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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的酒，喝了一口后，不满意，就又点了一瓶价值30万港元的酒。默多克的这些不同于以往的表现，让机灵的刘长乐立刻看出了“有情况”，于是，一吃完饭，他马上就拉着吴晓镛先撤了。
对于默多克热烈的爱情，邓文迪开始有些羞涩和矛盾。熟悉她的朋友都看出她那个时候的慌乱和犹豫——因为她必须顾及一旦答应下来，世界媒体无休无止的曝光和跟踪，以及默多克家族的强大压力。
但是，不管怎样，69岁的默多克征服了31岁的邓文迪。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权力和金钱不仅仅是男人仰慕和臣服的对象，它们对于女人也许有更大的诱惑力。要知道，机会常有而默多克不常有。
从事情的来龙去脉上看，邓文迪并不是巧施手段去获得嫁入豪门的机会；默多克也不是出于商业战略上的考虑才娶一个华人。大概是浪漫、才情、功利兼而有之吧。
结婚后，邓文迪只是在家里做贤妻良母，没有在新闻集团担任职务，但在中国内地业务的拓展上，她还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默多克受到江泽民的接见，被安排到中共中央党校演讲，都有邓文迪的作用。
默多克与邓文迪婚后育有两个女儿，大女儿3岁多了，活泼可爱，会讲流利的中文，她问来访的吴晓镛：“我们家人都会说中国话，就是爸爸不会，他为什么不说？”
3融合：让每一个音符都跳起来
2005年9月，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节目主持人，台湾知名作家李敖在刘长乐的安排下，进行了神州文化之旅。在北京，他大有深意地提出要看看400年前的“洋和尚”——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墓。
利玛窦1601年到北京，1610年在北京去世。他去世后，明万历皇帝因为他翻译《几何》有功，破例把他葬在北京西郊。
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利玛窦墓被夷为平地，利玛窦的尸骨被挖出来焚烧。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清政府被迫重修了墓地，并在墓旁立有道歉碑，上书：“朝廷为已亡诸教士雪辱涤耻……”云云。“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又一次拆毁利玛窦墓，幸亏工作人员急中生智，建议将墓碑埋起来“永世不得翻身”，墓碑才得以幸存下来。
李敖站在碑前道歉说，利玛窦的遭遇，说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不易，也表达了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抗拒和排斥。
他说，利玛窦生活的那个年代，耶稣会虽然在欧洲被恨之入骨，但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学问都一级棒。这些传教士是一批很有信仰的人，为了信仰相当执著。他们除了传播宗教教义，更重要的是带来了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对中国人认识西方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西方的科技和思想传入中国的过程很不容易，其间几经反复，一些人虽有爱国心，却没能用智慧的方法看待中西差异，最终导致灾难发生，义和团就是例子。
他还说，爱国是好的，但是一定要用正确的方法，不要用愚蠢的方法，像义和团那样闹就是愚蠢的方法。
李敖用一种聪明的办法证明融合是痛苦的、不易的。
在凤凰卫视内部，这种融合也是同样的不易。同事之中，有外国人，有中国人，中国人里又有内地人、香港人、台湾人和海归派。
凤凰的香港总部以港人为多。港人按契约办事，做事情认真，一板一眼，自律，有规矩。从内地来上班的人可能会说，我们家今天有人来修厕所，我晚来一会儿，帮我顶一顶。这样的事在港人那里完全不存在。但是港人讲究“站在一米线之外”，没有承担感，有时会推卸责任。
建台初期，这样的事每天都在上演。港人导演切换镜头或者在决定下一步动作的时候，必须用普通话表态，可是他们国语讲不利索，许多主持人又听不懂广东话，节目正在进行，听不懂话就误事，搞得内地来的主编急得跺脚，很恼火。有时候大型直播一播就是几十个钟头，这样交流多累呀。后来主编们想了一招，在直播间安了一个电话，不通过导演，直接告诉主播下一步干什么。香港导演不高兴了，说，你们不能这样，必须是我们决定主播该干什么。双方各说各的理，讲又讲不清楚，主编们干脆我行我素，就按自己的想法办。这一下，导演不干了，一直找到公司高层，拿到尚方宝剑，坚持由他们控制播出。但是，他们为此也苦练了一阵普通话，好让主播听得懂。更有甚者，双方干脆放弃了听懂对方汉语的努力，用英语讲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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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与故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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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冲突感受很深的主编盖会霞说，凤凰的不少主播是台湾人，大家受教育的背景不一样，观念也不同。他们有很多词用法与我们不一样，我们说水平，他叫水准，我们叫一座村庄，他就念一条村庄。我们讲挟持，他们念成夹子的夹，我把字典翻出来，说你念得不对，可是他有台湾的字典，就是念“夹”。还有台湾那些所谓“总统”“国防部”之类字眼，都需要有变通的说法。但最终大家也能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就像两个人谈恋爱，互相了解了，矛盾就少了。我们有一个准则，基本上翻译的东西要以内地立法为准，但是个别的词语，台湾的习惯用法，我们觉得可以接受的也就接受了。
凤凰有很多来自内地的电视创作人，工作是浪漫主义，行为是诗人式的，有时候让香港同事觉得晕头转向。香港人要求在三个月之前就报工作计划、程序，准备预算，而来自内地的同事经常对他们说，马上停下所有节目，开始直播。搞得彼此火气都很大。但几年下来，大家发现，彼此合作使每一个人的水平更高了。香港同事的应变能力强了，他们自我解嘲说，现在很能适应内地同事的领导，临时决定做一个紧急节目的时候，我们很能跟上趟了。与此同时，内地这边的编导们越来越知道，有些事情要多按照章程办，该填的表格要填。彼此间接纳了别人，同时又没有失去自己。
融合还表现在对个性化的强调。比如，凤凰的新闻播报方式不同于任何国内电视台，主持人常常会保留他们来自内地或者台湾的播报风格，凤凰没有把他们整齐划掉，而是作为他们个人独特的风格予以保留和包装。这样的个性化方式使得凤凰卫视的主持人有了不可替代的亲和力，形成清新的风格。
