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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想出这招数亲自物色各方面人才。
“你在受训即将结束面临分配的日子里，想必对各分行情况特别是经理们的业务能力、人品、资历等情况都私下作了调研，请就你所掌握的情况，试析这些人做各分行经理的根据及理由。”
周作民拿起一张试卷，念着自己亲拟的试题，细阅答案：
“……从金城创立近二十年的人事安排概貌看，周总经理用人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三适一灵活’，即适人、适时、适地，根据实际需要和当时政治形势等情况灵活掌握。比如，金城初创时，皖军首领倪嗣冲等人是主要投资者，而总行又设在银号势力强大的天津，周总经理便根据这两个特点，适合皖军首领们的意旨，提高与银号的竞争能力，聘用了皖军首领们介绍的曾在天津日商横滨正金银行任职多年的和天津商家、银号和纱号关系极深的天津人阮寿岩为总经理，宋相臣为副经理，还有北京分行的经理孙汉卿、副经理尹凤藻，等等，均属此类情形。当时的政府机关大多由日本留学生掌政，而银行为新式金融企业，亦需有较新头脑的与执政官员说得上话的人，于是延聘了留日学生为分行经理，如王毅灵、吴蕴斋。为扩大影响，金城创办了经济研究室，聘用诸如顾翔群、董洗凡、金子玉、王一吾等一批留学欧美人员。北伐胜利后，国内经济形势变了，政府里掌财政经济大权者大多数为留美学生。为提高金城在社会上的声誉，也为便于与政府机关联系，周总经理很快罗致一批留美学生，或从事调研工作，或担任大城市分行经理，如金城顾问何廉、顾问兼农贷主任金绍文、武汉分行副经理徐国懋，香港分行经理周兆元、副经理杨培昌，重庆分行王恩东等等。再举例，北洋政府垮台后，许多军政要员逃到大连设立分行，可那里日本势力强大，为适应这一特殊环境，周总经理延用了日本留学生杨济成为大连分行经理，一九三一年设哈尔滨分行也由他兼任。又如汉口分行，地处长江中游，欲往大西南发展业务，必须跟四川方面疏通关系，融洽情感。周总经理便聘用四川聚兴诚银行创办人杨家女婿戴自牧为汉口分行经理。上海为外商麇集之地，洋行林立，便用吴蕴斋为上海分行经理，因吴氏不但精通日语，英语也说得异常流利。青岛日人关系繁多，西洋贸易亦多，便用陈图南为青岛分行经理。因陈氏为留美学生，懂外文，国际友人也多，还是曹汝霖的女婿，曹与洋人的关系众所周知……”
“这个小青年不简单！”周作民拍案称赞。看了看卷上的名字，想象不出那学员模样。要在别处看到此文字他一定认为作者是年已半百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然怎么能对自己用人意图分析得这般准确透彻！他兴奋地翻到最后一页。只要最后那道题的答案令他满意，他便让那学员见习少时即调回总经理处委以重任。
“……据我所知材料分析，今明两年金城存款额有望达到一亿五千万甚至一亿八千万。到金城二十周年时存款额可达两亿一千万甚至两亿四千万元，相当于创办头一年的四十倍到四十五倍左右，在各地的分支行处也可望增设到六十至七十个
周作民毫不犹豫地把那学员的名字写在专记机要事项的笔记本上。他又看了十几份卷，均党平平。算算卷子，还剩十余份，决定一气阅完。
“金城创办的太平洋保险公司，虽然增资高达五百万元之巨，联合了交通、大陆、中南、国华、东莱等多家银行，保险业务也由水、火、船只、汽车等发展到兼办玻璃、邮包、行李、蚕茧、木驳、电梯、兵、盗、信用、意外、人寿等，并与安平、丰盛等保险公司横向联营，组织了总经理处。但为了真正实现周总经理提出的‘挽回权利外溢’的口号，还应暂时与外商保险公司联合，以更快壮大自己……”
周作民在卷首写下“到太平洋保险公司工作”字样。
“关于辅助小本农工商业和发展运销业之我见”，周作民见到卷上这般字样不由诧异。他没出这类题目，为何答非所问？待他往下细读才明白学员意图：
“因我对金融诚心热爱，便想全面熟悉并做了何时研究何题之规划。只可惜初来乍到知之甚少……无奈，只得离题而乱说……”
