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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
2004年5月16日。
当镜头展示了这架已经飞上了蓝天，正在云雾中穿行的飞机后，场景会由“日外”转为“日内”，于是──你这时候便置身于飞机的客舱里。跟在一位身材优美，正推着车向旅客提供饮料的空姐的背后，你随即就会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看见因公赴某地出差的陈耳东。
“先生您好！”漂亮的空姐向陈耳东打着招呼，“请问您用点儿什么，是红茶还是咖啡？”
“噢。还是……咖啡吧。”
道了声谢，陈耳东把空姐递过来的咖啡，摆在面前小桌上凹陷的圆形槽里，打开一张当日的《北京晨报》。瞧了一眼头版上关于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的最新情况，以及昨晚发生于平安大道上的一起严重车祸，他忽然在第二版的右下角看到一条消息：
“本报记者报道：昨天，经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核定，又有一批民愤极大，罪大恶极的杀人犯被依法处决……”
随即，在公布的名单中，陈耳东发现了赵湘的名字。
洞
北漂
我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认识立刚和文茂的。1998年的春天，像很多下定决心要来北京闯荡天下的女孩子一样，刚刚走出学校大门的我把老妈给的一叠百元现钞塞进她缝在我内衣上的一个小口袋，在一个身穿制服的女列车员的再三催促下，与月台上挥泪不止的双亲大人告了别，提起一只带有两个轮子的小箱子，义无反顾地踏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开始了我“北飘”一族的生涯。
因为读研的时候学的是国际经济法，我原本期望在北京找到相关的工作，比如在某外资企业，或者某大银行当一名法律顾问，再或者去某外国律师事务所当一名律师，可结果却与我的初衷大相径庭，想去的地方一家也没去成，最后竟阴差阳错地在“新奥尔良”外语培训学校当了一名全职英语教师。
其实说起来，这份工作不错，薪金很高，大大超过我的预期，相对也比较自由，除了每周的12节课，其它时间全由自己支配，我真的挺满意。当然了，凡事不可能一帆风顺，开始之时，我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尽管不是什么大问题，可也挺麻烦，怎么跟你说呢……从某种意义上讲，我那会儿似乎并不太适合当老师。
哦，你可别以为我的水平不高无法胜任。绝不是。我的英语非常好，尽管一步也没踏上过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土地，但那位从伯明翰归国任教的大学教授恰好是我的老爸，我从小便从他那儿学来一口纯正的英国腔。另一方面，我的笔杆子也相当不错，还是在大二的时候，就曾为《译丛》杂志翻译了一篇名曰《海浪》的小说。
那是一个旅居卡昂的德国女人用英语写的。她的名字非常长，按我的译法，叫──露西多尔·莎比娜·诺伊曼·冯·卡特琳。她是个游泳宿将，曾经试图从瑟堡下水横渡英吉利海峡，虽然没有成功，但仍然很出名，据说在上一世纪的六十年代整个欧洲都家喻户晓。
她小说里的情节大都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如同她的名字很长一样，这位体魄强壮的女作家喜欢用一些结构复杂的冗长句子，长到让人无法忍受，时不时就把我折磨得发疯；真是让我难以忘记，到现在我还能给你背上一句：
“来自英格兰西北部坎伯兰高原湖区的一阵湿润的熏风掠过爱尔兰海和威尔士以及布里斯托尔湾和康沃尔半岛，夹带着来自金斯布里奇港口里的那一艘艘只有150吨排水量的小型渔船正在卸货时所产生的一股股鱼腥味儿扑面而来并一直吹向身后的奥尔德尼岛……”
不光如此，这位冯·卡特琳小姐还常常把德语和英语弄混，比如将“Whirl pool（英语：漩涡）”写成“Wirbel（德语：漩涡）”，害得我不得不一次次地去查德语词典。尽管这样，我还是完成了下来，并按那位未曾谋面，从始至终通过E…mail和电话联系的编辑的要求如期交了稿。