融合也出现在思维方式和情感交流方式上。凤凰的编辑队伍和评论员队伍以海归派为主，国际化的思维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可以与海外华人无障碍沟通。凤凰的评论员马鼎盛是香港人；李敖、石齐平、赵少康、陈文茜是台湾人；马一龙是美国人；他们的思维和内地人不一样。把这样的人吸纳进来，对开阔凤凰的视野有着极大的裨益。
台湾来的女主播，在人文关怀、感情细腻这方面，有淑女气质和传统教育的文化痕迹。那份恰到好处的“嗲劲儿”，不是内地的女孩子能模仿出来的。很多观众就是喜欢看台湾女子的女人味，喜欢她们在感情方面独特的温馨，这就是感情层次的互补。即使是内地人，刘长乐也主张不管是北京人、上海人、广东人……哪里的人都要有才好，代表地域文化的成分越多越好。
刘长乐说，我们这一代来自内地的人受的教育是要“管得宽”，强调对整体的把握和责任心，香港的同事则更讲究责任内的事情尽责，责任外的事情不“捞过界”，不混水。而我们的规矩就是要融合两方面的优点。在上市公司、电视频道的运作规则上，我们老老实实按规矩办，在规矩之外，你有多少个性，请尽情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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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多克、刘长乐相关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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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成为文化帝国主义者，不能把西方的行为准则和开放观念强加于那些与我们有着不同历史、不同价值观、不同文化的国家。
默多克反思自己的行为时，在笔记中写下了以上的话。
在美国，几乎所有我们认为消费者希望阅读和收看的印刷品和影视作品都可以出版或播出，这种权利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而在英国，政府有权对每天晚上9点以前播出的节目内容进行限制，而且可以限定报纸对纯粹私人性的问题报道到什么程度。
由于拥有的是一家全球性媒体公司，默多克不得不考虑各国之间差异巨大的文化与风俗。
凤凰的故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世界故事。中国和平崛起的皇皇大业，中国文化的无限魅力，两岸三地文化融合的高度、厚度和色彩，是凤凰成功的根本所在。而世界努力接纳中国的尝试，是凤凰能够在国际传媒之林中占得一席之地的前提。
刘长乐相信，善意总是能够得到回报和回应的。
凤凰出现的本身也体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它是开明政治的一个体现。这是谁也不能忽略的。
回望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路，才知道，我们真的已经走向了民主和文明。
融合从本质上说，就是在平等基础上的妥协。人类文明史就是从冲突走向合作的历史，人类从无数次两败俱伤的教训中逐渐学会了谈判妥协，从融合中求利益，进而互相尊重，达到和谐。这个道理并不深奥，人们也容易接受。但是在现实中，融合却是一次打破传统和惯性的艰辛的长征。
刘长乐深知，融合的前提是互相尊重，互相尊重的前提是实力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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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全球化与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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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热金斯基是全球公认的美国思想家，曾经成功地预言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他的下一个预言是：如果说美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全球化的社会，是因为它是第一个传播发达的社会……美国的强大基础在于它对世界传播的支配。他还说，如果全球至少65％的信息源和信息接收终端是美国的，那么美国就代表了唯一行得通的人类演变模式，而东方国家只存在一种使人感到无聊和烦恼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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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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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热金斯基是全球公认的美国思想家，曾经成功地预言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他的下一个预言是：如果说美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全球化的社会，是因为它是第一个传播发达的社会……美国的强大基础在于它对世界传播的支配。他还说，如果全球至少65％的信息源和信息接收终端是美国的，那么美国就代表了唯一行得通的人类演变模式，而东方国家只存在一种使人感到无聊和烦恼的文化。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约翰·科特说：“全球化使得变化更加迅速，既产生了更多的机会，也增加了更多的风险。简单地说，谁利用了机会，谁的事业就兴旺发达；谁陷入风险，谁就失败。”
简而言之，美国人认为，所谓全球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化。
全球化浪潮，引起了世界有识之士的忧虑。英国思想家拉尔夫·达伦多夫说：“对于21世纪来说，一个独裁主义的世纪绝不是最难以相信的预言。”“全球化意味着把‘竞争’两个字写得很大，把‘团结互助’几个字写得很小。”他说，谁会想到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竟会使北欧拉普兰地区的驯鹿和法国的蔬菜变得无法食用呢？科技的进步和世界的变小，物质文明的疯长和精神文明的萎缩，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全球化是人类文明的癌扩散。
