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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畅销书《2004语录》，这本书里收录了刘长乐的一句话：“争夺话语权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前提。”
这句话不是兴之所致、随手拈来的，而是一个办了20年传媒、走遍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传媒人的肺腑之言。
当中国人终于知道，信息可以决定和改变个人和国家的命运时，他们开始了一个属于华人的梦想：维护华人的话语权，让世界听到华人的声音。
●话语权之梦与背道而驰的现实
目前，四大西方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五分之四。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是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垄断。西方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节目有60％～80％的栏目内容来自美国。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新闻舆论和控制世界传媒市场，形成了文化霸权。
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一份当代国际传播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文献：《多种声音，一个世界》。那些致力于为人类的未来提供历史框架的学者们，经过3年的调查，提出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主张。他们认为，现代跨国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高度的独占和集中最终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在信息的单向流动过程中，受害者不仅仅是第三世界，甚至可能是欧洲和美国自身。
但是，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梦想不仅没有实现，媒体霸权和媒体帝国反而愈演愈烈。中国人认为，目前这个世界的格局是，一个“信息霸权国家”，十几个“信息主权国家”和大多数“信息殖民地国家”。
●局部的繁荣与整体的弱势
据2003年12月出版的《中国广播电视年鉴》记载：中国目前有电视台3540家，电视的人口综合覆盖率93。65％，覆盖人口10亿。中国目前已经组建了40余个广电集团、报业集团、出版集团和发行集团，中国传媒企业的总资产接近1000亿元。
一方面，中国占世界传媒受众的20％，潜在的文化消费能力达到5000亿元，号称是世界上传媒受众最多、市场潜力最大的王者之国。另一方面，这种局部的繁荣不能改变中国媒体的整体弱势。中国的2100种报纸、8800种期刊、3000多个广播电视频道加在一块儿，其实力竟然还拼不过某一家西方通讯社。
美国传媒集团时代华纳的财报显示，2004年第四季度，该公司销售额为111。2亿美元，净利润为11。3亿美元。这个数字，是中国一年所有报纸广告收入和发行收入总额300亿元人民币的3倍多。《纽约时报》2002年收入32亿美元，相当于近250亿元人民币，一张报纸几乎打败天下。
专家称，中国媒体在运行中存在三大缺陷：一是有国际眼光缺世界意识，对国际新闻的处理停留在较低的层面；二是有改革感觉缺改革举措，不能通过自身的变革获得发展动力；三是有研究需要缺研究动作，缺少理性思考，使传媒从业者的行为模式明显滞后。
●只有一个立身之本
在争取华人话语权的大战中，中国需要集体英雄主义。一个共同认可的凝聚力，就是中华文化。这是全世界华人的文化血型、精神之河和立身之本。一个国家的实力必定是文化的结晶，政治、军事、经济是文化理念的延伸和外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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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与故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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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的一位观众写了一封信，说非常钦佩贵公司的两位主持人窦文涛和曾子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两个为中国人追求良知的主持人。对于一个视诚信为生命，讲求社会责任的媒体来说，凤凰卫视自觉承担着帮助人们发现良知，追求良知，传播良知。因为良知代表了人性中最崇高的情感。
刘长乐说，凤凰乐意做一个出口，让中国民众拥有更大的知情权，更好地融入世界；同时，凤凰也乐意做一个入口，让西方人通过凤凰了解中国。
●“误炸”让凤凰发现自己的未来空间
中国媒体报道，1999年5月9日，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轰炸了中国大使馆。这一天，是一个改变许多中国人理想与世界观的分水岭。对于美国这个国家的重新定义；对于民主与人权梦想破碎的切肤之痛；对于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定位；愤怒、悲情与理智；电视传回的遥远的、悲惨的图像，切入生活、刺痛心灵并影响国家、个人命运等等。而对凤凰卫视来说，“思考这一切使它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未来空间”。
重要的是，当美国媒体“枪口一致对外”，以“误炸”为由替美国政府辩解时，凤凰卫视没有在极度的愤怒中谩骂。
凤凰卫视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发出质询，认定当天北约所说的“误炸”是不可信的，根本经不住推敲。这是最早发表对美国“误炸”解释的反对立场的声音：美国不但违反了国际公约，也是人道主义的一次历史性倒退。香港英文报章《南华早报》评论说：“凤凰卫视抓住了一个先机，在事件发生15个小时内，就制作了专题节目，并把握住了一个准确得如同研判好的主题，至少在相当程度上，为当时民众压在心里的那把火，起到了点燃的作用。”
30多个小时后，内地学生们开始在美国大使馆前游行。凤凰卫视对学生上街游行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报道。它的一位评论员说：这次事件其实说明了，在国际游戏规则中，实力是第一位的。中国学生上街声讨，令我想到五四运动。另一位评论员则强调：“学生的反美行动，表明民气可用。”“20世纪最后几年发生这样的事，中国的学生运动警告，中国在国际事件中，要有自己的定位与形象。只有与自己相匹配的规则与国际地位，才会使中国在复杂的世界里，达到最大的赢面。”《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在报道中说：“看来中国人真的愤怒了。”
