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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第一批客人分散在各个甲板上聊天。14时15分，出现一艘带有卐字旗的流线型摩托艇，腹部有“拉尔克”船名。难道是用英国旗舰的司令艇送德国大使上船来？错了！原来它只是一艘装饰成节日气氛的许尔特尔一霍特有限公司的电报艇，是船主委托几个胆大的朋友这么干的。让我们揭开它的面纱吧：它（拉尔克）的确只是每小时航行一海里多，因此与“长江客车”的外号是不相称的。15时，大使先生带着其他成员来了。人们高高兴兴地欢迎大使先生，并陪同他再次参观了全船，客人们被邀请和英国船长及其军官们一同共进下午5点钟茶点。人们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大家聚在餐厅里吃点心，花了一个多小时。前甲板布置了卍字旗和装饰花束（我们本来准备送给女士们的）的临时讲台，眨眼间变成了节日的会场。我们在庄严的气氛中走了出来，一小群忠诚的人围聚在他们的头目国社党党员平克内勒的周围。他代表缺席的地区小组长致欢迎词，并感谢德国大使的努力和关心，使我们能在这个安全的避难所庆祝收获感恩节。
特劳特曼博士先生用令人感动的话语讲到了为什么要举行庆祝会的缘由，并感谢仁慈的命运，它一直都在保佑着身处异国的我们免除一切危险，也保佑我们日夜挂念着的家乡有一个大好收成。他特别感谢我们祖国的政府，我们尊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他没有忘记生活在危险关头的我们，他使我们在这艘船上有一个避难所。在这艘船上，我们可以安全而平静地迎接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事件。令人难忘的庆祝会结束时，大家三呼元首和德国万岁，唱了《国旗之歌》。此情此景我们这些与会者可能谁都不会忘记。
庆祝会的仪式结束后，接下来就是非仪式部分，也即愉快的聚会，喝莱茵葡萄酒。我可以断言，聚会上没有谁公开抱怨过。等我们回家后才出现公开而严厉的批评。“一切都很好，很愉快。”一位来自上海的客人说，“但是你们不会唱歌，《国旗之歌》唱起来就像是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他说得对！是我们在这里建立一个歌咏协会的时候了。做这件事，时间倒是不缺！
约翰尼
10月5日
航空天候。8时30分响起了警报，以后是一片安静。我们等待着第二次信号。
德伦克哈恩先生在上海为我搞到了一副18倍的望远镜。我早就希望有一副望远镜了。我用它一定会看清我们现在看不清的情况。没有望远镜什么也弄不明白，我经常无法区分清楚朋友和敌人。
10时30分，警报被取消了。我们没有见到日本人，据说他们飞往芜湖去了。那是被欧洲人看作安全的地方。
白天很平静。我收回了中央广播电台的1。1万元，它又充实了上海那里的钱箱！
下午5时3O分有警报。我们看见3架中国飞机在南京高空飞行。虽然无法看清楚它们的标志，但它们肯定是中国飞机，因为高炮中队没有朝它们开炮。远处来了6架日本飞机，它们在城南投炸弹，看来是向自来水厂飞去的。它们受到了中国飞机的跟踪和进攻，中国飞机用机枪扫射，一架飞机垂直地栽了下去，但是没有燃烧。后来就再没有看到什么，但是听到了空中的许多嗡嗡声。这时天黑了下来，嗡嗡声很长时间没有停止。
下午6时45分，警报取消了。解除了警报，我们终于又安静了。
报纸报道说：对南京的空袭一无所获——击落一架空袭的飞机。
10月6日
多么卑鄙无耻！午夜12时响起了警报。里贝太疲劳了，根本就没有起床。我在黑暗中穿好衣服，定到楼下去，因为有太多的人（大约30人）躲在我的防空洞里，必须有人去照管，不使有更多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安排好一切后，便和衣倒在蚊帐里，在床上打起盹来，直到凌晨2时终于解除了警报。
