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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场合下，这一发现会引起热娜的嫉妒，此刻她只觉得恶心，司机既机灵又残酷。
“好啦，我走了。”司机非常自信地说，“我一刻钟后来接热娜。”
克利夫的前妻弄错了，一个女人大概会怜悯他，但一个年轻的姑娘却不会，她发现她初恋的对象是一个欺骗她的、眼睛中间还有口红的老头儿。
一刻钟后，当司机回来接热娜时发现她坐在一张长椅上，双手紧握着冒烟的手枪，沉甸甸的手枪是她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的。
可以那么说，他以他自己的方式自杀了。
无妄之灾
深夜，一辆小汽车停在新加坡靠近海边的偏僻公路上，没有人能听见从敞开车窗的汽车里传出来的叫喊声，没有人看见一个穿着薄裙子的女人从车上下来拚命地朝马路上跑去，没有人看见司机也跳下车来。司机穿着英国士官军服。没有人看见他跟在女人身后，用手勒住女人的脖子。没有人看见女人挣扎了好长时间，终于倒在地上。最后也没有人看见士官把尸体扔进大海里。
上边一幕没有一个目击者。
但是，有一天，漂亮的埃勒翁·万克勒太太遇到在纽约出差的国际刑警组织某部门的一个头头，她在无意中使国际反犯罪警察组织得以侦破一桩最奇特的案件，她一边用她的绿眼睛看着警察一边说：“我有个少年时代的女友，我非常想知道她的近况。好象她已经结婚了，住在新加坡，国际刑警组织能找到她吗？”
国际刑组织只受理官方警察局提出的要求，而不受理私人的请求，但是埃勒翁太太那么漂亮，她眼睛直率地看着他，她那深沉的目光使警察让步了。
“好吧，埃克勒太太，完全以私人的名义，我来帮您这个忙，请您把她的地址告诉我，我向几个朋友打听一下。”
“谢谢，谢谢，她叫利莲·山富，但这是她当姑娘时的名字，如果她结婚了……”
几天之后，在新加坡一个留着小胡子、穿一身黑衣服的高个子警察在伊龙旅馆大厅里打电话，电话里传来一个清脆、坚定的声音：“这是222房间，您有什么事？”
“我是受国际刑警组织的一个朋友私人之托，是一桩没有什么意义的小事，我能见到您吗？”
“当然了，我这就下来，在大厅等我，我穿一件灰色丝绸裙子。”
几秒钟后，电梯门打开，走出一个碧眼金发的尤物，她身材苗条，富有活力，灰色丝绸裙子更加显示出她体态轻盈。
“您是利莲·山富太太？”
“是的，但是自从结婚以后，我就叫利莲·威尔松了。”
国际刑警组织派来的人有点被年轻女子的美色所感，他解释了他来访的目的：一位住在纽约的少年女友在找她。
“她叫什么名字？别说，我想想我敢打赌是埃勒翁。”
“就是她。”
“上帝！埃勒翁，我也没有忘记她，但我一时记不起她的姓了，她现在怎么样？”
警察说他什么也不知道，他本人并不认识她，他所知道的就是别人要他找到叫利莲的女人，把她朋友埃勒翁·万克勒的地址给她，当然只有她同意才行。
“我当然同意了，我今天晚上就给她写信。”
下面就是例行的一套，平庸的对话，信件来往，表面上无足轻重，但实际上却孕育着祸事。
利莲象她许带那样给纽约的朋友写了信，她告诉她怎么像给一个专横、忧郁的银行家，和他分手已经有两年了，他们有两个孩子，现在在新加坡一所寄宿幼儿园里。
埃勒翁太太毫不怀疑地回了信，几个星期以后，她又收到新加坡的回信。
