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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春，夏鼐大师率专家、学者百余人，前来秦俑工地考察和研究后，指出了一系列秦俑考古发掘中存在的缺点和失误。由此，秦始皇陵乓马俑的发掘工作不得不暂时停止。随后。国务院、国家文物局、社科院考古所及陕西省文物局、考古研究所派出专家，亲赴秦俑发拙工地进行调查研究，并和实际考古发掘人员一道总结了发掘中的失误，共同制定了新的科学的考古发掘方法，兵马俑坑才又得到了重新发掘。但由于种种原因，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掘又几度陷于了“发掘——停止、停止——发掘”的状态之中。至今，除三号俑坑全部发掘、修复完毕外，一号俑坑大部和二号俑坑在试掘后回填。
一号俑坑发掘和修复了的陶俑陶马仅占整个俑坑的1/3 ，而二号俑坑尚未进行正式发掘。因而，秦俑博物馆所展示给今天游客的也只有三号俑坑和一号俑坑的极为少量的兵马俑的雄姿，二号俑坑仍未向今天的世人开放， 8000 兵马俑仍有大部分在短暂的面世后又重新被埋入黄土之下。那气势磅礴、恢宏雄壮的军阵，那奥妙无穷、深不可测的军事战略战术，那精美绝伦、盖世无双的整体雕塑艺术群，便无法让今天的游客亲眼目睹并彻底地感受和领悟，无法让研究者作更加深入的了解和全面的探究。这种种原因和目前的现状，给这里的考古人员和管理工作者带来的遗憾完全与前来观光的游客及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是相同的。
尽管我们面对的是诸多遗憾，但这种种遗憾对深藏在地下的文物未必不是一件幸事。从我国近几十年考古发掘的诸多遗迹和陵墓可以看出，文物的损失与破坏令人震惊和悲叹。1958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有计划地主动以考古手段发掘的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出土的几百匹足以代表中华民族古代纺织与刺绣艺术顶峰地位的织锦布料，几乎全部损坏、变质。而定陵地下玄宫出土的万历皇帝及两位皇后的三具尸骨，也在“文革”的狂潮中随着腾天的烈焰化为灰烬，消失在苍茫的宇宙，给人类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巨大的悲愤和遗憾。
六十年代初，当周恩来总理赴陕西视察时，陕西省政府曾提出了发掘唐代乾陵和其它帝王陵墓的设想，但未能得到获准。周恩来总理引用定陵织锦损坏变质的教训，解释了不予批准的理由后，郑重而风趣地指出：“目前我国还没有足以使文物不受损失的科学保护方法，祖宗留下的遗产还是让土地神多替我们保护几年吧。”然而，秦始皇陵兵马俑脱离了土地神的庇护，已经在走向人类的怀抱。
我们在满怀热情迎接这支秦代大军的同时，也对它们提出的苛刻要求感到棘手甚至不知所措，由此而来的失误与缺憾、忧思与困惑，已是无法避免了。
当我采访了周铁、张志军两位文物保护专家后，方知秦兵马俑同样受到了较为严重的损坏，井出现了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而这种结局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有的属于不可抗拒和难以改变的自然因素所成，有的则是人类本身制造的失误。
一号坑兵马俑军阵气势雄伟，辉煌壮观，而人类为此构筑的以保护为日的的拱形大厅，也不失恢宏壮阔的气度与风范，如此大跨度的拱形建筑，其设计者的苦心和施工者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它在中国遗址性博物馆建筑史上的地位也是没有可与之匹敌的。但由于设计的匆忙，资金的缺乏，材料筹备与运输的困难等诸多人为的和自然的原因，大厅留给人们的遗憾也是显而易见且难以弥补的。
