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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你很快便知道这是在赵家寓所。到了这会儿，你已经不再像当初那样迷茫，清楚地知道此赵君非彼赵君，是悲惨遇害的赵湘的孪生兄弟，即将奔赴美国讲学的画家赵鄂。
不过，此一刻这位画家相当痛苦，一张原本便非常白皙的脸愈发苍白，两只迷人的大眼显得黯然失色。他张大着嘴局促地喘息着，一缕难看的口水正沿着他漂亮的下巴缓缓淌下。
鉴于我一般不喜欢直接表现那种让人恶心的场面，当他即将继续呕吐时，我会立刻把镜头甩到他摆放在寓所某处的一些药品，只是让你听听从卫生间里传来的一两声难听的画外音罢了。
当然，你知道我的警察朋友陈耳东刚刚接手那起谋杀案，此时正在案发现场忙着寻找罪犯留下的任何蛛丝马迹，不可能这会儿就通知被害人家属，所以你断定赵鄂还不知道自己的孪生手足赵湘已经魂归西天，自然也不会认为他的呕吐和赵湘的死有什么关联，多半会认为他的肠胃有些不适──不是昨天的啤酒喝得太多，就是他兄弟冰柜里的那些速冻食品出了问题。
我估计你会这样觉着。换了我也会这么想。而作为知情人，我应该告诉你──自打从北京回来，这一位一宿没睡，一直呕吐不止。
接下来你会看到，当他无力地从卫生间走回房间，抬起沉重的手臂正准备把七八片儿药送进嘴里的一刻，忽然被一阵倏地响起的电话铃声惊得浑身一颤。犹豫了一下，赵鄂还是放下了那些药，走过去伸手拿起听筒。
“赵鄂吗？”有人问。
“我是。”他强打着精神回答，瘫坐在一把椅子上。
“噢，听出阿拉是谁了吧？”
虽说他此时十分虚弱，且精神萎靡，可出于种种原因，听见那位一口的上海话，他还是笑了。不过他马上想起了什么，于是冷冷地问：
“张文英吧？”
“是的是的，”对方回答，又问，“从北京回来啦？”
“嗯。”
“怎么样？事情……办得还顺利吗？”
“顺利。”他依旧冷冷地回答。
“噢？签证拿下来啦？”
“嗯。”
“恭喜恭喜！”对方没有理会他的冷淡，笑嘻嘻地问，“这么说──就要远走高飞啦？”
“如果……”再一次抓起那些药吞了下去，他说，“那件事……能尽快了结的话。”
“一点问题都没有，不然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呀。怎么样，我们见一面？”
“什么时候？”他问。
“你看中午好不好？”张文英热情地说，“凯悦对面新开了家馆子，‘生吃牛肉’做得蛮不错，一起去那里吃个饭吧？”
“不必……了，”努力地止住再次袭来的一阵恶心，赵鄂说，“很抱歉我这会儿有点儿……要是方便，下午三点半，我在利顺德大堂酒吧等你。”
“好的！”张文英爽快回答，“就这么说定了。”
那个叫张文英的上海画商是准时到达利顺德大饭店的。他是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身材瘦小，一张典型的南方人的面孔，皮肤细腻的脸颊上泛着一股近似心脏病患者的红润，闪闪发光的秃顶周围，是一圈儿精心梳理的稀疏软发。走进酒吧时，他看见自己熟悉的青年画家已经坐在了那里，就连忙奔了过去。
刚一落座，他便上下打量他的老朋友。顺着他的目光，你会看到那个硕高的漂亮年轻人此刻的装束与在本故事出场时完全不同，彻底是两种截然相反的风格──上身穿了件带有一幅表情怪异的毕加索大头像的黑色短袖圆领T恤，下身是一条鲜艳夺目的黄绿相间方格裤子，赤裸的双脚上套着两只一看就知道是意大利生产的棕红色皮凉鞋，纤细得如女人般的两只手腕上，一边是一只白中透绿的翡翠手镯，另一边是三四串颜色、质地、大小各不相同的珠子。
“唔，这身打扮……才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微微诧异之后，那位画商点点头，用一种近乎长辈的口吻赞许道。
