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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怪到什么地步？你身上带很多钱吗？你真的是有钱人吗？还是说像艾锡一样只是个卖菜的？不对，你是律师。来吧，说个谜语给我猜，律师先生。好吧，不然我来说一个：苏丹和博斯普鲁斯桥之间有什么差别？”
“问倒我了。”
“阿塔图克和穆罕默德之间呢？”
“我放弃。”
“你太容易放弃了！”女人说。她从梳妆台前起身，刚才她便一直对着梳妆镜看自己。她格格笑着，凑上卡利普的耳朵悄声说出答案，接着她用手臂环绕卡利普的脖子。“我们结婚吧，”她喃喃说道，“让我们登上卡夫山，让我们拥有彼此，让我们变成别人。娶我，娶我，娶我。”他们玩游戏似的接吻。这女人身上有什么地方让人联想起如梦吗？丝毫没有，但卡利普仍旧心满意足。他们跌进床里，然后女人做了某件事让他想起如梦，不过她做得跟如梦不完全相同。每次当如梦把舌头滑进卡利普嘴里时，他总会有点不悦地想，他的妻子在剎那间变成了另一个人。可是此刻，假扮的朵儿肯·瑟芮把她那比如梦厚实的舌头伸进卡利普嘴里，有点霸道又有点温柔嬉闹，这时他却觉得，不同的并非他抱在怀里的女人，而是他自己，他已经彻底变成了别人。他感到异常亢奋。在女人游戏般的情绪刺激下，他们在床上缠斗扭打起来，从床的这一头滚到那一头，一会儿他压在她上面，一会儿又互换过来，仿佛置身于国产片中极度不写实的接吻场景。“你让我头晕！”女人说，仿效一个不在场的角色装出一副她真的晕了的样子。当卡利普发现他们可以在床尾的镜子里看见他们自己时，他才搞懂为什么这场微妙的翻滚过程总是不可缺少。女人愉悦地望着镜中的影像退去她的衣服，接着又脱掉卡利普的。他们两人像旁观者，一起望着镜中女人的各种把戏，一样接着一样，看得过瘾，就好像体操比赛的评审，仔细评量参赛者的各项指定动作，不过当然，他们的目光要和善得多。直到后来有一段时间他们开始在无声的弹簧床上跳上跳下，以致卡利普再也看不到镜子，这时女人说：“我们两个都变成了别人。”她问：“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但卡利普没有办法说出她想听的答案——他已经彻底投入其中。他听见女人说：“二乘二等于四，”又喃喃自语，“听呀，听呀，听呀！”接着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什么有个苏丹和他可怜的王储，好像她在讲述某个传说故事，或是一场梦，用说故事特有的过去式文法。
“如果我是你，那么你就是我。”稍后，当他们在穿衣服的时候，女人说。“那又怎样？如果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你，那又怎样？”她抛给他一个狐媚的微笑。“你还满意你的朵儿肯·瑟芮吗？”
“我喜欢她。”
“那么，拯救我脱离苦海，拯救我，带我离开这里，娶我，让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我们私奔吧，我们结婚，然后开始新的生活。”
这副情景是从哪部片子，还是从哪个游戏里来的？卡利普也不确定。或许这真是女人想要的。她告诉卡利普，她不相信他结了婚，因为结过婚的男人她看多了。如果他俩真的去结婚，如果卡利普真有办法把她的56年雪佛兰弄到手，那么他们可以去博斯普鲁斯郊游，他们可以到埃米甘买哈发糕来吃，到塔拉布亚看海，去布约克迪尔找个地方吃饭。
“我不太喜欢布约克迪尔。”卡利普说。
“那样的话，你是白等他了，”女人说，“他永远不会来。”
“我并不急。”
“但我急，”女人固执地说，“我担心当他来临的时候我认不得他，我担心我会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我害怕当最后一个人。”
“‘他’是谁？”
女人神秘地一笑。“你难道没看过电影吗？你难道不晓得游戏的规则吗？你难道以为多嘴泄露这种事情的人，在这个国家里还能活下去吗？我可不想死。”