也就是说，此工作我非常胜任，之所以说“不太适合”主要是指我的外在条件。这么一来恐怕又要引起你的误会，很容易让你认为我是个丑姑娘，甚至怀疑我有某种缺陷，比如一只眼──左眼或者右眼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向外倾斜；要不然就是额头长着一块让人难以忍受的黑色胎记，因而不得不一年365天用一绺刘海极不自然地遮遮掩掩。
你千万别这么想，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事实上，我长得相当不错，不但没有什么无法祛除的黑色胎记，光滑白皙的脸上连半粒小米儿大的“豆豆”都找不到；我的两只眼睛也完全正常，而且又黑又大，按照我那位沉迷于电脑游戏的小堂妹的说法，简直可以与《心跳回忆》里的一个叫“藤崎诗织”电脑女孩儿相媲美。
我从来没有玩过那个游戏，不知道她说得是不是真的，不过我知道我的眼睛的确挺迷人，它们总是给我惹祸，还是高中的时候，就不止一个男同学因为我仅仅看了他半秒钟，便固执地认为我正在向他传递爱的信息。有一阵子我真的很狼狈，为了纠正这种谬误，常常跟这个解释完了又跟那个解释，让那些没影儿的事儿折腾得筋疲力尽。所以，我完全可以大言不惭地告诉你──尽管杭州是个出美女的地方，但我仍然可以凭借一张好看的脸蛋儿脱颖而出，要不然，那家影视公司为什么会单单选我去拍广告呢。
那是高一的第二个学期，有位制片人曾经三次来我家说服我老妈签约，但她担心影响我的学习，最终还是拒绝了。去年春节，我回家的时候我老妈还提起这件事，说她很后悔，说当时要是让我去了，可能一切就会改变，说不定，我这会儿早就成为某一种化妆品或者洗发液的形象代言人了。
当然这只是我老妈的认为，只能说是一种假设，我私下里觉得我恐怕还红不到那种地步。但不管怎么说，我也称得上是个漂亮的姑娘。我深信，即便是“新奥尔良”那些对我持怀疑态度的学生们，谁也不会否认这一点。
我十分肯定──如果在大街上，一旦我出现，无论他们当中的哪一个──但凡他的女朋友不在身边或者一不留神，他都会迅速地扭过脖子，直至我上了公共汽车或消失在街角。不光是男人，不少女人也是如此，我常常感到自己同样受到女人的关注。我坚持认为———她们看到我时，会像看到一朵美丽的红玫瑰那样感到快乐。
不过，这只是在大街上，到了新奥尔良的课堂就不一样了。我的好看的模样却成为了我的问题。很多人说我缺乏信任感──我不光是长得好看，而且显得太年轻──尽管我那一年已经24，可却依旧像个刚刚成熟的少女，这每每使我的那些学生们第一次与我相见时一片哗然。在不少人眼里（几乎是所有的人），怎么看我也只有十七八──最多超不过十九去。因而，每当我第一次开课，抱着厚厚的课本走上讲台之时，把教室塞得满满当当的那一张张陌生面孔上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沮丧和疑问。甚至有一回，在我开口之前，我竟然听到有人失望地大声喊着：
“啊？不会吧！”
……好在，靠着实力，我一般很快即可摆平事态，大多只需半个小时，或者更短，仅仅一刻钟而已。但我仍然要过那一关，每一次与新生见面都是那样──包括立刚文茂那班学生。哦，当时简直一片混乱，一个穿戴时髦，长相却十分古怪的女孩子一下子就趴在了桌上，那个后来去了新西兰的胖子更是夸张，加之他坐的那只椅子一条腿有毛病，咣当一声便摔在了地上。说到立刚和文茂，两人更是吃惊，谁也没想到，一刻分钟之前在学校门口遇到的那个“小同学”就是他们的老师。
是的，在走进教室之前，我们已经见了面。当时在离“新奥尔良”大门只有25五米的存车处，而我为了新买的自行车不再一次被人偷走，正费力地用一把大锁把我的新车锁在路边一根水泥电线杆子上。就在这一刻，一辆红色吉普在我身边戛然而止，两边车门同时打开，麻利地跳下两个高大的男人──左边是立刚，右边是文茂。
“这位小姐……噢，这位同学，”开口的是立刚，他就这样问我，开始了他生平和我的第一次对话，“请问……你知道‘新墨西哥’在哪儿吗？”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四月下旬，一个春风和煦的晚上。因为连连受到校长先生的夸奖，我的心情十分愉快，不但没有介意立刚先是“小姐”后是“同学”这种称谓上的随意改动，还笑眯眯地跟这位连校名都没弄清楚，就糊里糊涂跑来上课的新学生开了个玩笑：
