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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叫做“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尽善尽美做不到,那么,我们在追求尽善尽美的过程中,能够做到较善较美也可以嘛。但是,事实上,我们往往就搞成“尽恶尽丑”了。
这是什么道理呢?老实说,这不是高调不高调的问题,这是自律还是律人的问题。所以我在一本书上曾经写过两句话:“高调再高,苟以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
你高调再高,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是律己。低调再低也可以,但是有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你不能抢劫。你如果做不成慈善家,那么你就交换,但是你不能去抢别人。也就是在这样的预设下,我们这个制度是可以成功运转的。
摆脱“搭便车”的困境
但是,像这样的一种制度,为什么事实上在人类社会中又很难建立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并不是因为人们有多么高尚,高尚到了人人利他的程度。恰恰相反,这一套制度之所以不那么容易建立,并不是由于这个社会的君子太多,恰恰是因为这个社会有那么一些小人,尤其是那些掌权的小人,害怕受到制约,而极力反对这样的制度安排。这些小人不仅自称是君子,还宣称只要他有了无限的权力,他就可以把天下的人都改造成君子。那么,你相信不相信这种说法呢?有时候,人们会相信的。
但是,我这里要说,其实这种时候比较短暂。在人类历史上的确会看到一种时候,整个社会都很狂热,都真的很相信某一种东西。但是人类历史上的很多事实都表明,这种狂热,往往为时不久。真正的问题在于,即使大家都不相信了,它还能维持。为什么呢?老实说,不是因为我相信什么,而是因为我害怕什么;不是因为我不希望自由,而是因为我不想为争取自由付出代价,特别是:假如别人付出代价争取到了自由我也能享受,那我何苦要付出呢?
我这里并不是说,西方人是“不自由毋宁死”的,而东方人似乎是不那么在乎自由的。绝不是这个意思。即使在西方,自由也许是个好东西,但是,除了自由以外,还有别的好东西。即使在西方,不自由但还愿意苟活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也是人之常情。老实说,不要说死了,就是比死要小得多的代价,人们有时候也是不愿付出的。或者说,为了换得比生命要小得多的一些东西,人们也是愿意让渡一部分自由的,比如社会保障,比如安全。
大家知道,“9?11”以前,美国是个非常自由的社会。自由到什么程度?那个时候到国会大厦参观,连护照都不需要出示的。美国绝大多数公共机关都是对外开放的。办公室你不可以进,但是,这个楼你是可以进的,下班了都可以进的,甚至包括像联邦调查局那样的地方都可以进的。当然,你不能闯到人家办公室里面去,但是,这个大楼你是可以随便进的。甚至在国会和五角大楼上空都是不禁空的,私人飞机可以在上空飞来飞去的。
但是,“9?11”以后,一切都变了。这些东西都取消了。我们在2004年,在华盛顿还看到那个联邦调查局(FBI)的大楼门口有一个牌子,说是由于反恐的需要,在2006年之前就不对游人开放了。现在2006年早就过去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开放了。我怀疑它现在还是没开放。
也就是说,为了安全,即使是美国人,也愿意把他们的自由减少。
但是,正是由于那种不自由的体制从来就没有办法实现它所声称的理想,无论是物质方面的还是道德方面的理想,而且不断地在这两个方面都积累不公正,甚至带来灾难,所以,只要有机会,人们还是会力图去建立这样一种制度。
那么,这个以经济人为预设的制度安排,它强调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他的不可被剥夺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用我刚才讲的话叫,我的一毛是属于我的,我愿不愿意拔,那是我的事。只要我愿意,不要说拔一毛,抛头颅洒热血都可以。但是,这得我愿意。
从交易权利问题到交易成本问题
那么,这个东西是亚当?斯密时代西方经济学的核心。但是,到了20世纪,人们就有了一些别的问题。当时人们就发现,在有些情况下,这个市场是有效率的,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市场是无效率的。那么,市场无效率,有些人就想,那可能就是市场失灵了。
比如,在西方经济学中,有个概念叫做“外部性”。什么叫做外部性呢?就是一种产品,它带来的利益和为这个产品支付的成本是不能一一对应的。讲的简单一点,就是你为这个产品付出了代价,但是别人是可以免费享受的,比如路灯。我如果装了一盏路灯,那不仅我能够享受,别人也享受。那么,很可能就会出现,谁也不愿意装路灯的情况。因为谁都希望别人来装,如果别人装了,我也可以被照亮,那我何必要装呢?
