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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得到。一番感慨悲伤之后，他决定找馆领导人谈出自己的想法：
“据了解，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友谊商店、书画店、展览馆等经销的书画、篆刻、工艺品，对作者都是按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五十提成作报酬或奖励。西安友谊商店也设有治印业务，对刻者按50％提成，如遇应急买主，100 ％归刻者。我给外国人治印，工具、印泥全是我私人的，开始卖掉的三方印石，连石料也是我自己出钱买的。我不要求给我本人多少报酬，只想馆里是不是适当地给点奖金，我也好买几本书和几块石料……”未等郑安庆的话讲完，领导的脸色已起了明显的变化，心中也添了大大的不快。“从这件事情一开始我就知道会有今天。”领导说完这句令郑安庆困惑不解的话便匆匆离去了。
第二天，秦俑博物馆召开支部委员会议，特邀非党员的郑安庆列席。开会之前，馆领导人明确回答了昨天郑安庆的提议：“经过初步研究，馆内对你不予进行什么奖励，你昨天的要求是无理和私心太重的表现，你的手伸的过于长了，这是资产阶级的金钱观念……”郑安庆闻听恍然大悟，这哪里是列席什么党支部会议，分明是在接受警告，他觉得这是一种羞辱，他感到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受到了伤害，血气方刚的郑安庆无法容忍和按捺心中的愤慨，他据理力争：“我不能接受您的批评，我说的提成是有政策依据的，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而不是资本主义原则……？领导人更不示弱，同样慷慨陈词：“多劳多得是主要对农村社员和城市待业青年等集体所有制企业而言的，你是国家干部，工资就是国家给你的报酬，不存在多劳多得的问题。这个政策对你是不适应的。”。“陕西省博物馆业务干部曲儒同志的象牙微雕在本馆对外部出售，怎么实行30％的资金收入提成？”郑安庆以眼前的实际事例颇不服气地反驳。“曲儒是曲儒，你是你。陕西省博物馆的曲儒不归我管，秦俑博物馆的你归我领导。”领导人也寸步不让，提出了比郑安庆所引用的事例更实际的问题。“中国是几个共产党领导？”郑安庆以他的聪明与才智把这场辩论像艺术创作一样推向极至，而使一切对手都无法超越并望而却步。领导人挥挥手，示意郑安庆：“这次你的列席会议已毕，请回吧。”郑安庆愤然走出，大呼不平。领导者悄然落坐，怒不作声。这次会议的结果是，今后博物馆小卖部将不再收留郑安庆的篆刻印章和拓片，并命令郑安庆停止篆刻活动。
冲突既起，就无平静收场的可能，悲剧的帷幕已经拉开，也只有就此演下去，否则便不再是悲剧。
郑安庆与日本教师原野茂的书信往来仍在进行。郑安庆为他代买中国的文房四宝及字帖、印谱、篆字字典等印刷书籍，原野茂向郑安庆回赠日本出版的书法、印章等书籍，同时提出：“我的日本学生很喜欢您的印章和拓片，希望今后多给提供些您本人的艺术作品。”其后，原野茂的朋友白霞洋（原日本书法家访华团秘书长）给郑安庆来信，提出了和原野茂相同的希望。郑安庆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先后篆刻了近二百枚姓名印章，通过邮局寄给原野茂、白霞洋和他们的学生。
1981 年7 月，原野茂、白霞洋等再次访华，并带来14 寸彩电一台，收录机一架赠予郑安庆作为酬谢。
原野茂、白霞洋回国后，又先后三次通过日本和中国银行给郑安庆汇款约七千余人民币，其中原野茂的五千元汇款理由是“友人赠与”（日本银行汇款凭据）。
原野茂与白霞洋给郑安庆的汇款引起了陕西中国人民银行的注意，他们把款转至临潼中国人民分行的同时，要求该行到秦俑馆了解具体情况，秦俑博物馆领导人借机将汇款单扣留在馆内，未通知郑安庆。
当日本方面的汇款人在信中得知郑安庆没有收到汇款后，立即寄来汇款凭据，郑安庆持凭据赶赴陕西中国人民银行查询，当他得知此款已转至临潼中国人民分行后，又赴临潼询问。
“是你们馆里的领导暂时不让发给你本人。”临潼分行方面回答并当即表示：”我们再到馆里催问一下，是公款由他们领，是你个人的就马上给你。”郑安庆的汇款被扣压三个月后，终于从银行领取出来。