“新墨西哥？当然是在美国啦！”
“什么？……哦，你理解错了小同学，我的意思是……嗯？噢！对不起，是我弄错了！”掏出了听课证，他急忙纠正自己，“不是‘新墨西哥’，是‘新奥尔良’，我说的是那个英语学校……”
这便是我们仨的第一次相见。那一刻，无论是跟我说了好几句话，以为我是高中生的立刚，还是站在一旁一言未发的文茂，都没对我太在意，谁也没想到第一节课还没上完，他俩便会在课堂上一齐爱上我。
虽然如此，这两个男人却不是同时向我表达爱意的，谁先谁后完全归结于各自性格的迥异──当机立断的立刚一个星期后便向我发起了进攻；而他的决定做得更早──当我为了镇住那些尚且没有把我放在眼里的新生们，正用语速极快的英语介绍自己之时，立刚便在课桌上低声说要追求我；但文茂却完全称得上是贵人语迟，直到一年半之后，才向我敞开心扉。
1999年的夏天
在那之前的三个月，也就是1999年的夏天，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和文茂在“老树皮”见了面。那是间颇有情调的咖啡屋，坐落在阜成门西大街，从马路对面的胡同拐进去，没多远就是“新奥尔良”。当初每每下了课，我们三个常常要到那里小聚一番。
文茂打来电话时，他和我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他没有说明见我的原因，可我却清清楚楚──那一天，立刚正好失踪一年整。
那天的课有点儿拖，我去晚了，到的时候文茂已经坐在了那里。看见我，他站起身笑了笑，伸手招来服务员。有好一阵子我们沉默着。除了对服务员说了“咖啡”两个字，文茂几乎没再说什么。我也同样，我一直在想立刚，望着眼前熟悉的小桌，那只浸泡在矮脚酒杯里的红色蜡烛，那把横在我与文茂之间的椅子，蓦然就想起他来。我想起他和我之间的很多事，尤其想起他和文茂第一次邀我到这儿来的那个晚上。
“小安老师……街上有间不错的咖啡屋，我们想请你去那儿小坐，能赏光吗？”
说不定是什么时候，也说不定是在哪儿──也许是某个寒冷的夜晚孤独地坐在床前，也许是某个燥热的下午挤在公共汽车上，我总会想起立刚那天对我的邀请，听见他的声音，看到他脸上那难以拒绝的真挚。
当然，我也想起了当时站在他身后的文茂，他的那种生怕被拒绝的窘迫之态让我记忆犹新，我感到难于启齿说“不”，所以迟疑了片刻便答应了，在两只硕长的手臂护卫下穿过车辆如梭的马路，跟着他俩走进这座覆裹着一块块树皮的小房子。
我承认，在走进这间咖啡屋之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像立刚和文茂这样的男人。尽管在大学里也曾与几个高年级同学交往，他们不乏被我的室友们称之为“英俊小生”或“帅哥儿”，但那是两回事，立刚和文茂给了我完全不同的全新感觉。不过，虽然我告诉你他俩是同时爱上我的，但我可没有马上爱上他俩──即便是立刚，也不是一见钟情，每次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看见他，除了脸色苍白、身材颀长，和总是与比他个子更高体魄更加魁梧的文茂同来同去形影不离，并无其他印象。
但是，当我们第一次围坐在那张小桌之后，我的感觉就不同了，很快我就发现我喜欢立刚。他知识渊博、谈吐风趣，是那种极富感染力的人。与他在一起，每一分钟我都感到十分快乐。我爱听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无论他讲什么，即使是那些我过去根本不感兴趣的枯燥话题，我都被深深吸引。
我最喜欢的是立刚那双坦荡而又深邃的眼睛，当他在经过短暂的沉寂，从桌子的对面注视我时，我一下子就感到心跳加速，顷刻便被胸中涌起的阵阵激动所窒息。就是那一瞬间，我生平第一次尝到恋爱的滋味。