10时30分，又响起了警报——第一次汽笛声，紧接着是第二次汽笛声。似乎有好多架日本飞机，四面八方都有高射炮在射击。一架日机被击中，燃烧着掉在城南，或者也许还要更远一些（在城墙外面），我的中国人一片欢呼雀跃。其余日机掉转头去，还扔下了好几枚炸弹。12时30分危险过去了。
14时45分，警报又接连而至。天空阴沉沉的，很难辨清飞机。所有高炮中队都开了火。16时，敌人消失了。就今天而言，轰炸已经够多的了。我想要安静。普罗布斯特博士从桂林打来了电话，他将于星期五带着家眷坐“武汉”轮到达芜湖，他带了很多行李，想要两辆汽车。我决定宁愿和韩（湘琳）先生用3辆车亲自去接他，使之能一路平安。他还说，想在当晚就去上海。普罗布斯特博士的最后一些话几乎听不清楚，因为我们这里又响起了警报。当时正好17时，天空发出轰隆轰隆的响声。这可能是中国人，也可能是日本人。外面什么也看不见。17时30分警报解除。
18时～19时，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在我处喝茶。我们一同坐了一小时，讨论了一般局势。我俩都有点悲观情绪。华北已丢掉了，对此已无法挽回。但中国人似乎把上海视为主要战场，因为南京要以上海来作屏障。可是，还会坚持多久呢？
20时，再次响起了警报！今天似乎没完没了了。四周灰蒙蒙的，里贝刚好来得及赶回家来。我把我们的许多中国人领进防空洞去后（我不知道是否把他们找齐了，总觉得院子里黑暗处还有什么在来回摸索），便和里贝在黑洞洞的起居室里坐了下来。我俩立刻就睡着了，我们确实太疲劳了。21时30分响起“警报解除”的信号时，我几乎无法唤醒他。可惜我自己也觉得身体很不舒服，一定是着凉了。吃了一片阿司匹林，才觉得好了一些。
我还给在桂林的普罗布斯特博士发了电报。据太古洋行的经理麦凯先生说，他的“武汉”轮是直驶下关的，为什么我们要到芜湖去接他呢？通行证我已经有了，但我对3辆汽车开到芜湖并不感到很兴奋。要是汽车抛锚或是发生了其他损坏，就再没有汽车可以驶往上海了，但愿普罗布斯特博士还能收到我的电报。往往会有许多琐碎的事使人不得安宁。
各家报纸都报道了飞机再次空袭南京的消息——又击落了一架日本轰炸机。
10月7日
安宁的下雨天，终于有一天安静！
10月8日
阴霾的天气，雨水就挂在我们的头顶上方。我和韩（湘琳）先生、普罗布斯特博士的司机以及我自己的司机总共开了3辆汽车一同到达了芜湖，却是空跑一趟。普罗布斯特博士乘坐的轮船直达下关。他到达时，我们正好经过7个小时的行程后回到南京，累得筋疲力尽。普罗布斯特博士的司机还在途中甩掉我们，因为我跟不上他的速度。后来一辆军用卡车和他开的车发生碰撞，把普罗布斯特博士精美的普利茅斯轿车损坏得很厉害，幸好还没有坏到不能再使用的程度。他还当着我的面撒谎，说是我叫他一个人在前面开的，这令我大为生气。普罗布斯特夫人的肚子不好，脸色很难看，坐车到上海去对她很不轻松。行李重新包装，整齐地放进了汽车里。下午，我们还查看了中山路上被投下的炸弹炸成废墟的地方。普罗布斯特博士拍了照，没有被发觉（目前是禁止拍照的）。晚上，他们全家出发了。两个大人和司机、两个孩子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许多行李，整整一车子。但愿他们一路平安，顺利抵达。天空整天都是阴沉沉的，不必担心有空袭，但必须在午夜以前出发，使他们不会拖到中国人的国庆节10月10日这一天才到达。据说日本人要在这天大举进攻。
为了感谢我写的那篇关于在南京过收获感恩节的文章，德文《远东新闻报》任命我为“名誉职工”。真了不起，对吗？
10月9日、10月10日
