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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天我终于明白了。”
“明白什么？”
“我早就做好了觉悟。自从爸爸告诉我有关那个人的事情之后，这十年以来，我一直想杀了他。已经十年了，而且是每天想。每一天、每一天，我满脑子都在想这个。所以，我才会毫不慌张，毫不动摇。虽然说这是杀人，却并不怎么像小说。”
“是吗？每天啊！”我回应道。是啊，每天啊。我暗想。我又想起了那个在垃圾堆放处发狂的春。或许只有那么做，他才可以让潜伏在心底的暴戾之马、烦闷之牛平静下来。每一天、每一天，渐渐地习惯他们的存在，最后终于到了达观的境界。所以他才会这么冷静，毫不慌乱。对于火灾被害者的同情与忏悔也一并消失。也许事情就是这样。我问他是如何找到葛城的。
“我只不过是每天都找他而已，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搜寻，从不气馁。”
“然后他回到了仙台。”
“我心里已经做好准备了。”
“是的，你心里已经做好准备了。”他把迄今为止一半以上的人生浪费在这件事上，如果在这时退缩反而显得奇怪。
“大哥，你知道疟疾疗法吗？”春突然开口，“19世纪末，梅毒还是不治之症。病菌会潜入人的脑部使人发疯甚至死亡＇注＇。当时当然没有什么抗生素。这时候，一个精神科医生想到了利用疟疾来治疗。”
＇注：梅毒后期会演变成神经性梅毒。＇
“疟疾也是病吧？”
“蚊子吸血的时候，所携带的疟原虫会借机转移。据说亚历山大大帝＇注＇也因罹患疟疾而死。总之，患上疟疾的病人往往会发高烧到40度，十分要命。”
＇注：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年一前323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三世，他的名字亚历山大意为“人类的守护者”，他维持了以马其顿领导的统一希腊诸城邦，并征服了波斯及其它亚洲王国，直至印度的边界。他用13年时间征服了当时欧洲视角的“已知世界”，被认为是历史上重要的军事家。＇
“那要怎么利用呢？”
“梅毒病菌不耐热。所以，让梅毒患者感染已经减弱毒性的疟原虫。这样，利用疟疾所发生的高烧杀死患者脑部的梅毒病菌。而这样的做法，似乎获得了不错的成效。而想出这个办法的精神科医生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那又怎么了？”
“要不就是让梅毒病菌侵占头脑，要不就是成为疟疾患者，这怎么看都是疟疾比较好。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治疗方式。这不就跟我所做的事情一样吗？难道错了吗？为了杀死更大更严重的病毒，于是做了别的坏事。”
我瞥了一眼春，他并没有表现出将错就错的样子，而是正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春的口吻虽然干脆利落，但他在这件事上却比谁都要客观。
“难道错了吗？”他有些不安地又说了一次。
我本来想回答“正是这样”，但途中却突然改变了心意，我笑着用手指向他。
“完全错了。”
“果然错了吗？”春点头，似乎显得很高兴。
“别把自己的行为正当化，你这个罪犯。”
“说得没错呢。”春悠哉地回答。
“你这个怪胎。”我略带玩笑地用手指着他，他却像是要躲过我的手指一般将头侧开。
“大哥你也一样。”他回应道。
“去爸爸那里吧，他一定在等我们。”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觉得我已经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之后我就去找警察。”春扬起下巴。
