，历史上的人从来都不是这样，从来如此的只是，他们“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卢梭语，紧接在上“人是生而自由的”后）。
伏尔泰说，卢梭的书是反人类的书，读了，就想四肢着地爬着走。
罗素说，希特勒是来自卢梭（相反，罗斯福和丘吉尔是出于洛克）。
然而，这却是《人权宣言》所谓“人人生而平等”的理论基础。
人是生而自由还是生而不自由？说起这个话题，有件事值得回忆。
50年代，“西马”思想异端是以讨论人性异化的形式而展开（可追溯到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即以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原典的形式而展开（下面所说的马克思的两部早期著作是发表于二次大战前，战后才广为人知）。用马克思反对马克思，用早期马克思反对晚期马克思，这在当时是顺理成章。它的传入中国主要是60年代，基本上是在能够接触到灰皮书的少数人里有影响。“文革”中，我去拜访杨一之先生（黑格尔《逻辑学》的译者）。他跟我说，周扬迷上了人性异化学说，把它写进著名反修报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但毛泽东不喜欢，特意删改周的话，加上他的话。“文革”后，很多人认为，他们饱受皮肉之苦和精神之苦，都是因为抹杀人性，不讲人道主义。出于对“文革”的反动，王若水又旧话重提（他特别提到周的上述报告），遭到胡乔木的批判（立论酷似毛泽东的修改）。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启蒙，其中就有大猿猴的影子。
平心而论，大猿猴虽有鼓舞人心之效，却毫无原典依据。50年代以来，“西马”异端喜欢强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人性异化，说这本书才是代表马克思学说的精髓和本义。这有当时的需要：资本主义有异化，社会主义难道没有？其意不在原典。当时，我读过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