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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先生，德先生就是民主，赛先生就是科学，可是我跟大家讲过，陈独秀说唯物史观是科学是错的，可见陈独秀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唯物史观，不晓得什么是唯物史观，怎么样谈科学呢？怎么样谈赛先生呢？鲁迅公开反对议会政治，如果你反对议会政治，你就不懂得什么是民主，怎么样谈德先生呢？
所以当时思想界的人，我李敖做过文章，做过比较表，就是从日本回来的这批人，像陈独秀这批人，比起从美国回来的人，他们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在美国这批人，他们真正的看到了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民主，所以胡适当时这方面的确比日本留学生这批人进步。所以我们今天多少年以后回看，用历史的眼光回看他们这段过程，才知道当时提倡白话文学，提倡现代的很多观念，胡适做的比陈独秀和鲁迅做的更稳健，这是我们历史的评价。
所以我觉得到了今天，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时候，中国不再战乱，中国不再打倒张三李四，中国不再有这种革命和反革命的这种情结的时候，我认为应该给胡适重新的评价，这个评价的方法，我认为大陆虽然现在胡适的书开放了，可是在他生根发叶开花结果的北京大学应该给胡适立一个铜像。
大家记不记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上次到北京来，在北京大学演讲的时候，那篇演讲里面，我们全国都是现场来播出的，那篇演讲里面，克林顿还特别引证了胡适的一段话，为什么引证呢？因为胡适美国留学的，所以谈到胡适这段话，他说怎么样的来促进国家的进步，大家怎么怎么样做，克林顿还特别引证了胡适的话，有一段他还引证错了，可是那还是胡适的话。我举这个例子告诉大家，胡适在历史定位上面，在今天的我们的这种想法里面，不该再被排挤了。
所以我认为今天已经不是批判胡适思想的时代了，而胡适这个人不止应该把他的著作开放就算完了，应该在北京大学，有这么多铜像的北京大学，给胡适立个铜像，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个小意思，要用这笔钱，像罗宾汉一样抢劫了刘长乐先生他们这个凤凰电视台的钱，借花献佛送给北京大学。
请注意啊，我把钱请刘长乐先生送过来，我没有要求什么时候立这个铜像，所以钱先不要退回给我，说是政策不合，我想不至于发生这个情况。如果有这个情况，我告诉大家，我告诉内地的朋友们，这个钱留在北京大学，我愿意等十年或者等到十二年，十二年以后我就是八十二岁，我跟杨振宁先生同岁，我愿意等十二年，来等待这个铜像出现，也许很快的就会出现了。因为党中央很快就知道李敖这个提议没有恶意的，而胡适先生应该给他一个定位，在北京大学有这么多铜像的时候，可能少一个铜像。
请注意啊，我不需要说把这个钱要我李敖挂名，说立个铜像，因为这个钱大概是够了，也许有的艺术家愿意做胡先生铜像的时候，大家凑一凑应该够了，如果大家愿意，我们每个人都出钱，他出一块，他出五块，最后大家把这个名字都刻在石碑的后面，我觉得也很好，那时候就刻我李敖一个名字。如果不是这样子，用这笔钱足可以立了一个铜像了，跟我李敖也没有关系，不要把我名字刻在那，任何角落都不需要，这是我心里面的一点微意。
人家说你李敖是不是有什么私心？我有什么私心？我看到网站里面说，因为我跟胡适认识，好像特别偏袒胡适，这点根本不重要，重要的在我说的对不对，而不在我跟胡适有什么沾亲带故的关系，那都是小事情。
所以我认为今天在我们国家这么进步的时候，观念这么开放的时候，大家也不再查禁胡适著作的时候，我用这么样的一个动作，把这个钱请刘长乐先生送到北京大学，也许能够得到大家的一点，觉得这个好事一件，大家就把它促成，给胡先生立一个铜像。这时候我们等于是知道我们不再打倒这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在我们祖国里面，在我们祖国的历史里面，在现代史里面，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优秀分子，我们应该给他一个公道的还原。还原的方法有很多种，其中一个给他立个铜像，我觉得是蛮好的。铜像除了立在北京大学，还能立在哪里呢？所以我才特别锁定了北京大学，请大家不妨考虑我这一番心意，不要做不必要的解释。（完）