有人开始敲门，打断了她正在讲的故事——关于她有个朋友有一天神秘失踪，毫无疑问她是被谋杀了，尸体被丢进博斯普鲁斯海峡——女人安静下来。当他要走出房门的时候，女人在后面朝他低语。
“我们全都在等他，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全都在等他。”
v14我们全都在等他
我对神秘的事物疯狂着迷。——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们全都在等他。我们等他已经等了好几个世纪。我们有些人，受不了加拉塔桥上拥挤的人群，一边哀凄地凝视着金角湾铅灰色的流水，一边等待着他；有些人在苏底比两个房间的公寓里，一边朝怎么也烧不热的炉子里再扔进几根木头，一边等着；有些人一边踩着看似无止境的阶梯，爬上奇哈格区后巷里的一栋希腊式建筑，一边等待；有些人在安纳托利亚一个祥和小镇的酒馆里等待，面前摊开一份伊斯坦布尔的报纸做填字游戏打发时间，直到遇见朋友；有些人，一边幻想着自己即将登上报纸所展示的飞机，或是正要跨进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或是拥美人入怀，一边等待。我们一边等待着他，一边忧伤地走在泥泞的人行道上，手里拿着用被读过不下百遍的报纸做成的纸袋，或是里头塞满苹果、散发出化学合成气味的塑料袋，或是会在我们指掌间留下紫红色压痕的菜市场网袋。坐在电影院里，我们一边观看某个周末夜里，一群壮硕的家伙打破瓶子和窗户，或是世界知名的甜美女郎展开一场愉快的冒险，一边在等待他。我们从妓院回来，那儿妓女的怀抱只让我们更觉寂寞；我们从酒馆出来，那儿的朋友总是讥嘲我们小小的执著；我们离开邻居的家，那儿吵闹的小孩始终不肯上床睡觉，吵得我们没法子好好听收音机。我们在大街上等待他。我们有些人说，他会首先出现在贫民窟最黑暗的角落，那儿的路灯已被街头贫童的弹弓打烂。也有人说，他将会现身于商店门口，在那里，罪恶的店家售卖全国赌马和运动乐透的彩券、色情杂志、玩具、烟草和保险套之类的东西。每个人都说，无论他最先出现在哪里，不管是在孩子们一天十二小时不停揉捏面团的肉饼店，还是千百只眼睛热切渴望融为同一只眼的电影院，或是天使般纯真的牧羊人被墓园柏树催眠睡去的绿野山坡，无论在哪里，第一个见到他的幸运儿将会立刻认出他来，并且倏然醒悟，那长如永恒又短如一瞬的等待，已经结束，救赎已近在眼前。
《黑书》第三部分 13看谁在这里（5）
关于这个主题，古兰经有详细明示，但只有读得懂阿拉伯字母“意义”的人才能理解（《夜行》篇中第九十七句或《队伍》篇中第二十三句，解释古兰经的结构是“一致性”以及“重复”等等）。耶路撒冷的穆塔哈·伊本·塔亥，在古兰经启示之后三百年，写下了《起源与历史》一书，其中说道，关于这个主题的惟一证据，是在于穆罕默德的“名字、外貌或某个与我意气相投的作者的指引”，或者是，为此篇圣训提供讯息的证人们的证言。我们也知道，在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塔的《旅程》中也有简短提及，什叶派教徒在萨马拉“当代圣贤”神殿下方的地下通道里，举行仪式等待他的显灵。此书发表三十年后，弗鲁兹·沙阿在他的文章里叙述道，成千上万的悲苦民众在漫天黄土的德里街道上等待他的降临，以及他将揭露的启示之秘。我们也知道，同一时期，还有另一个关注的焦点。也就是伊本·赫勒敦所写的《历史导论》一书，此书中他筛捡了许多激进什叶派的典故传说，仔细探讨每一则提及显灵的圣训，重新强调一项重点：他现身之后，将会杀死在审判和救赎之日与他一起出现的鞑迦尔，依基督教的概念和语言来说，也称撒旦，或称反基督。