要是我没说错的话，无论是看电影还是读小说，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情形──因为一些你已经知道但故事里的人尚且不晓的事儿，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为他（或者她）着急。譬如说一个孩子在放学途中被一辆大卡车撞飞了，像一摊棉花似的躺在几十米开外的便道上，而那孩子不知情的父母却还在农贸市场里为1斤茄子或2斤扁豆一毛两毛地与一个卖菜的摊贩讨价还价……
所以我认为──当你看到那天下午这位赵老兄在他的孪生手足悲惨地蒙难之后，依旧这般模样儿，舒舒服服地坐在那家五星饭店里安然地与那个画商喝着朗姆酒时，少不了会有那种感觉。
一番寒暄后，二人进入了正题。
“这是……那件大作的款子……”说话间，画商把一张现金支票递给对面奇装异服的年轻画家，满意地在他那双大眼睛里看到一丝惊诧。“怎么样，现在不生气了吧？”
“就算是吧。”年轻画家微笑着回答，跟着反问自己的经纪人，“不过我想，你一定没有忘记留下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吧？”
“那是当然。”看着赵鄂把支票收进一只款式新潮的黑色皮包，画商得意地说，“……之所以阿拉先斩后奏，实在是这种机会千载难逢，你这辈子很难再碰到这么赏识你的人啦！”
“这位……是干什么的？”呷了一口洋酒，压了压肠胃里的不适，赵鄂漫不经心地问，随即在椅子里转过身，抬手抚摸着旁边一只巨大的花瓶。
“大企业家！”张文英认真地回答。拿起烟灰缸里的一只印有酒店招牌的一次性打火机，他用那种声调高低落差很大的上海腔接着说，“是──生产这个东西的！这位大企业家是温州人，是阿拉妈妈的一个远房亲戚……别看这个东西小小的，值不了几个钱，却行销全世界，可是不得了！据阿拉妈妈这位远房亲戚讲──他曾经在一个美国电影里看到一个蓝眼睛的女孩子点香烟的时候，手里拿着的竟然是他开发的一款产品！”
觉出眼前的这位画家并没有认真听自己说话，上海画商一时感到扫兴，但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噢！差一点忘了──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凝视着花瓶上的一个古代仕女，画家心不在焉地问。
“这位企业家──就是阿拉妈妈的这个远房亲戚讲，他打算买下你的全部作品！”
“啊？”这一下，画家吃惊不小。
“而且，”上海人得意地说，“他还把价钱的事情全权交给了阿拉……你看，这不就好办了嘛！”
“噢？……这是真的？”
“只是……”掏出一张照片递给他后，画商继续说，“这位热爱艺术的大企业家还有一个小小要求，但却是先决条件，当然对你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他希望你能给他画一幅肖像。他说了，酬金由你定，只要画得好，让他满意，花多少钱他不在乎；他还说———如果这张照片不行，他可以派人来专门接你飞去温州，住豪华酒店，往返乘坐一等舱，我想这样的好事情，你一定不会拒绝吧？”
就在上海画商信心十足地朝青年画家望去之时，却忽然在他所熟悉的那张脸上看到一种陌生的神情，跟着就听见这位赵老兄断然的拒绝。
“不！”画家坚决地说。
“不？”这回轮到上海画商吃惊了。
“绝不可能！”他执拗地补充着。
“这……这实在……不可思议……我简直……”
对于画家的这种态度，画商张文英显然没有料到。意识到大把的佣金将要泡汤，不禁一时语无伦次：
“我真的难以理解，这到底……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我是个艺术家，”赵氏兄弟冷冷回答，“不是谁给钱就为谁提供服务的婊子。”
因为第一次听见自己的雇主说脏话，画商有些反应不过来，惊诧之态不可言状，他瞪着眼睛说：
“怎么能这么讲呢？你不是……也需要模特儿嘛，而且还要给人家付钱……”
“那是两回事儿。”画家清高地说。
