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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是因为挫折。我大吼说我要知道到底这男孩是怎变成这样的。
有位年轻的女士上前来，是孩子的母亲，看得出她已经哭了好几天了，干涸的眼睛通红。她承认，事情是发生在男孩跟他父亲去「钓月」的时候。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潜水进入三峡水坝内淹没的遗迹中寻宝。水坝下有一千一百多个遗弃的乡村、城镇以及城市，总能够找到些值钱的东西。这阵子这种「钓月」活动还挺常见的，而且也挺违法的。她解释，他们不是掠夺民产，他们是回到自己的村庄「旧达昌」，从一些没迁走的屋舍中寻找传家之宝。说到这儿，她一再重复他们不是去偷东西的，我只好向她保证绝不会报警，才能要她继续说下去。她接着说，男孩出水的时候大哭，脚上就带着一个咬痕，由于水太浑浊又暗，他不晓得到底是怎被咬的。而孩子的爹却从此就没了下落。
我拿起手机，按下桂谷文医生的电话号码，他是我从前在部队里的老战友，目前在重庆大学的传染病研究所③工作。我们寒喧了一阵，问候彼此的健康和各自的孙儿孙女，就是几句社交上的问候。
接着我告诉他这里爆发的这场疾病，而他则嘲笑了这些乡下人的卫生习惯很差，我也跟着嘻笑了一阵。接着我想到我目睹的这个事件可能意义重大，他好像是有点勉为其难的问起病征细节，我巨细靡遗地告诉他：咬痕、高烧、男孩、断臂……他脸上的表情立刻凝重起来，笑声也停了。
他要我让他看那些感染的患者。我回到活动中心，用手机拍下每位病人的情形，他要我把镜头栘近到伤口的部位，我照着做了，当我把镜头转向我的脸时，我发现他已经把影像切掉了。
「留在原地别动，」他的声音变得非常冷淡、疏远：「记下所有曾经跟感染者接触的人姓名，已经被感染的人要牢牢绑紧，如果有任何感染者昏迷，那就把其他人全部撤离那个房间，并且紧守出口。」他的声音很单调，像是机械合成语音，仿佛他已经练习过这套说词，或者正在照稿宣读。他问我：「你有配枪吗？」我反问：「我哪来的枪？」他告诉我他会再回电，他要先打几通电话，几个小时内我就会得到「支援」。
不到一个小时支援就到了，巨型的军用Z…8直升机载来五十个人，都穿着生化防护装，说是卫生部派来的。我不知道他们以为在唬谁，看他们霸道蛮横的模样，傲慢自大的威吓行径，还带着那种刁民德性，一看就知道是国安部④派来的。
他们首先锁定活动中心，病人用担架抬出，他们的四肢被手铐、脚镙固定住，嘴巴也被堵住了。接着他们去找那个男孩，抬出来的时候他被装在尸袋中，当他的母亲跟其他村民被围起来「健康检查」的时候，她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他们的名字都被记了下来，还抽了血，一个接着一个，还被全身脱光了拍照。最后一个拍照的是一位老到连身子都萎缩了的婆婆，她又瘦又干枯，脸上有上千条皱纹，一双小脚一看就知道曾经缠过足。她向这些所谓的「医生们」挥动着骨瘦如柴的拳头大喊：「你们会有报应的，酆都鬼城的报应。」
她说的酆都鬼城，里头的寺庙是供奉冥府阴间的。酆都跟旧达昌一样，在中国最新一波的大跃进当中很下幸地变成挡路的石头，于是当地的居民遭到撤离，整座城被摧毁，然后完全淹没在水下。我从不迷信，也不允许自己接受这些村民妖言惑众的言论，我是医生，搞科学的人。我只相信我见得到、摸得到的东西。对我来讲，酆都只是廉价、拙劣的旅游陷阱而已。当然，旧社会里老婆婆的鬼话对我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她的语气、愤怒……她在世的日子里已经见证过太多天灾人祸：军阀割据、日本侵略、文革浩劫……她知道另一波风暴正要来临，不过她受的教育不多，不能理解这一切。