“没必要去。”我立刻说。
春瞪着我，仿佛在说，“你在说什么啊，大哥。”
“你刚才说，‘在这个世界上，这叫做坏事’。但是世界究竟是什么？”
“世界就是世界，也可以称为社会。”
“撒切尔首相曾经这么说：‘社会是不存在的’。”
“对杀人犯置之不理是于法不容的。”
“法律是为律师存在的。”
“这不是扰乱秩序吗？”
“我从没见过什么秩序。”
“这有损伦理观。”
“我的伦理观很淡泊。”
“那道德呢？”
“伦理还有道德都去喂狗吧！”我指着正在春面前的可爱柴犬。我声音响亮，语速如连珠炮，但我是拼了命，没有比这更认真的了。连指着柴犬的手指都在发抖。
我被恐怖与不安包围，稍微透了口气后，我当场坐倒，用手撑着地。我用力咬紧牙关，就怕自己不小心说出那句听起来很伟大的台词：“你应该去自首。”
“大哥，如果我今天原谅了自己，那么将来小孩来问‘为什么不能杀人’的时候，我一定会犯愁的。”
“这种小孩也喂狗吧。”
“大哥，你太乱来了。”春的脸有些扭曲。
“没错，你大哥就是这么乱来。”
我尽可能地说得轻巧。春以前在病房里说过的那句话不曾离开过我的脑海：“越是深刻的事物越要充满活力地传达。”
就跟现在一样。小丑为了忘记重力的存在，脸上画了妆，踩在球上，在空中秋千上优雅地飞舞，时而笨拙地跌倒。而我就算不搬出所谓常识和法律，重力依旧能够继续作用。那么，作为春唯一的兄弟，是否应该逆重力而行呢？
我的脑中浮现起全家一起去看马戏团表演的情景。
“没错，因为重力消失了。”
那是父亲的声音。
我不认为我的胡搅蛮缠能够让春接受，但我却比秋千上飞翔的小丑更赌上性命地祈祷着。祈祷着重力消失。我想，只消失一点点是不会受到惩罚的吧！
拜托了。
我们陷入了沉默很久，终于，不知道是谁提出，“总之我们先去看爸爸吧。”
走出店门的时候，春突然站住：“这里的狗狗听了我的话以后，说不定会去报警哦。”
“不是睡着了吗？”我指着迷你腊肠犬。
“不。”春的眼光落在一边的笼子上，“那边的金毛看起来很聪明，事情一定会很棘手。”
“到那时再说吧。”我在春的背上推了一把，店员对着什么都没买的我们寒暄道：“多谢光临。”这刺痛了我的胸口。
在停车场上自己车的时候，我又问了一句刚才忘记询问的。
“通过基因密码得出的英语单词‘Arson’，那也是你想到的吗？”
“那是偶然。”春笑了，“最吃惊的人大概就是我了。”
花
“我不怕手术。”父亲说，又补充道，“我没在逞强。”
我把自己的轻型汽车停回公寓，搭春的车去医院。病房里的父亲在看到我们俩后神色轻松不少，问：“你们两个出去玩了？”这话和以前一样。“都二十多岁了，哪还有兄弟俩出去玩的。不觉得恶心吗。”我回答道，春在一边挥了挥拳头。
父亲的脸看起来比上次探病时更削瘦。虽然外表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日复一日地消瘦却依旧让我心痛。
“终于要到明天了。”春说。
“执刀医生又不是我，再拼命也没用。”
我看见了父亲枕边放着的报纸，心下暗暗吃惊——父亲也看了吗？
我很担心，报纸上应该有刊登葛城的照片。父亲有没有发现那照片里的男人，就是当年强暴母亲的少年？葛城并不是他的本名。那个男人在狡猾地更改了姓名后照常生活。黑泽告诉我，这世界上有很多人专门从事贩卖姓名以及户籍的交易。那个男人只要在这些人当中随便找一个，就可以得到假名。那男人一定认为这样就可以与以往一笔勾销了吧——“是的，结束了——”无法原谅。虽然无法原谅，但对现在来说或许还算有点好处。因为名字不一样，父亲可能并没有注意到葛城的真实身份。
“之后就再没有发生过纵火案了。”父亲说。
春低着头回答：“是啊，大概，以后也不会发生了。”被他的冷静所鼓励，我也装作毫不知情：“不会发生了吧？”从窗往外望去，可以看到一片天空。这是个令人心情愉悦的晴天，我望着窗外，不知不觉地伸了个懒腰。
