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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最后不得不改道香港招收了数名学生，才算补足了这小小的数字。
一百年后的今天，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凡有西方驻中国领事馆的门前，总是云集着一群群焦虑不安而又不得不耐着性子等待的中国人，尽管他们的身份、背景、地位、追求各不相同，但总的目的却是一致的，这就是要设法取得一张去西方国家的签证。
就在英国的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并给人类带来第一次技术革命的一个世纪之后，西方的洋人们在中国的土地上铺设了华夏第一条铁路。其结果却被当时的中国政府和炎黄子孙以极大的恐惧与愤怒之情将铁路拆毁。直到历史的年轮滚动到20 世纪80 年代并卡压得中国子民几乎无喘息之力时，才有人站起来大声惊呼：“中国发展的要害部位在于交通。”由于长期的封闭与保守，直到本世纪70 年代我们还仍在自我感觉良好地声称：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口众多……而一旦当国门打开，我们的目光注视着整个世界格局和发展图景时，才蓦然醒悟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危机：人口、资源、粮食、环境无不困扰着生存在这块黄土地上的炎黄子孙。
于是，我们的生活观念开始转变，我们的价值取向开始转移，我们的目光和奋斗目标在投向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人类的同时，也在热切地投向自身，我们在关心整个民族发展的同时，也在感悟注重作为个体的人的本身价值。
当我们蓦然回首，竟发现昨天与今天有那么多的不同之处，昨天虽然没有古老，但却毕竟成为过去，过去的时光不会再来。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叠厚厚的纸张，散发出淡淡的霉味。在这些回忆文章和日记中间，我有机会再度窥视到已逝去的那段时光中这里的建设者那潜藏于身心之中的思想脉络和生命轨迹——从筹建博物馆的人来说，只有从外县调回下放的3 个干部，加上自愿回本地工作的2 人，其余19 人都是从省文化局所属单位借调的。博物馆地处农村，距西安市70 里，到临县办事还要步行7 公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我一想到革命的前辈，在开创根据地时披荆斩棘，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心里就忐忑不安，惭愧不已。今天有党和人民的支持，只要自己努力工作，一定会完成任务。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建好秦俑馆。一股暖流涌向心头，人说千条万条抓根本，千军万马抓班子，根本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思想。（我）随即提出了一个动员口号：建好秦俑馆，为国争光，为中国人民争气……不知不觉地合衣而睡了。
——摘自秦俑馆第一任馆长
杨正卿手稿
然而，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除了“四人帮”的疯狂捣乱和破坏外，唐山、松潘又遭严重地震。接着国家几位主要领导人周总理、朱德委员长、毛主席又相继去世。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心情相当不安，处于一片悲痛、哀伤之中。尤其是“四人帮”，为了反对周总理和迫害邓副主席，捣乱破坏的步伐节节升级，从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潮起，到阴险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天安门流血事件，残酷地镇压了革命人民，妄图窃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祖国的上空确实密布了阴云。但是，战斗在秦俑工地的干部职工，背负着这沉重的压力，大家默默地扎实地干着自己的事业，压力成了动力。
