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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了正想着，看到两个“阿拉伯王子”和尾随其后的妇女朝一个竖着木牌的小道走去。他的日光紧盯着他们。
门丁心想，在欧洲即使是亿万富翁，他妻子也不会如此卑谦地走在他身后。
此刻，门丁吃惊地睁大眼睛！因为他看到了一个令他难以置信的场面，他飞快地跑进店里。
本·阿奥马尔和本·斯拉乌的案件从此拉开序幕。它有点象天方夜谭里的故事，使得许多人丧生，至今仍遗患无穷。
当副经理看到两位“阿拉伯王子”和跟在后边的女人走进店堂时，他就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们，也就是说既没有表现出多余的热情也没有礼节不周。一家大珠宝店的接待顾客经理总是不卑不亢的。他谨慎地向职员作了个手势，让他把女人引向路易十五时代的座椅。但她拒绝有两名男子在场的情况下就坐，她只讲英语。两位“王子”穿着中东传统布料的长袍，就是黑白相间的布料，头上系着黑色绳子。
其中一个身材矮胖，留着胡子，另一个高高瘦瘦的，留着络腮胡。两个人都说的是结结巴巴的法语，夹杂着一种无法模仿的阿拉伯口音。那位年龄稍大的男人似乎更有权威，好象他指挥着其他两个人。他想看戒指，说话的神气好象是在集市上买东西似的：“让我看看你们的戒指，我可要看最好的。”
副经理已经习惯这种来自中东的新顾客，但仍坚待照规矩问道：“高到什么价？”实际上没有必要的。同这种顾客打交道，他一下子就拿出最漂亮的戒指：镶着钻石、祖母绿宝石和绿宝石的各种戒指。
两个“阿拉伯王子”用了三刻钟看了所有的戒指，其中价值最低的也足够在蓝色海湾购买一栋别墅。老妇人很有礼貌地站在他俩身后，一言不发。他俩时不时地拿着戒指给她看。副经理专心致志地给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递着戒指，他的眼睛一直死死地盯着每件首饰。
最后，瘦瘦的留着络腮胡子的那位对副经理说；“我母亲眼下没拿好主意。谢谢您，我们下次再来。”
三位阿拉伯人走出商店，老妇人走在最后。他们三个挺显眼地走进竖着牌子的胡同，在对面的人行道上走了几分钟。
就在这时，一直盯着他们的门丁觉得帽子下的头发竖起来了，他马上跑进商店，问副经理：“先生，请原谅我。嗯，那三个刚从店里出去的阿拉伯人，两男一女……”
“怎么啦？”
“您知道他们是谁吗？”
“怎么？您认识他们？……”
“不是，我是说，他们告诉您他们是谁了吗？”
副经理有些怒恼，打断道：“两个王子！我不知道是哪儿的！总之好象是科威特王子的表兄弟！怎么啦？”
“嗯，因为……我刚刚看见他们骑着轻骑走啦！”
副经理觉得血往头上涌。他重新打开所有的首饰盒，天啊！一只最漂亮的戒指不见了。一只四周镶着钻石的长方形祖母绿戒指！价值2亿法郎！
大家开始往门外跑，但是轻骑已经开远了。就在这时，一辆警车偶尔路过这里正开到街角，门丁冲了上去，警察让他上了车，警车全速转弯并拉响警笛。这时门丁开始向警察解释所发生的一切。
突然，门丁声嘶力竭地叫喊道：“在那儿！马德莱娜大街红绿灯下！两个骑轻骑的人！往右！关掉警笛，要不他们会发现的！啊，太晚了，他们分开了。”
的确，两个穿大袍的阿拉伯人骑着轻骑，没见那个老妇人。绿灯一亮，他们各自朝不同的方向驶去。这是盗贼所使用的惯招。一个朝右拐，另一个照直往前走。警车是辆军用小卡车，不适合追捕，司机只好紧追一直朝前驶的轻骑，这样容易些。即使在笔直的大路上，一辆小卡车也难以追上全速前进的轻骑。但是上天保佑一路既没有碰上红灯，也没有别的车辆，小卡车开足马力，超过了轻骑。骑在车上的“阿拉伯王子”弯下腰，大袍卷在脉盖上，小卡车司机给他来了个漂亮的急速插档！听到一声沉闷的声响，“阿拉伯王子”摔到小卡车车顶上，然后滚落到排水沟里。
