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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的脚就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要小。我又回到尸体旁。如果我不成熟的想法正确，而且尸体就是穿着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衣服的查普曼夫人的话，那么鞋就会显得太大。我脱了一只下来。可它并不松。穿得很紧。看来这完全就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尸体！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毁容呢？她的身份已经被手提包证实了，本来手提包是很容易处理掉的，但却没有处理掉。
“这很让人费解——非常紊乱，非常复杂。绝望之中，我只好利用了查普曼夫人的地址本——只有牙医才能判明死者是谁——或者不是谁。恰巧，查普曼夫人的牙医也是莫利先生。莫利死了，但鉴别仍然是可能的。您知道那个结果。莫利的后任人在陪审法庭上确认尸体就是阿尔伯特·查普曼夫人。”
布伦特有些焦躁不安，但波洛毫不在意。他继续往下讲。
“这就同时留下了一个心理学的问题。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是个什么类型的女人呢？这个问题有两种答案。第一个是很明显的，有她在印度的全部生活经历和她朋友们的描述为证。在这种答案里，她被描述为一个热情、虔诚、带点傻气的女人。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呢？显然是有的。还有一个曾跟有名的外国间谍共进午餐的女人，她曾在大街上与您搭话，还自称是您妻子的好朋友——这种说法可以肯定是不真实的——这个女人在一起谋杀案发生之前不久刚从一个男人的诊所里出来，很可能就在另一个女人也被谋杀的那天晚上去拜访过她，而且这个女人从此失踪了，虽然她肯定意识到英国的警察机关会到处找她。所有这些行为，难道符合她的朋友所提供的她的性格特征吗？看起来它们并不相符。所以，如果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不是她外表看上去的那么个和蔼可亲的好人，那就是说她很可能是个残忍的杀人犯，至少也一定是参与谋杀的帮凶。
“但我还有另一个可资评判的标准——我自己的亲身印象。我本人曾跟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谈过话。她给我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这，布伦特先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她所说的一切，她说话的方式，她的举止，她的姿态，都跟人们描述的她的性格特征毫无二致。但是，它们也跟一位聪明的演员在演戏的情形毫无二致。而且，不管怎么说，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生活是从当演员开始的。
“我还对同伊陵的巴恩斯先生的一次谈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是那天夏洛蒂皇后街58号的病人。他的观点极具说服力，他认为莫利和安伯里奥兹的死都不过是顺带的，可以说——预期的牺牲者是您。”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说：“噢，又来了——这可有点牵强。”
“是吗，布伦特先生？难道此时不正有好些派别的人都认为把您除掉是极端要紧的吗？我们可以这么说吧？使您不能再发挥影响，不是吗？”
布伦特说：“呃，是的，这倒是真的。但为什么要把莫利之死跟这个联系在一起呢？”
波洛答道：“因为在这个案件里，有点——我该怎么说好呢？——太过于滥杀了——不惜代价——不惜人命。是的，毫不在乎，滥杀无辜——这代表着一桩巨大的罪恶！”
“那么您不认为莫利是因为手术失误而自杀的？”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一分钟都没有。不，莫利是给谋杀的，安伯里奥兹是给谋杀的，一个身份未明的女人也是给谋杀的——为什么？是为了一起巨大的利害关系。巴恩斯的看法是有人想收买莫利或是他的合伙人来干掉您。”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正色道：“荒唐之极！”
“啊，可这真荒唐吗？我们假设有人想要干掉某个人。可是，这人已经预先得到警告，提早作了防备，很难接近。这时要杀死这个人就必须不引起他的怀疑——而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在牙科手术椅上更能让一个人不起疑心呢？”