当观光者走进一号坑大厅，首先见到的是一个四边直上直下的长方形俑坑，而当年俑坑中那精心设计的长长的门道却压在了大厅墙基的身下而无法恢复，给人们造成一种非历史真实的误解，削弱了兵马俑军阵布局和战略战术思想的艺术性与震撼力。同时，根据专家张志军先生对大厅监测结果得知：
下雨或下雪的异常天气，都会使坑内湿度相对上升10％以上，而在正常天气中，阳光的照射可导致坑内温度在短短的2 个小时之内上升7 ℃以上，湿度却又相对地下降13％以上。这种温湿度的巨大反差和迅速变化，对坑中的秦俑表面彩绘特别是在修复中粘接陶片的环氧树酯化学胶，都会造成极大的损伤并缩短了本身的有效寿命和应起的关键作用。这种大厅的建筑结构使深入地下4。5 米但体积较小的三号俑坑，温湿度的反差更为明显，损害力也将更为严重和突出。
经过修复的兵马俑重新下坑复位后，曾几次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倒塌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是没有对陶俑采取任何预防倒塌的措施所造成的，其倒塌的结局是再度使完整的陶俑变成碎片。从断裂的陶片可以看出，大量的断茬面仍是经过人工修复所涂化学胶的部位，而这些部位所涂胶的痕迹只占原断裂茬面的一半左右，且在茬缝处又很少发现本应使用的金属勾接加固部件和其它有效的修复物质。因而一旦修复起的陶俑倒塌，再度破损成零乱的陶片已是必然。
秦俑坑土质的黄沙积成，经保护专家周铁测试，黄沙土质失水后体积收缩约30％左右。由于日光的曝晒，俑坑中的土隔梁渐已收缩裂变，而骊山脚下农民采石炸山所发起的隆隆炮火，给近在咫尺的秦俑坑带来了相当于人们已有轻微感觉的三级地震，从而使俑坑土隔梁的裂缝越发增大井延伸，并有倾刻塌陷覆没陶俑的危险。在一号坑中部有一条横贯整个坑中的巨大裂缝，这条裂缝已穿透大厅墙基并延伸到大厅外部，已对这座高大恢宏的拱形建筑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尽管以吴永琪为首的修复专家，已用了钢架将土隔梁拦起来作了“无害性有损”的探索性修复，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这种方法对土隔梁的现状能维持多久，也是一个未知的课题。
当然，令人困扰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兵马俑的颜色保护问题，空气、温度对俑的腐蚀问题，地震对兵马俑乃至整个博物馆的威胁问题，……无不在困扰着秦俑人的心。硬度相当于水泥凝固后的陶俑，历2000 多年水淹土埋而未变其质，但出土仅十余年，有的周身己生出绿毛。而出土的金属兵器，也不同程度地染上了绿锈。青铜一旦被氧化即成为氧化铜，原有的特质将不再存在……
秦俑的保护已刻不容缓，秦俑人面对大自然和现代人类本身给其造成的损害，他们在苦苦探寻足以解除一切问题的可能药方。但这个药方却又迟迟未能寻到。
秦俑馆前的特大爆炸案
1991 年3 月20 日，临潼县公安局迅速向省市公安机关和附属单位发出了一份通报。
秦俑馆前发生特大爆炸案的情况通报3 月19 日下午1 时10 分左右，秦俑馆附近约300 米处的华岳照相部秦代服装照相点，发生特大爆炸案。
炸死3 人（董××，男， 19 岁，邢××，女， 19 岁，二人均为照相点工作人员），另一名王建荣，男，26 岁、白水县尧禾镇北草村6 组农民。
炸伤3 人。
临潼县公安局局长王风学，副局长郝金岗、张发战，副政委张忠全接到报案后赶赴现场。
王建荣自幼丧失父母，婚姻问题迟迟不得解决，生活失去信心，加之对现实政策不满，3 月1 日就写好了长篇遗书，要一死惊人。
3 月19 日上午，他提上装有炸药、雷管的皮箱，当天11 时左右赶到秦俑馆附近，在仿造的铜车马上照相时引爆自杀。
同时还在其家中搜出了存放的雷管等罪证。
事隔一天之后的3 月21 日，《陕西日报》在头版公开报道了这则令人震惊的消息：
临潼县公安机关查清一起爆炸案
本报讯本月19 日中午，临潼县境内秦俑馆以东300 米处发生一起爆炸案，炸死3 人，轻伤3 人。省市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迅速赶赴现场，指导当地公安机关开展破案，抢救受伤群众，在白水县公安机关的配合下，8 小时查清全部案情。