“是不是你把文物弄出去了？”秦俑博物馆领导人向郑安庆询问，神情充满惊讶与怀疑。
“日本人喜欢我的章子，我给他们刻了章子，这是他们对我的劳动报酬和答谢。”郑安庆坦诚地回答。
“以后不要再搞了。”领导人强硬地作着命令。
“给日本人刻书画印是不是犯法？郑安庆毫不服软地反问。
“不是犯法。”领导人回答。
“既然不是犯法，那我还要刻。”郑安庆倔犟地申明了自己的态度。
“那你就刻吧。”领导人嘴角微微翘起，涨红的脸上透出一股阴冷的寒意：“走着瞧！”郑安庆的厄运不久便降临了。
1982 年5 月1 日，美国著名美术收藏家哈默五百年藏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揭开帷幕，秦俑博物馆一美工当时正在北京出差，在荣幸地目睹了画展之后，回到馆内以激动、敬慕之情向同行宣称：“是百年难逢的罕事，很值一看。”酷爱绘画艺术的郑安庆闻听此言，难以抑制心中的亢奋之情，立即找到馆领导人提出：“我以5 月1 日、2 日的值班换成休假，补加一个星期天共三日时间自费到北京去看一下哈默的画展，看成不成？”“噢？！”领导人先是吃了一惊，以警惕的目光审视着郑安庆，沉思片刻说道：“这个问题我不能作主，你到省文物局去请假吧。”“我一个普通的人物，请三天假怎么还要省上批示？”郑安庆显然有些不快，这时的他竟幼稚地认为只是领导对自己的故意刁难而已，尚未意识到一张巨网已向自己撒来。
“你现在已不普通了，不但不普通，还是极为重要的人物，我实在不敢斗胆批你的假。”领导的话狡黠而虔诚，令郑安庆大惑不解。
“我不认识文物局领导，要去你去，反正这个画展我是看定了。”郑安庆态度明显强硬起来。
博物馆领导人大瞪着眼睛久久地盯着郑安庆的已有些涨红的脸，似乎预感到什么，即刻态度温和热情地表示：“你先在家稍等，我向省文物局给你请假。”5 月6 日，博物馆领导赴西安请示没有回来。5 月7 日上午，仍不见踪影。
据悉，北京的画展将于5 月10 日结束，时间异常紧迫。
心急如火的郑安庆见馆领导迟迟未归，于5 月7 日下午写了“我已去北京看画展”的条子，放到馆领导家中，匆匆赶往临潼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
傍晚，馆领导从西安返回家中，见到郑安庆的条子和确知郑已赴北京的消息后大为震惊，立即电话告知临潼具公安局和省公安厅：“具有重大经济走私问题的郑安庆已潜逃……”同时连夜组织郑安庆有关“走私”问题的材料送往临潼县公安局。
临潼县公安局接到秦俑博物馆的报案和有关材料，立即开动迅速旋转的机器向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发出了传真电报并挂通了北京市公安局的电话。5 月8 日上午，临潼县骊山公安分局一名干警和秦俑博物馆保卫科一名保卫干部，携带手铐、枪支驱车火速赶往西安机场，蹬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
5 月9 日上午，郑安庆看完画展来到北京王府井大街一家书店购买字帖。
此时一个便衣青年突然出现在面前：“你叫什么名字？”“俺叫郑安庆。”“就是你。”随着青年人的话音，一幅锃亮的手铐“嚓”地钳住了郑安庆的手腕。
“走！”便衣青年声音不大却咬钢嚼铁般生硬。
郑安庆未全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梦游样被带到不远处的东风市场派出所。
“你先等一会儿，”便衣青年说着，将郑安庆顺势按在一把椅子上，又和身边的几个人嘀咕了几句。
十几分钟后，临潼县骊山分局的干警和秦俑馆保卫干事两人走了进来，郑安庆如从梦游的云海里跌到地面，他恍然醒悟了。
“签字吧。”骊山分局警察把一张拘传证摊到郑安庆面前的桌上，如释重负又洋洋自得地说。
“怎么回事？！”郑安庆自被擒获后第一次质问。
“你回去就清楚了。”对方说着，打开铐子把郑安庆手腕上的表橹下；衣兜里的钱搜出，重新钳上自己从临潼带来的手铐，之后收起郑安庆签字的拘传证，押往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关了起来。
5 月10 日，郑安庆被带上北京开往西安的列车，押往临潼。为渲泄心中的愤懑与不平，在列车上，郑安庆将公安人员罩住手铐的衣服用嘴挪开，将手铐高高地举了起来，乘客见状，无不哗然，纷纷拥上前来观摩这一奇景。