一个小时之后，在第4区警察局里一切全清楚了。警车司机上了小偷的当。那个一直往前开的小偷是掩护另一位脱身的。至于那个老妇人，大概一开始就溜掉了。
结果是：世界闻名的法国最大的珠宝店之一让三个平庸的小偷偷去了一只价值2亿法郎的戒指。
从此，这成了一件法国刑警和国际刑警组织要立案侦破的案件，同时从此开始了一场血战。使警察见到一个又一个尸体。
血战是从1969年5月26日在两个家族之间展开的，也可以说是从两个骑轻骑的人之间开始的。那个引警车上当的人叫斯拉乌，他的身份很快就弄清楚了。他只是从轻骑上摔下来昏过去几分钟，搜遍地的全身没有发现戒指。
迪拉利·本·斯拉乌，42岁，北非人，住在高特多尔区，是个扒手。他属于本·斯拉乌家族，说得更准确些是“本”集团或“本”部落。这个家族的人有的住在巴黎郊区贫民窟，有的住在法国南部。调查此案的工作交给了达乌迪警官，因为他非常了解北非人的生活环境。
达乌迪侦探很快从眼线那里得知，本·斯拉乌部落的分支一直可以延伸到联邦德国的移民之中。
他派人监视所有的机场和边境。在48小时内警察对可疑的巴黎郊区进行了一次突击搜查。但是达乌迪侦探不相信偷窃的戒指在斯拉乌集团成员的手里，因为他成功地辨别了另一个逃跑者的身份，那人是属于另一个叫本·阿奥马尔家族。这个家族生活在大篷车里，他们的根据地同样是在巴黎郊区的贫民窟。
阿迦伊·本·阿奥马尔就是那个带走戒指逃跑的人，没有犯罪前科，但是据眼线说，他也是扒手集团的，这个集团由他的亲生母亲领导，他母亲名叫阿迪迦。
达马迪侦探由此推理，她就是那个陪同两位假阿拉伯王子到和平大街珠宝店去的那个假公主。此刻，她已从她住的大蓬车里消失了。她肯定预料到了一切。由于她的亲生儿子身上带着戒指，她大概早就找到了一个藏身之处，但是在哪儿呢？寻找阿迦伊·本·阿奥马尔和他母亲阿迪迦的通知故发到了各处。在法国和联邦国国凡是与这两个集团有过接独的人都受到监视。
由于本·斯拉乌关在监狱里，那么分赃的工作就该由这个集团的另外一个成员来承担。难道有谁能把戒指卖出去？一个四周镶着钻石的祖母绿戒指哪能那么容易脱手。
就在这时，送来了第一具尸体的报告：在阿弗尔贫民窟，骑轻骑逃跑的人被人勒死。证人指控是本·斯拉乌的亲兄弟所为。
很明显，盗窃集团内讧了。本·阿奥马尔没想拿出戒指，他的死就是报复。这仅仅是开始。一个星期以后；同一个集团的另外三人成员也被勒死，尸体漂浮在日内维港口的河面上。
显而易见，价值2亿法郎的戒指在本·阿奥马尔手里，而且他们不准备交出戒指，因此另一方便对他们宣战。
在随后几个星期里，两个集团之间展开了真正的仇杀，在巴黎、马赛、土伦，甚至在法兰克福，在北非人的社会里，尸体越来越多。
人们先后发现本·斯拉乌或本·阿奥马尔集团的人或是被勒死或是被人剖腹，尸体出现在荒凉的田野上。上帝才知道戒指究竟在哪里？然而，两个家族之间的仇杀没有使达马迪侦探忘记那个中心人物——老妇人阿迪迦，被杀死的小偷的亲生母亲。
她大概为两个集团培养了两代或三代的年轻小偷，现在他们长人成人，他们把她当作“母亲”一样的尊敬……这种母亲代表着传统！假如两个集团能够休战的话，也必然是在这位老妇人的权威下休战的。她出现在哪里，就在那里充当“和平的法官”。如果首饰能交给双方都能认可的人，那个人一定是她。尽管她儿子被人杀死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把首饰交给了她而没有向外人承认。
但是所有寻找阿拉伯老妇人的企图都失败了。那么她肯定在法国的某个地方。达马迪侦探越来越相信首饰一定在老妇人阿迪迦那里。必须找到阿迪迦！保险公司对能找回戒指的人出了一千万法郎的重赏。
只是在戒指被窃案发生了一个月以后，安省的宪兵偶尔汇报了一个无足轻重的案子：一个阿拉伯老妇人被关押了一个月以后释放。
