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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蔡伦造纸的记载发生动摇
——坝桥砖瓦厂掘出的古墓中发现西汉时代的用纸。同时出土的还有石刻、铜镜、宝剑、陶器等。
本报讯陕西省博物馆，5 月8 日接到坝桥砖瓦厂发现两口铜宝剑的电话后，次日即派员前往现场调查。这两口铜宝剑的出土地点在该厂第二生产队工作区——八角琉璃井之南。这是一座西汉时期较大的墓葬，出土铜器有：
铜镜三面、铜剑两柄、铜洗两个和许多半两钱。石刻有：卧形盘颈石虎四个，天然白石加紫花带足方盘一个和前石质相同的石案一个。陶器大多破损，完整的有彩绘陶钫三个，带彩陶俑三个，陶鼎一个，大小陶罐八个，残铁灯一件。更重要的是铜镜下面垫有麻布和类似纤维制成的纸。我国是世界上使用纸张最早的国家。据历史记载：纸是东汉和帝时期（公元89～105 年）中常侍蔡伦所造。这个墓葬发现的纸叠，由它同坑的其他器物证明，是西汉遗物无疑。因而这几叠纸不仅推翻了蔡伦造纸的记载，并把纸的制造和使用推前了二百余年，从这叠纸的质地细薄匀称来看，制作技巧已相当成熟。以此推断纸的发明年代似应远在东汉以前。另外，这个墓葬内出土的麻布、石虎等也是珍贵的文物。该馆正积极设法整理，准备展出，供广大人民群众参观。
（田野）
《工商经济报》刊发不久，具有权威的《文物参考资料》又以“陕西省坝桥发现西汉的纸”为题，对发现与鉴定的经过作了更加详尽的长篇报道：
“……这次出土的纸，虽然是长宽不足十公分的残片，但能看出它的颜色泛黄，质地细薄匀称，并含有丝质的纤维，其制作技术相当成熟。因此可以说明纸的发明应远在东汉以前，过去历史记载纸是东汉和帝（公元89～105 年）中常侍蔡伦所造，显然和事实不符。”坝桥纸的发现和鉴定者，正是三十年前在陕西省博物馆工作的年仅24岁的程学华。
尽管这时的程学华已引起考古界的瞩目，但他并没有把精力全部放在考古研究上，考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暂时的职业，因为他原本是西安市戏曲研究室的戏剧创作员，只是为体验生活才来到省博物馆工作的，在他心中占有主要位置的仍是戏剧创作，那才是他从小就立志追求的生活方式，那是他眼中最辉煌的事业。
1958 年，他就在坝桥纸发现后的第二年，春风得意的程学华写出了多幕话剧《受骗》，并由长安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受骗》的发表，立即在文艺界引起轰动，陕西省和西安市几家艺术团体，争相筹排这部大型话剧。程学华在考古界出尽了风头之后，想不到又在文艺界崭露头角。生活向他绽开了笑脸，鲜花的芳香迎面扑来。这一切，对于一个25 岁的热血青年来说无疑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辉煌境地。
然而，就在这辉煌境地的前方，却横亘着一条足以致人于死命的悬崖。
但程学华没有看见，他也不可能看见，因为此时的共和国已步入多雾的秋天，严寒的冬季即将来临。
1959 年，程学华的好运终于休止，灾难向他走来了。他的《受骗》先是被审查，接下来他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博物馆接受群众的监督劳教。
从此，属于他的只有“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争取重新做人”的生活方式，他彻底跌入了人生的低谷。
三十年后，当我重新翻阅差点致程学华于死命的《受骗》剧本时，也大有受骗的感觉，剧中的故事其实非常简单，说的是一个三辈扛大活的老贫农，在入合作社问题上受到一个顽固富农的欺骗。这个富农向他说合作社如何如何坏，结果这个老贫农迟迟不肯入社。最后经过大队支部书记的一番政治思想工作，老贫农幡然醒悟，揭露了顽固富农的卑鄙丑行，毅然决然地加入了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走向了康庄大道……这个今天看来具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的“左”得幼稚的剧本，之所以在当时被看作是“反革命”的毒草，是因为文艺界的某些领导人把剧中顽固富农攻击合作社的话，当作程学华的话来论罪的缘故。正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一历史冤案直到1973 年春才得以平反昭雪。