“我离课题而考，他离试题而答，有其头目必有其下属乎？我怪僻他怪僻，怪僻之缘分乎？”周作民会心一笑，细阅其卷。
“我国百姓贫困，小本农工商业举步维艰，最需要金融资助，然只求近利者不屑为之。而我金城却与北平市政府组设北平市民小本借贷处，不怕繁琐，只贷十元小额也办，接着又在南京、青岛、镇江、苏州、天津、汉口、武昌、兰溪等地成立类似机构多处，这种敢为天下先之行动足见决策者爱国扶贫之善心。据概略统计，借户已达六万余户，款额累积却不过百余万元。据闻，总经理处最近又提出‘将国内小工业分类援助，使其有计划生产，以免盲目竞争，并改进技术，以提高产品质量，并为工科学生增辟出路得到学以致用’之口号，并与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联合办理小工业贷款……此乃扶贫救弱之大善举，盈利虽微，却能为民族工业之发展壮大筑路修桥，实属功德无量……
“运销业……”
周作民心想，不需要再看了，字里行间能见其忧国忧民之心。考察试用半年，倘若他之所行也副其所言，便破格提拔，界以高薪，令其专司此职……他想着拿起另一份卷子。
“此公老实有余，机灵不足，小职员材料……”他把卷子丢开。
“华而不实……”卷子又被丢开。
“工厂管理业……发展农村经济事业……”怎么净是些“旁”业“专家”，倒要看看他到底了解多少……周作民一目三行地看着。
“……据说周总经理基于‘我国工业中纺织业尚具规模，且有较久历史，但受洋人掠夺，大伤元气，应切实改进，以求复兴’之思想，与中南银行合资创办诚号信托公司，收购了天津北洋纱厂、上海新裕纱厂，又将上海大生纺织二厂并入新裕纱厂；延揽纺织技术人才，如朱梦苏、曾伯康、赵抵士、童润夫等等；并根据纱厂机器零件亦需进口等情况，在诚孚信托公司下设诚孚铁厂，专为维修机器配制零部件……设置纺织实验所，专司研究棉花和棉纱质量，使各大纺织厂有计划有步骤地减少从国外进口原棉的现状。周总经理为了他所经营管理的纱厂能得到充足的原棉供应，于一九三四年四月联合清华、金陵、齐鲁、南开等大学和中华贫民教育促进会，组织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在河北省定县设立棉场从事试验，从美国购进斯字四号良种繁殖，待其对土壤气候条件适应，即在冀中大平原各县设立办事处推广种植。同时组织合作社，办理生产、凿井、运销、利用等农业贷款，为此，周总经理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专门与河北省主席商震商洽，以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为基础，以河北省建设厅、北宁铁路局等近十个机构共同组织河北棉产改进会，由周作民为会长，设会址于北平东城赵家楼二号。棉产改进分支机构遍及全省，当年增产皮棉二百二十万担……与此同时，金城还联合交通等十家银行组成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委托陕西棉产改进所，就陕、豫、晋三省境内组织棉花产销合作社并代办生产、运销等多种贷款……
“这是从生产到收购、运输、纺织及纺织机器制造的一套完整的棉业托拉斯……”
周作民没有想到这些青年对金城的事业知道得如此清楚，对他周作民的意图了解得这般透彻！有的数据是保密的，他们却估计得这样接近；他的许多想法也极少宣扬过，只是考虑成熟了便努力去做，做出成果，他们却能以成果为依据分析推理
他又一次印证了从大学毕业生中招聘新生力量的决策之正确。尤其让他欣慰的是这些青年居然对他这样理解，使他看到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再一次确定了自己的职业位置。
“把恨抛弃，弃得远远的！把爱拥抱，抱得紧紧的……”他像吟诗，像立誓，发自内心，充满情感，声朗若钟，铿锵有力。
难处之时，自有妙计