下雨天，大家的情绪都很好。为了调剂一下，星期日下午（10月10日）我又到“库特沃”号轮船上去喝咖啡。只有少数几个人在那里。大使馆的罗森博士现在也成了船上的常住客人，这个人的言谈举止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坦率地承认说，他对轰炸很害伯，有过教训。他如此坦率，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我也不喜欢轰炸。但现在就撤到安全的地方去，不，这样做我还下不了决心。假如日本战舰突破扬子江封锁，直达下关，用舰上的火炮轰击南京，那么，也许才该考虑到“库特沃”号轮船上来休养一段时间。因为到那时，我认为，谁都会哭的，或者说，南京没有一所房子是安全的了。不过，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愿不会到这个地步，尽管今天谁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10月11日
依然还是十分美好的下雨天！
但愿防空洞不会被水泡软！真忙呀！访问了政府各部门，也有令人生气的事，但都过去了。德文《远东新闻报》的胡尔德曼先生收到了我的一封信，也许他会把它刊登出来。
现在报纸上刊出了关于施特雷齐乌斯夫人在青岛去世的讣告。记得我旅行路过青岛探望她时，她还要我向她丈夫问候，并请我叫她丈夫不要为她的健康担心。可惜尽管作了很大的努力，她去世的不幸消息还是很迟才传到她丈夫施特雷齐乌斯将军那里，使他在她的葬礼几天以后才到达青岛。
10月12日
阳光灿烂，今天肯定会有猛烈的轰炸。我们已经作好了准备！
尽管天气很好，奇怪的是一直都很安静。我和韩先生坐车去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那里收到6000元钱，我想到银行兑换成美元。在去中央银行的途中响起了警报，我们掉转车头，安全地回到了家。警报状态从11时持续到11时30分，看来是一场虚惊。我们又开车出去，顺利地得到了美元支票。我们在中央党部时，那里的地下室里正在放映一部在上海拍摄的中国战争片。我和韩先生被允许不受干扰地看完这部电影，但我作为唯一的一名欧洲人在中国士兵中引起了小小的轰动。
13时30分，又响起了警报。14时，第二次警报。城南、城北和城东都落下了炸弹，我们看到了城南的一场空战。双方对抗了几分钟，一架飞机被击中，坠落下去，随即升起一阵褐色的烟云。我们希望是中国人战胜了。第二架飞机奇怪地摇摆着向下落去。它也被击中了吗？没有望远镜，我无法确定。上海那边曾答应给我一副望远镜，现在到了该给我的时候了。15时20分响起信号：警报解除。危险过去了。
普罗布斯特博士先生带着他的家人高高兴兴地安全到达上海。
今天（10月12日）西门子电气总公司（译注：此处指西门子舒克尔特工厂，系西门子三大公司之一）在德国庆祝开业90周年！难道是上海那些人忘记了还是故意不予理睬？不管怎样，这里没有收到应该庆祝的命令！真遗憾！
16时～16时30分，一次虚传的警报。
各家报纸报道说，总共击落了5架日机，2架在城里，3架在城外。
10月13日
天晴，少云。是个很不安静的一天，但一切都发生在远处。8时有警报，8时15分又解除了。是中国飞机在从上海飞往天津去轰炸塘沽的途中，被误认为是日本人的飞机。从9时30分至10时，从13时至14时30分，从16时40分至17时55分，一再响起警报，各有第一次和第二次信号。我们看到城南和城北有大批飞机，但没有听到高射炮的射击声。一部分飞机在上空盘旋了好几个小时，可能都是正在值勤的中国飞机准备击退日本入侵者。
每次响起警报时，一大批穷苦的居民（有男人、女人和孩子）奔跑着经过我的房子到五台山去，那里的山丘下挖有一些较大的防空洞。这是一种灾难。我真不愿意看到这种痛苦的景象，何况妇女们怀里还抱着很小的孩子。今天他们叫嚷着从这里过去了4次。
我自己的防空洞里又来了更多的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会说德语的黑尔德·森和冯先生也从他们以前大行宫的分行（因为大部分职员在上次轰炸后都逃走了）迁到了中山路（在我的房子附近）。现在只要一响起警报声，他们就逃到我这里来。还有经常给我送信的两名邮差也成了我的常客。不久我就会不再知道应该把他们大家安置到哪里去。我自己在最近一些日子里已不再到防空洞里去了。