1974 年，程学华随秦俑考古队来到兵马俑坑现场进行发掘，这时他的好运依然没有到来，尽管“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已经在形式上摘除，但实际上仍处于部分人的监控之中，给予他的生活准则依然是“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只是没有“重新做人”的条文。因为他原本就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什么牛鬼蛇神之类的动物和妖怪。
1978 年，袁仲一被当作“四人帮”的“爪牙”受到审查，程学华被要求揭发袁的问题，他怎么苦思冥想也找不出“爪牙”的问题，而被前来审查的工作组同袁仲一一样划为革命群众的对立面进行监控。与此同时，他那段“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老帐又重新摆到了桌面，他的生活又回到了那段凄苦的政治岁月，他又成了人民的敌人。
于是，该提升的工资级别没有提，该属于他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几乎全部取消。孤立无援的他只有同袁仲一先生一样，低下那颗高贵的头颅，握紧钻杆，默默无语，忍泪吞声地在秦始皇陵园和两千前的地下始祖交流着内心的积郁与奔涌的情感。
铜车马的发现与发掘震撼了世界，无数的人们又幸运地目睹了两千多年前秦帝国鸾驾的风采雄姿与卓越的冶金制造工艺。但很少有人看到几年前在铜车马坑边搭起的那个在风雪中荡动的草棚和漫漫长夜里草棚中两个蜷曲依偎着的身影，更没有人去探知这两个身影的内心深处翻动着的是一种怎样凄苦、悲壮的情感波澜。日本访华团团长井上裕雄在1984 年8 月来到秦俑馆后，把兵马俑和铜车马喻作“一棵古树上盛开的两朵鲜花”。他和他的同伴所欣赏和羡慕的只是这两朵花现时的明艳，其不知“当初的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在秦俑博物馆那间僻静昏暗的屋子里，望着程学华那佝偻着驼背的消瘦的身影，我的心里翻起一阵酸楚。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历尽磨难艰辛而对事业却如此地执著和痴情，对生活依然充满了自信与挚爱的情怀。当我静心地倾听了他的肺腑之言后，我才豁然开朗。
“俺对秦陵的感情与考古事业的追求，不是在兵马俑发现之后才形成的，早在我踏进考古界大门的时候就开始了。
“临潼是我的家乡，这块黄土生我、养我，使我长大成人。开始我想以文学的形式表达我对这块土地和这片山水的爱恋，但当《受骗》事件之后，我知道我将告别文坛而终生和考古事业作伴了。因为我成了现行反革命，西安戏剧研究室不能再收留我，我也失去了发表言论的权利，只有在省博物馆默默无声地做点细小的工作。1961 年，秦始皇陵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的心中就有一种想法，如果能把秦始皇陵的事情搞清楚，家乡的主要历史情景也就基本揭示出来了。1962 年2 月，陕西省文管会对临潼县秦始皇陵进行调查，当时我就提出来能否让我也参加，结果没有得到批准，其原因是和我当时的政治处境相关的。后来在给秦始皇陵立碑时我来了，大概领导看我比较朴实、憨厚，不像他们想象中的反革命分子那样凶残可怕，就让我参加一些田野考古方面的劳动。若仔细把秦始皇陵前的碑文和保护标志的志文对比，就会发现，国务院所镌刻的志文是：‘秦始皇陵’等字样，而碑文则刻了‘秦始皇帝陵’等字样，这有‘帝’字和无‘帝’字其实是不尽相同的，只有细心琢磨才能体会出个中的味道。