“可我觉不出有什么不同，况且……算了，我看你面色不好，是不是生病啦？要不我们改日再谈吧。”
“没什么可谈的。”
“那可是一笔巨款呀！”张文英满脸通红地说，“我已经为你算过了，即便不包括……”
“别说了，”画家摆了摆手，“我的钱已经够用了。”
“够用了？可你不是……要去美国吗？”
“是呀，怎么啦？”
“要知道……到了那儿，你的花费会很大的──”画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买汽车，买房子，购置新家具，装修画室，造游泳池；请人辅导英语，支付女佣、厨师、律师、牙医、代理人的开销；因为身体不够强壮，你还要定期去健美学校接受训练，经常打打高尔夫球；你甚至还要……”
“对不起……”赵氏兄弟打断了自己的经纪人，看了看表，站起身说，“我真的非常感谢你，可时间不早了，我要在下班前去银行办点儿事儿，今天就到这儿吧……”
掏出几张百元钞票放在桌上后，画家就站起了身，潦草地和那个一脸困惑的上海画商握了握手，便径自离开了酒吧。
穿红裙子的女人
走出利顺德的大门，衣着惹眼的赵鄂匆匆地走向停车场。钻进一辆银灰色的奥迪“TT”型跑车后，他打开点火开关，挂上挡，轰轰地驶离了饭店，朝位于小白楼的一家中国银行奔去。
在一个十字路口，赵鄂停下车，等待放行信号。此刻，刺眼的夕阳刚好迎面照到他，于是他便放下了遮阳板。当他习惯地对着上面的镜子梳理自己的长发时，忽然看见仍留在自己脸上的一股愠怒，显然，他还在为那位上海画商而恼火。
虽然这位脚下的油门连接着一台动力强悍的大功率发动机，但因为遇上意外的交通事故，原本两三分钟的路，他足足花了半个小时才赶到那里。而走进那间小小的储蓄所，看见惟一一个开着的窗口排着一条长队，赵鄂不禁为所剩无几的时间而担心。正在焦虑之时，忽然觉出有人在自己的肩膀上拍了一下，一回头，他看见一个穿着红色长裙的女人正在身后冲他微笑。
“这么巧？”那个女人说，用一种只有关系十分密切，才会有的特殊眼神注视着这位赵老兄。
“呃，呃……是你呀……”他支支吾吾地说。
“哼，没想到吧！”女人一副得意的神情。
“是是……”赵鄂搪塞着，“不过我……”
尚在他一脸窘迫，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的时候，女人继续说道：“不用解释，什么也别说，甭想轻易地甩掉我，我就知道──早晚会逮到你……”
赵鄂几次欲开口，但都被这位意外相遇的女人所制止，他只好耐着性子听她絮絮叨叨地说着些二人上次分手后自己生活的种种变故。
终于，他排到了窗口。
“是赵先生呀！”冲他熟识地点了一下头，柜台里边的一个脸色苍白的银行职员接过他递上去的身份证。“一接到您的电话，我就给您办了挂失，现在的小偷实在太多了，幸亏您有密码……”
“怎么？”那位穿红裙子的女人在赵氏兄弟身后惊奇地问，“让人给掏包儿啦？”
“唔，可能是在……，他心不在焉地应承着，从皮包里拿出护照，展示给窗口里的男孩儿。“我要出国，急用这笔钱，能不能通融一下，现在就让我取走？”
“对不起赵先生，”把一张单据递给了他，银行职员起身离开座椅，趴在柜台里面对他说，“尽管我认识您，但这个我可没办法，您知道，银行的制度……”
“非得要等一个星期吗，我可是你们的老客户啦……不能提前几天？”赵氏兄弟不甘心地问。
“真的是不行。”银行职员无奈地回答。
沮丧地走出那间不大的储蓄所后，赵氏兄弟一再声明自己的肠胃多有不适，但听说自己的老相识即将飞往外国，那个忽然冒出来的女人却坚持要为他送行，推卸不掉的他只好皱着眉头走入附近的起士林西餐厅。
当他们吃罢了饭，正慢慢啜饮着香浓的咖啡时，女人起身从对面坐到了他的旁边，随即把手放在了他的大腿上。
“怎么样，”摩挲了片刻，她将自己热切的嘴唇贴在他的耳边悄声问，“今天晚上……是去我家，还是上你那儿？”
就在受到了诱惑的这位赵老兄还在犹豫之时，一个年轻警察骑着自行车来到了马场道上那座于19世纪最后一年建造的小楼门口。他看了看门廊一根石柱上的地址牌，便走了进去。