默多克：传媒的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假如没有一个全球性的商业传媒体系来促进全球市场的发展，刺激消费者的价值观，那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对于任何一个21世纪先进国家而言，一个强劲繁荣的传媒产业不仅仅意味着有利可图，而且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显而易见，一个国家的艺术和知识产品的价值，远远超过它们所带来的财政收入。一个国家的传播能力——分享它的历史遗产，表达它的智慧，以及在国内外交换特殊人才，是这个国家能否进入世界强大国家行列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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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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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之六：全球化不是美国化
刘长乐：对于电视媒体与全球化的关系，近年来我经常思考。譬如，究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如果说经济全球化，如世界银行、跨国公司、信息技术等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了建设性的改观，那么当我们面对文化的全球化时，却不能不保持一点审慎的态度。因为经济是硬的，它的繁荣与发展在人类历史上有阶段性。而文化是软的，其影响所及，可以在一个民族精神里绵延几千年。现在的文化全球化不是对等的全球化，而是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倾泻的趋势，这是令人忧虑的。文化是不是也会“达尔文化”？这是一个难以定论的东西。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史，这份沉重谁能忽视得了？
默多克：传媒全球化带给世界人民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印度人民现在为《百万富翁》这个外来的节目而疯狂。中国有13亿人口，但从某种程度来说，电视行业还刚刚起步。虽然中国有优秀的中央电视台，其他城市也有一些很不错的电视台，但这都还不够，中国的电视空间实在是太大了。据我们了解，中国约有1亿个家庭能收看有线电视，但有2亿个家庭既看不到有线电视，也看不到卫星电视。这些人没有选择，城里人却有很多选择。我们希望能把节目带到这些没有选择的人面前，给他们带来快乐，带来享受。
刘长乐：当然，我们也希望为实现这些美好的愿望而出力。由于在海外待的时间比较长，我注意到，西方人对中华文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一种是非常喜欢，他们摆放的家具、古玩、字画都是中国的，并把这些视为高消费奢侈品；一种是极度的鄙视，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华文化复杂的内涵。这种现象让我想起中华文化在全世界的地位，目前还只是弱势文化，在夹缝中生存，声音很微弱。西方传媒和西方文化对全世界的影响本来就已经很大了，人们自然会忧虑：如果卫星电视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是否对中国文化造将成伤害。
默多克：我们不是在推行一种文化霸权。我对中国的媒体解释过，我们不是把我们不需要的东西强加给中国人。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同样需要娱乐，需要体育，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的信息。我们希望做的只是给没有选择的人们提供选择，传达一些不一样的声音，能使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尽自己所能去满足人们的智力需求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对此我有切身的体会。我来自一个记者家庭，我所受到的教育，使我认识到如果能为增添人们的快乐、丰富人们的知识、促进人们的文化理解作出自己的贡献，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传媒业就是一个能使世界更美好，能实现梦想的职业。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将一直这样努力下去，这是我人生的一个目标。
刘长乐：全球化大趋势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直接变化是，一个小小的地球村出现在每个人的家里——电视机上。比如伊拉克战争的直播报道，让我们觉得美伊之间的这场战争仿佛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传媒利用信息技术的发展把事发地和观众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把浩大世界缩小在我们眼前的电视屏幕当中了。
默多克：卫星电视的发展是谁也阻挡不住的潮流。假如没有卫星电视，仅仅是互联网或者纸媒介的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一定不会像今天这样迅捷。世界上任何一种社会模式都不能与英语国家的发展模式相媲美，而美国正是这个优秀模式的缔造者，是这场席卷全球的新技术浪潮的领导者，实际上，世界各国都在参考美国的经验。中国也在学习美国的一些做法，比如CBA篮球全国联赛，比如火车票价格听证会，比如在办公桌上放置国旗等等。中国是大国，美国的经验对中国应该更有借鉴作用。
刘长乐：大众传媒对全球化社会起着促进作用的同时，全球化也反过来冲击媒体独立公正的视角和内容。比如随着中国内地对外商投资不断开放，包括媒体产业在内，各行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也越来越趋于连锁的形式。大众传媒在随着全球化趋势不断更新的同时，如何保持冷静公正的观点，对当今的社会至关重要。
默多克：我认为“本土化”的意思就是，在中国我们就要做中国人的媒体。很简单，就是这样。我们要尊重中国的文化，尊重中国的趣味。我们会带来一些制作上的新技术，比如说图像技术。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很多中国媒体可以学习这种制作技术。
刘长乐：对。我觉得在文化产品的这一部分里，基本都坚持了本土化的文化特征。在运用现代电视技术、影像技术、卫星传播技术的同时，也保留了中华文化的底蕴。正是这种完美的结合方式，才使得“凤凰”这个品牌能够受到中国的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