第二百四十五集滴水之恩的回报
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我曾经公布了这一年跟凤凰电视台一个新的契约里面的三行字，那三行字就第三期应付款项为新台币一百三十八万五千两百八十元整，乙方就是凤凰电视台这方面，应于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号支付，该款应交由乙方凤凰电视台的老板刘长乐先生代表李敖先生捐赠，送给北京大学作为胡适先生制作铜像的专款专用建设基金。这笔钱折合成人民币是三十四万六千三百二十元，这个钱大概可以够建一个铜像了。
为什么我有这个意见？首先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这是民国十二年，就是一九二三年，国立北京大学毕业同学录，我给大家展示过一本叫民国十五年的国立北京大学毕业同学录，那本书啊是红皮的，在我节目里面展示过，因为那本书里面有我父亲。这本书里面还没有我父亲，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资料就是当年北京大学的这个情况，看到了没有，这是当年北京大学的校旗，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当年北京大学的胡教授，当时呢他做过英文系主任，他做过中文系主任，英文系主任，哲学系主任都做过啊。
我给大家看这个资料呢就是说胡适先生有那么早他跟北京大学建立的关系，并且大家都知道，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胡适先生是个重要的领导人物，和陈独秀和鲁迅他们，他是一个重要的领导人物，并且在历史评价上面，胡适先生在领导方面的成绩比陈独秀鲁迅他们都好。可是由于政治上的对立情况，胡适在内地遭受了打压，这个打压一直在文革以后才开始舒缓一点点，现在胡适的著作在内地可以发行了。可是在北京大学里面，我觉得有一个遗憾，就是北京大学的校园里面好像少了一个铜像，就是没有给胡适立个铜像，所以呢我才有这么一个点子，希望呢给胡适立个铜像。
你看日本人，日本人梅屋庄吉这个老头子啊，他为了给他的好朋友孙中山立像，他搞了好多铜像送给中国，都是孙中山的，看到没有，都是孙中山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一个外国人，当他崇拜我们国家的一位人物的时候，他会搞来这么多铜像，来表示他的崇拜，我认为我们也许至少应该给胡适先生立个铜像。
在北大清华这些学区里面，我们看到曾经给王静安就王国维先生立碑，也给闻一多先生立像，朱自清先生也有像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也有毛泽东的像，也有李大钊的像，也有蔡元培校长的像，所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这么多的像来纪念跟学校有关的人物。胡适先生跟北大的关系太密切了，他也做过北京大学的校长，所以我认为给胡适先生立个像好象还是应该的。
何况这北京大学里面还有两个坟，一个呢是给埃德加斯诺，给洋人的坟，还有呢给格力普教授，给洋人的坟，都在里面，所以给胡适那个铜像在里面，应该也不算什么。甚至写那个唐吉坷德的西班牙文学家塞万提斯都有像，所以呢也不算是很多余的一件事情。
他的铜像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个老照片，这是当年一个美国的艺术家给当年的胡适做塑像的一个照片，这是胡适坐在这里，艺术家在给他做这个像。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台北当年胡适住过的房子，就是中央研究院里面，有一个叫做纪念馆，这个是展览室的部分，真正的纪念馆是下面的这个，这是胡适住的房子，这里面也有一个铜像，外面有胡适的坟，台湾有这么一个像啊。