“谁叫你把衣服扔掉的？”身旁的公安人员大怒，立即喝斥，并将衣服再度盖住郑安庆手腕。
“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随便无故地抓人？”郑安庆颇有些电影上英雄人物的慷慨悲壮之举。
“你犯的什么法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回去后你就清楚了。”公安人员并不想和他说明或解释什么，事实上这些问题也不由他来回答，只要是将郑安庆抓获并安全地押回临潼，作为他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至于荣立二等功还是三等功就看上级的批示了，也不由自己作主、说明或解释。
5 月11 日，郑安庆被押回临潼并由临潼县公安局派人突审。
“你怎么和日本人认识的？给他刻了多少印章？写了多少封信？你所刻的石头是从哪里弄来的……？ ”提审员一一追问，郑安庆如实回答。
时间已近黄昏，问答双方都疲惫不堪，一天的提审即将结束。
“你们弄了这一天，我到底犯了啥罪？触犯了《刑法》哪一条哪一款？”郑安庆强打精神问。
提审人员收拾着讯问笔录：“你的问题暂时在《刑法》上还找不出来，但我们怀疑你犯了法！”“要是别人怀疑你犯了法，是不是也把你关进监狱里？”郑安庆显然抓住了提审人并没有慎重考虑的语言，予以反击。
提审人并未发火和显出异样的难堪表情，他仍旧收拾着桌上的东西，顺势抓起即将要装入纸袋的拘传证冲郑安庆亮亮：“拘留你是经过公安局长批准并办过合法手续的，拘得对不对，你现在问还有点为时过早。我们只是奉命执行公务，退一步说，即使抓错了，也会有人给你负责。”“你们这是违法行为！”郑安庆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高声叫喊，大有和提审员作一番殊死搏斗的势头。
提审员本来已经迈动的脚步又停下来，以惊异的目光打量着郑安庆，刚才的温和气度一扫全无，极为愤怒地说道：“郑安庆，你不要太猖狂了，你有无问题我们正在审查，像你这样的人，即使最后审查没事，也要给你找个事。”提审人说完扬长而去，身边的人员将郑安庆押进看守所。
7 月5 日，郑安庆在看守所向临潼县检察院发出了呼吁：
我的申诉与控告
临潼县检察院检察长：
我叫郑安庆，男，现年40 岁，是秦俑馆陈列部美工。今年5 月被骊山分局拘留于县看守所。在已监禁的两个月内，由×××和我馆的×××提审过5 次。时间是5 月11 日、14 日、15 日、27 日及6 月23 日。
……我曾多次向监所提出要给您写信，但遭拒绝。在6 月23 日的提审时，我向×××又提这个要求，回答是，“不管，你向监所提。”为什么《刑事诉讼法》第十条规定的被告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在这里就得不到保障？我不明其因，在终于得到获准后，我向您的申诉和控告兹述如下：
一、案情简述（略——作者）
二、拘留是×××馆长对我由眼红、嫉妒而产生的迫害（略——作者）
三、是功还是罪：我跟原野茂和白霞洋的交往是在我国法律及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增进中日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而建立起的同行朋友。我指导他学刻印，他指导我学日语，并交流各自的书法篆刻作品，有益于提高学识水平。他二人的学生中有好多人喜欢我的篆刻，国外有我的知音，作为一个从事艺术的人来说，自然感到欣慰。我给他们刻的印章，都刻有较长边款，介绍西安的名胜古迹。“金石不朽”，它将成为宣传中国灿烂文化的历史见证。这是益事而不是坏事。
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和受教育的权利，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化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篆刻是艺术的一种，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我从事篆刻并给日本人治几方印，不能是犯法作为。他们给我汇的款中，除了印料、邮费和代买“文房四宝”的钱外，自然还有我的艺术创造劳动价值。且他们的汇款是外汇，我能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国家的外汇收入增砖添瓦，同样是益事而不是坏事。而国家给我兑换的人民币我几乎全部存入银行，正是“踊跃参加爱国储蓄、积极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这又是益事而不是坏事。
