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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古历腊月二十八日，临潼县检察院派人来到看守所将郑安庆叫到看守所办公室。
“春节就要到了，关押了你这么多日子，使你的精神、肉体都受了不少罪，经研究决定，先对你取保候审，”来人说着，又怕郑安庆听不明白，补充道：“就是说从今天开始起，你可以回家和老婆孩子过春节了，如果经调查你确实有罪再进来蹲着郑安庆先是点点头，嘴角露出一丝微笑，然后轻轻摇摇头，声调低沉缓慢：“感谢你们的关怀，还想着让我回家过个春节。但我也作好了打算，如果问题没弄清楚，我是不会出去的，这个团圆节我不过了，仍然在这里头蹲着。”“这可是依照法律的决定，”来人好言相劝。
“顾不得依照什么决定了，反正问题不彻底弄个水落石出、一清二白，我是死也不会走出监狱的。”郑安庆叫劲地作出了强硬的回答。
来人无可奈何地长叹着离去。郑安庆平生第一次在监狱里度过了令他终身难忘的春节。
1983 年古历正月十四日，临潼县检察院再次派人来到看守所找到郑安庆：“明天就是正月十五了，快回家过个团圆节吧，不要再叫劲了。”郑安庆本想再坚决予以拒绝，这时他蓦然发现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出现在面前（检察院事先作的安排），郑安庆顿觉头轰然炸开，整个大地都在下沉。他感到羞辱，他觉得愤懑，他感到无颜见妻子儿女，他深知在自己入狱后，给妻子带来怎样沉重的精神打击，在儿女的幼小心灵上造成多么巨大的难以愈合的创伤。这位手铐、脚镣都没有使他屈服的硬汉子，面对妻子儿女那熟悉而陌生的面孔，泪如泉涌、泣不成声。……
郑安庆回到家中，和妻子儿女在百感交集的氛围中度过了元宵节后，开始了临潼——西安——北京三点一线的上访生涯。
1983 年3 月26 日，《陕西日报》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样的消息：
秦俑馆美工郑安庆错案被纠正
本报讯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美工郑安庆，特长金石篆刻。一九七八年调到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陈列室工作。秦俑馆发挥他的专长，开展了治印业务，近年来为博物馆收入外汇六千多元。郑安庆曾提出就篆刻收入外汇应给他本人提成，但未被领导采纳。以后，来参观的几位日本旅游者要买他的篆刻，他从一九八零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二年四月，通过邮局寄售自己业余刻的印章二百余枚给日本旅游者，日本客人给他寄来了九千五百多元（人民币）作为对他的报酬。他收到这些钱后认为是自己业余劳动所得，没有交公。
在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临潼县公安局于去年五月九日以郑安庆“非法刻制印章”、“逃避海关监管、构成走私罪”为名，将郑安庆收容审查。
该县检察院又于同年八月二十日批准将郑逮捕。
郑安庆不服，不断申诉。渭南地区检察分院得知后，经过调查认为，郑安庆的行为构不成走私罪，并就郑案报告了省检察院。省检察院又进行了详细调查，走访了海关部门，确认郑安庆出售业余自刻的艺术印章构不成走私罪，指示临潼县检察院不能起诉，要求释放郑安庆，并立即送回原单位恢复工作。
省检察院还要求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工作。至于郑安庆出卖物品所得，应向他说明，要按说法规定纳税。
（本报记者田长山张子民）
与此同时，《陕西日报》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
执行政策是很严肃的事
对经济犯罪分子一定要坚决打击，但对不是经济犯罪的人，就绝对不能打击。
由于有的同志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对现在搞活经济、对外开放不甚了解，把一些正当的事当成不正当的事，把不是犯法的事当成了犯法的事。
例如，当前在城乡都有一些人认为搞副业、做生意是胡日鬼哩，是不务正业。