“喔，这倒是真的。我一直没象这样考虑过。”
“这确实是真的。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就第一次模糊地感到了事情的真相所发出的微弱光芒了。”
“这么说您接受了巴恩斯的理论了？顺便问一句，这位巴恩斯是何许人也？”
“巴恩斯是赖利十二点钟的病人。他是从内政部退休的，住在伊陵。是个没什么特征的小个子。但您说接受了他的理论那就错了。我并没有接受它，我只是吸收了里边的主要精神。”
“您这又是什么意思？”
赫克尔·波洛说：“自始至终，从头到尾，我都被人在往歧途上引——有时候是无意的，有时候是蓄意的、带着某种目的的。一直有人提供给我这样的印象，迫使我认为这桩罪恶属于那种可以称为社会性犯罪的案件。也就是说，您，布伦特先生，是它所针对的焦点，因为您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您这位银行家，您这个财政的操纵者，您这个保守传统的卫道士！
“但是，每个社会角色也都有他的私人生活。我就错在这儿，我忘记了私人生活。存在着杀死莫利的私人原因——譬如说，来自弗兰克·卡特的。
“同样，也存在着谋害您的私人原因——您有一些在您死后将继承钱财的亲戚。有人爱您，也有人恨您——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社会形象。
“于是我研究了我所说的‘逼迫性牌张’的精彩实例。也就是弗兰克·卡特对您的那次所谓的袭击。如果这次袭击名副其实——那么它就的确是一桩政治上的罪恶。不过，是否有别的解释呢？可能是有的。当时灌木丛中还有第二个人，那个冲上来抓住卡特的人。他可能先开了枪，再把它扔到卡特的脚下，这样，后者几乎是必然地会捡起来，这样，他就会被人发现枪还在他手里。
“我接着研究了霍华德·雷克斯的问题。雷克斯在莫利死的那天上午到过夏洛蒂皇后街。雷克斯是您所支持和代表的一切的死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但雷克斯还不止于此。雷克斯可能会跟您的侄外孙女结婚，而您的死会使您的侄外孙女继承到一笔很可观的收入，尽管您深谋远虑，作了安排使她不能动本金。
“难道这整个事情最终是一桩私人性质的罪恶——是为了个人的获取、个人的满足吗？为什么当初我会认为它是一桩社会性的罪孽呢？因为，不止一次，而是有很多次，这样的想法总被暗示给我，就象一张逼迫性牌一样迫使着我——
“就是这时，当我产生这个想法的时候，我才算是清楚地看见了真相的曙光闪过。那时我正在教堂，唱着一首赞美歌。歌里提到带着绳索的陷阱。
“陷阱？为我而设的？是的，这是可能的——但假使那样的话，是谁设下的呢？设下陷阱的只可能是一个人。但这又讲不通——万一讲得通呢？我是不是一直把这案件颠倒着在看？不惜钱财？确实如此！不惜人命？是的，依然没错。因为那个罪人的赌本是极为雄厚的。
“不过，如果我这个奇怪的新想法是正确的话，它必须能解释所有事情。比方说，它必须能解释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二重性的秘密。它必须能揭开那鞋子之谜。而且，它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现在何处？
“Eh bien（法语：嘿）——它完成了这一切要求，还带来了更多的东西。它告诉我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是本案的开端、过程和结尾。难怪我当初会觉得似乎有两个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因为确实有两个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有一个被朋友们极有信心地担保的傻气的、和蔼的好女人，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她跟两次凶杀有关，说谎骗人，而且神秘地消失了。
“记住，利奥波德国王公寓的看门人说过，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以前到那里去过一次。