“当时秦始皇帝陵光秃秃的，封土上连棵象样的草也没有，一遇到雨季，封土流失严重，我们感到心痛，就向省文化局汇报要绿化陵园，文化局调拨了五千元钱给当时主管陵园的渭南地区，从此秦始皇陵园内就有了些稀稀啦啦的洋槐树。但这些树刚刚发芽长叶，就被人折断做了架芸豆、黄瓜之类的篱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向省文化局要了五千元钱，给渭南地区，让他们分给陵园附近村社的社员买石榴苗子在秦始皇帝陵园内种植，谁种谁收。
这样陵园内大部分地方都植上了石榴树，而临潼的石榴也是全国有名的鲜果，常以皮薄、颗粒大、汁液多、味道纯正著称。当地农民对栽植这种果树很感兴趣。
“由于政治上的厄运，我将近30 岁才结婚成家。当我的女儿长到要上学的时候，秦始皇陵园的石榴树已经开花结果，每到夏季，整个陵园的石榴花一片火红，鲜艳夺目，光彩照人。为了寄托我对这片土地的爱恋和纪念那段植树的历史，我给女儿起了程蕊红的学名，意思是陵园的石榴树已经坐蕊开花，就要结出丰硕的果实了。1973 年我又有了一个儿子，便给他起了个程林红的名字，因为这时我看到陵园里的石榴树已经长大成林了。
“兵马俑发现之后，我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发掘，随后主要从事秦始皇陵园的考古钻探，现已钻孔五万多个，发现了陵园内外近五百个陪葬坑，估计整个陵园内外、包括已发现的兵马俑坑军阵，共有陶俑一万余件，而秦陵地宫的秘密也在钻探中逐渐揭开。同时，临潼县境内的战国、秦6 个帝王陵墓的内在情况也基本在钻探中搞清楚。前些日子有个记者在报上发文章，说我钻探的地下孔道的深度加起来可以穿透地球，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但要把这些年钻孔的深度加起来，其数字确也是惊人的。自从1974 年我来到这里后，一直都是发掘和钻探，共请过两次事假。第一次是1980 年春节母亲去世了，我回家奔丧，正月初3 回家，初6 返回工地。第2次是1982 年，我的爱人去世了，我又回家住了几天……”程学华没有再说下去，我也没有继续追问。当我结束采访走出那间低矮的小屋时，又忍不住回过头望了一眼那瘦削的身影。就在这蓦然回首的一刹那，我看到他那紫深色老花镜的背后滑下两道潮润晶莹的光。这是他最后向我发出的无声的肺腑之音：“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无名罪犯”郑安庆
我在秦俑馆奔波，曾数次穿行于兵马俑坑和铜车马展室，每一次都有一种异样的心灵的震颤和曾未有过的收获，我越来越感觉到我所踏入的是伟大的古代文明与精湛的现代艺术所融汇而成的神圣殿堂。
如果说兵马俑与铜车马的制造工艺和冶金技术体现了古代人民非凡的创造力与杰出智慧，那么，兵马俑与铜车马的修复以及气魄恢宏，宽阔雄伟的展厅，则完全展示出中国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建筑艺术水平。我在为这辉煌神圣的殿堂惊诧之余，以同样的敬慕之情静心观赏镌刻在殿堂之上的书法艺术。从墨迹的风格和气韵中不难看出：
“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几个雄壮的大字为大名鼎鼎的叶剑英元帅所提。
“铜车马展厅”五个柔中有刚的字迹则出自久负盛名的大书法家舒同先生之手。
而唯独“第一号兵马俑大厅”几个稳重秀美的篆书难以辨别是出自哪位大家的墨迹。
于是，有人告诉我，这是秦俑博物馆陈列部美工郑安庆的杰作。
一个博物馆的美工能写出如此令人叹惊的字体，并且高悬大厅门口上方，毫不掩饰地接受海内外游客的欣赏与品评，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一大幸事。我决定亲眼见一见这位幸运的美工，我打算分享他的幸福与欢乐。
然而，当我走进陈列部见到这位四十多岁的汉子时，竟出乎意料地发现他没有我想象的那样聪明伶俐，健谈豪爽。他给予我的感觉是口齿愚钝、目光呆滞、行动笨拙，只有那份热情与真诚尚存在他的身心之中。在我以极度惊讶和迷惑的神情得知了关于他的一段苦难岁月之后，才恍然醒悟昨日这个才华横溢、稳健刚强的血性男儿为何变成今天这种模样的。
1982 年9 月26 日，《陕西日报》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
走私犯郑安庆被依法逮捕