“我亲爱的朋友，你问分手后孩子们是否给我带来麻烦，您肯定会以为是的，但应该承认，自从我离开我的银行家后，我已经经历了两次伟大的爱情，而且旅游了许多地方，我怕我的三心二意使我丈夫和婆家把手伸向孩子，对此我认为我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你还记得我妹妹达蒂吗？你不认识她，但我经常向你提起她，我对她很亲，她丈夫是英国军队士官，他发明不了火药，可他象上帝一样英俊、正直，几天后他们要回伦敦。由于他们不能生孩子，非常痛苦，我想把孩子交给他们，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牺牲，但至少我让孩子们安全了，孩子们象天使般漂亮，有象我也很象我妹妹……”
一年以后，纽约一位老妇人，埃勒翁太太的朋友对她说起她和她丈夫的旅游计划，她丈夫要带她到新加坡住一个星期。
“新加坡？……我在那儿有个少年时代的女友，您可以去看看她。”
老妇人旅游回来后跟埃勒翁太太说：“我没有见到您的女友，因为她不在新加坡，但我们有机会见到她前夫了，他跟我说她在伦敦，另外他们已分手两年了，好象她回来过几次，但他从来没见过她，如果听他所说，是您的女友先离开她丈夫的，他没有说她多少好话。”
“那个男人怎么样？”
“一个特别的人，非常特别的人。”
埃勒翁太太开始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奇怪的感觉，第二年，推进了事态的发展。
“我亲爱的利莲：我要到伦敦旅游，我很想在那里见你妹妹达蒂，我将十分高兴亲吻你的孩子，你能通知她并给我她的地址吗？”
几天以后，达蒂·普威尔，利莲·威尔松的妹妹在她离豪华区不远的小巧时髦的套间虽热情地接待了埃勒翁太太。
“我丈夫薪水不多，”达蒂解释道，“但我是一家化妆品推销员，生活还不错。”
两个女人马上亲热起来，达蒂运动员的身材有点胜过年轻女人的美丽。
“孩子们呢？”
“我已经完全收养了，如果您愿意，我们一会儿去幼儿园接他们。”
当埃勒翁太太看见孩子们欢跳上来搂住达蒂的脖子时，她有点受到打击，男孩5岁，女孩3岁半……他们和达蒂长得很象，她有点嫉妒这个女人：多有福气能够收养两个这么漂亮的孩子，他们好象也很爱她，好象是亲生母亲似的。
当达蒂准备晚饭时，埃勒翁太太和孩子们玩。
她问孩子有没有他们母亲的消息，孩子们吃惊地看着她。
“我说的是你们在新加坡的母亲。”
“可我们仅只有一个妈妈啊！”大孩子生气地说。
埃勒翁觉得自己干了件蠢事，但是几分钟后达蒂亲切地告诉她：“不应该在他们面前提起他们的母亲，这对他们不好，我和我姐姐商量了好久，他们只有一个母亲就是我，我姐姐利莲是他们的姨母。”
几分钟后，埃勒翁太太还是忍不住问道：“亲爱的，请原谅我担这个问题，您是不是和利莲有什么事？应该承认，很奇怪她允许您收养她的孩子，而你们俩讲好不向孩子谈起她，所发生的一切好象是故意把她藏起来，如果您不愿意对我讲，可以不讲，但是如果说出来会使你轻松些，请你不要瞒我，无论是她病了、疯了，还是坠落成妓女，她都是我的朋友。”
“您想些什么呀！我姐姐身体很好，过着舒适的生活。”
达蒂不容置疑地说，而她丈夫瑞德没有插话，这个军队少尉很少说话，正象利莲描写的一样——“他不会发明火药，但却象上帝一样英俊正直”。除去知识方面的差别，他和达蒂组成很好的一对，再加上可爱的孩子，简直是个幸福的家庭。
但是瑞德的目光为什么直勾勾地盯着埃勒勃？这种目光使埃勒翁觉得不自在，吃完晚饭，当瑞德和达蒂单独在厨房时，埃勒前听到他俩小声尖刻地交谈，埃勒翁想：“得，她吃醋了。”
分别时，瑞德借口路黑不安全，执意要把埃勒翁送到出租车站。
“埃勒翁，我得见您。”他在电梯上说。
“我们不是刚见完面吗？再说明天我要走了。”
“我有件重要事跟您说。”
“啊！如果您愿意我明天早上再来，我的飞机是11点起飞……”
“不！我们得单独见面，您明天八点之前有时间吗？”
“这么早？有紧急事吗？”
“是的，我在您旅馆前我汽车里等您，同意吗？”
“不是向我求爱吧？”
“不是。”
“那好吧，”
