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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的灾难躲过去了，但开交易所调用了日夜银行的大笔资金，还是要还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储户的钱，他们随时会来提取。黄楚九不得不卖掉了自家的花园住宅和部分家产，来支撑日夜银行的金融周转。
交易所的失败，使黄楚九受了挫折，也蒙受了经济损失，但并没有阻遏他发展事业的勃勃雄心。通过这次“民十信交风潮”，使他切身体会到“日夜银行”帮了他的大忙，要办大事，没有金融机构为依托是不行的。有了自己的银行，可以应付突发性的大笔开支。他更加看重日夜银行，决心要把银行办好。
黄楚九在“大世界”内部设立“日夜银行储蓄部”，开展“券利并给”攻势。“利”指利息；“券”是指“大世界”入场券。“券利并给”就是各项存款在按章付给利息的同时，按储蓄数额不同赠以数额不同的入场券。这样就吸引了大批资金，使日夜银行营业大振。
资金就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可是资金多了，应当投出去才能以钱生钱。由于交易所生意做赔了，他曾经收敛了一个时期。不久，黄楚九又按捺不住了，还要创办新的企业。他的大女婿臧伯庸劝他不要把摊子铺得太大，今后重点应放在“守业”上。黄楚九听了，想想自己已届天命之年，体力、心力大不如前，应当止步了。所以，他在一九二一年，为自己建造新居时，取名为“知足庐”，自号“知足庐主人”。
“知足庐”建在爱多亚路龙门路。外观富丽堂皇，里面装修豪华；大厅宽敞，可摆十多桌酒席。客厅正中挂着一幅中堂，山水之间有条蜿蜒小道，道上三人，最前者骑马而行，中间有骑驴者，最后面是一个推着小车的老汉踽踽独行。画上的题辞是：
别人骑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我不如；
回头又见推车汉，比上不足下有余。
在画的旁边有一副对联，上联是：
求闲那得闲，偷闲便闲；
下联是：
思足几时足，知足乃足。
黄楚九的知足，应当是富足，是他一生中最豪华的时候。他在“知足庐”里，天天宴席，日日歌舞。每日都有“大世界”色艺俱佳的女伶奉命前来陪酒作乐。他还收集了许多古董奇玩，有一块翡翠重三百二十七斤，价值十余万元。还收藏了一百余把名贵折扇，上面有明、清著名书画家的画，价值连城。每年夏天，举办宴会，一天换一把扇子，用以示客，举座赞叹。他穿的长袍，面料、做工十分讲究，每天三换，晨起所穿为含苞待放；中午换成奇花怒放；晚间所穿为繁花初偃。冬日所穿皮袍、马褂，件件都很昂贵，都是从清朝宫廷那里收买来的名贵之物。
黄楚九也做一些慈善事业，除前面提到的救济水灾孤儿等，他在龙门路建立眼科医院，自己有时亲往门诊，对贫穷病人免收诊费、药费。他对手下职工也比较友善，特别是对他忠心效力的人施恩关照，一年到头，四时鲜货派专车一一送上门去。
一九二一年，“知足庐”落成之日，正是黄楚九五十华诞。他在寿诞宴席上致辞时，曾流露了准备“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之意，但是还说：“尚有不少计划尚未实现，不愿贸然放弃，今后如何努力，还请各位不吝赐教。”果然，过不了多久，上海掀起了“地产热”，地价猛涨，到处大兴土木。黄楚九又站了出来，跨出了新的步伐，这一步给了他以致命的打击。
炒房地产遭大难
二十年代中期，上海的地价猛涨，房价也看好，这就促使黄楚九投身于房地产业，想要做成一笔毕生少有的大买卖。