每当想起那次会面，我仍然记得当时情景。开始时大家都很拘谨，似乎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便搜肠刮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想起什么就说什么。不知怎么，我们就扯起了历史，从夏商周的“断代”扯到上个世纪初大清帝国的覆灭，还探讨了数千年前日本朝鲜到底是不是和我们同族这样一些复杂的问题。立刚解释了一切，包括为什么日本的文字里有不少汉字，为什么一个韩国古装电视剧里，朝鲜人不但完全使用中国的汉字，穿的也是一模一样的中国官服，张口都是孔孟之道等等。
我们一直侃侃而谈，用一些漫无边际的高谈阔论掩盖着内心之中的情感涌动。我说的“我们”仅限于我和立刚，不包括文茂；自始至终，他几乎都没说什么。由于当时──无论是立刚还是我，谁都不知道文茂的心思，所以着实冷落了他，以至于有一阵子简直就忘记了他的存在。
尽管是这样，我那天对文茂同样也非常好感──我们走出咖啡屋，打算分手的一刻，夜空中忽然淅淅沥沥地飘落起小雨来，正在我为难之际，一直沉默的文茂忽然开口：“你开车送送老师吧，哦，老师的自行车就交给我。”
那天晚上，文茂真是辛苦至极，我们刚刚拐上阜成门桥，大雨便在滚滚惊雷中倾盆而至，一时间，马路上水花四溅，顷刻便汇成汪洋。我当时真的很过意不去，时不时就回头从吉普车的后窗张望着，文茂一直紧紧地跟在后头，就好像是一个赛车运动员。行至白塔寺时，他的车轮不知压在了什么东西上，失去控制的他顿时腾空而起，摔入一尺多深的雨水中……
从那以后，虽说我爱的是立刚，可文茂也在我的心里同样有一席之地。每逢我和立刚单独见面，我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提起他来。立刚也喜欢和我谈论文茂，他的很多事，都是那会儿立刚告诉我的。
自儿时起，文茂便是立刚的朋友。两人同年出生，都长我五岁，只不过文茂比立刚大了两个月。他们是邻居，六岁那年一起拉着手上了小学，从此同窗十二载，直到立刚上了大学，二人才分手。
每逢说到这儿，立刚总要为文茂惋惜，说如果不是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文茂一定能与他一起考入北师大。退一步讲──即便发挥不正常，第一志愿不成还有第二志愿，再怎么也不会名落孙山。可偏偏……
匪夷所思
这事儿说来也是凑巧，文茂的爸爸患有精神分裂症，从打文茂两岁起，就一直住在位于房山的一所精神病医院里。恰恰那年五月，正是要劲儿的时候，文茂爸爸住的那排病房需要翻修，无奈之中，他妈妈只得将他爸爸接回了家。
那天夜里，文茂的妈妈上夜班，文茂负责看护，可他后半夜坐在椅子上睡着了，他爸爸趁机溜出家门，跑到铁道上阻拦从湛江开来正要驶入西站的K158次特快列车，结果可想而知──除了一顶让气浪吹落到路基之下的老式军帽，文茂“太可怕了，”立刚说，“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你根本无法想象……”
立刚讲述了他如何陪着文茂赶赴出事现场，如何惊悚地从八百多米的铁轨上捡回他爸爸的一块块血肉，又如何同他和他的妈妈一起去火葬场办理后事，看着文茂抱着一只黑色的骨灰匣，把他爸爸塞进万安公墓一个狭小的格子……
“知道吗，”立刚说，“我一直把文茂当作自己的亲兄弟。”他甚至告诉我，一旦两个人陷入绝境，比如说在大海上翻了船，他会毫不犹豫地把惟一的一只救生圈让给文茂，而让自己消失在茫茫大海中。他的话令我感动不已，我甚至都产生了嫉妒，因而故意绷着脸，佯装生气地给他出了一个老套的难题：
“如果那时还有我，我也掉在了水里……你那惟一的救生圈给谁呢？”
“当然给你啦，这还有什么说的！”立刚立即回答。
我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听他这么说，我忍不住笑了。可立刚却非常认真，竟然告诉我他已经和文茂讨论过这个问题，而他得到的回答十分明确，文茂说──为了我，他可以牺牲一切。
“你难道看不出来，”立刚问我，“他也非常爱你吗？”
那一刻，我真是大吃一惊──这实在匪夷所思，一方面是说文茂的痴情，另一方面是这些话居然出自立刚的口。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直到现在，仍然百思不得其解，以至于某一天不得不这样认为──或许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