在西方,这种情况在经济学上叫做“搭便车”。其实在中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什么话呢?大家想想,和这个“搭便车”一样的话是什么话?我们现在虽然是在讲西方文明,但是老实说,所谓西方文明,其实很多最深层次的人性根基,我觉得是不分什么东西方的,只不过这个制度安排,首先在他们那里实现罢了。
关于“搭便车”中国最常见的说法是什么?最典型的一句话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不是因为大家不知道要喝水,而是这个水是有外部性的,谁挑了我都可以喝,因此就没有人愿意挑。没有人愿意挑怎么办呢,有的人就说,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是失灵的。像这样的东西就是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如果你政府不装路灯,那很有可能就是黑的。因为没有人愿意去装,除非你有一种机制,使得某个人装了以后,其他人路过要收费,那可能就会有人装了。如果不是这样,很可能就没人装。
因此,很多事情就需要由政府来提供,而不能由市场来提供。但是,战后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很多情况也不是这样。他们说,以往人们认为,由于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的那些领域,其实真正的原因都不是市场本身失灵,而是由于交易费用太高。如果这个交易本身要花很多精力,那么我就不愿意交易。
因此,这个交易成本的节省,就成了20世纪下半期以后西方的很多经济学流派,比如制度经济学,考虑的一个核心问题。
其中的一个代表是罗纳德?科斯。他就提出来几个很有名的概念。第一,他说,企业是个什么东西,大家想想看,企业是一种组织。那么,这个组织把具有各种要素的人用一个契约结合起来,比如说,我只有劳动,你只有资本,他只有技术,这个人就持有某种点子、知识产权之类的,然后我们用一个契约把大家拢到一起。
我们为什么要把他拢在一起成为一个企业呢?大家知道,只要是拢在一起,你将有扣除。一个工人在企业干活,他的劳动产出肯定是不能全得的,这个企业起码要有利润嘛,要扣除的,但是,如果他自己当个体户,他赚多少都是他的。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当工人,不愿意当个体户呢?大家想想为什么?我们都知道,正式有工作的,叫做正规就业,街头的小贩叫做非正规就业,一般的人都愿意正规就业,不愿意非正规就业。
尽管从理论上讲,街头的小贩,我们姑且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讲,是“小资产阶级”,不受剥削的,一个工厂的工人是“无产阶级”,也许是要受剥削的,但是,人们还是愿意做一个工厂的工人,不愿意做那个被城管追的到处跑的街头小贩。那是为什么呢?科斯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做小贩的话,成天需要应付许许多多的交易,这个成本很高。但是,你作为一个工人,你只要在加入企业的时候做一次买卖。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劳务合同,如果这个条件你愿意接受,那从此以后你就不需要交易了。
因此,他就下了这么个定义。对于资本家也是一样,对于所有的要素所有者都一样。如果他不跟别人合作,那么他的交易费用会很高,那么有企业这样一个组织,这个交易就会被整合起来,一个企业和一大堆个体户,他们的区别就在于,这个企业的交易费用就要省,由此就产生了一整套如何降低交易费用的学说。
没有交易权利何谓交易成本 交易费用概念在中国的误用
但是,我们要想到,为什么在斯密、密尔的那个时代,人们没有想到交易成本?而到了科斯才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因为密尔这些人比科斯笨吗?