达乌迪侦探看见老妇人的档案皱起双眉；也许是出于偶然，这个妇女在和平大街珠宝店被窃第二天在安省被捕。这大概是狡猾的阿迪迦找的最高明的藏身之处。侦探晃然大悟，连忙给安省拘留所打电话，甚至不需要调来整个档案，只听讲述该犯的外貌他就完全明白了。老滑头是因为偷窃蔬菜而被关进监狱的。
正当别人互相残杀闹得不可开交时，她却非常平静地在牢房里呆了一个月。被释放后两天，她失踪了。侦探的行动迟了48小时，没有抓住她。然而达乌迪侦探灵机一动，只是想知道与他想象的是否一致，他又给监狱长打了电话：“您能告诉我这个老妇人存在档案室的物品吗？”
一会儿，档案管理员在电话里回答道：“没什么东西，一只草拎包，一个钱包里有23个法郎，一个白铁的阿拉伯首饰别针和一只蹩脚货的戒指。”
沉默了一会儿，达乌迪侦探问道：“那只戒指是什么样的？”
电话里传来档案管理员漫不经心的回答：“噢，是那种不怎么大的戒指，您知道我的意思吗？……这么说吧，是一块大的绿玉石，四周镶着假钻石。除此之外，我没发现什么。怎么？你到底要找什么？”
“噢，什么也不找……侦探说着，他已丧失了信心，“什么也不找，只是想证实一下……”
就这样，老妇人阿迪迪平平安安地把价值2亿法郎的戒指交给了外省的小监狱的档案保管员。很明显从一开始她就预料到这一切：他儿子的作用是携带首饰逃跑，同谋要故意让警察抓住以掩护她儿子。以后她儿子把戒指交给了她。老妇人然后躲到监狱里把赃物交给档案室存放了一个月。这地方可比瑞士银行还保险呢！
一个拘留所的档案保管员无论如何想不到，一个偷蔬菜的阿拉伯老太太会交给他一个价值2亿法郎的钻石戒指。
最令人吃惊的是，自从1969年以后警察再也没有找到阿拉伯老妇人阿迪迦。她出法国国境的可能性不大，除非她秘密地在马赛混上货轮到了阿尔及利亚。
但是警察另有假设：就是对方团伙找到了阿迪迦，把她的尸体埋在某个地方。人们大概永远看不见和平大街珠宝店的那只戒指了。因为本·阿奥马尔和本·斯拉乌集团之间的恶战已经停息。
穿丝绸衣服的魔鬼
在罗马一家医院的办公室里，三个医生安静而惊愕地坐着，女护土以同样的惊愕和无可奈何的表情向他们宣布；女大夫安德森死了。
在三个医生当中，有一个就是40岁的沃德马·安德森教授，他是刚刚死去的安德森大夫的丈夫。他在吃惊的表情中加入了一个极为痛苦的手势，把他那只戴着皮手套的机械手放在理成刷子似的黄头发上，摘下他的金属框架的眼镜，擦试着已经变得模糊的镜片。
“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
另外两名医生只能把手放在他肩上来安慰他。这个死亡对于他们来说同样是突如其来的。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其中一个说道：“我认为应该通知警察局，进行尸体解剖。”
负责调查安德森大夫猝死的法官叫皮埃托·莫利尼。几天后，他收到了解剖报告：安德森太太死于破伤风。但是她身体上没有任何伤口，即使是很微小的伤口也没有；而破伤风是由厌氧杆菌引起的；厌氧杆菌一般是在伤口上被泥土污染后繁殖起来的，它产生的毒素可侵蚀神经中枢。
此外，病情发作来势凶猛以致医生采取任何措施都无法奏效。
上帝知道医生们竭尽全力抢救。因为不仅仅受害者本人是大夫，她的丈夫沃德马·安德森教授本人也是大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还是细菌学专家。
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不幸的安德森大夫的第一个妻子死干杆菌感染。但是在第一次事故中没有什么神秘之处。沃德马·安德森大夫和他第一个夫人进行杆菌研究，俩个人都感染上杆菌，他因及时地截去了左手而保住了性命。而他妻子却丧了命。
讽刺？命运的捉弄？还是巧合？法官如同警察一样不喜欢巧合。皮埃托·莫利尼法官突然有一个念头闪入脑际。无论如何，厌氧杆茵是可以通过洗涤、注射，甚至简单的漱口的形式进入体内的。这好象不可思议，然而法官合上了卷宗。