大家在参加了毛主席的追悼大会第二天，就化悲痛为力量，动上开挖了秦俑一号坑大厅36 个基础坑的第一个。筹建处党支部、施工现场指挥部领导，为了鼓舞士气，提出了建好秦俑馆为国争光，为毛主席争气的战斗口号。所以我们一不怕地震的威胁，二不怕”四人帮”批“唯生产力论”。领导群众，大家都是吃在工地，住在防震棚，白天热火朝天地干活，晚上棚内讨论工程和国家大事。基础土方工程进展很快。
——摘自王志龙回忆文章面对这显然镌刻着时代烙印并具有浓烈政治色彩的日记与手稿，我不怀疑撰写者当初的真诚，相信他们度过了一段艰难的人生历程，并在这段历程中始终洋溢着的革命激情。这其实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中华民族整体精神与生活风貌的概括与写照。同样，面对今天的他们，以及他们同伴的精神变化与对人生新的认识和思考，我依然感到真实可信。
在秦俑博物馆副馆长吴永琪的办公室里，这位当年随着上山下乡的热潮来到延安地区插队，后调到秦俑馆工作的北京知青，向我介绍了大量工作人员的艰苦生活与奉献精神后，又特地叮嘱：“在你的文章里不仅要有秦俑人的乐观和自豪，还要有他们的忧思和对前景的真实心理感受，这样才能较准确地反映出秦俑人的内心世界和现实生活。”我在点头称是的同时，心中暗想，秦俑人经过了十几年生活磨炼和情感积淀后，终于摆脱了特定时代所赋予的盲目乐观与自豪，而实实在在地开始注重自身的生活与事业、甘苦与忧虑了。
那么，我们现在该关照些什么？
秦俑人的忧虑是多方面的，但生活的困境则是构成忧虑的重要因素。尽管秦始皇陵园和秦俑博物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尽管这块在地图上无法找到的弹丸之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清单，尽管早在十年前就正式对外开放，但秦俑博物馆仍然未能摆脱这独特的地理环境对它的限制和束缚，它依旧并注定要永远坐落在这偏僻闭塞的山野荒滩之中。
当年来这里工作的人们，也许并未意识到他们的青春和生命会这样长久地和山野荒滩作伴，更未令他们预料到的当自己的青春及生命将要被岁月无情地耗掉时，仍将和这大山与荒滩相伴的竟是自己的儿女们。现实已经证明和仍在继续证明着这个事实，最早来这里工作的马青云、王志龙、张文立、杨异同等人的儿女，已经在这里沿着父辈的足迹踏上了自己生活的途程，他们将别无选择地要同自己的父辈一样，把青春与赤诚全部注入这块黄土，他们注定要经受生活赋予自己的缺憾与磨砺。
我在秦俑馆采访的日子，感觉最深的是环境的苍凉与寂寞，文化生活的贫乏与物质生活的不便。只有当游客到来的时候才显得热闹，有了生机，当游客一旦全部离去，又分外让人感到孤寂与空荡，甚至伴有淡淡的伤感。尽管这里的泉水拥有让一个幼童洁白的牙齿渐渐变为黄色并足以使少男少女因牙齿的缺憾而哀叹不尽的奇效，但秦俑馆的日用水源却仍不能满足工作人员的需求。我在秦俑馆的日子，就时常饱受找不到一点水洗去脸上污垢的痛苦。
当我针对水源问题询问副馆长吴永琪时，他的回答令我遗憾又无可奈何，“这里每打一眼井都要经过上级批示，我们好不容易得到批示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出了水，但这里水位却极深且出水量极少，积攒一天一夜的水几乎难以满足洗菜做饭的需求，所以秦俑馆至今未能建一个澡堂，职工们洗澡只好跑到3 里外的缝纫机厂去沾人家的光。其实不仅是水源短缺的问题，这里的职工买一把菜、看一场电影都要跑到十几里外的临潼县城。而生活上的困难倒还可以容忍和逐步解决，目前最困难和令人头痛的是子女教育问题。秦俑馆这么多干部职工子女，很少有人考上大学，考不上大学，就要在这里于下去。
如此教育不足的恶性循环，对国家和对个人都没有利益。我们这一代人倒是没有什么额外的需求和欲望了，但眼睁睁地看着下一代孩子高考落榜后那痛苦的表情，心中总是感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难以言状的内疚……”环境、水源、文化、教育、交通……困忧着秦俑人，使他们越来越感到创业的艰难与跋涉的痛苦。但面对眼前的现实，又似乎没有什么招数可以摆脱这种困境。这帮已有妻小、人到中年或近老年的秦俑人，只好在无情的现实面前低下头颅，默默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他们认了，他们豁出去了，他们有了和兵马俑博物馆共存亡的悲壮精神与刚烈意志。