罪犯王建荣，现年26 岁，白水县农民，因婚姻问题产生悲观轻生思想，留下遗书，携带爆炸装置，于3 月19 日中午1 时许来到秦俑馆附近的华岳摄影部秦代服装照相点。当工作人员为其拍照时，引发爆炸。除王犯当场炸死外，另2 名照相点工作人员也被炸成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省公宣）
不难看出，（陕西日报）的这则报道，实则是临潼县公安局所发通报的改写，其内容基本是重复的。但只要仔细对照两篇报道，又不难发现，《陕西日报》在报道中将“在仿造的铜车马上照相”悄悄地隐去了。这绝不是作者的疏忽和遗漏，而恰恰是破费了一番苦心才作出了这样的抉择。其目的是为防止读者将仿造的铜车马误为真正的铜车马，而引起不良的社会效果。
但是，作者的这番苦心最终还是没有达到目的。就在爆炸案发生的不几日，当地农民以及西安市众多的市民、游客，还是把假的当作真的流传开来。
直到十几天之后，笔者踏上了西安开往北京的列车时，仍有不少乘客在议论“秦俑馆铜车马被炸”的消息，其活灵活现、令人大惊失色的描绘与叙述，仿佛让听众觉得他们似乎亲眼目睹了秦俑馆铜车马被炸的惨象，以致整个车厢四座皆惊，为之哗然和感叹不已。然而，可以断言的是，所有的演讲和宣传者都不过是以讹传讹而已。只有一个仰躺在中铺上默不作声的人亲眼目睹了这一爆炸案的整个过程并了解了大部分事实真相——那就是笔者。
3 月19 日上午11 时40 分，我结束了对秦俑馆一位工作人员的采访，像往常一样手提采访包，来到馆外当地群众开办的饭摊前津津有味地吃着兰州拉面和夹馅烧饼。12 时半又来到了一个茶摊前品尝关中的大碗茶到底是何种滋味，同时，我也想借此和主人闲聊，了解他们的心理状况和当地习俗。我在秦俑馆采访的几乎每一天中午，都是如此安排。而此时我断然不会意识到也不可能意识到， 20 米开外的不远处，将在40 分钟后发生特大爆炸案。
但事实毕竟发生了。
当我捧起大碗茶，准备一饮而尽并向主人告别时，身旁突然响起了一声惊天动地的炸雷，我的身心在雷声的震撼中蓦地颤抖了一下，不等在懵懂中醒过神儿，手捧的大茶碗里已不偏不斜地飞入了半块手指，淋漓的鲜血将大碗茶染成殷红的浆汁。
我抬起头，向爆炸声的中心部位寻声望去只见刚才还完好无损、专供照相使用的“铜车马”随着腾起的硝烟和尘土倾刻化为无数块碎片在天空中飘荡、翻滚。透过浓浓的烟尘，依稀可以看到两条大腿和一个人头从树稍和房顶上慢慢滑下，几条身影如同在电影中播放的特技镜头，先是蹦跳起来，再是张扬着双臂缓缓倒下去……
硝烟散尽，人群从四处涌来。“铜车”已荡然无存，”铜马”伤痕累累。
令人惨不忍睹而又胆颤心惊的是，那从树梢上落下的人头和半块臂膀仍在微微颤动，四周仰躺着十几个被炸伤和惊昏的男女。黄色的土地上涌起黑红的血水。
惊骇、迷惑、恐怖……现场一片混乱。
有清醒者拨开骚动不安、惊恐不已的人群到附近的派出所挂通了医院和公安机关的电话。几十分钟后，医院的救护车和临潼县公安局的警车相继开来，并迅速地投入了营救和侦破工作。
我在帮助医护人员将受伤者抬上救护车后，留在原地跟踪公安刑侦人员的侦查足迹，并打开采访本记下了侦破此案的详细经过。
有目击者向刑侦人员反应：下午1 时左右，有个长发高个身披大衣的青年人，手提一个不大的棕色皮箱来到“铜车马”照相服务人员面前问道：“秦俑馆的铜车马在哪里？”两名专管招揽生意的年轻服务员立即答道：“这就是秦俑馆的铜车马，快照个相吧。”提皮箱的青年人望望面前的“铜车马”，没有吭声和动作，冰冷的面部表情给人一种淡漠和犹豫的感觉。
“快照吧，机会难得，你看这铜车马多好。”服务员以惯有的招揽顾客之道，自以为已准确地猜中了青年人踌躇不前、犹豫不决的表情是啬惜钱财的心理反应，于是又以极大的热情和多年总结出的劝说，终于使年轻人来到了开票处，拿起笔写下了“白水县尧禾镇北草村王建荣”的地址和姓名。身边的服务员露出了淡淡的微笑，似乎在暗自庆贺又一次胜利。
可惜，常识只能是常识。此时服务员的洞察术和惯用的伎俩已经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向悲剧的深渊滑去。当青年人放下手中的笔以和服务员同样的笑容大踏步踏上“铜车马”之时，死神悄悄地降临了。
