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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民族，如果你为大家做了事，大家都嘲笑你，而不是钦佩你。但是，这样的民族，它肯定缺少凝聚力，由于缺少凝聚力，在几千年的民族之间的竞争中，它可能早就灭亡了。
在几千年的人类竞争中能够延续下来的民族，它肯定是要有凝聚力。要有凝聚力，肯定是要尊敬这些奉献者的。当然，尊敬是一回事，能不能强迫你奉献又是一回事。
“拔一毛”的权利属于谁：为什么孟子要“辟杨墨”
我们先秦的时候就曾经有过一场争论。当时有一个影响很大的人叫做杨朱。据说他是个个人主义者。他的著作现在都已经失传了，留下来的都是别人骂他的话。其中有一句就是说他主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当时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墨子，墨子据说是“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出自《孟子？尽心上》）就是为了天下，我可以抛头颅洒热血。
孟子把这两个人都骂了一通。他说，这两个人都不行。而且他还说“逃墨则归杨，逃杨则归儒”，似乎墨子比杨朱更糟，离儒家真理更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你说，儒家主张理想主义，但反对极端，墨子是太极端了。好像也不是啊。因为儒家也讲过很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类的话。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汉代一个给《孟子》作注的学者叫赵岐，他就解释了这一点。从他的解释看，其实关键不在于“拔一毛以利天下”该不该为。我们看拔一毛利天下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当然是好事，当然应该做。但是，真正的问题不在这，其实杨朱这句话并不是他的原话，我相信，他也不会说拔一毛以利天下是不应该的。他的意思其实是你不能以利天下为理由来侵犯我的权利，即便小到“一毛”。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拔一毛的权利应该归谁呢？谁有权利拔这一毛呢？
杨朱认为，我这一毛由我做主，拔不拔是我的事，要我愿意。老实说，不要说拔一毛，为天下抛头颅洒热血都可以。但是，这得我愿意，你不能以利天下为理由拔我这一毛。赵岐说，孟子之所以不同意，是因为在他看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你的一毛不是属于你的，而是属于父母的，或者说是属于你的家庭、家族这个小共同体的，因此你没有权利。
但是，皇上就有这个权利吗？声称代表“天下”的朝廷就有这个权利吗？也没有。所以，孟子也反对墨子的说法，甚至反得更厉害。形成所谓的“杨近墨远”之说。为什么？古书没有直接说。但这当然不是因为墨子“理想主义过分”。我认为，这是因为当时对儒家理想中的家族本位伦理社会（“周制”）最严重的威胁并不是来自杨朱的“个人主义”，而是来自当时越来越厉害的、以统一“天下”为理由鼓吹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的国家暴力，即所谓的“秦制”。讲的简单一点，孟子和孔孟古儒是抵制“周秦之变”的。他们基于儒家那种家庭本位的观念，认为，你的一毛，既不是属于你自己，也不属于“天下”。按赵岐的说法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所谓不敢毁伤，不是说你就不应该毁伤，更不是说，你怕疼，是什么意思呢，是他说你没有这个权利。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这个权利不该归你，但是，也不该归国家，应该归谁呢？应该归父母，归家庭，归小共同体。这就是所谓“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对孟子这个说法我们接受不接受，暂且不论，至少有一点我们应该清楚，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该不该为，而是谁有权利拔这一毛。
耶稣非常伟大，他为了拯救人类，宁愿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这里伟大的是耶稣，而不是下令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的希律王，乃至允许希律王这么做的罗马总督彼拉多。基督教徒是非常崇拜耶稣的，但是，他们绝不会崇拜、而且很鄙视希律王和彼拉多这类人。任何人都不能把别人用作“崇高目的”的牺牲，为了人类的利益，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这样讲，我就是耶稣吗？不是，这样的人可能是希律王，甚至可能就是犹大，是不是这样？
因此，一个人如果为大家做了奉献，大家都钦佩他，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西方人一点都不比东方人差。但前提是，你是自愿的，不是别人逼你的。老实说，我觉得这里没有东方、西方的区别。我逼你奉献，这是一种善吗？
如果把这理解为善的话，那奥斯维辛集中营大概就是个大善之地。因为犹太人在里头把什么都奉献了，包括他们的头发、他们的牙齿。你说奥斯维辛是一个大善之地？还是个大恶之地呢？当然是一个大恶之地。也就是说，这个“经济人理性”绝不是说人不应该奉献，而是说我们不能搞一种制度来逼人“奉献”，不是要否定耶稣，而是要否定希律王！
价值判断上的性恶论：再谈韩非
那么，在价值判断上，认为人就应该是自私的。如果不自私，反而不好。如果你大公无私，我反而要把你灭掉，这样的理论有没有呢？在价值判断上，鼓吹性恶论，也就是说，不光是说“人对于人是狼”，连夫妻父子都如此，而且说，人对于人应该是狼，不是狼也要把它变成狼。这样的主张有没有人说呢？也有的，但也不是霍布斯。