但这种精神和意志并不是所有秦俑人都具有的。在采访的日子里，我有意识地接触了几位刚踏进秦俑馆的工作不久的年轻大学生。让我感到惊讶和新鲜的是，他们具有的却是另一种悲壮的精神和刚烈的意志。他们不再安于现状，他们要和命运作顽强的抗争，他们的目标是走出秦俑馆，寻找更广阔的天地。
那是一个既停水又停电的夜晚，我闷在黑洞洞的屋子里，因为不能整理采访笔记而感到烦躁不安，便索性来到已燃起蜡烛的另一个房间，和两位刚分进秦俑馆不足半年的大学生进行了交谈。
“你看这日子还怎么让人活下去！”跳动的烛光映照着一张算不上漂亮但朴实、可爱的少女的脸。她在无意识地向我和她的伙伴发着牢骚。
对她的具体情况我了解得不多，但早就相识。记得我刚驻进秦俑馆的头几天，多亏了她和她那位同伴的帮助，才喝上了几杯热水。她的朴实与真诚恐怕要令我终生难忘。
我知道她和她的同伴在大学都不是攻读考古专业，却不知道像这种完全可以留在大城市某个企业或机关更能发挥专业特长的大学生，为何要分到这偏僻的秦俑馆来。
我知道她对自己的分配和现状并不满意，便即兴问道：“当初分配时为什么不找找关系留在西安？”“我是个女孩子，老爹又没本事，向哪里去找关系？”她说完，拿起身边的毛线织起了毛衣。
“一个名牌大学的学生，一下班就织毛衣，未免有点像家庭主妇了吧？”我为她的这种生活方式感到惋惜，因为在和她们相识的日子里，我看到她大部分业余时间都在无休止地织着一件或几件毛衣。
“不织毛衣，你又让我干些什么？”她抬起头望着我，稍黑而又红润的脸上露出了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
我无言以对。
“你是否终身会在这里工作？”沉默了一阵后，我问。
“那不可能。”她没有抬头，和我说话的同时，仍在忙碌着查找那散乱的线头。
“那你今后怎么打算？”我问。
“当然是回西安市，我的全家都在那里。”她的言语透视着坚定不移的心理。
“你能调回去吗？”我问。
“走着看吧，一年不成两年，两年不成三年，我想上帝总有发慈悲的时候。”她放下毛衣，两只乌黑的眸子静静地望着我，表情充满了激奋与自信。
我无语，似理解又不理解地点了点头，当我要跨出门口起身告辞时，我心里涌起了一阵莫名的惆怅。
这次闲聊之后的第二天晚上，我特意邀请了一位在大学攻读考古专业同样是刚分到秦俑馆不久的大学生，我觉得应该更广泛地了解他们这代人的生活观念和心理走向。
这位大学生深刻而富有诗意的讲述，竟使我大吃一惊。
“人生的路有时竟由不得你个人选择。我不知道自己当初为什么糊里糊涂地学了考古专业，毕业后又是不容你个人选择地分到了秦俑馆。作为考古专业的大学生分到这里，按说是幸运的，如果立志于这项工作和考古研究，或许在这里可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就会比在别处还强。但当我到来时，心中就蒙上了一层忧虑和阴影，难道我的一生就永远在这块天地里生活下去吗？我认为一个人对前景不应该看得太清、太透，如果看得太清、太透就变得毫无意思甚至比较可怕了。我现在才20 多岁，如果不作别的选择，注定要在这里熬到两鬓斑白直至退休。这种生活和前景太令人不可想象了。何况秦俑这块骨头已有无数人在啃吃，只要秦陵不揭开，要再想以啃秦俑这块骨头成名成家是极其困难的。即使秦陵揭开也不见得就能成就自己的事业，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世界知名的，尤其是同行，大多都成为相互残杀、相互排挤、相互打击、相互诽谤的冤家对头。这种现象其实在秦俑这十几年的发掘中就已明显暴露出来了，如果不是相互排挤和残杀，许多事情不至于搞成两败俱伤的结局。对这些现象我是极为讨厌的，我将尽量避免和别人发生冲突。其实想透了，这些作法也是极为无聊和没有意思的，即使争得了秦俑研究第一把交椅的地位又怎样？秦俑再伟大再辉煌也毕竟是世界考古史上的一个小小部分。