埃勒翁足足想了大半夜。她能接受私下秘密会谈吗？这个男人要跟她讲什么，连他妻子都不让听？这是一眼就能识破的诡计，她知道自己漂亮，经常碰到一见钟情的人。整个晚上他不停地打量她，还有厨房里他妻子吃醋的一幕。的确这个男人很英俊，但她不能对她朋友的妹妹干这一手。
她当然没有想到第二天早晨，瑞德在旅馆前的汽车里等她时，手套盒里放着一把手枪。
9时30分，他知道埃勒翁不会来了，他既恼火又庆幸地走了。手枪没用上，埃勒翁太太逃脱了……埃勒翁太太回到纽约给她新加坡的女友写过好几封信，利莲总是给她回信的，当然由于时差关系回信总是好几个星期以后收到。
第二年，埃勒翁太太又有机会遇到了国际刑警组织的那位头头，他问她，她的朋友利莲是不是给她写信。
“写呀，已经有三年，我们有许多信件来往，只是……”
“只是什么？”
这次女人几乎脸红地承认道：“好象她生活有些神秘。她抛弃了她的孩子，我认为她同她妹妹有问题。”
“我给新加坡的朋友打个电话。好奇是个很坏的缺点，但也同样是警察的嗜好，我会告诉您结果的。”
实际上，警察不知道他又一次将危及埃勒翁太大的生命。
一个星期后，在新加坡。警察的私人朋友是个华人，他穿着一件米色针织毛衣，坐在他四层楼上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召见一个叫利莲·威尔松的女人。女人前段时间到伦敦旅游去了，一回来就来拜访了。
利莲是个金黄头发，身体健壮的高个子女人，蓝眼睛，象运动员一样精神。真是白当警察了，他半眯着眼盯着女人看，在薄薄裙子下面某些细节一目了然……这个女人真是标致极了。
他们交谈了一会，华人没有得出什么特别的结论，无非是这个女人大概生活有些放荡，那么漂亮的女人放荡些也不足为怪。她走了，留下一股肉体的香气。华人记录下马路边有一个英国军官在等她，他写好了报告。
埃勒翁太太给利莲·威尔松的信：“亲爱的，我想下个月去新加坡，如果你不在新加坡，请通知我。”
答复：“亲爱的，没有必要来新加坡，我想去伦敦，我们如果能在我妹妹家见面，就太好了，”
埃勒翁自然不知道这封信是要致她于死地的陷井。她给她朋友发了封电报：“星期二15时到伦敦句号当天晚上去看你们句号”
星期一晚上，埃勒翁从乔治·肯尼迪机场起飞，早晨8时到达伦敦，一辆出租车直接把她送到旅馆休息。
星湖二早晨，国际刑警组织总秘书处那位警察正在收集他让人秘密进行调查所得到的材料。达蒂·普威尔生活中没有什么可授的，英国军队承认她是普威尔上尉的合法妻子。
至于利蓬·威尔松表面上过着完全正常的生活，她接受了当地警察局的召见，她与认识她很少时间的朋友来往。但有一个细节使警察的眉毛拧成疙瘩。根据同行报告，她现在也和一个英国上尉生活在一起。
星期二晚上，19时30分，达蒂·普威尔尽管脸色有些苍白但仍旧神采奕奕地和她丈夫殷勤地接待了埃勒翁太太。
埃勒翁有些吃惊，他们没准备晚饭。
“为更好地庆祝一下，我们去饭店吃饭。”瑞德解释道。
“利达呢？”埃勒翁太太问道。
“我们正是和她约好在饭店见面。”
“不太远吧？”埃勒翁太太问道，但达蒂已穿好大衣，瑞德打开了门。
回答是闪烁其词：“不，不远，不太远。”
“那孩子们呢？”
“我们已托给别人照看了。”
不知道为什么。埃勤翁突然感到非常害怕。
“为什么我们不呆在家里？为什么你们不叫利莲来？你们把我带到哪儿去？”
“走，走，”瑞德说：“走吧。”
刹那间，他俩的目光既发窘又忧郁。达蒂插嘴说：“走吧，我亲爱的，理智些，我这儿没什么可吃的。”
就在他们走出楼门，在寒冷的细雨中穿过马路，要走进瑞德的汽车时，一个穿雨衣的男人走了过来。
“晚安，威尔松太太。”
达蒂盯着埃勒翁，然后看着男人，略一沉吟后道：“晚安，先生。”
“您妹妹达蒂·普威尔没有和您生活在一起吗？”
埃勒翁吃了一惊，但是达蒂马上答道：“没有，但我们三人和她在饭店约好见面。”
男人长时间地看着三个人。
“那好，谢谢，我明天早晨再来。”
说完，他转过身去。