霍布斯说，“人对于人是狼”。第一，作为事实判断，他讲的是陌生人；第二，他也没有说，这是一个价值判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霍布斯也没有讲过。但是，韩非就表达过这种主张。人不为己，你还要把他天诛地灭，这就不是一个事实的问题，而是你在提倡了。
我们知道，儒家是主张性善论的。因此，儒家主张，要找那些有道德的人当官，什么叫做有道德呢？明代的于谦曾经讲过一句话，这个国家要治理好，其实说来也简单，只要“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这个国家就可以治理好。这其实是儒家自古就有的观点。既不爱钱又不怕死，这就是清官了。
可是，韩非就说的很清楚。作为皇上，你不应该喜欢清官，而且清官对你有危险。为什么呢？因为，你之所以能够维持统治，最主要的就是你有赏罚这两个工具，人们为你办事，你赏他；违背你，你可以罚他。
韩非是从来不相信有什么“忠”这种东西的。这个韩非曾经讲过很多故事，我觉得，我们先秦时代的那些学者，你看他们写的书就会觉得，那个时代的人很有意思，他们讲的所有的道理都是通过一个一个的故事来表达的，不像我们现在的一些理论著作那么枯燥。
韩非说，比如一个长工，他非常卖命的替主人干活，你以为是他爱主人吗？其实不是的。那是因为，他这么拼命干活，可以挣到更多的钱。我们国家就有一个经济学家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说，可见我国先秦时代已经懂得计件工资制度，因为，只有在计件工资条件下才会有那种干得多你挣得也多的那种现象，如果是计时工资，混够了时间就拿钱，就不会这样了。
但我这里关心的是另外的事。那就是，韩非讲得很清楚，他对皇上说，你的丞相啊、大臣啊就像这长工，这些人能够为你效劳，不是他多么爱你，而是他图你的赏。那么，为什么这些大臣不造反呢？也不是因为他爱你，而是因为怕你杀他。因此，最可怕的大臣是什么大臣呢？就是既不图你赏也不怕你罚的人。讲的简单一点，就是那些既不爱钱也不怕死的人。“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谓之无益之臣，吾所少而去之者也”。
其实说透了，就是海瑞这样的人。韩非就明确的讲，这样的人怎么要得呢？你赏他也不稀罕，你罚他也不害怕，这样的人不得造反吗？其实，大家不要以为这是讲笑话，在中国的历史上，人们都说儒家虚伪，说儒家伪善，可是大家不要忘了中国历史上有一种更可怕的现象，那就不是伪善了，而是伪恶。
所谓伪恶，就是说，你其实本来不想作恶，但是你也不得不表现的很恶，否则你就立不住脚。
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故事：楚汉相争时，刘邦在外带兵打仗，丞相萧何在那里治理后方。这个萧何据说是一个很廉洁奉公的人，就有些话传到了刘邦的耳朵里。他们说，哎呀，这个萧丞相真是不错，后方的老百姓都说萧丞相很伟大，他威信很高啊。
刘邦一听就很不高兴。萧何一听也吓坏了。他马上就觉得，这说法对他是个威胁。于是，他马上就变，抢了许多老百姓的土地，欺男霸女，做了很多贪婪之事。于是，民众对萧何的埋怨就传到刘邦耳朵里了。他们说，哎呀，这个萧丞相不行，很贪财，你看看，他什么都想要，这个人很龌龊等等。刘邦一听就放心了：原来他不过是这么一个人，我控制得了的！
我们还知道，早在这之前，秦朝的一个大将叫做王翦，他带兵去伐楚。大家知道，秦统一六国，最大的敌手就是楚。秦军第一次伐楚失败了，第二次伐楚，秦王、就是后来那个秦始皇就使用了王翦。王翦说，楚很厉害，不给我六十万军队，我是不能承受这个任务的。于是秦始皇就把这六十万军队，这几乎等于秦朝的全部精锐，都交给他了。然后就说，那你还有什么要求啊？王翦就提出了一堆要求，他说，你还得给我多少百亩地，多少多少金子，否则我就不去打这个仗。皇上笑着答应了。下朝后有些人就对他埋怨说，哎呀，你怎么在皇上面前表现得那么猥琐，你现在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什么荣华富贵没见过？你还向主上提出这么自私的要求，你不怕皇上对你有看法吗？
王翦说，我哪里是希图这些钱财。但如果我不这样说，主上怎能放心我带那么多兵在外啊。大家知道，这个话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他就是这么个自私的人，那么，秦始皇认为他是可以控制的人。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他认为他控制不了你。你就很危险。因此，我只是说，这就不光是事实判断了，这是个价值判断。我以为，这可以叫做嫉善如仇。不是嫉恶如仇。这个嫉善如仇啊，老实说，就是专制的逻辑。
如何对付“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的霸道者
像这样的一种东西，和我们讲的经济人理性截然不同。那么，所谓经济人理性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一种可行的规则，只能以某种底线为前提。如果你在这个底线之上做得更好，那当然不错，没有人会妨碍你做得更好，但是，如果你不能做得更好，那么我们也可以有一条底线。
你不做慈善家，但是，你至少不能抢劫。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这样。如果你不能做慈善家，又不准你抢劫，那你只能怎样？你只能跟别人交换。如果你想从别人那里得到好处，你只能跟别人交换。也就是说，人人利他、为公、无私奉献，这当然很好，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果有人利己怎么办？我们的制度安排能不考虑这一点吗？因此，可行的制度安排一定要考虑这一点。
毛主席以前曾经讲过一段话，这段话其实是刘少奇先讲的。刘少奇有一次讲，现在我们有一种风气不好，有一些人特别霸道，“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毛主席有一次引了这句话，然后，《毛选》在这段话后面有一个括号：（大笑）。毛主席讲了这句话之后就哈哈哈大笑起来。