如果谁挣了钱，就马上眼红，说他是搞个人发财，是搞资本主义。临潼县有关人员看见郑安庆不但业余搞收入，而且还从外国人那里赚了钱，这还了得，不是“走私犯”是什么？马上就把人逮了起来，一押就是半年多。你看，思想不对头，就这样把事情办坏了。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就有不少教训，现在不应该再犯了。
人常说：“逮人容易放人难。”意思是说，办错了人，就是纠正了，后遗症很多。所以，当前我们还必须继续肃清“左”的思想影响，一定要严肃执行政策，特别是法律问题，更要泾渭分明，不可有一点马虎。
几乎与此同时，临潼县人民检察院的一纸公函也到达秦俑博物馆：
郑安庆我院已作了不起诉的决定，现按照有关规定和上级指示，对郑安庆不起诉后的有关问题提出如下建议，请予妥处。作好善后工作。
1。郑安庆自一九八二年五月九日收审，到不起诉决定宣布，这期间的工资和其他应享受的待遇由单位按规定全部补发。。
2。郑安庆在押审查期间，单位如进行调资工作，应按有关文件中关于审查期间的调资规定对待。
3。郑安庆回原单位工作，根据其实际情况予以妥善安排，要遵守单位的各项制度，并享受同其他工作人员同等的待遇。
郑安庆半年多非人非鬼的凄苦悲怆生活从此结束，又重新返回了工作岗位。但他心中的痛苦、委屈与愤慨之情依然未能消除。这恍若梦境的人生经历使他对生活本身更加迷惑，经济上的损失已经补偿，但肉体与精神的创伤如何愈合与补偿？半年多的大悲大痛难道就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飘然荡去，不留下任何一点标带着诸多疑问与困惑，他来到西安一位著名法学教授的家中。这位教授在听他讲述了自己的悲他怆历与困惑后，苦笑着摇摇头说：“您的不幸经历只能使我同情，但却没法具体地解释和回答您的问题。因为无论是中国的《宪法》，还是《刑法》，都没有对办错案和制造冤案的规定与处置方法，这就是说我们的法律不允许有冤假错案的出现。至于说出现了怎么办，我想就目前而言，除了善良的人们对你的不幸洒下几滴同情的泪水外，还没有别的方法来弥补你肉体与精神的创伤。也许你的疑问未来的中国能解答。”郑安庆回到家中反复揣摸教授的话，并产生了新的疑问：未来的中国能解答吗？这个未来到底有多远的途程？
最后陈述
显然，袁仲一、程学华、郑安庆等人，不能也无法代表整个秦俑馆，他们的命运也不能代替其他人的命运，换句话说，他们就是他们，就是袁、程、郑三人。
但是，我还是用了以上不算太少的文字把他们的人生沉浮粗略地描述了下来——尽管这个描述不及他们整个人生途程的十分之一，尽管他们的命运与其他诸君的命运不同或相去甚远。有一点却是明确的，那就是，他们人生的链条与一个时代紧紧相连，他们的命运就是时代的命运，任何人的个体都无法超越时代，就如同人无法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
如果把秦俑馆的诸君放在一个时代，也就是刚过去不久的那个时代的背景下去审视，就会发现，他们整体的命运不是透明和鲜亮的，相反则是灰暗和愁怆的、无耐和苦涩的——这就是他们的整体色彩。
老一代考古队员不必赘述，就稍年轻一些的而言，如秦俑馆现任美工李鼎弦先生，在他就读陕西艺术学院行将毕业的六十年代，原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表现甚优的大学生，只是由于他给某部门写了一封大意是：“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不是坏人而是好人，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革命者的信，便被拿入大牢，一关十年。他那最富激情、最富才华、最富创造性的黄金时期，就这样在四壁漆黑的监狱中，在孤独、愤懑、疑惑、痛苦甚至绝望中度过了。尽管他若干年后辗转来到秦俑馆，并在美工的工作岗位上重新扬起了生活的风帆，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那个时代留给他心灵的创伤却是极难消融的，他的心情依然是沉重和忧伤的。当我几次坐在他的对面，并和他探讨二千年前那个放羊的小孩，是怎样拿着火把寻找丢失的羊群，并把兵马俑坑焚烧殆尽之时，他那有些灰黄的脸上始终透出一种压抑的气息。