入夜，灯红酒绿，鼓乐齐鸣。上海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及其夫人太太们正在上海高安路与淮海路交界处的通园，即上海交通银行俱乐部里举行茶会。以往茶会不过清茶点心或是加点外国酒而已，与会者或议事或聊天，边吃喝边谈话，轻松随便。这夜，舞迷们瘾头上来。于是，鼓乐响了，酒绿之外又加灯红。
周作民夫妇没有舞兴，一曲未了便觉心烦，退下闲聊。这时，一个不相识的人走近递过一只极小的信封。
“给周总经理的，回家再让他看。”
周夫人接过小信封，想问什么，那人却不见了。
回到家里，周作民把小信封打开，里边只十余字：
“母忧儿在外漂泊染疾，盼速归。”
“我以为什么大事儿呢，神秘兮兮的。”周作民不悦地取过火柴把那纸条连小信封付之一炬。
“那……”周夫人盯着化为灰烬的纸条。“那是啥意思？”
“一纸故作神秘的密令，‘母’是政府代号，‘儿’是我的代号，说是我在沦陷区有危险，令我撤到大后方。”
“那该如何是好？”
“理它做什么？”他恼火地说。“去重庆，哼，我没有疯，政府里我立锥之地都没有。一九三七年秋天，日军步步逼近，形势一日坏似一日，政府做什么事都不灵了，才想起我周作民，要我出任军委会的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难当头，我没说的，干了。遴选人员，筹集资金，组织机构……仨月下来一切就绪了，我的任命才发表见报，可不到两个月，他们两片嘴皮儿一碰：‘农产委员会撤消。’只此一言，我半年宵衣旰食的辛劳统统作废，成果化为乌有，心血付诸东流……现在不知道他们哪根筋出了毛病，又想拿我找乐……”
周作民心想：金城才是我的基业！我基业的十分之九在沦陷区。离开十分之九的基业我周作民还有什么用？还能于什么？现在局势表明，日军力量很强大，三年二年不会垮台，我必须设法在这种环境中维持和扩展已有基业。从个人安危角度看，留在沦陷区不如去大后方保险。两个选择，两种前途，一个是保险而无为，一个是冒险可以做事，我只有选择后者！
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周作民吃过早饭匆匆登车，正要离去，夫人追出来说有电话找他。
“谁来的？”
“没报姓名，只说是你老朋友。”
“自称老朋友的才难缠呢。”他咕哝着问。“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他已拿定主意：要是日本人便让夫人回话说他坐车走了。因为昨天下午清水董三来过电话，跟他套近乎说他俩是老朋友，要登门拜访等等，他推说安排了重要会议要马上前去主持才搪塞过去。可清水董三留了话：另约时间。清水董三名义上是外交官，实际是日本驻上海的特务头子。他上门何异于黄鼠狼给鸡拜年？
“听口音是中国人，说话很客气。”夫人回答。
他回屋抄起话筒：
“我是周作民……啊，公博兄呀，您几时到沪的？……昨晚刚到，兆铭先生也来了。那太好了，请转告我对他的问候……在沪逗留两三天，住愚园路王伯群府上……好，我马上来。”
夫人忧郁地问：
“汪精卫、陈公博一块来找你？……我妇道人家不懂什么，可我怕……怕跟他们来往将来说不清。老百姓反日本反得这么凶，他们长得了吗？你……”
“这种时候不敷衍他们哪行？唉，难呐……”周作民握着右拳往左掌上一击。“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见了他们再说吧。你不必太担心，凭我与公博的交情，谅他不会太为难我，何况我跟汪精卫也有几面之交呢……对了，快把那治心绞痛的西药丸给我找来，我随身带着。”
见了他们，周作民想尽办法与他们周旋。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与陈公博说真话。他自信已把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三巨头一块找他谈话的原因猜到了八九分。“大概以为我在香港被侵略军吓住了，会就范了……”
想起香港他怒火中烧，忘不了那奇耻大辱：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制造珍珠港事件的同时空袭了香港。那天入夜，正在香港视察行务的周作民从权当防空工事的地下室爬出来，和他的好友何廉、徐国懋在干德道的一个院子里透气。忽听飞机引擎声响，他以为日机又来轰炸，疾呼防空。