“在我对这个案子的新构想中，这第一次就是唯一的一次。她再也没有离开过利奥波德国王公寓。另一个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取代了她。那另外的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穿着同样的衣服和一双带扣的新鞋（因为另外的那双鞋对她来说太大了），在白天繁忙的时间来到拉塞尔广场旅馆，收拾好死去的那位女人的衣物，付了房钱，离开了。她去了格伦戈威尔宫廷旅馆。请记住，打那以后，真正的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朋友们谁都没有再见到过她。她在那儿扮演了一个多星期的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她穿着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衣服，用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声音说话，但她还得去买一双小一点的晚便鞋。再以后——她消失了，她最后一次露面是在莫利被杀的那天晚上，有人看见她又一次走进了利奥波德国王公寓。”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问道：“您是想要说公寓套间里的死尸真是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吗？”
“当然是她的！这是个相当精明的双重伪装——毁坏面容就是想要让人对那女人的身份产生疑问！”
“但牙医的证据呢？”
“啊！现在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提供证据的并不是牙医本人。莫利死了。他不可能亲自出来作证。也许他会知道死去的女人是谁。被提交作为证据的是些记录——而这些记录是伪造的。记住，两个女人都是他的病人。要做的只是把记录重新标签、交换一下姓名就行了。”
赫克尔·波洛又说：“现在您该明白当您问我那女人是不是死了的时候我回答‘这得看情况’的意思了吧？因为当您说‘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时候——您指的是哪个女人呢？是从格伦戈威尔宫廷旅馆消失的女人，还是真正的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说：“我知道，波洛先生，您是颇负盛名的。因此，我承认您这个非凡的设想一定也有些根据——可这仅仅是设想。我能看到的只是异想天开的臆想。您是不是在说，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是被蓄意谋杀的，而且为了防止莫利辨认出她的身份，就把他也给杀了？可为什么？我要知道的是这个。这个女人——一个完全与世无争的中年妇女——她有很多朋友，显然没有敌人。为什么竟会有那么多煞费苦心的阴谋要除掉她呢？”
“为什么？是的，这就是问题。为什么？正如您所说，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是个连苍蝇都舍不得伤害的与世无争的生灵！那么，为什么她被蓄意地、残忍地杀害了呢？好吧，我将告诉您我的想法。”
“是的？”
赫克尔·波洛身体前倾，说道：“我相信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死，乃是因为她对人的面孔记性太好了。”
“您指的是什么？”
赫克尔·波洛说：“我们已经把双重人格分离开来了。有一个从印度回来的与世无争的女人，还有一个聪明的演员，她扮演了那个从印度回来的与世无争的女人。但是，这两个角色之间还有一点冲突。在莫利先生的诊所门前台阶上和您说话的是哪个女人呢？您应该记得，她自称是‘您妻子的朋友’。从她的朋友的证词和通常的可能性看来，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因而我们可以说‘这是撒谎。真正的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是不会说谎的’。所以，这是那个骗子为了她自己的目的而编造的谎言。”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颔首称是。
“对，这道理很清楚。但是，我仍然不明白目的何在。”
波洛道：“啊，且慢——让我们先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吧。那个女人就是真正的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她不会撒谎。因此那个故事肯定是真实的。”
“我觉得您这么看也未尝不可——但这看起来很不可能——”
“当然这不大可能！但是，我们姑且把这第二种假设当作事实来看看——那故事是真的。这样，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确认识您妻子。她跟她很熟。因此——您妻子一定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有可能熟识的那种人。是跟她有过共同的生活经历的人。一个英属印度人——一个传教士——噢，再往前一点——一个演员——显然——不是吕蓓卡·阿恩霍尔特！