他依仗“日夜银行”吸收的资金，在浙江路后马路（今宁波路）地段，耗费巨资，租地盖大楼，一下子建起了二十多幢款式新颖的带铺面的楼房，下面可开商店，上面可租给居民或作公司的写字楼。在大兴土木时，房地产行情正趋热潮。待到一九二七年，楼房建成时，由于时局动荡，上海成了新旧军阀争夺的肥肉。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战火连绵不断，使上海市面经济顿时萧条。黄楚九新盖的二十多幢楼房、铺面竟无人承租。经过再三努力，才租出两间房屋，一间租给了电力公司，另一间租给了一家鞋店。其余一排排崭新的楼房，全空着。这情景等于黄楚九投资房地产业的失败。
大兴土木所用的巨额资金是动了“日夜银行”的存款，久占不还，影响了银行周转。有的储户来取款时，几次告急，黄楚九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应付一下。他还有一笔二十万元的资金，准备购买轮船，但被上海轮船大王虞洽卿给扣住不还，在暗中给黄楚九沉重的一击。他用以自救的最后一招被比他更强大的对手封住了。他还准备将自己的房地产契约作抵押，求银行给他贷款，无奈大厦将倾，无人肯给予帮助。
黄楚九原有心脏病，时至一九三０年，又添了气喘病。银行的大窟窿已难堵上，病情日渐沉重。他在家人的劝说下，到杭州休养，但心中不得安宁，日夜思考如何逃脱破产的厄运。
按照黄楚九的女婿们和谋士们的意见，如果此时黄楚九赶紧收缩业务，该盘就盘，该关就关，当卖则卖，设法还清“日夜银行”的债款，保住几家根基厚实、前景有望的实业，出路还是有的。他日情况好转，可以再展鸿图。
可是，臭名昭著的青帮祖师爷黄金荣不给黄楚九这个机会。这时，黄金荣已从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任上退休，住进漕河径黄家花园，表面上他已经“收山归隐”，实际上还操纵三百门生、三千门徒干着坏事，然后坐地分赃。
原来黄金荣看到“大世界”游人如潮，日进万金，心里早就痒痒，恨不得一把夺过来据为已有。这回听说黄楚九炒房地产失败，“日夜银行”的欠款还不上，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于是他指派门徒放出风声说道：
“日夜银行的存款已被黄楚九提走大半，他自己已经病情严重，躲到杭州避风头去了。”
上海市面本来就不太平，人心惶惶。这个风声放出后，立刻谣言四起，“日夜银行”门前围着一千多人要求提出存款。黄楚九闻讯，立即赶回上海，亲自坐镇，拼力挽救残局。
黄楚九一九三一年一月二日回到上海。十天之后，在报上登出他的照片，以稳定人心。他以地产契约为抵押，募集了三十一万元，又向亲友借贷五万元，应付“日夜银行”的提款。通过这些措施，“日夜银行”的挤兑风潮渐趋和缓。黄金荣眼看黄楚九要缓过气来，又指使他的门徒向“日夜银行”一齐要求提出一笔巨款。黄楚九看清了这股恶风逆浪的来头，竟是他多年孝敬的黄金荣，又气又恨，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九日突然昏厥。经抢救，苏醒过来，自知无望，不禁老泪纵横，口授遗嘱，恳请虞洽卿、王晓籁、王延松、袁履登、叶山涛、赵芹波等人组成他死后处理善后事宜委员会，并拜托他们在办理善后时，“莫伤害我妻子儿女应得的利益”。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九日下午四时十分，这位上海著名实业家，民族西药业、现代娱乐业先驱黄楚九先生离开了人世，享年五十九岁。
黄楚九去世后，引起一片恐慌和混乱，除“日夜银行”存款户要求提款外，黄氏各个企业股东也互相争夺，几日内被弄得银货两空。黄楚九的法律顾问一再声明，仅黄氏所有奇珍古玩和房地产，合价有六百多万元。可是黄楚九的债款只有四百万，用来抵债也该富富有余。可是，经过法租界当局一年多的清理，债权人追回的款子仅得原数的十分之三四，最后除黄氏遗孀及守寡的长媳各得四万元生活费外，黄氏财产荡然无存。正像送葬时一副挽联中所写：
楚楚大志，十年雄心争天下；