瑞德抓住埃勒翁的胳膊，向她狠狠地说：“不许说话。”
埃勒翁终于明白了，当男人要走远时，她大叫起来：“这不是真的，先生，她在撒谎。”
男人胳膊一抬转过身来……从几步远停放的汽车上跳下三名便衣警察。秘密揭开了。
穿雨衣的警察负责查清两姐妹利莲和达蒂的身份，下午来到利莲在伦敦逗留期间居住的地方，也就是她妹妹达蒂家。是利莲接待了他并给他看了完全符合规定的证件。至于达蒂，她不在家，这就是为什么他晚上又来了一次，但这次达蒂不得不在她朋友埃勒翁面前撒了谎，因为利莲和达蒂是一个人。本来瑞德当夜承认的作案是天衣无缝的，六年前他在新加坡杀死了他妻子达蒂，把她勒死后，尸体扔进了大海。
他然后解释为什么没人怀疑这一凶杀案，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没有人失踪，莉莲——达蒂的姐姐用了她的护照和他的丈夫。
利莲·威尔松毫不动感情地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充当而个角色，一个是姐姐，一个是妻子。在军队里我是妻子，当我们遇见朋友时我又是姐姐，刚开始我不得不离弃我丈夫和孩子，当我同瑞德出让时，我用我妹妹的名字，然后我到伦敦想结束这场戏。”
然而利莲大概用了很多花招才重新得到她的孩子。她戴着假发套让人无法认出来到了新加坡。她作为利莲·威尔松在证件上签了字证明她为她妹妹放弃了她亲生孩子，又装扮成达蒂，以她妹妹的名义收养了她自己的孩子。
瑞德和利莲供认他们没有杀死埃勒翁的企图，但是他们不能继续来往于伦敦和新加坡之间了，她不可避免地要发现秘密。他们想告诉她真相，请求她替他们保守秘密。
然而法院在判决时考虑到以下事实：在瑞德汽车的手套盆里有一把手枪；自称是到饭店吃饭，但他们并没有在任何一家饭店预定位子；在饭店从来不会有人手里拿着手枪而不是刀叉吃饭的。
世界共和国案
1960年12月6日，一辆小轿车刚刚通过意奥边界的布伦纳山口的意大利边防检查站，正驶入奥地利境内，司机从摇下来的车窗里向边防检查员递过3个护照，警察隔着挡风玻璃朝车里看了一眼，里面却坐这4个人，他皱起眉头，但这时从车里又遇过来第4个护照，警察严厉地盯了司机一眼，接过护照。4个护照中，3个是德国护照，1个是智利护照。最后拿出来的那张智利护照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他把头伸进车里问道：“你们中间哪位是卡尔·米沙来克先生？”
“我是。”一位60多岁留着棕色胡子并露出和蔼微笑的先生答道。
“您叫米沙来克？”
“是的，怎么？”
“请把车停到停车场。”
车停好之后，在警察的要求下，卡尔·米沙来克打着寒战从车上下来走进边防检查站办公室，米沙来克，身材高大，风度翩翩，穿着驼毛大衣，强作镇静的表情一开始就使人觉得似乎是个重要人物，在奥地利使用智利护照并不犯法，但是警察把护照放在办公桌上时小声地对他的上司解释道：“司机先出示了3个护照，当我证实他们是4个人时，他们又递出一个护照，就是这张智利护照，他们想戏弄我，依我看，这个想偷越困境。”
穿着驼毛大衣的人仍旧和蔼可亲，显得很平静，坐在暖气片旁带着微笑看着他们。边防检查站站长走进旁边的房间，米沙来克这个名字他觉得有文章，他去打电话了解情况，时间一分分地过去了，为了不耽误车上的另外3个人去维也纳，警察记下了他们在奥地利的地址及身份，从他们走了，卡尔·米沙来克必须等待。他仍旧和蔼可亲，仍旧轻松镇静，他吃了二块夹肉面包，一边弹着掉在驼毛大衣上的面包屑，一边喝着啤酒。
国际刑警组织的答复：卡尔·米沙来克是个大猎物，此人是世界共和国政府的第二号人物，任安全部特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