“现在，布伦特先生，您明白我谈到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用意了吗？您是个大银行家。可您同时还是一位娶了富女为妻的男人。在跟她结婚以前，您只是财团里一个地位较低的合伙人——那时您刚从牛津来不久。
“您明白吧——我开始从正确的方向来看待这个案件了。不惜代价？自然无须计较——对您来说。不惜人命——也同样，因为很长时间以来，您已经成了一位独裁者，对于独裁者来说，他自己的生命变得过度重要，而别人的则统统一钱不值。”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道：“您要想说什么，波洛先生？”
波洛轻声说道：“我想要说，布伦特先生，在您娶吕蓓卡·阿恩霍尔特时，您已经结婚了。我想要说，受了迷人的前景的诱惑，不仅仅是因为钱财，更是因为权势，您隐瞒了事实，有意地犯下了重婚罪。我想说，您真正的妻子对此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那么这位真正的妻子是谁呢？”
“她在利奥波德国王公寓里托名阿尔伯特·查普曼夫人——这地方近在咫尺，从您在迁而喜泰晤士河堤的房子出来走不了五分钟。你们借用了一个真正的特工的名字，以支持她所作的丈夫在做情报工作的暗示。你们的计划完美地实现了。从来没有引起过任何怀疑。但是，事实依然存在，您从来没有合法地同吕蓓卡·阿恩霍尔特结婚，您犯了重婚罪。这么多年之后，你们再没有感到会有危险。但它突然间冒了出来——这危险是以一个讨厌的女人的方式出现的。在差不多二十年之后，她还记得您是她朋友的丈夫。机遇把她带回到这个国家，机遇让她在夏洛蒂皇后街碰上了您——也正是机遇，您的侄外孙女跟您在一起，听到了她和您讲的话。要不然，我可能永远都猜不到。”
“那是我自己告诉您的啊，我亲爱的波洛。”
“不对，是您的侄外孙女坚持要告诉我，而您不能如愿地表示太强烈的反对，否则有可能引起怀疑。在哪次邂逅之后，又有一种不祥的可能性——照您的眼光看来——出现了。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遇见了安伯里奥兹，和他一起吃了午饭，向他透露了同朋友丈夫的那次碰面——‘隔了多少年了！当然，看起来老了点，可几乎没怎么变！’，我承认这纯粹是我自己的猜测，但我相信事情就是这样的。我认为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从来不曾意识到她的朋友所嫁的布伦特先生竟是世界金融的幕后操纵者。但不管怎样，这个名字非同凡响。而安伯里奥兹呢，记住，他除了间谍活动以外，还兼营敲诈的营生。敲诈者对秘密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嗅觉。安伯里奥兹喜出望外。轻而易举地就明白了这位布伦特先生是谁。而这以后，我可以肯定，他给您写了信——或是打了电话。啊，是的，对安伯里奥兹来说，这真是一座金矿啊。”
波洛停歇片刻，接着往下说。
“对付一个真正精明狡猾、富有经验的敲诈者，只有唯一的有效办法。那就是封住他的嘴。
“事实并不象我曾经错误地在心里设想过的那样，是‘必须除掉布伦特’。相反，是‘必须除掉安伯里奥兹’。但答案是一样的！要攻击一个人，最容易的方法是趁他解除警戒的时候，而一个人还有什么时候比在牙科手术椅上更没戒备呢？”
波洛再次停下来。他的嘴边浮起一丝微笑，他说：“案件的真相其实很早就被提到过了。那个听差，阿尔弗雷德，在读一本叫《死亡发生在十一点四十五分》的犯罪小说。我们早该把它作为一个预告接受下来，因为，这大致正是莫利遇害的时间。就在您要离开的时候，您向他开了枪。然后您按响了蜂鸣器，打开洗手池的水龙头，离开了手术室。您掐算了时间，好让自己下楼时正好能碰上阿尔弗雷德带着假冒的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去乘电梯。您确实打开了前门，也许您还走了出去，但当电梯门一关，往上开去的时候，您又溜了进来，上了楼。
“根据我自己几次去看病的情况，我知道阿尔弗雷德是怎么带病人上楼的。他敲敲诊室的门，把它打开，然后往后一站，让病人进去。里面水在流着——可以推断，莫利正象往常一样在洗手。但阿尔弗雷德并不能真正看见他。
“阿尔弗雷德刚坐电梯下去，您就溜进了手术室您和您的同伙抬起尸体，把它搬进旁边的办公室。然后在文件堆里一阵飞快的搜索，巧妙地伪造了查普曼夫人和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记录。您穿上白色亚麻外套，也许您的妻子还给您化了一点妆。其实并不需要这么多。这是安伯里奥兹第一次来找莫利看病。他从来没见过您。您的照片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