我的朋友桂谷文太了解这一套作业程序了。他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警告我，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在「卫生部」的人到达之前打电话警告其他的人。他谈到一件事，一段好久没有提起的老话。这要回到一九六九年开始说起，中苏边界的珍宝岛发生了「轻微」的边界冲突。我们在乌苏里江的这一岸，离珍宝岛下游不到一公里的上质掩蔽壕里，苏联兵正用大砲痛击我们的军队，想要夺回珍宝岛。
谷文跟我努力要从一位年纪跟我们差不多的士兵腹部取出砲弹碎片。这个士兵的肠子破裂了，污血及粪便溅满我们的白袍，每隔七秒钟就会有一轮砲弹落在附近，爆炸时我们不得不在他身上弯腰掩蔽，提防尘上落在他伤口上。而每一次弯身靠近他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听到他轻声喊着要妈妈。还有其他的声音，是那种不顾死活、愤怒的声音，从我们掩蔽壕正上方的漆黑处传来，这种声音不像是从我们阵地这一边传出来的。掩蔽壕的入口处有两个我们的步兵防守着，其中一个大叫「是苏俄的特种部队！」之后就朝着黑暗处开枪，我们还听到其他的射击声，但分不清是我方的还是苏联的。
又是一轮砲击，我们两人在那个垂死的男孩身上弯腰躲避，谷文跟我的脸相距只有几公分，他额头上汗如雨下，即使是在煤油灯黯淡的光下，我依旧能看出他在发抖，脸色苍白。他看着这位伤患，又看了出口，接着看了看我，突然说：「别担心，没事儿的。」眼前这位仁兄一辈子从来就没有正向思考过，他是个爱操心的人，神经质又爱闹脾气，只要他觉得头痛就怀疑自己长了脑瘤，只要看到天要下雨就觉得全年的收成准要泡汤了。这是他与周遭环境互动的方式，也是他奉行了一辈子、他因应未来的原则。眼前，当现实比他所能预期的种种可怕情况更糟糕的时候，他别无选择，只好转而相信情况不会更坏了。「别担心，会没事儿的。」破天荒头一遭，事情跟他所预期的一模一样，苏联部队从未成功打过江，而我们甚至也救活了眼前的这位伤患。
之后好几年，我老爱取笑要他说，如果要从他身上挤出一点点正面思考的话，所要花的代价不晓得有多大。他总是回嘴说，以后必须碰到比当年更危急、更可怕的情况，他心里才会生出正念来。现在我们都已经老了，果然，更危急、更可怕的情况真的发生了。他刚才问我有没有配枪，我立刻回答「没有，我干嘛要配？」接着出现一段简短的沉默，我很确定有人在监听我们的电话对话。「别担心，」他说：「会没事儿的。」听完之后我就知道了，这次应该不是一个单独的尸变事件。我挂了他的电话，立刻拨给我在广州的女儿。
她先生在中国电话网工作，每个月至少到国外出差一个星期。我告诉她，下回女婿出差时，她赶快带女儿陪着一块儿去，并且在外国停留越久越好。我没时间向她解释了，当第一架直升机出现时，我手机的讯号也被千扰，我最后只能跟她说：「别担心，会没事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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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引述自《毛语录》，源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②鹿牌汽车，战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汽车。
③重庆医学大学第一级附属医院的传染病与寄生虫研究所。
④国家安全部：战前中国负责国家安全的最高部门。
拉萨，西藏人民共和国
拉萨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城市。此地上周举行大选，热闹气氛还未平息。社会民主党以压倒性的胜利打败了西藏党，街道上还见得到胜利的选民叫嚣，我在路边拥挤的咖啡馆里遇见努瑞·泰勒沃迪，我们得用吼的才能盖过四周欢庆的喧哗声。