青年人刚刚坐稳，摄影师便举起早已准备就绪的相机。一声“咔嚓”的轻微响动还没有落下，便是一声惊天动地的雷吼。青年人的碎尸乱骨飞向天空的同时，“铜车马”的木片和铁筋毫不留情地楔入两个服务员的乳部和小腹下方的致命部位。其实，当救护车匆匆赶来时，医护人员和目击者心中都一样地明白，这两个均为19岁的青年男女，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个繁华的大千世界再也不属于他们了。
值得庆幸的是，为青年人照相的摄影师尽管在爆炸的轰响中倒入了尘埃之中，但死神没有收留他，依然让他在这个世界上暂时留存下来。因而，他怀中相机里那个摄有青年人面貌的底片也由此成为刑侦人员迅速、准确查清罪犯的重要依据。
当然，这只是部分目击者向刑侦人员提供的不可能与事实完全相吻合的一些情况。而另一种说法却让人更感到惊恐：当罪犯王建荣乘车来到秦俑馆前时，他将装有烈性炸药的小型手提箱隐藏在身披的大衣内，走进秦俑馆并越过两道警卫防线进入一号坑展厅，当他发现展厅中只是站立着一片泥塑的“瓦爷”时，便不感兴趣地走了出来，寻找他要找的爆炸目标——铜车马。
但当他踏上铜车马展厅门口的台阶时，他的手提箱由于身体的抖动从大衣内暴露出来并被守卫人员及时发现。因秦俑馆早已制定了不许游客提包进入铜车马展厅的规矩，故此他的爆炸阴谋没有得逞而转向馆外的假铜车马。
从实际勘查和大量的走访调查推断，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不是这样的程序，那么，罪犯从上午11 时进入秦俑馆车场到下午1 时实施爆炸，在这长长的两个小时内他会干些什么？
在遍地血污、碎尸、残片的爆炸现场，几乎所有身穿警服和便衣的公安人员都在忙碌着勘查、测绘、照相、化验……只有一个人没有动。他站在现场一侧静静地观察着面前的一切，面部表情沉重而严肃，优虑而焦燥不安。
我知道，在这极为复杂的情愫中，最能使他感悟的是什么。
我轻轻来到他的面前交谈起来，我和他早已认识并打过数次交道。他是秦俑博物馆公安科科长冯得全。
“又给你敲了一次警钟。”我说。
他“嗨”了一声：“何止是一次警钟，简直是在我心里捅了一刀子。前几年在上海湛江饭店发生过一起爆炸案，凶手是个女犯，炸死了两个人。后来公安机关审问罪犯时，她说最初是想来秦俑馆引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来成，结果在上海实施了犯罪行动。早在那个消息传来时，警钟就在我心里敲响了。”“如果这个罪犯真的将出土的铜车马炸毁，我看对你这个公安科长的处理绝不会轻。”他苦笑着轻轻摇摇头：“对我怎么处理倒不重要，也无所谓，只是遭受的损失和影响恐怕不是能想象的了。”“我们应该在兵马俑坑和铜车马展厅安装像机场检查站那样的检测器，这样或许就能避免恶性事故发生。”我望着他阴沉的脸，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长叹了一声，又摇摇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不用说安装检测器的投资问题，即使安上，这么多的游客又以怎样的方式和程序进行检测？秦俑馆毕竟不是机场。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警卫人员的素质和辨别能力，加强责任心与使命感，别无他法。”我点点头，心想他说的也许符合秦俑馆的实情，在这块满是血污的土地上，他惊恐而又威严地站着，他在为整个秦俑馆的安全而陷于深深的不安与沉恩之中。
秦俑馆前的爆炸案，在给秦俑馆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又一次敲响了警钟的同时，也在他们心中蒙上了一层浓浓的阴影，增添了一份沉重的忧虑。就在爆炸案发生的当天晚上，正在西安办理公务的袁仲一馆长，立即返回秦俑馆，召开了全馆工作人员紧急会议，在强调了全体人员要提高警惕的同时，又对公安科和警卫中队格外叮咛一番。
会停了，人散了，袁仲一的心情依然无法平静。他曾几次从宿舍里走出来，头顶时隐时现的星斗，独自一人在漆黑的夜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