在中国人愤怒的顶点，凤凰卫视又通过主持人之口表达了清醒与理智的重要。“除了愤怒，我们的出发点一切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诉求点。中国除了要让北约为此事负责、道歉外，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好本国的事务，如何达到我们国家的强大，这是一次机会。实力的强弱，决定了一切国际游戏的规则。美国的霸权主义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国际游戏规则，值得中国进行研究。因为美国今后将仍然会信奉自己这种现实的主义与方式。中国要在这一轮新游戏规则中胜出，就要用自己的实力去改写这个规则。”
与官方的媒体相比，凤凰卫视显得更自由，更中立，更粗糙。现场学生声嘶力竭的呼喊，震荡人心的罕见场面，尖锐自由的评论，几乎可以指出方向的报道要点，都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凤凰卫视的欧洲台、美洲台把这些声音完整、准确地传递到了西方。事实上，美国官方已经感到了这家电视台的力量，因为凤凰总是在说理，说理比谩骂更凝重，更有力。话语权是必须争夺的，在争夺中，中国会逐渐被世界理解、接纳，从而避免许多误会与灾难。
世界不会因对抗而天下太平，但是有时候，恰恰是因对抗而产生了理解与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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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多克、刘长乐相关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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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要用卫星和有线电视使世界由多样向单一发展而不给其他地方留有一席之地？我觉得有这个危险，它的一个好处是世界可能变得更加平静，而且更加繁荣。但是具有特色的东西将会越来越少。
——在默多克大力鼓吹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时候，他内心也充满了矛盾。从他的话音里，人们可以体会到媒介全球化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在经济上，发展一个活跃的传媒产业的好处显而易见。全世界的媒体行业一共创造了1万亿美元的财富，并且仍然以每年7％的速度稳步增长。没有任何一个明智的国家，应该被这样一个回报丰厚并且快速增长的财富源泉排除在外。
——默多克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演讲。
电视明星必须是真正的记者和真正杰出的人物。“造星术”的关键是这个人本身就是一块能敲击出火星的金刚石，而不是一堆稀泥。
——制造电视明星是美国人的特长。默多克对此心领神会。
一定要有自己的梦想。所谓梦，不能是现实的翻版，也不能空泛缥缈，应该是天马行空，有鸟语花香，也有刀光剑影。我的传媒老板的梦，就是向一切有识之士提供一个做梦的舞台，给他们一个发挥造梦潜能的空间。
——刘长乐希望世界各地的华语媒体不要“窝里斗”，自己人“死掐”，到头来是大家一块儿被“掐死”。他认为现在最需要的是“和”。大家要像道教的图徽的“阴阳鱼”一样，一白一黑两条鱼拥抱在一起，白鱼眼睛黑，黑鱼眼睛白，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相互依存，共图大业。
凤凰在很大程度上是瞄准全世界的媒体，现在路透、美联等西方大的媒体，都用我们的新闻。这实际上就等于把华人的立场所解读的新闻，通过凤凰披露到全世界去。
——过去这种情况很少，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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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西方文明与东方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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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东方和西方的区分就已经清晰，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和欧里比德斯的《酒神与女祭司》，为西方人塑造了代表东方的波斯形象。尔后，在地中海诸文化的进攻与退却、征服与反征服、分裂与重组的变动中，希腊和希伯来合成了以西欧为核心的西方，伊斯兰文化形成了作为西方对立面的东方。在西方的传世名著中，这个东方一直被书写为一种异质而不善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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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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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东方和西方的区分就已经清晰，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和欧里比德斯的《酒神与女祭司》，为西方人塑造了代表东方的波斯形象。尔后，在地中海诸文化的进攻与退却、征服与反征服、分裂与重组的变动中，希腊和希伯来合成了以西欧为核心的西方，伊斯兰文化形成了作为西方对立面的东方。在西方的传世名著中，这个东方一直被书写为一种异质而不善的形象。
巴基斯坦籍的美国知名学者爱德华·赛义德说，西方人对东方的认识，是以西方文化为背景和基础，以西方科学为标准，以西方思维来进行总结的。因此，西方的东方学是西方对东方的“言说”“书写”和“编造”，是他们眼中心中自以为是的东方，绝不可能是真正的东方。西方对东方的言说和书写，在认识东方的同时也遮蔽和歪曲了东方。
但是，现代的东方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当今世界，“从地理上一分为三：中心地带、中间过渡地带和边缘地带，由此形成世界分工，边缘地带服从中心地带的需要”。这是一种现代国际传播模式，由于这种模式从中心向边缘渗透，从而导致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赖。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又不得不如此的逻辑。