九九归原，一双空手赴黄泉。
黄楚九只身闯荡上海滩，奋斗四十年，事业发展之迅猛，为举国瞩目，但败落之快也使人膛目结舌。他的失败，是败于世界经济危机和黑社会势力的暗算。他的成功，有许多经验可资借鉴。经营视野开阔，经营手段富有创意，能够巧妙地运用社会游资来发展他的事业。他以一个青年中医眼科医生，只身闯荡上海滩，创下这么大的事业，对我国医药工业和娱乐业的发展起了开拓作用，功不可没。
黄楚九的企业中，因中法大药房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所以未被别人侵吞。至于“大世界”的命运，最后还是被黄金荣所占有，改名为“上海荣记大世界”。
解放后，“大世界”归人民所有，改名为“文化宫”。一九八七年，应海内外人士的吁请及上海市民的愿望，“大世界”恢复原名，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的娱乐中心。黄楚九先生若九泉有知，当以此自慰。
（洪宏） 杨粲三和四川聚兴诚银行
杨粲三（一八八七—一九六二），四川江北人。又名培英。父杨文光为重庆巨富。杨粲三早年当学徒，学习经商之道。一九０八年接任聚兴成掌柜。民国成立后，揽办重庆铜元局和川北盐税业务，获巨利。一九一五年创办聚兴诚银行，任总经理。抗日战争时期，业务获大发展，形成庞大川帮银行集团，并向工矿、交通、公用等部门扩展。建国后，参加公私合营，任四川省政协常委，公私合营银行联会总管理处副查事长。一九六二年病逝于重庆。
他有一个经商有道的父亲
重庆简称渝，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汇合处。重庆三面环江，形如半岛，依山建城，有“山城”之称；又因多雾，也称“雾都”。
四川是天府之国，重庆是四川的首府。
杨氏家族，是重庆的豪门望族。
据有关资料记载，杨文光的祖父杨清肇于清道光年间，扶妻携子，从江西老家南城县经陕西辗转迁移，来到四川巴县三品京堂街居住。后又以多年经商赚的钱在重庆江北县宝盖厢盖了房子，购了田产，从此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杨文光的父亲杨骏臣，觉得经商太辛苦，风险又大，于是选择了发愤读书的道路，希望十年寒窗后能金榜题名，升官发财。可事与愿违，杨骏臣在考中凛生后，竟屡次乡试不中。科举功名不成，家道渐渐衰落。杨骏臣只好以设立私塾，教几个学生为生。
清咸丰四年（公元一八五四年），杨家降临了一件特大喜事：杨骏臣的长子出生了！
这天，杨家的宅院里，一派喜气洋洋。左邻右舍的朋友都前来祝贺杨家得贵子。杨清肇、杨骏臣父子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杨骏臣的妻子在生下长子前的一个夜晚，做了一个美梦。漆黑的夜里，突然出现一颗斗大的闪闪发亮的星星，不久便落到了杨家的宅院里。杨妻一惊醒来，原来是一个梦。第二天便生下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儿子。
杨骏臣非常高兴，认为儿子是文曲星下凡，日后必定大富大贵。遂按字辈给儿子取名焕斗，号文光。希望他将来成为杨家的“玉堂人物”，实现他升官发财的美梦。
杨文光果然天资聪颖，从小心高气傲，自命不凡。读起书来起早贪黑，惹人喜爱。
但事有不幸，清同治三年（公元一八六四年），杨文光十岁时，一场大火烧毁了杨家的住宅。这突来的不幸在杨文光幼小的心灵里打上了一个很深的烙印。家庭的处境更加困难了，杨文光不得不放弃科举功名，走上了杨家世世代代的经商之路。
清同治九、十年间（公元一八七０、一八七一年），十六七岁的杨文光经姐夫叶紫卿介绍，开始进聚兴祥商号当学徒，拜当时重庆富商刘质堂为师。在商号里，聪明伶俐的杨文光，每天默默苦练打算盘、辨银子成色等基本功，业务能力提高很快，很得师父师母的好评。三年学徒期满，杨文光对商务已日渐精通，刘质堂便提升他为掌柜，放手让他经营。