何廉告诉他休慌，当空一指说：
“重庆派来的飞机，接大人物的。”
飞机远去，三人相对无语。良久，徐国懋提议找有关人士探听重庆方面的消息。何廉率先入室打电话。未几，消息探得：只有重庆方面列上名单的人士方能登机离港。
“还不是谁官大谁逃生！”周作民忿忿不平地慨叹。“官是不能不做的，而且得往大里做。”
“屁！”往日里文绉绉的何教授一反学者风度粗鲁起来。“那个曾经故作神秘兮兮地给周总经理送密信的女人章蕊梅算个什么鸡巴大官儿？她不就是什么银行经济研究主任吗！我算是他妈的看透了！”
“她脸蛋漂亮，风情万种，你有吗？她能和大官儿们上床，你行吗？你‘学者从政派’是顶啥用的？我‘著名银行家’是顶啥用的？政局不稳，遇上无法解决的棘手事儿想起你了；宦囊空虚，花天酒地的生活难以为继，亟需钱用想起我了。到了危难时刻，嘿嘿，对不起，‘学者从政派’也罢，‘著名银行家’也罢，统统不灵。”周作民翻出一瓶洋酒，抓过三只茶杯。“来，喝酒，醉了就啥都不想了……”
日本飞机仍然轰炸。重庆飞机没有再来，周作民只有与闷酒为伍。
闷酒，喝到第十八天，香港政府在告罗土打饭店楼上扯起白旗，宣告对日投降。
周作民被日本宪兵拘禁！押进九龙半岛酒店，押进香港大酒店……一直押到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五日，又押上飞机，押到广州，押到台北，押回上海。
回到上海，说是自由了。可他失去的自由比拘押还多，天天有人找上门来！日本人、蒋政权人、汪政权人，黄金荣、杜月笙的人……方方面面的形形色色的人。那些人脸皮特厚，软磨硬泡，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避之不开，挥之不去，来头一个比一个凶，官衔一个比一个大……直至今日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三巨头一齐上阵。
周作民说着说着，表情陡然一变，痛苦不堪地捂住胸口左侧心脏处：
“啊唷，啊唷……”
“你……你怎么了？”陈公博惊慌地盯着他问。
周作民吃力地指着挂在衣帽钩上的皮包：
“那……有……药，快……快给我拿……拿来，心……绞痛得不行……”
话未说完已躺倒在沙发上。
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他们看着救护车把周作民送进医院后，多次派人询查医护人员。回答结果完全相同：周疾有三：喉疾、牙痛、心脏病。三种疾病以一三两种为甚，第二种虽然较轻，却如俗语所说“牙痛不算病，一旦犯了要人命”。
从此，汪精卫他们再也不提请周作民出任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一类话茬。从此，周作民有了挡箭牌，挡开了日伪政权企图委任他的一切职务，诸如商统会理事长、商统会监事、米业统制委员会理事长等等。
那“挡箭牌”从周作民被从香港押回上海之日起便开始设计营造，帮他精心“施工”的是他的医务界的三位朋友，这三位医生当时在上海都小有名气。几年后，周作民真的患病，他们便成了他的保健医生。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宣布以金圆券代替法币，说是改革币制。
九月十日，周作民接到一封由蒋经国具名的公函，令他于二十一日上午到梵皇渡路乐义饭店见蒋经国。
次日一早，周作民遵令而往。进得门去，有位秘书请他坐等。他见桌上有份名单，有他的名字，还有各大银行首脑。那屋是套间。他刚一坐定，就听里间有争吵声传出，似乎双方都在动怒。
不一会儿，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浙江第一银行董事长李馥苏从里间走出来。只见他面红耳赤，神色忧愤。周作民起身与他招呼，他也不作声，只机械地点点头便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