里贝先生有病回家来，肚子不好，但愿不是霍乱。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各家报纸报道了中国飞机空袭塘沽日本人仓库的消息，还报道了阿道夫·希特勒要从中国召回德国顾问一事，柏林方面对此毫无所知。文章并且指出，德国军官都是私人身份，可以自己决定去留。路透社从罗马报道说，意大利官方否认了将从中国撤回空军顾问的报道。
10月14日
早晨7时，阳光灿烂，因而是极好的航空天候！谢天谢地，里贝先生的身体又好了。他只是消化不良，今天又快活地上班去了，就是说，到下关电厂去了（这大概是南京最危险的地方）。
9时35分，响起了第一次警报，10分钟后随即响起了第二次警报。天空几乎看不见一丝云。太阳火辣辣地如同夏日般照射下来。我们看到城市上空很高处有一批日本飞机，飞得很高，高得常常看不到它们。四面八方的防空高射炮都开了火。但我们感觉到射击的命中率远不如先前了。对呀，我们都不是专家，可是我们都会批评，总觉得他们不是射击得太高就是太低了。不管怎么说，没有击中。（连一个商人也可以判断出这一点！）坦率地说，如果我们不是批评，而是走到“英雄地下室”去，走到妇女们和孩子们那里去，那就明智得多了。因为天空中出现许多榴霰弹云，各种碎片四下飞落，行人不得不严加小心。10时45分，危险过去了，一直平静到中午。
午餐后，我想小睡一刻钟，却被街上很大的喧闹声吵醒。我看见有一辆卡车载着击落的日本轰炸机停在我的门前。汽车似乎发生了小故障，但很快就被排除了。这时，每个过路的中国人都想从被击落的飞机上剥下一小块残骸作为战利品。
16时40分又响起了警报！天空起了云。出现了几架日本飞机，它们受到了高射炮的猛烈射击，但没有击中。它们随即就向西面溜走了。北面浦口方向也在射击，东面中央广播电台附近也是如此。17时30分，警报解除了。只要不是在我们附近进行空战和乱扔炸弹，我们就会很高兴。
今天夜里，将近午夜12时，我收到妻子10月13日从天津发来的电报，是答复我10月12日关于我身体很好的电报消息。妻子很节省，只有我用电报询问她时她才拍电报给我。与天津的信件往返变得越来越慢了。妻子已20天没有收到我的信，虽说至今我已发了3封。
所有报纸全是报道日本空袭南京的消息。
10月15日
下雨天。上午很安静。14时响起警报，一直持续到16时，不断听到飞机马达的轰鸣声，但从我们的院子里看不见飞机。留在家里的韩（湘琳）先生打来电话说，在他那里（鼓楼前面）听到浦口方向有炸弹落下的声音。
今天清早，我去了纳可可公司，它的办公室就在我附近（美国大使馆的对面）。人们以为在美国大使馆附近会得到特别保护，虽然自来水厂的水池距离它并不远，水厂肯定迟早又会受到袭击。尽管如此，他们对此毫不担心，因为他们已建造了一个防空洞。在我的生活中，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防空洞，就是说，他们朝小山里挖了一个坑道（他们住在小山前面一所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十足的矿工式建筑，甚至在门口还铺上了砖头，装上了坚固的门。但我还可以给他们出个好主意，就是要筑沙袋路障，保护洞门不被气浪损坏。我认为，如果还要干的话，应该具有真正的保护性能。头顶上有了10米厚的泥土，人们会感到更安全些。
10月16日
晴空万里。令人奇怪的是好长时间很安静，因而我得以去访问铁道部、交通部和中国银行。午饭后，14时30分，响起了警报。我看到高空有3架日本飞机，受到了高射炮的射击，后来就在天空中消失了。在南面，密集的炸弹像下雨，无法看见飞机。15时30分解除了警报，16时30分警报再起。天气好极了，天空见不到一丝云，也没有飞机。日落时，从北面飞来两架中国飞机，在南面降落。18时30分警报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