令人诧异的是，那些等待并梦想着救世主＇1＇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有救主降临的概念。伊斯兰教认为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上天会派遣一个使者马赫迪（alMahdi）降临，在人间建立起神的王国。这位马赫迪是个阿拉伯人，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代，他将在麦加降临，他便是救世主。而基督教则认为救世主是耶稣基督。＇1＇的众生，竟然都完全想像不出他的脸孔。比如说，我珍贵的读者默哈玛特·伊玛兹写信来告诉我，他曾在位于安纳托利亚内地一座偏僻小镇的家里，看见了某种幻象；而七百年前的伊本·阿拉比也只能虚构出类似的光景，并把它写进《凤凰》一书中；哲学家阿尔金迪做了一个梦，梦中面孔模糊的他与被他拯救的众人，把君士坦丁堡从基督教徒手中夺了回来；甚至那位女店员，坐在伊斯坦布尔——阿尔金迪的梦后来果然在这里成真——贝尤鲁区一条后巷的一间布料店里，置身于满屋子的线轴、纽扣和尼龙丝袜堆里，也只能凭空呆想他的样貌。
相反，我们却能够轻而易举地描绘出鞑迦尔：根据布哈里的《先知史》中的叙述，鞑迦尔有一头红发，一只独眼，而《朝圣》中则提到，他的身份写在他的脸上；被他亚利西形容为粗脖子的鞑迦尔，在尼萨梅丁教长于伊斯坦布尔做白日梦写下的《独一真主书》中，还有一对红眼和沉重的身躯。我还在做菜鸟记者的那几年，有一份名叫《皮影戏》的幽默小报在内地广为流行，报上连载了一篇以一名骁勇善战的土耳其军人为主角的爱情漫画，故事中的鞑迦尔被画成脸缺嘴歪。这位在战斗中使尽花招耍弄我方军人、与君士坦丁堡众佳丽翻云覆雨、至今尚未被打败的鞑迦尔，有一个宽额头，大鼻子，没有胡子（符合我不时提醒插画者的建议）。相对于激起我们鲜明想像力的鞑迦尔，我们却惟有一位作家费瑞·凯末尔医生，能够以拟人化方式呈现人们企盼已久的无上荣耀救世主。他用法文写下《大帕夏》，然而此书到了1870年却也只能在巴黎出版，关于这一点，有些人认为是我国文学的一大损失。
只因为是用法文写成的，就把这部具体描绘它的形貌的独特作品，摒除于我国文学之外，这是既错误又可惜的，就好像指责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审判长”这一段，是剽窃自那一篇微薄的论文——这种说法虽然令人难堪，但是在某些东方背景的出版物如《仪式的源泉》或《伟大的东方》中，的确曾被人提及。许多人吵闹不休地讨论究竟西方从东方偷了些什么，或是东方从西方偷了什么，关于这一类主题，总会让我再度兴起一个想法：如果这个我们称之为世界的梦之国境是一栋房子的话，那我们则像个梦游者，迷失在其中。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就像是不同的时钟，挂在屋子里各个房间的墙壁上。茫然迷失的我们，盼望能凭借时钟来定出自己的所在。现在来看看：
1。如果要说在梦境之屋的房间里，某一个滴答作响的时钟是正确的，而另一个是错误的，这么说很愚蠢。
2。如果要说房间里的一个时钟比另一个快了五个小时，这么说也很愚蠢。因为，依循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说前面的时钟比后面那个慢了七个小时。
3。如果因为其中一个钟指了九点三十五分，经过一段时间后，另一个钟也指到九点三十五分，最后得出结论说其中一个钟在模仿另一个钟，这种说法更是愚蠢至极。
伊本·阿拉比这位写了两百多本神秘书籍的作家，在科尔多瓦参加阿威罗伊葬礼的前一年，于摩洛哥写下了一本书，灵感起源于一个故事（梦境），内容是穆罕默德被带到耶路撒冷后，如何踩着一座梯子（阿拉伯文称为“米拉区”）登上天，从那里，他很仔细地看了一眼天堂和地狱，就像前面提到的《夜行》篇所叙述的。现在，让我们仔细评判伊本·阿拉比的描述：在他的引领下巡行七重天、他的所见所闻、他与众先知们聚谈的内容。再考虑到当年他写作这本书时，年届三十三岁（1198年）。若是从这几点就得出结论，说他书中的做梦女孩妮赞是“真的”，而但丁笔下的贝阿特丽采是“假的”；或者伊本·阿拉比是“对的”，而但丁是“错的”；或者《夜行》篇是“正确的”，而《神曲》是“不正确的”。这样的说法，正是我所谓第一种愚昧的一个例子。
《黑书》第三部分 13看谁在这里（6）