在三楼，年轻警察挨个敲了走廊上同属于赵氏家族的几扇房门，确认主人不在家，旋即掏出一张印有自己姓名和电话的“警民联系卡”，简单地在背面写了几个字，随意选了其中的一扇，塞进了门缝。
与此同时，在一百四十多公里之外的北京北部，位于亚运村汇源公寓的一座写字楼里，一个身材微胖西服笔挺的中年人，正在自己宽大的办公室里苦着脸点燃两个钟头里的第十八支香烟。他身后的一排柜子上，有一尊身披哈达，看上去像是来自西藏的佛像。他的面前是一张一米多宽，两米多长的大写字台。
与何芊谈了话之后，得到两条怀疑线索的陈耳东决定首先调查赵湘曾经工作过的那家公司，而后再讯问她的丈夫。
回到刑警队，他立刻派小胡去了北京市工商局登记科。根据何芊所提供的“投资顾问公司”、办公地址在亚运村汇源公寓、负责人姓“左”这三个条件，一个工作人员很快便在电脑上找到了赵湘生前供职的那家公司。随即，陈耳东便带了梁子驱车前来，并且见到了该公司的左总经理。
“啪”地一声合上了手中的高级打火机，瞥了一眼正在一旁作着记录的刑警梁子，那位左总经理沙哑着嗓子对坐在对面为赵湘谋杀案而来的陈耳东说：
“……总而言之，我讲的都是实话，我觉得你应该相信我。别的就不说了，起码有一点你应该明白──虽然我对这个赵湘恨之入骨，但绝对不希望他这会儿就死，更不会去雇人杀他。况且我也不是黑社会，所作的不过是为了追回那40万美元，一切仅此而已。
“其实这件事也赖我，一开始就应该报案，可不怕你不爱听，我真的是不愿意和你们这帮人打交道。上一次……算了，那件事就不提了……再者来说，你知道，那家报社的记者站就在这座大楼里，那些家伙一天到晚像苍蝇一样四处乱转搜寻着新闻，一旦此事张扬出去上了媒体，公司的信誉肯定会受到影响，说不定我现在正在谈着的一个800万美元的项目也会因此而泡汤。就是为了这个，我才没有报案。
“万般无奈之中，我让秘书找了那家讨债公司。她对他们也不了解，只是在一家报纸上看到他们“清欠债务”、“行踪调查”的广告，便打电话把那两个人约了来。实际上，看见那两位的尊容，我并没有什么信心，根本没抱多大希望，至于他们干了什么，我也不清楚……”
大约与陈耳东谈了两个小时左右，左总经理说：
“要知道……他这么一死，损失最大的就是我。刚才已经告诉过了你，据那家讨债公司说，他们查到习亚兰的确已经逃去了美国，他们对她没有任何办法，但那位牛经理──就是你拿来的照片上的那个叫什么‘强’的人认为，既然赵湘和她是两口子，那个女人就不可能扔下他不管，只要对他不停地施加压力，就可以把钱追回来……”
“照这么说，”陈耳东问，“他们拿走的那40万美元，你相信是在那个习亚兰手上喽？”
“以我对习亚兰的了解……”左总经理回答，“凭她的精明，应该是这样。如果钱不在她那儿，她绝不会一个人先跑……”
“有一点我真的是挺困惑，”陈耳东说，“不管是赵湘还是习亚兰，他们都是你的手下，一个是会计，另一个是财务部经理。而且，要是我没有把先前你说的话理解错，那位习小姐和你还是……那种关系，那么，这两个人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又是登记结婚，又是办理出国探亲手续，这一切，你真的一无所知吗？”
“这的确让人难以置信，可这却是事实……”
“那么，据你所知，在你的公司里，这个赵湘和谁有什么过节吗？”
“应该没有，”左总经理摇了摇头，“那个混蛋人缘儿很好，跟各个部门关系都不错，而且，公司上下男女老幼几十口子，都和他挺说的来，谁也想不到……噢，对不起，请稍等……”
对敲门而入的女秘书说了取消今晚与某外商的约见，这位姓左的总经理继续向陈耳东诉说自己的懊丧。
“唉──！”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左总经理继续说，“我实在太自信了，不相信那个花了我那么多钱的小女人会背叛我。其实早已经有人旁敲侧击地提醒我她和赵湘的关系不正常，可我还是被她的花言巧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