所以我不但是赞成这个铜像能够立在北京大学，并且立了以后呢，我希望我的好朋友刘长乐先生代为开光，哈哈，给铜像揭幕啊，也希望刘长乐能够取胡适生前曾经写过宋朝范仲淹的字，叫做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一辈子也提倡了好多言论自由。可是我认为胡适的特色在不默而生，我要讲话，我不是什么话都不讲的窝窝囊囊地活一辈子，可是他也未必赞成宁鸣而死，为什么呢？作为烈士总是不好的，所以呢还是自己的话有机会把它讲出来是好的。
我们看到胡适的几张照片，他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的年轻的时候，他这是一九一四年在美国的照相，这是他回到北京大学这个照相，这个是在这个一九三五年，就是我生的那一年，他们的一个交友活动里面的照相。这也是胡适啊，这个是个老派的照相啊，自己用手还扶着自己的下巴的这种。这是抗战胜利以后，胡适的一张照像，这是做了北京大学校长时候的胡适。这是他送给我的，在一九五八年在东京的这张照片，这日本人跟他合照的，这里面像猴子脸的这个叫方则，就是日本驻中国的大使啊，这个方则。这是他在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后面就是高压电线的这个塔。他一直想戒烟，可他一辈子烟都没有戒掉，这方面是令人很遗憾的，烟没有戒掉。
现在谈谈看，就是你李敖为什么给胡先生捐的这笔钱要立像？有没有私人的原因？有一点点，可是没有见不得人的原因，就是当年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当了预备军官，就是服了兵役回来，穷困的不得了，住在台北市的乡间，台北市的郊区，新店，穷的当了裤子。胡适先生知道这件事情，特别送了我一千块钱台币，相当于两百五十块的人民币，当时呢就送给我，还写封信给我，这张支票呢当时还照了张照片，当然支票就兑现了，所以我就没有了，这是一九六一年十月七号胡先生亲笔写的，就是李敖先生一千元整，这胡适一张支票，就是替我赎当的，看见没有，我裤子跑到当铺里面，替我赎当的这么一张支票。所以呢我很感谢他曾经送过我这个一千元。
当然你会说，他在收买你，请问他收买我一个穷学生干什么？可是我们反过来说，别的老先生他不做这件事情，他还是他啊，可是他做了以后，他的一千块跑你身上来，有一个事实上的不同，换句话说呢他做了跟不做是不一样的，他不做他还是他，可是他做了以后呢，我会觉得他对一个青年人是这样照顾，我觉得这一点呢值得称道。所以这就是我认为胡先生一直被我私人上面、私情上面，被我怀念的一个原因。
譬如说，他为我写过一个条幅，就是写宋朝朱熹的话，他送给我的这个条幅，后来我为了救慰安妇的时候，我把它卖掉了，卖了一百万，捐给了这些穷苦的可怜的这些台湾省的女子。我卖掉了啊，可是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有一本书叫做留学日记，他留学日记有段故事，是讲到借一千还十万，这个故事里面主要就是说，有一个人借他一千块，后来他一直感念他，最后呢他用十万块钱作为捐款，来报答当年有人借了他一千元，他做了件好事，把这好事呢回馈回去。
所以今天大家也许可以稍微感觉出来，就是胡先生送我一千块，两百五十块人民币的时候，我现在捐出来三十四万六千三百二十块的人民币，两百五十块的人民币的人情，在一九六一年的人情，现在在二零零五年，我以三十四万六千三百二十块来还这个人情。这个钱是我的，新台币一百三十八万五千两百八十元是我的，换成人民币三十四万六千三百二十块是我的，这个钱不是小的一笔钱，你舍得拿出来吗？能够舍得拿出来的人不算很多，我舍得啊。这个钱我不捐还是我的不是吗？我自己花掉，还不是我的吗？可是我觉得应该做一点事情，就是 当年胡先生曾经送过一千块钱给我，来做这件事情，严格讲这件事本身就该做，而不是说胡先生有没有送一千块钱给你李敖，你是不是报答他，从这个层次来看，把胡先生跟我都看小了，我们不要这样看。可是背景有这么一个原因，我也不瞒你们，有这么一个原因告诉大家，也算是文坛的一段佳话，我把它特别讲出来给大家听。