要想成为真真的考古大家，取得考古界的重要地位，仅研究一个秦俑是不够的。必须把目光放开、放远，面向整个古代人类文明遗迹，去做更广泛的探索、发掘和研究，同时作为考古学家个人要有渊博的学识和独特的机敏与聪慧。中国考古学巨匠夏鼐就是极好的例子。他不但参加了中国文化遗迹的发掘，而且在长达5 年的英国留学生涯中，参加了许多国家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因为有这段不同寻常的国外经历，才产生造就了伟大的夏鼐。正如日本考古学家通口隆康先生所言：‘夏鼐之所以能保持了中国考古学界顶峰的地位，是由于他高尚的人品以及专心一致力求学问的精进。他不仅对于国内考古学，而且对于国际上考古学方面的知识之渊博，涉猎范围之广泛，作为一个考古学者来讲，是无人与之匹敌的。’“所以我想放弃秦俑这块骨头到国外去，并且放弃考古学改为专攻人类学。我认为人类学是一门更具有发展前途的学科，有着极为广阔的领域，它既和考古学相联，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假如有一天我的出国梦能够实现，我想是会做出比秦俑馆更大的成绩来的。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可能永远无法实现的辉煌梦想，因此我目前的心理极为复杂，工作热情也自然不是很高。我所喜爱的不是兵马俑，也不是铜车马，而是馆外的田野和田野中生长着的早木。每当麦苗返青，杏花开放的季节，我几乎每天早晨和黄昏都要到野外散步，用手轻轻拨弄麦苗上的晶莹、荡动的露珠，用唇亲吻杏树林中迷人的鲜花。我感受到的是青春的气息和大自然生生不灭的力量。那麦苗的兴旺，那鲜花的芳香以及远处的山野丛林和天空中飞翔的小鸟，无不引起我身心的骚动和情感的奔涌。我越来越感到，美丽的大自然在不断地召示我走出秦俑馆来，驰骋于更加广阔和多彩的世界中……所以我要尽一切努力，摆脱目前的困扰，踏入一个前景并不明朗但却注定更有人生意味的理想之国。”这位年轻的大学生在向我倾吐了这近似狂妄的心音后，又反复叮咛：“你不要和别人说我的想法，最好也不要写入文章，即使写也绝不能暴露我的姓名，甚至连我是男是女也不要点明，以免引起不良的后果。因为现在我毕竟还在这里工作，这苦衷你能理解。”我点点头，真诚他说：“我不但能理解，而且祝愿你早日实现那个辉煌的梦想，成为世界著名的人类学家。当然，如果你获得了诺贝尔奖金最好别忘记我。”我们笑着相互分手作别。
在那间暂住的屋子里，我在默默地理析着秦俑人的忧思：政治上的磨难、发掘中的阻力、技术保护方面的无能为力、环境的闭塞、交通的不便、生活的窘境、水源的缺乏、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争斗与磨擦，以及文物的安全保卫问题，孩子的教育问题，年长的与年少的在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上的不同认识问题……这一切如同股股小溪汇成的江河，强烈冲击着时代和现实生活，许多古老、陈腐的观念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挑战，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摆脱了盲目的乐观与政治的需要，重新注视社会与家庭、人生与事业的关系以及其中的得失，随之而来的便是关于人生本身命题的新的感悟与思索，以及在感悟与探索中形成的不同价值观念与心理走向……这是一种时代必然的产物，这是一种摆脱愚味走向新生的忧患与反思，这是人类在生命和现实中的更高层次的拥抱。
毋庸置疑的是，秦俑的发掘与秦俑馆的建设已经走到了不得不驻足重新选择方向与行走方式的十字路口。否则，它将越来越感到举步维艰，力不从心，直至陷于难以自拔的泥沼。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的故弄玄虚。因为事实已经在向瞩目它的人类作出回答。
第十四章 偏离航道的滑行
参观兵马俑这一伟大的发现，对我来说是一次不平凡的经历。这里不仅展现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最重要的是中国给予这个2000 多年前真正统一中国的伟大人物以极高的评价。如果没有他的远见卓识和不懈努力，今天我们将不可能到这几来参观。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
穆罕默德·吝亚·哈克
悲壮的衰落
秦俑的发现和发掘，无疑向今天的人类打开了一扇早已沉没于历史烟尘中的大秦帝国的窗口，开启了一扇使我们重新走向远古和远古人类心灵的门扉。驻足于这帝国的窗口，走进这远古的门扉，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感知了秦帝国昔日的风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