僵尸咬人大爆发开始之前，陆路的走私一直不热门，因为要弄到护照、伪装成旅游巴士的车辆，以及找到对方的联系人并取得保护，统统都要钱打点。那个时候只有两条有赚头的路线：去泰国或缅甸。我住在喀什，唯一的选择是进入前苏联的几个共和国，但是没人想去那边。因此我一开始并不是当蛇头①的，我是搞进口的：生鸦片、原钻、女人、男孩，为各国提供这些原始的满足。大爆发之后一切都变了，突然间我的生意好到不行，客户不光是流动人口②，也有富裕的中上阶层，包括都会专业人士、农民个体户，甚至低阶的政府官员。这些人拥有不少家产，他们不在乎要去哪儿，只在乎能不能逃离这里。
你知道他们在躲什么吗？
我们是有听到谣言，喀什有个地方也有一场大爆发，政府很快就封锁真相。但我们相信其中一定有鬼。
政府难道不曾采取严打走私的手段？
表面上当然有，走私的惩罚更严了，并且在边境加强边防检查，还枪毙了几个蛇头，公开枪毙的喔，这样才能杀鸡儆猴。如果你不晓得事情的真相，如果你没听过我讲的版本的话，你会以为镇压真的有效。
你是说严打走私没效？
我是说我让好多人赚翻了：边防守卫、官员、警察，还有市长。那个时候中国的情况还不错，而且纪念毛主席的最佳方式，就是多赚钱，多看着钞票上他的肖像。
你真是太厉害了。
喀什是新兴都市，我猜九成，或许不止，往西边走的陆路交通都会经喀什，其他就靠空运了。
空运？
空运的量很少。我只有玩票兼作一下人口走私的空运，偶尔运几趟人货到哈萨克或俄罗斯，小生意啦，不能跟东部沿海像广东或江苏相比，他们每周可以送走好几千人。
你能说清楚一点吗？
在东部的省分，空运走私人口是非常热门的生意，客户都是大户，付得起钱购买套装旅游行程和头等旅客签证，然后在伦敦、罗马或旧金山下机，入住预先订房的旅馆，来个一日游观光之后，就跳机消失了。这样做的话必须花不少钱，我也曾经想要打进空运走私人口的门路。
感染的人怎么办？难道没有被捉包的风险吗？
那是到后来才有的，也就是575航班事件发生之后。起初搭飞机出国的感染患者不多，就算有的话，他们的感染也是在非常早期的阶段。空运的蛇头非常小心，如果你出现任何感染的病征，他们才不会接你这单生意的。蛇头也得小心保护自己的事业呀。被感染的人想上机，最重要的是必须骗过蛇头，然后才能骗过国外的边防官员。你必须在外表上和言行上完全健康，即使这样，还是一场与时间的竞赛。在575航班事件发生之前，我听过一对夫妻的故事，一个有钱人跟他老婆。他被咬了，情况并没有很严重，是属于那种「慢性发炎」的症状，会使得体内所有主要的血管都消失。他们认为这种病能够在西方治得好，其实许多感染者都相信自己的病，只要到了外国都医得好。这对夫妇抵达巴黎的饭店时，丈夫开始虚脱，太太想要找医生，但先生不准，因为他担心他们会被遣返回中国。他叫她别管他了，叫她赶快趁着他还没昏迷之前立刻离开。听说她就真的自己跑了。接下来两天，这对夫妇的房间里不断传出呻吟声跟骚动的声音，旅馆员工最后也不管房间门口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决定破门而入。我不晓得巴黎大爆发是否就是这样开始的，应该蛮可能的吧。
你是说他们因为担心被遣返回中国，所以没打电话给医生？那他们干嘛要去西方治疗？
你一点儿都不懂难民的心理。这些人走投无路了嘛。他们面对的是两难的情况：自己被感染了，中国政府会把受感染者集中「处理」。如果你的爱人、亲人或小孩被感染了，而你认为在某个国家有一丝医疗的希望，你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跑到那里去的嘛。你难道不想相信在那里会有希望？
你说那个人的太大，跟着其他的偷渡客，跳机消失了。
后续的发展一定是这样的啊，即使在大爆发之前也是这样。有些人跟家人在一起，有些跟着朋友。很多贫穷的偷渡客只好替当地华裔的帮派做工偿还偷渡旅费的保证金，沦为当地社会的最底层。
最低收入的那一层吗？
这样讲也可以。最好的藏身之处，就是社会最底层，反正整个社会也不愿意去面对这一层的人。也难怪有这么多尸变案例，是从已开发国家的贫民区开始的。