“我不怕手术。”父亲的后脑勺靠在枕头上，闭着眼睛似乎在冥想，“我也不怕癌。”
两年前动手术时，父亲不曾这么说过，我感到不安。
“那你怕什么？”
“没什么可怕的。”父亲睁开眼微笑，目光投在天花板上，像是在追忆着什么，“你们妈妈到仙台来的时候，我挺害怕的。”他说，“她突然就冲到了市政府，还带着个大包裹。冲到我面前说，‘喂，我们一起生活吧。’。”
我想像着当时的场景，这怎么可能，我暗想。
“然后还接着问我，‘你家在哪儿？我想去放行李。’。”
“竟然冲去市政府干这种事。”春说得有些苦涩，“不过话说回来，那时的妈妈还不是仙台市市民吧。”
“你们妈妈就是那啥来着——惊天动地的大美人，我的同事全都看得瞠目结舌。等她不在之后，记得我还要拼命地解释。大家都像是认定我贪污了公款似的，气势汹汹地想要弹劾我。当时我倒是真的很害怕。”
春靠在圆椅上眯着眼睛。
“那么，”过了一会儿，父亲的语气变了，“我有事情要问你们。”
“啊……果然还是来了。”我缩了缩身子，然后用力挺直，像是在做暴风雨前的准备。我用手搓着自己脸颊，想用手捂住耳朵，但这未免也太过露骨，只得放弃这个想法。父亲的语气像是挑着大酒桶般沉重。
“你们瞒着我干了些事，是吗？”
他的声音在病房里回荡。我感到胃部一阵痉挛。虽然我露出了讨好的笑容，但父亲的表情却是认真的。吃了个钉子，我只得垂下视线。而当我侧眼望向弟弟时，才发现他正闭着眼不发一言。与其说他是在做觉悟，我倒觉得他正在享受窗边那盆花的芬芳。
“干了些事……是什么事？太暧昧了。”我硬起头皮回答父亲的问题，连原本谄媚的笑容也变得僵硬。
“坏事。”父亲立刻回答，眼神像下达判决的法官一样凝重。他交替着注视我们，时间缓缓地流逝，但父亲依旧用他的双眼观察我们。
“什么都没干啊。”我用尽全身心地伪装平静。春转过眼，直视着父亲，点头道：“什么都没干。”
“是吗。”父亲说，他的脸上写的不是遗憾，而是既往不咎。他既没有翻开报纸给我们看社会版面上刊登的“路边抢劫杀人”的报道，也没有对我们怒喝“快说出真相”；既没有利用父亲的能力与威严对我们突然袭击道“我已经看穿了一切”，也没有半威胁半哭泣地对我们说“难道你们对手术前的爸爸都不能说真话吗？”。
父亲只是直起上半身，呼唤着自己儿子的名字：“春。”
那时的情景我绝不会忘。
父亲对春伸出了手，他小心地避开点滴管，朝前伸去。然后春像是突然想到了礼节，忙伸出手，两只手握在了一起。
父亲的表情没有变，我知道他此刻的右手一定强而有力。他像是要传达自己的意志一般用力地握着，而在外人看来，或许会误认为这对父子正在势均力敌地比腕力。
我不知道父亲的握手代表什么。是想要减少春的罪孽吗？是想代为呵斥沦落为罪犯的儿子吗？是想要夸他做得好吗？还是想为春的未来几十年想法子？或者，他想的根本就是别的事情？我不得而知。只是，看着他拳中所注入的力量，我深刻地了解到，他早就看透了知道了春所做的一切，也明白了儿子所犯下的罪。
春的表情如梦似幻，望着父亲，回握住他的手。
“你瞒着我干了件大事，是吧？”父亲突然又一次开口。春眨了几下眼，似乎瞥了我一眼，然后微笑道：“什么都没干哦。”父亲放开了他的手，转而面向我，露出了幸福的笑容。然后，他又转向春，说：
“你在说谎的时候就会噼里啪啦地眨眼，从小开始就是这样。泉水你也是。”
我们被这话说得哑口无言，只是微张着口，呆若木鸡地望着父亲。于是，父亲对着春又继续说了一句话——这是最能拯救我们兄弟俩的台词——
“你们都跟我一样，不擅长说谎。”
平淡的一句话，这句话或许毫不足道，但我却无法动弹，甚至屏住了呼吸。
看啊，仁RICH！我在心中呐喊。
什么染色体、什么基因、什么血缘关系！父亲不是轻易就飞跃了这些束缚吗？
父亲轻易地就证明了春和他自己的连续性。虽然毫不科学，虽然没有道理可言，但我的内心却在开怀大笑：“什么呀，跟基因根本没关系嘛！”
而春却摸着自己的头发，一脸困惑。
父亲没有再次质问，也没有拆穿我们任何一个的谎言。