安达卢西亚的哲人伊本·图飞尔在11世纪时，写了《自修的哲人》一书，内容讲述一个孩童被遗弃在一座荒岛，他在岛上住了好几年，慢慢地学会尊崇自然、景仰那哺育他的母鹿、海洋、死亡、天空以及“神圣真理”。如果把这本书和丹尼尔·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相比，然后说前者“早了”后者六百年，或者说因为后者对于工具及物品的描述更为详细，所以伊本·图飞尔“晚了”笛福六百年，这两个结论，都是第二种愚昧的例子。
可敬的非利尤丁大师，穆斯塔法三世统治期间的一位伊斯兰教长，在听到一位口无遮拦的朋友说了一句鲁莽失礼的话之后，突然受到启发（那位朋友在某个星期五晚上来教长家拜访，看见他的书房里有一张精美的写字台，不禁说道：“尊贵的先生，你的书桌看起来就好像你的脑袋一样，乱七八糟啊。”），于是在1761年3月提笔写下一首双韵长诗，其中用了许多关于他的脑袋和写字台的比喻，以证明两者中的每样东西都是井然有序。他在诗中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我们的脑袋也有十二个部分——就好像那精巧的亚美尼亚制写字台，有两个小柜、四个架子和十二个抽屉——以便让我们置放时间、空间、数字、文件，以及我们今日称为“因果”、“存在”和“必然性”的各种零星杂物。而在他二十年后，康德才把纯粹理性分类成十二个范畴。如果我们就因此推论说，德国人把土耳其人的概念据为己有，那么此种说法，正是第三种愚昧的例子。
费瑞·凯末尔医生，当他提笔描绘众人企盼已久的无上荣耀救世主时，并没有料到一百年后，他的同胞会用如此愚昧的方式来解读他的书，不过，要是他知道了，也不会感到太惊讶。毕竟，他一辈子就被包围在冷漠和忽视的光环中，致使他隐遁入一个寂静的梦里。今天，当我想像他那张从未拍照留存的脸时，眼前只浮现一个梦游者的脸：他已彻底上瘾。阿布杜拉曼·谢瑞夫写了一篇满纸诽谤的研究文章《新奥斯曼人与自由》，告诉我们，费瑞·凯末尔医生把他的许多病人变成和他一样上瘾。1866年他前往巴黎，抱着某种模糊的反叛意识——没错，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次欧陆之旅的前一年！——并发表了几篇文章，刊登在《自由报》和《记者报》两份欧洲报纸上。他一直留在巴黎，甚至当青年土耳其党员与意见不合的宫廷达成妥协后，相继返回伊斯坦布尔，这时也不见他的踪迹＇1＇奥斯曼帝国末期，面临内忧外患，有许多土耳其知识分子力图展开维新改革，欧洲人称他们为“新奥斯曼人”。他们主张立宪政体，终止皇帝的独裁专制。在他们的压力下，苏丹阿布杜哈米提二世于1876年宣布君主立宪。＇1＇。既然他在书前序言中提到波德莱尔的《人造天堂》，或许他也知道我最喜爱的德昆西＇1＇德昆西（DeQuincey，1785—1859），英国作家，著有《一个鸦片瘾者的自白》。＇1＇，也许他正在尝试鸦片，不过在他书中谈到他的部分，却看不出有这类尝试的蛛丝马迹；相反，文中许多地方都透露出一个我们今日急需的逻辑概念。我写作这篇专栏的目的，便是为了散播这个逻辑，并把《大帕夏》中所提出的迷人构想，推荐给我们军队中爱国的军官们。
不过，要了解这个逻辑，我们必须先弄清楚该书的背景环境。设想一本书，蓝皮线装，印在草纸上，总共只有九十六页，1861年由出版商普雷马拉西斯在巴黎出版。设想其中法国画家（但尼叶）所画的插图，看起来不像旧时的伊斯坦布尔，反而像是今日的伊斯坦布尔，遍布着石头建筑、人行道和拼花石板路。设想这样的画面，现今的水泥老鼠洞、阴影、家具和周围环境，让人联想到的是各种悬吊通电的现代酷刑器具，而不是旧时用来维持秩序的石头地窖和简陋刑具。
书本一开始，描述了伊斯坦布尔的某条暗巷。四周一片寂静，只听得见守夜人用警棍敲打人行道的声音，以及远处街弄里野狗打群架的嗥叫。木房子的格子窗棂没有渗出半丝光线。几缕青烟从烟囱里袅袅飘散，漫成游丝般的雾气，沉淀在圆顶和屋脊上。深邃的阒静中，依稀可听见荒凉的人行道上传来一阵脚步声。听见了这陌生、新奇、出乎意料的脚步声，每个人——那些套上层层毛衣准备钻入冰冷被窝的人，以及那些早已躲入羽绒被下悠然熟睡的人——都认为那代表着佳音降临。
第二天，一扫昨夜的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