听说很多蛇头散播谣言说，在其他国家有奇迹可以治疗被僵尸咬后的症状。
有一些。
你有散播这种谣言吗？
（停顿了一阵子）没有。（又是一阵沉默）
575航班事件发生后，对于空运走私人口产生了什么改变？
管制越来越严苛，但仅限于特定国家。搞空运的蛇头都很谨慎，也很有门道，他们老喜欢说：「每个富翁家都有一扇门给佣人通行。」
这话什意思？
如果西欧提升安全警戒，那就取道东欧；如果美国不让你入境，就经由墨西哥。我确定的是，这样使得富有的白人国家觉得比较安全（尽管在他们境内，僵尸咬人感染的情况已经快失控了）。别忘了，空运走私不是我的擅长，我主要是搞陆路运输的，而且我的目标国家是在中亚。
中亚国家比较容易进去吗？
他们简直是恳求我去跟他们做生意。那些国家的经济根本就是一团乱，官员腐化又无知，还帮助我们搞定相关的旅行文件，以求分一杯羹。甚至有蛇头（各国家对于搞人口走私的人，有不同的称呼）跟我们合作。人蛇取道前苏联，进入像是印度、俄罗斯等国，甚至伊朗。我从来不问，也不想知道这些人蛇要去哪里。我的工作在边境就结束，只要帮他们的旅行文件盖上章、车子挂上牌照、打点好守卫，我拿走我那份就走人。
你看过很多感染患者吗？
一开始没有。感染扩散得很快，可是陆路走私跟空运走私不同，陆路要花好几个礼拜才能到喀什。我听说即使是最慢性的发炎，也只会持续几天的时间而已。感染的客人通常在途中会出现精力旺盛的情形，这一来他们很容易就被认出来，被当地警方集中看管。到了后来，等到感染的人数倍增，而警力也疲于奔命的时候，我才开始陆续看到很多感染患者。
他们有危险性吗？
下算有。家人通常会把他们牢牢绑紧，嘴巴塞住，你可以看到在车后有东西在那里动来动去，在衣服或厚重的毛毯之下扭动着身体。你也可以听到行李箱传出砰砰的响声，或者，感染规模加剧之后，小货车上面会载着箱子，而箱子上面还有通气孔。通气孔……这些家属，对于他们心爱的亲人到底发生了什病变，一点概念也没有。
那你对这些感染患者的情况，有没有概念？
到了那时候，我当然有概念啦。可是我也知道，要跟这些家属解释，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只是拿人钱财、引人上路。我很幸运，用不着处理海路走私的问题。
海路走私比较难吗？
而且危险。很多在沿海省分搞走私的人都在冒险，常有感染患者挣脱束缚，污染了整个船舱。
那怎么办？
我听过不同的「解决法」。有时候他们会在一段荒凉的海岸停靠（管它是不是原本要偷渡的目的地国家，反正任何海岸都行），然后把遭到感染的患者「卸货」到岸上。我也听过一些船长说他们干脆把一整群扭动、挣扎的感染者直接抛入汪洋大海中。这样也许说明了当时为何常发生游泳客、潜水客无缘无故失踪的案例，或者你听说全世界各地都有目击者看到「它们」从海里走出来的案件。幸好我不用处理这类麻烦。
但我也遇过一次类似事件，才让我兴起收山的决心。有辆卡车，十足的老爷破车，后面货箱不断传出哀鸣，好多只拳头不断敲击着车体，把整辆车都弄得左右剧烈摇晃。前座坐了一个住在西安的投资银行家，他靠着买下美国信用卡债务发了大财，付得起一大家子人的偷渡费用。这家伙身上的亚曼尼西装又绉又破，脸上还有几道抓痕，他眼里露出疯狂的眼神，就跟我常见到的那些感染患者一样。卡车驾驶的眼神就不同，跟我是一样的，我们的眼神都显露出「再这样搞下去的话，有钱也没用了」。我塞了五十元给这个驾驶，并且祝他好运，我能做的就这么多了。
这辆卡车要上哪儿去？
吉尔吉斯。
①负责走私难民人蛇的人。
②中国的流动族群，无家可归的劳工。
美特欧拉，希腊
这些修道院盖在陡峭、难以攀登的岩石上，有些建筑物高踞在岩顶，几乎像垂直的石柱。尽管一开始兴建的用意是当成避难所，来躲避鄂图曼土耳其帝国的迫害，后来的人发现这些修道院拿来躲避活死人也挺管用的。战后新盖的楼梯，大部分都是金属或木质的活动梯子，以方便逐渐增加的朝圣者跟观光客。近几年来，美特欧拉是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