胡先生相信有为主义，我们说无为主义，有为主义，他现在有为主义，这件事做了和不做的确不一样，至少在我李敖身上不一样，也许他当年援助过别人，出了一千块钱，这件事情被遗忘了，可大家想不到一九六一年胡适先生花了两百五十块人民币，怎么能够想到一九七一、一九八一、一九九一、二零零一，然后，四十年后，又加了四年，四十四年以后，居然有一个有心人，在当年受惠于胡适这一千块钱，就是两百五十块人民币的这个李敖，今年也接近了胡适的年纪，你懂我意思吗？今年是二零零五年一月底了，今年的四月我满七十岁，今年的七月如果我不死的话，我告诉你，我就跟胡适同岁，他就是在七十岁生日过了两个多月，他就死掉了，所以我要活到今年的七月的时候，我的年纪就超过了胡适了，你知道吗，我就突然间老掉了。可是我回想起四十四年以前的，他对我的一个好意，在我穷的裤子进了当铺时候的这个好意。我也没想到四十四年以后，我有这么好的一次机会，能够敲诈凤凰电视台刘长乐先生他们这些好人的钱，搞了这么一笔钱，而希望能够送到北京大学。我相信国家领导人，北京大学的校长，他们会同意我这个构想，我愿意等十年，如果大家一时觉得不方便，或者一时还没有想通，我愿意等十年，这个钱放在北京大学，希望能够有一天，看到这个像出来，我认为这是文坛的一个佳话。
可以看到当年你出了两百五十块人民币无心地做了一件好事，援助一个青年人，绝对想不到在四十四年以后，同一个青年人，曾经受惠于你的人，他会有心的想为你立个铜像，不立在别的地方，立在那个把你忘掉好久的北京大学，请北京大学重新捡回来对你的记忆，用这个铜像的方法来表达这种记忆，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这就是说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怎么收获我们不知道，因为四十四年的变化太多了，就好象这封信一样，胡适临死以前写给我这封信，这封信四页没有写完，他就死了。台湾大学校长 就是胡适的亲信，叫做钱思亮，他整理胡适的东西就看到这封信，他在上面写了一行字，这钱思亮写的字，台湾大学校长也是后来的中央研究院院长，他说这是一封胡先生没有写完的信，请妥为保存，因为这是胡先生人格伟大的最好的一个证明。
他们怎么妥为保存？我告诉你们太妙了，他们把它卷起来，藏在胡适纪念馆的书架的一堆书后面，钱校长有一次跟我讲，他说他看到这封信，后来钱校长死了，三十多年以后，我问到我的好朋友陶英惠，他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他顺便负责照顾这个胡适纪念馆，我就说当年这封信哪里去了？钱思亮明明看过这封信，胡先生写给我这封信，哪里去了？他们就找，结果呢就在胡适的一个书架的后面，一堆书后面的那个夹缝里面，找到了这封有意被卷起来，藏在书架后面的这封信，上面都有尘土了，因为经过了三十多年都有尘土了。
大家想想看，什么人故意把胡适给我的这封信故意藏起来了？当年胡适纪念馆其他的负责人有份，可这些人可能走了，可能死了，可是这个东西阴错阳差，被我的好朋友，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陶英惠先生发掘出来了，所以这封信呢又重新曝光。大家不觉得这人间有好多这种奇奇怪怪的因缘吗，这个东西不见了，可是三十年后，它忽然会出土，你们不觉得很有趣吗？胡先生跟我的关系，我刚才又讲过了，两百五十块人民币帮了我一个穷学生的忙，到当铺里面把裤子赎出来，怎么想得到四十四年以后，我用三十四万的人民币要为他盖个铜像，立个铜像，就是种因缘。
到现在有的朋友会觉得有困难，他说共产党会不会同意啊，我说放心，在这个时机，由我李敖提出来，并且钱由刘长乐先生到位，并且宣布我愿意等十年，等十二年，我觉得国家领导人，北京大学校长和负责人，会被我推着大家来答应我这个要求，我认为这不是什么不妥的要求，我觉得这是一个佳话。所以我认为我这个构想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胡先生生前我不敢说特别自夸，特别照顾我，事实上有些什么事情呢，他也会想到我。好比说，他私人印了本书，写他跟罗尔纲的，这罗尔纲的回忆录，胡先生把它重印出来，特别写出来，你看送给李敖先生，胡适，四十七年就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八号，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我还有些零零星星的这些纪念品啊告诉大家，在我们近代中国的历史上面，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