在我们今天的改革中,“交易费用”已经成了一个关键词,被大量的使用。我们现在很多人把交易费用用在什么概念上呢?比如,国有资产的改革,大家的东西应该给谁。如果让大家参与讨论,那交易费用就太高,由一个人说了算,我想把他给谁就给谁了,这样交易费用就减少了。
这是似乎算一个“右派”的说法,这是主张私有化的。那么,还有一种“左派”的说法,这是为公有制辩护的,也是这个意思。他也是这样说,为什么要搞人民公社呢?道理很简单,国家跟无数的小农打交道,交易费用太高。那么,如果我能够把这些小农都赶在一起,把他们都关在一个大农场里面,生产出来的东西我想调走就调走,这样,交易费用就减少了。
我们国家的经济学现在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左派、右派吵得不可开交,但是,在某些问题上,他们好像是有很多共同点。用强权来禁止大家讨价还价,减少所谓的交易费用,这好像是左派右派都在讲。只不过左派用这个说法为强制化私为公辩护,而右派用这个说法为强制化公为私辩护。
最后,这里讲的交易费用,是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那个交易成本吗?所谓交易成本是什么?我刚才讲的这两个东西中的所谓交易成本是真正的交易成本吗?所谓的降低交易成本可以这样理解吗?科斯讲的企业是降低交易成本的组织,这和我们刚才讲的这两种观点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如果我们仅仅说,不让大家讨价还价就降低交易成本,那老实说,最能降低交易成本的就不是什么企业了,而是奴隶制庄园。我把大家都绑来,在奥斯维辛里面有什么交易成本啊,什么都没有。那么,科斯为什么不说奥斯维辛或者奴隶制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呢?其实前提很简单,最简单的前提就是交易成本这个概念,是在承认大家交易权利的情况下来节省,通过整合交易来节省。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用剥夺大家交易权利的做法来为某些人提供利益,这就不是所谓的降低交易成本。
科斯写过两本书。第一本就是我刚才讲的《企业的性质》,企业是降低交易费用的组织。但是,科斯用不着说的一点是,大家都知道,企业本身是一个自由契约的安排,不是奴隶制,不是把人抓来。你进企业,本身就是在履行你的交易权。科斯不会说,奴隶制降低交易成本。可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两个例子,老实说,并不是在降低交易成本,而是在剥夺人们的交易权利。
第二,科斯另外写过一本书,讲交易成本的,叫做《社会成本理论》。这里我要请大家注意一下他的书名,什么叫做社会成本呢?那就是他讲的交易成本,并不是指一方的出价,而是整个社会为维持交易所支付的这个东西。可是,我们现在讲的交易成本呢?往往指的是为了一方而减少出价。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国家如果不搞集体化,就要掏比较贵的钱来买粮食,因为你要跟私商竞争。如果自由交易,便宜了就不卖给你。
那么,搞了集体化,我就可以无偿调拨你的粮食,或者近乎无偿的调拨你的粮食。我们可以出现1960年那种饿死了几千万人,而粮食还可以照样调拨这种状况,这叫做降低了交易成本吗?是谁的成本呢?那三千万条人命算不算成本呢?这些人认为不算,只要国家掏钱少了,那就是降低交易成本了。科斯讲的交易成本是这个意思吗?当然不是。
所以,老实说,中国的经济奇迹的创造,很多人都说,这是由于中国的制度转型,交易费用低。那么,的确,东欧各国在经济转轨中没有产生经济奇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经济转轨、各方面的讨价还价是非常复杂的。有一种说法,我想大家如果仔细去看事实,就会觉得,那是不对的,好像东欧搞的是休克疗法,而我们搞的是渐进式改革。
其实,所谓东欧搞的休克疗法只是说,他们做出私有化的决议很干脆。民主化以后,全社会都同意,就做出了一个私有化的决议。但是,老实说,大家都同意私有化,怎么私有化,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就像我刚才讲的,谁都不豪迈,谁都不愿意,我下岗你当老板,我们国家可以做到,我就是当老板了,你得豪迈一点。但是,在他们那些国家做不到,做不到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企业的私有化往往会折腾十几年,一个又一个的方案都被推翻。那么,这种转轨就迟迟到不了位。老实说,真的要搞休克,倒是中国可以搞,这个企业我想给谁我就给谁。
当然,最近出问题了。前不久发生的通钢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不过,这种事在中国毕竟很少,大部分情况下,的确是交易费用很低。但是,这是真正的交易费用吗?这种做法,会遗留下什么问题吗?这恐怕就是我们大家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降低交易费用这个说法需不需要一个逻辑前提,这个逻辑前提是什么?对,降低交易成本的这个概念,它的逻辑前提就是,每个人的交易权利能够得到保障。
我们也可以讲,西方经济学,照我的理解,在亚当?斯密那个时代,人们关心的就是交易权利问题,只有在这个权利解决了以后,20世纪的人们才提出了交易成本问题。这并不是因为20世纪的人们比亚当?斯密更聪明,而是因为这种问题本身是需要前提的,这个前提被斯密他们解决了,所以现在才提出交易成本问题。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