本报讯秦俑馆美工郑安庆未向公安机关申请备案，又未经工商部门批准，私自开设刻字行业。从1980 年7 月至1982年4 月，他先后向外国商人走私印章，印料二百五十余枚，用小包裹五十四件邮往国外，从中牟取暴利一万二千八百八十五元七角。并收受外商彩色电视机、收录机各一部和兑换券七百三十八元。临潼县公安局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和《海关法》一百零七条、一百五十条、一百八十四条及对外贸易的有关规定，认为已构成走私罪，经县检察院批准，将郑安庆依法逮捕。
（唐世兴）
消息已明确警示世人，郑安庆的灾难是因为他私刻印章和外国人做生意。想不到他不但有一手潇洒俊秀的书法，而且还有刻制印章和外国人做生意的本事。
其实，早在郑安庆上小学时，就迷恋于书法、绘画和金石刻字的艺术，并经过十几年的奋力苦搏，他的艺术创作成果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书画界的赞赏。自1962 年起，仅他的篆刻印章就先后在《羊城晚报》、《广州日报》、《新体育》、《陕西日报》、《西安晚报》、《延安画刊》、《延河》等二十余家报刊发表近百方，并出版了《毛主席在陕北》的印谱单行本。
1978 年，郑安庆从一家工厂的子弟小学调到秦俑馆做照相与绘图工作。
1979 年秦俑馆开放之后，郑安庆见外宾纷至沓来，便向馆领导人提出了“愿在工作之余用我的刻印小技为外国游客治印，以为博物馆挣外汇”的建议。
他的建议没有被馆内领导者采纳，但却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1980 年4 月，郑安庆再次向馆领导人提出了他先前的建议：“现在工作有了秩序，馆内也设了小卖部等设施，我可以在工作之余刻些印章为馆里挣点外汇。”他的建议得到了领导人的许可：“你先刻刻看吧。”郑安庆颇为激动，一种复杂的心理情感驱使着他当天夜里就用自己原有的水墨石刻出了三方印章。他确是出手不凡，三方刻石刀法娴熟、字迹刚劲有力，除正面的刻字外，又颇费心机地在印侧四边刻下了秦俑图像和俑坑简介，以及“××先生×年×月×日赴中国西安参观秦兵马俑坑刻石纪念”的文字。
第二天，郑安庆将三枚刻章及印模拓片拿到博物馆外宾小卖部对外销售。不出三日全部售完，秦俑博物馆由此获得了190 元外汇，从此，郑安庆越发积极地镌刻，外宾小卖部源源不断地销售。至1980 年年底，仅为期半年的时间，秦俑博物馆共获外汇七千余元。
也就在这一年的8 月，日本书法代表团前来秦俑馆参观。当团中的原野茂先生走进外宾小卖部，见到郑安庆篆刻的印模及边款拓片后，大为惊讶称绝，当场买下六枚印料要求篆刻，可郑安庆此时已回老家探亲，原野茂并未失去信心和放弃得到这绝美的篆刻艺术的机会，他给馆内小卖部预付了印款和邮资，提出等郑安庆回馆后为他刻好寄去，秦俑馆服务人员当场答应下来。
这笔交易到此似乎已进入尾声。
然而就在这时，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悲剧拉开了帷幕。
郑安庆探亲归馆后，按日本原野茂先生的要求刻好印章并亲自给他寄去。事隔不久，原野茂从日本给郑安庆寄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对郑的篆刻技艺表示极大的敬佩和兴趣。同时原野茂对自己的经历和爱好作了详尽的介绍：“我已50多岁，现在日本××中学担任书法课程教师，已从事中国书法研究30 余年，有两个孩子……希望能得到您的指导与帮助……”其感激之情、虔诚之意溢于言表，令人为之感动。
此时郑安庆已自学日语近两年，很希望有一位日本朋友给予自己学习上的帮助和指导。于是，很快给原野茂回信并赠送了自己篆刻的部分拓片。从此，郑安庆与原野茂不断书信往来，成为互教互学的书道之友。
1981 年元月，郑安庆为其家属调动工作，请了几天事假，按照秦俑博物馆的日常规定，这月他因耽误工作而没有得到工资之外的奖金。
郑安庆心中有些不快，想起自己半年多来为秦俑馆挣了钱，出了力，不但未得到经济上的半点报酬，就是连一句领导对自己的鼓励、表扬之类的精神安慰也未曾得到。一番感慨悲伤之后，他决定找馆领导人谈出自己的想法：
“据了解，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