当我第一次来到秦俑馆和副馆长吴永琪交谈时，得知他原来是一个北京知青，初中毕业或者还没完全毕业，就离开首都北京那平坦的街道，来到陕西的黄土高坡接受教育了。这个时代具体算起来，应该是比李鼎弦先生走进监狱时晚几个年头，但作为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是相同的，人生的命运也是接近的。稍有不同的是，李鼎弦实实在在地下了大狱。吴永琪则是从北京的四合院走进祖国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山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当然，和吴永琪同时代或稍晚些时候来到这里的，还有一批数量相当可观的知青，只是吴永琪更能让人瞩目一些，这不仅因为他后来有幸读了大学，又当上了秦俑博物馆的副馆长，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他早年曾主持过秦陵铜车马的修复工作，由于他凭着自己的才华和毅力出色地主持完成了这项工作，所以他自然地就要引起世人的瞩目，那么，他的名字也将有可能和铜车马并存。
直到今天，秦俑博物馆真正事业有成的人员为数不多，而为数不多的人员中竟有那么多不同的悲怆故事，也着实让人感到有些震惊了。如果回过头来看看那个时代，看看那个“文革”的大框架中包含着的一个个事件性的小时代，竟觉得有些闹剧的味道，荒诞的模样，当这一切经过了之后，当今天的国门已经打开之后，谁都会这样冷静地想到：试想以上诸君的政治命运中假如没有那段痛苦的岁月，他们将为这个民族多做多少善事？
光阴荏苒，人生苦短。才眨眼的功夫，秦俑考古队和秦俑博物馆的第一代人，几乎都不在岗位了。记得我第一次来秦俑馆时，宣教部主任马青云女士跟我谈起她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里根夫妇的故事，谈笑风生间，显得那么年轻而富有生气，那么潇洒活泼，那么让人激动和感奋。当我第二次来的时候，她已经退居二线，尽管她的谈话依然幽默风趣，她对我的帮助依然热情坦诚，但我还是感到她和几年前的那个她已有了不少的差异，望着她两鬓斑白和显然是走向衰老的面容，我的心中翻起了一股莫名的无法言状的悲伤情绪。也难怪，她的女儿，当年在我面前活蹦乱跳的小女孩，也将要做母亲了。而我这部作品中，提到的诸如杨异同、王志龙等等，也已成为第三代人的长辈了。每个人在时间老人面前都是永远的输家。
令人欣慰的是，继我1991 年来秦俑博物馆的那个早春之后，这里的工作人员又走过了四年不同寻常的历程，同时也实现了多波次推进后的一次大的综合性开拓。
秦俑二号坑的发掘，已经全面拉开了帷幕。考古队的工作人员，无论是从事紧张的清理工作还是协助工作，都不会忘记对周围环境的搜索，以希翼会出现“乐府钟”这样的宝物或是其它考古线索。因而在秦俑继七十年代之后的二期扩建工程各施工工地开挖地基的地方，随时会看到考古队员的身影。他们不仅对俑坑周围的地层情况作了全面了解，并且在离俑坑较远的一个枯井旁，发现了一座早期居住遗址，其时代约在春秋时代或者更早的时期，遗址中的火膛遗存和一些时代明显偏早的陶片，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考古信息，它将以另一种完全不同于秦兵马俑的景观展示于世。
更令人欣慰的是，继第一代秦俑考古工作者之后，第二代已经迅速崛起，这支队伍的主将就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张仲立、刘占成、张占民等人，而考古队员也大多是来自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这支新崛起的“学院派”或“西大派”队伍，同第一代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和开拓性。作为新生代的他们，除了具有年轻强壮的身体条件，还具有第一代无可比拟的考古专业知识和新的考古学思维。他们不但能参加实际发掘，更重要的和更难得的是，他们有足够的知识积累和文化素养，能将发掘出来的实物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内涵研究辨别出来，从而形成新的秦俑考古景观。可以预见的是，在以后的十年或者更长的一段时间，主宰秦俑考古发掘和领秦俑甚至秦陵研究风骚的必然是这支以张仲立、刘占成、张占民为主帅的新近崛起的队伍。