之后的几十分钟，我们只是东聊西扯，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笑声。
“那花真好看。”春指着放在窗边的插花。
“很好看吧？”父亲说，“是一个叫黑泽的朋友送来的。”
“不是大哥送的？”
“不是。”
春走进窗台，凝视着那花：“这黄色的是茴香啊。”
“茴香？”
“是一种药草，香味略带刺激。你知道茴香的花语吗？”春问，“送你这个的人或许很敏锐呢。”
“花语？不知道。”明明没有被太阳照到，但是父亲的脸却显得很耀眼。
“它的花语是，”春点了点头，“和爸爸很衬。”
“是什么？”
“值得赞赏。”
国际规格
从医院回家的路上，春坐在驾驶席上紧紧地握着方向盘，“大哥，这车送你了。”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发言吓了一跳：“你要买新的？”
“怎么可能。我在想我不在的这段时间这车该怎么办。”
“你要去哪儿？”
“明显是去自首啊。”
“没必要去。”有一点我可以确信，虽然我做不到口若悬河地长篇大论，但我坚信，我和春并没有错，也没有必要对什么人谢罪。就算被人指责为“自说自话、不合常理、令人憎恶的相互包庇”，我也会将错就错地回答一句：“没错！”就跟28年前父亲所听到的神明的怒喝声一样，这是我“自己想”之后的结论，是我自己判断的结果。
“大哥，虽然这话由我来说并不适合，但我的确是干下了不可原谅的罪行。”
“我不想再像在宠物店里那样啰里巴嗦，就只简单地说一句。”
“什么？”
“虽然你干下了不可原谅的罪行，但我们原谅了你。”
“谁是我们？”
“我和爸爸。算上妈妈也可以。”
“真过分的一家人。”春苦笑着，缓缓地转着方向盘，从十字路口左转。
“没关系，”我斩钉截铁地说，“到目前为止，你一定已经思考了成百上千回，你一直都为此苦恼，是吧？”
“每一天都是。”他静静地点头。
“这是你所得出的结论，没必要让那些不相干的看热闹的人、警察以及法律专家知道。”
“有必要的。”春笑了。
“没必要。”我很肯定地说，“大概，这世界再没有一个人会像你这样认真地思考这件事。”
“或许吧。”
“所以，别让那些家伙评论你。”
“太乱来了。”
“社会还有家庭，你到底希望获得哪一方面的原谅？”我使出杀手锏，逼他二选一。
他沉闷了很久，似乎在认真思考。然后他说：“还是社会吧。”他笑着说，“所以我还是要去自首。”
我没有认输，但却说道：“我明白了，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想自首就去吧！”
“这种情况应该去哪个警察署呢？”
“要我带你去吗？”我挑衅他，“不过，途中经过车站的时候停一下车。”我拜托他道，“没必要特地去车站的吧？”春很诧异，却没有反对。他把车停靠在车站前的安全岛旁，我跑进车站，飞快地买了些东西后又回到了副驾驶席：“好了，走吧。”
“去哪儿？”
“东口。”
“那种地方有警察署吗？”
或许是地下道人流混杂，道路上也开始塞车。春依旧很冷静。既没有坐立不安，也没有慌手慌脚。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忘记问了。”
“什么？”
“那本笔记本是什么？”我望着春。
“笔记本？”
“疯子笔记本！”
春有些发怔，我向他解释了从乡田顺子那里听来的、有关那本密密麻麻写满了伟人名字的笔记本的事。
“怎么看也不像是正常人写的。”
春哈哈大笑。他看着丝毫没有前进的车流说：“你看到那个了？还疯子笔记……”他看起来似乎很自得其乐。
“没怎么看，太恐怖了，所以我立刻就关上了。”
“那个……”春顿了顿，“没什么重要的。”
“你为什么要写？”
“跟平时一样啊！”
“一样？”
“和我平时所做的一样。不管是多愚蠢的迷信，我都想相信。这就是我的性格。”
“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