8天后，瑞典国际刑警组织分部送给法官一份死者父亲写的长达40页的信。瑞典是安德森夫妇的原籍。死者的父亲以他女儿来信的摘录以及许多偶尔的巧合为依据，经过他的“推理”或“思考”明确地指控他的女婿，那位细菌学教授有意把破伤风苗接种在他妻子体内进行谋杀。
瑞典警官对这份报告并且对此案产生了极浓厚的兴趣，打电话给罗马的法官。
“您看了我给您寄去的报告了吗？您有何想法？”
皮埃托·莫利尼是个矮胖的近五十岁的人，头发已开始脱落。他怕热，工作刻苦，但是十分谨慎。他用报告中的一页纸扇着风，小声喃喃道：“我想我得重新审理此案。但是您知道我也许会放弃的。我预料这是一桩很棘手的案子。所有对安德森大夫不利的迹象也同样可以用来为他开脱。最后，您放心，我会随时给您通报情况的，另外，我肯定需要您的帮助。
安德森先生的岳父的指控内容简述如下：第1，40岁的安德森大夫非常爱他在斯德哥尔摩时前女秘书，一个30岁的瑞典姑娘。尽管他们已经分开，但是他经常回瑞典与她幽会。这一关系已延续很久，那位姑娘如此漂亮动人以致安德森大夫总有一天要娶她为妻。
第2，安德森大夫的妻子对此完全了解，因为安德森夫妻关系并不十分好。
第3，安德森夫人曾好几次透露，如果她万一死了，她太夫要对她的死负责。
第4，3年前，在他们离开斯德哥尔摩定居罗马之前，安德森夫人突然感染上炭疽，并住进医院。这种疾病同样是由于杆菌引起的，一般是表现在动物身上或人与患病的动物接独后方能受到感染。
最后，第5，安德森大夫是细菌学专家，曾发表过题为“杆菌作为摧毁的武器”的学术论文。在该文中，他指出杆菌如何能成为阴险的、文静的、有效的杀人武器：因为饮料、食品，甚至人们呼吸的空气都很容易受杆菌的感染。
尽管这些指控没有任何证据，但是很有说服力。然而却有个“但是”。这“但是”在皮埃托·莫利尼法官刚一认识安德森大夫时就产生了。
“但是”首先是大夫的外表品质和气质。他的高身材犹如田径运动员，有棱角的面孔，使人想起一个刚健、英俊的美男子。脸部线条充满生机，很平静、深思熟虑。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阴谋也没有什么神秘。他好象毫不窘迫地把他那只机械手放在腮上。
但是人们可以从外表来判断一个人吗？不能。可对皮埃托·莫利尼法官来说，还有更令人迷惑的地方，就是这个男人的才气。从他的眼神中，从他表达的方式中，以及他的每一个手势中都能看得出这种超人的才气。
马上就象法官读那份报告时感觉的那样，他想到那些对他的指控也同样可以用来为他开脱罪名。一个如此才气横溢的人怎么会犯罪呢？安德森大夫以低沉、沙哑的嗓音，面带着忧伤的微笑跟他说：“我知道我后父给您写了封长信。我早料到他会写的。如果不是他写，别人也会写的。我没什么要补充的，也没有什么要删减的。这是真的，我希望有一天能离婚，我好娶那位年轻姑娘。没错，我是细菌学医生。没错，我妻子第一次患了炭疽。我曾写过一本题为“杆菌作为摧毁的武器”的论文也没错。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些，我除非是个大傻瓜或者完全神经错乱了，才会注我妻子身上接种破伤风茵。另外，我对我妻子一直有一种真正的爱恋。”
皮埃托·莫利尼法官注视着安德森大夫金属架眼镜，陷入良久的沉思。在眼镜后边，安德森大夫的眼睛闪射出有些嘲讽的目光，但是极为疲惫。
“大夫，您知道我此时在想什么吗？”
“当然啦，您想我可能犯了杀人罪，正是因为所有一切全指控我，也正是因为这太荒唐以致不能令人相信是真的。我要是您，我也会这么想的。”
“这正是我所想的。”
“这样，”大夫下结论似地说道，“我们还不能结束我们的敌对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