又说到考古，我很同意秦俑考古队张仲立、张占民先生的看法。现代考古与那些挖宝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本身首先是一门科学研究，其目的在于科学地揭示古代历史的文化和准确恢复历史文化景观，它借助现代科学手段来发掘古代遗存，破译古代信息，进而从中抽译出历史演进的规律和能够对现代人类产生鼓舞和激励的优秀的古代精神。这一切又正在等待着新一代考古学家去探索、去完成。
秦俑考古工作者的敬业精神以及对秦文化或者相关的文化的研究，所付出的努力和热情以及取得的成果，是我所了解的中国不同的考古队中最为出色的，也是最为优秀的。也许是关中优厚的文化积淀和文化遗风，滋养了他们秉承文化遗产和破解文化遗存的性格，只要走进秦俑馆，就不难发现，这里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有各自的研究成果刊诸于世，就连一般的工作人员，那怕是一个在一般工作岗位上的小姑娘，也有几篇见诸报刊的文章让你大开眼界，诧异之余，让人多了几分敬佩。写到这里，顺便再提一提那位在秦将军俑头案中倒了霉的王学理先生，他参加秦俑的发掘研究历经18 年的时光，正如他所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我在先前发表的和现在修订的这篇关于秦俑发掘的拙作中，还是没有更多地去描写他，去提及他那工作中很有些不凡的那一部分。令我惭愧和不安的是，却用了过多的篇幅去描述了他倒霉的那段恩恩怨怨。平心而论，这对王学理先生来说是不公平的，但我自然也有苦处，且这种苦处很难宣示于众，这些，我在给王学理先生的信中已经作了说明。
现在我再要补充的是，王学理先生在被撤职查办之后离开了秦俑发掘工地，回到了西安他的家中闲居。他一面写申诉材料为自己申冤，一面做秦俑的研究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凭着多年的发掘积累，硬是写出了《秦俑专题研究》和《秦物质文化史》两本像砖头一样厚的专著，这两本专著出版后，得到了行家们的一致好评。其锋利的笔触，独特而又切中历史真实要害的剖析以及流畅的文字，标志着这两部专著的特点和文化风格，就目前中国考古界整个关于秦俑研究的文章和著作而言，是出类拔萃的。对一个研究者来说，这也许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吧。
后来的王学理先生终于又有了一个主持西安西部汉阳陵兵马俑考古发掘工作的机会，并很快打开了局面，国内外颇有些声响，只是好景不长，当我第二次去西安时，他已被宣布退休，离开阳陵发掘工地，此时的王学理颇不服气，于是又引爆了一场官司。王学理当然是这场官司中的主角。
同上一次基本相同的是，他一边打着官司，又一边做着汉阳陵的专题研究，也许不远的将来，这项研究成果又将公布于世，不知这次是福是祸。
王学理先生在将军俑头案和他在退休问题上的是是非非，我无力去作过多和准确的评价，或许这些恩恩怨怨对他对我都不重要，引起我心灵震撼的倒是英雄末路，尚有如此雄心壮志，在令人扼腕叹息的同时，又觉得确不失为一条真正的汉子。
末章孤愤
1995 年的最后一天，我完成了这中断了3 年的采访，就要告别秦俑博物馆。
丝丝细雨在冷风的吹拂中飘洒荡动、婉转缠绕。驻足于秦俑馆广场，回望细雨白雾中的兵马俑展厅，心中蓦然涌起一股怅惘情怀和离别凄楚。而对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我感到离别的脚步是那样的沉重、我已深深地爱上了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
将手中的行李暂寄于广场旁的服务部，我以复杂的感怀心境，再次步入大秦帝国的窗口，向曾给予我无数次激动和伤感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作最后的辞别——你们穿透2000 多年的黑暗岁月，伴着二十世纪的曙光幸运地回到了人类文明的怀抱。你们这历经劫难而不朽的身躯，在新世纪的光照里注入了鲜活的血液再度获得新生。你们原本就不曾死去，只是以睡眠的姿态，在漫漫长夜里孤独寂寞地存活。你们卧薪尝胆，渴望面世。今天，终于破土而出，尽管身心的伤痕累累，仍不失百里秦川壮士的英雄风采。
你们在那个需要英雄和武力的特定历史时期从母腹里呱呱坠地，你们在激烈动荡烽火连绵的岁月中成长。你们顺应了历史潮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