这时的杨文光对经商赚钱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科举功名的理想早已置之脑后。他念念不忘的是如何积蓄资金，创办自己的商号，成就自己的事业。
机会终于来了。清光绪十二年（公元一八八六年），由于时局混乱，商业凋敝，聚兴祥商号亏损太多，许多股东要求退股而进行改组。改组后的聚兴祥商号股本为一万两。杨文光拥有起会股五百两，和虚设股五百两，共一千两，占总股本的十分之一，成了名副其实的老板，初步实现了他奋斗的目标。
聚兴祥商号苦心经营了十年后，终因社会动荡而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宣告结束。但是，在商战中奋斗了二十五六年的杨文光却成熟了，并以“稳重谨慎”闻名于重庆商界。
信誉就是金钱。聚兴祥商号结束后，许多人都仰慕杨文光的声望，纷纷邀请杨文光入伙。不久杨文光便与人合伙成立了聚兴仁商号，资金仍为一万两，杨文光被公推为掌柜。杨文光大大庆祝了一番，店内店外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喜气洋洋。杨文光出出进进招待着各方客人，决心大干一场。
有关文章是这样记述商号的第一次股东会的。杨文光激动地向大家宣讲了他的经营方略，他说：
“诸位兄弟，承蒙大家推举我作掌柜，今后必将竭诚效力，不负诸位重托。”
杨文光说到这里，稍稍停了一下，环视了一下大家，然后继续说道：
“以后我们的业务采取深购远销、长途贩运的方针。既经营匹头、棉纱、机器、五金等长江中下游的产品，也经营银耳、药材、山货等四川的产品。同时兼作票号的存、放、汇兑业务……”
杨文光兴奋地讲着，恨不得一下子将他的宏伟规划全倒出来。一讲到票号，他的眼睛马上一亮：
“这方面刘质堂先生很熟，我明天即去请他帮忙！”
杨文光说到做到，商号开业的第二天，他便雇了一顶大轿子，亲自去请刘先生。杨文光拜刘质堂为师，学徒几载，早熟如家人，但这次见面仍客客气气地施以重礼。刘质堂见状，忙请他坐下，问道；
“文光，有啥子事？”
杨文光坐定，开门见山地道出来意。
刘质堂边听边点头称赞。为了支持他最得意的门生经营商号，发展事业，他欣然同意了。
从此，在重庆商界德高望重素有殷实之称的刘质堂便天天被轿子请到聚兴仁商号上来。杨文光更是亲自端茶点烟，恭敬得无以复加。
果然，刘质堂在商号上一坐，便增加了商人们的安全感，资金源源而来。
杨文光利用这些资金大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又先后在省。内外设立分庄，创立分号，大大拓展了业务。一时间，杨文光已成了重庆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了。杨文光很得意地对人说：
“利用别人的资金发展自己的事业，这不失为一个生财妙法。”
聚兴仁商号开业后，另一次大发财的机缘是大足县爆发的余栋臣起义。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四川大足县爆发了以余栋臣为首的反清灭洋起义运动。其声势之大，遍及川东，震撼重庆。市上人心惶惶，准备逃难。各商号皆抛售存货，换取现金，物价大跌。各票号更是焦急万分，他们一方面要找个可靠的“下家”将手中的现款放出去，另一方面又要找个可靠的人帮助将放出去的钱收回来。谁最可靠呢？大家都把目光瞄准了以“稳重谨慎”闻名的杨文光。
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一个票号掌柜请杨文光帮助的情景：
“杨掌柜，我已是第四次找你了，看在我们多年交情的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