然而，一种更成熟的观点认为，随着世界的进步，未来的文化，将是各种富有代表性的文化逐渐融合，特别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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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之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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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之五：中国人需要来自不同世界的文化
默多克：新闻集团为什么一定要进入中国？因为我们对中国既怀有憧憬，又抱有信心。中国拥有13亿人口，电视市场的前景广阔而有待于开发，同时中国政府也在积极推行改革，他们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取得的成绩令人尊敬。我相信中国具有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性媒体和娱乐中心的潜能，也相信中国人民需要来自不同世界的文化。
刘长乐：从20世纪后期开始，西学东渐之风再起，科技、知识、商业规则、民主人权意识、数字化、信息化……如滔滔江水，涌进中国，并开始真正影响和改造中国人的生活，也大大推进了中国政府的改革速度。从发展的眼光看，中国需要这些先进的知识来推动历史的发展，吸纳和融合优秀的外来文化本来也是中华文明的特征之一。
默多克：一些中国人担心我们是来掠夺资本的，恰恰相反，我们在这个国家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当然，这样并不表明，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要坚定地做下去。首先得承认，传媒是商业，我们必须赢利。但利润并不肮脏。因为这是支付演员、制片人，以及其他所有维持一个商业机构运转的费用。利润是成功的标尺，也是生存之本。传媒业为了生存必须商业化。这是起点，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目的，也不是全部内容。它必须能凝聚社会，繁荣文化，也就是所谓的社会责任感。
刘长乐：媒体的责任感及其在中国改革中间扮演的角色，我觉得默多克先生领悟得非常到位。媒体在促进中国开放的进程中间，应该起到一个推手的作用。譬如曝光一些事情，它的力度应该和社会的承受能力和整体节奏相吻合，是一种良性的互动，这样的一种关系就比较融洽。
默多克：新闻集团在整个世界的媒体经济中是非常独特的。我们新闻集团可以说是一个全球化的媒体商业机构。我们不仅仅关心某一个国家或地区，我们着眼的是整个世界。世界上每一个大洲都有我们的身影。我们的媒体活动囊括了报纸、电影以及广播电视。我们繁荣了印度的电视市场，增强了英国媒体的竞争，为美国公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在中国，还将有更多的投资以及合作的项目，我们正在努力实践这一点，新闻集团注定要在中国扮演积极的角色。我相信媒体能够推广新的观念，为社会带来有益的改变。我想，在这方面，刘先生是同意的。
刘长乐：我认同默多克先生对媒体作用的总结。实际上从中国近年来的发展看，改变还是相当明显的，政府不是没有看到媒体的作用，而是在有序地放开。待以时日，实现这个理想是可能的。
默多克：刘先生提到了“西学东渐”的问题，我对此是感受很深的。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有不少差异，怎样才能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呢？我们新闻集团在这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挫折和教训。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实践和磨合，我们已经取得了经验。现在，我们对某一地区、某一国家独特的文化品味和国家利益，是非常注意的，特别是如何适应东方国家的情况，我们新闻集团总是在研究，探讨成功之道。
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逐渐传入中国，对中国发生了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加快了融入世界的脚步。我认为，这是中国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没有对外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对外开放，也就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的过程。事实证明，这个融合是成功的。下一步就是，中国媒体透明度要增加，而且要遵守国际上的法律准则。这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更高一个层次上的融合。
刘长乐：凤凰卫视从立台的那天起到现在，始终都在向“做开放媒体”的方向努力，从某个角度来说，凤凰在意识形态上提早打开了国门，让老百姓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东西。凤凰出现的本身也体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它是开明政治的一个体现，这是谁也不能忽略的。在2004年开始的时候，我还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政府和媒体都不约而同提出要关注人的价值，坚守人的价值。中国正在努力地成为一个世界的大国，而大国必须有良好的形象。这个形象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承认人的价值，所有的法律都应保障这个价值的庄严和神圣，承认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人的尊严高于一切。种种努力，都是在传递一种进步，表明中国正在出现以人为本的政治文明。
默多克：我很高兴听到这些。媒体对国家和企业的作用绝不仅仅是赚钱，还要能对社会起到持续推动的作用。因为作为一项产业，它处于几种不同的市场的交叉点上——科技、制造业、零售业、市场营销、广告——媒体的发展能够强有力地激励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刘长乐：中国媒体因为种种原因需要一个逐渐成长和独立发挥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推进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是媒体发展的重大决定性因素。其实，西学东渐除了让我产生振奋以外，也带给我压力和忧虑。我是中国人，不喜欢东方古老文明在国际氛围里衰弱，也不满意西方人对我们误解和曲解。我觉得传媒人有责任和义务主动推介自己的文化，让世界人民了解你。交流应该是双向的，我们既要顺应西学东渐，也要主动推进东学西渐，让双方的文化融合起来，让中国优秀的文化在西方世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