我虽然有了这些收入，但我全家人的生活是清苦简朴的，家里没有时髦的现代式家具，甚至连一般家庭中都已有的缝纫机、自行车、电风扇等都没有，更无其它高档家俱。日本人赠我的电视机，我考虑到当时全馆没有一户有黑白电视机，我用上彩电，会脱离群众，于是便原价加关税低于国家同等产品160 多元处理了，并把钱存入银行，从没有胡花乱用，肆意挥霍。我爱国有何罪？劳动换来报酬又何罪之有？
四、我的控告与要求：1。骊山分局对我的拘留不合《刑事诉讼法》41 条及列举的七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因而是违法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第12 条，被告要求追究责任。2。老×和老×在几次提审中都问及我在哪些银行存有钱？存折用了哪些名字？此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条。3。老×（对提审人尊称——作者）未持任何手续闯入我家，拿走了我的笔记本、抄走了我的存折号码（这是我根据提审时所听所见判断的）。4。我已被关押达两个月，人身权利遭到侵犯，并且还在继续遭受侵犯。
骊山分局没有按照《刑事诉讼法》第48 条办理。我要求对我立即释放，并要求追究诬告人的责任。
郑安庆
1982 年7 月5 日
8 月20 日，郑安庆被从看守所监狱带到公安局预审室。他在心中暗想，也许是自己的申诉书起了作用，三个多月的监禁生活就要结束了。然而，令他再度震惊的是一张逮捕证摆到自己的面前。
“今天我正式宣布，你被逮捕了。”提审员声调缓慢地说。
郑安庆懵了。他大瞪着眼睛，脸上无任何表情，呆坐着没有动，似是什么也没有听见。
“请签字吧。”提审员望着显然有些痴呆的郑安庆予以提醒。
郑安庆轻轻地“呵”了一声，看着眼前的逮捕证和提审员，才恍若梦醒地回到了严酷的现实之中。
逮捕证醒目地填着郑安庆的姓名、籍贯等文字，而唯独“因什么罪”一栏没有填写，尚为空缺。
郑安庆停住了握笔的手，抬头问道：“我坐了3 个月的监，到底是犯了啥罪你们又要逮捕人？”“犯什么罪不是我们回答的问题。我们只是根据事实把材料和证据移交有关法律部门，他们看给你戴什么样的帽子合适，就给你戴什么帽子。”提审员依旧心平气和地回答，像在和老朋友拉家常一样地坦荡自然。
“我不能签。”郑安庆放下笔，呆板的脸充满了血色与怒气。
“你要不签，将来开庭审判时这关押期间的认罪悔改态度是要考虑的。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党的一贯政策你是知道的。”提审员柔中带刚地进行劝导。
但是，任凭提审员以何种方法相劝，郑安庆依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我没有罪，我不签。”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郑安庆被送进监狱，带上背铐，套上脚镣，以促使其悔过反省。
郑安庆自感出狱无望，不再喊冤叫屈。让探监的家属将日语自学课本悄悄带进监室，头枕墙壁，脚踩镣铐，像电影上被捕入狱的地下革命者一样，偷偷学起了日语。
纸里毕竟包不住火。三个月后，在看守所所长亲自带人查监时，郑安庆的四册日语课本从被子里翻出。
“你还学日语，你吃的就是学日语的亏。”看守所长没有过多地责难和予以严惩，只是略带叹息地将书拿回办公室。所幸的是，这时的郑安庆已基本将四册日语课本全部学完。
1982 年古历腊月二十八日，临潼县检察院派人来到看守所将郑安庆叫到看守所办公室。
“春节就要到了，关押了你这么多日子，使你的精神、肉体都受了不少罪，经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