这句话后来被收进《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出版的时候是1965年，到了1966年，毛主席就把刘少奇打到了。这段话原来有“少奇同志说”什么什么，就被删掉了。但是，那个页码不好办。因为，当时大家都要背毛主席语录的嘛，某条某条语录是出于哪一页，大家都必须记住的，页码一变这功夫就黄了。怎么办呢？于是就单独把这一页重新排了一遍，把字排得很稀疏，因为要把这一段语录删掉嘛。其他页都不动。大家看看1967年以后出版的毛主席语录，这一页就比其他页排的要稀疏，原因就是这个。
但这段话其实很有意思：假如这个社会中出现这种状态，有些人很霸道，“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那么，你说应该怎么办？毛主席“大笑”了一通之后说这样自私要不得。按照他的意思似乎是说，我们大家应该提倡一种相反的精神：“你的就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这是一种无私的精神。可是，老实说，如果有一个人主张“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那么，大家都说对对，你的就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那暴君还不高兴死了！
如果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办？
恐怕只能规定“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吧？对。作为规则，就应该确定，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我的不是你的，你的也不是我的。如果你要从我这里得到好处，当然我可以施舍。但是，如果我不愿意施舍，你也不能抢我。你只能和我交换，这就是所谓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会禁止慈善吗？你们听说哪个市场经济禁止慈善了？像比尔？盖茨那样，把他的财产捐出来做公益，大家会说他是大傻瓜吗？法律会禁止他吗？不会的。老实说，要做雷锋，在美国要比在中国顺当的多。但是，我如果要安排一个制度，我不能假定你们都是雷锋。
中国古代有一个儒家思想家，就是明末的黄宗羲。大家可以读读他的《明夷待访录》。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早先那个圣人的时代啊，是“人各得而自私也，人各得而自利也”。大家要注意，黄宗羲绝不是提倡大家自私自利。他只是说，在那个圣人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考虑，为自己牟利的。因此，只有什么样的人能够当圣人呢？就是那些愿意无私奉献的人。如果有人无私奉献，大家就非常佩服，把他推举为君。可是后来就坏了，他说的后来就是指秦以后，大家可能都知道，传统的儒家有一个概念就是“三代”，就是夏商周那时候是很美好的时代，三代以后就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就堕落了。那么，按照黄宗羲的说法，三代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一个专制君主上了台，他就剥夺了所有人的权利，用黄宗羲的话讲，叫做“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见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道》）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你们所有的人都不准为自己，只准为国家。而国家是谁呢，国家就是朕，朕即国家。所有的人都必须为国家，这个国家又是专制的，实际上就是所有的人必须为我。其实就是为了满足皇帝的极端自私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大家觉得这可怕不可怕呢？难道这只是西方人认为可怕吗？我们东方人就不认为这可怕吗？
当然，一个好的制度就是要考虑到，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考虑，有权利并不是说应当，更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做。只是有权利。所谓权利，就意味着他是可以奉献的。我的一毛是我的，我就可以为天下舍出来，只要我愿意。但是，如果不是我的，老实说，那就根本不存在奉献不奉献的问题。
所以，这个经济人预设是制度设计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如果你自愿的舍己利他，行慈善，实行我的也是你的，那当然应该赞赏。可是，谁也没有权利强迫你这样做，尤其是当权者更不能强迫你这样做。否则，黄宗羲讲的那种灾难就会出现，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呢？
为什么“一个人做点好事也很难”？
所谓自由主义主张性恶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自由主义者并不认为人必定自私，更不认为人应当自私。而且，我们可以说，许多自由主义者本人的利他和自我牺牲精神并不亚于其他主义者。比如比尔？盖茨，他可以把自己的东西捐献出来。但是，自由主义认为，你不能把别人的东西抢过来归公。
西方人提倡志愿者、慈善和义工精神也不遗余力。大概是2002年吧，联合国搞了个“国际志愿者年”，就是提倡大家去做义工。当时，北京电视台的“第七日”这个节目，可能大家都知道，那个主持人叫袁园，所以又叫“园园说话”。她主持节目就提到一件事。在那个志愿者日，有两个很热心的人就想去做好事。做什么好事呢，他们想到某个街道去给孤寡老人洗衣服、做家务。然后，他们就到了北京的很多街道、居委会，他们说，你们这里有没有孤寡老人啊？我们要给他们做好事。结果，据说是在北京跑了整整一天，没有一个居委会愿意接待他们。于是，他们就发了感慨：毛主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他们说，现在看起来，一个人做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