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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相不久的寇准字平仲，以集贤殿大学士的身份与老一辈的毕士安并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位有名的刚直不阿之士。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早就预见到事情的发生，因此他并不像其他人那样慌张。寇准在如此紧急的情况面前依旧神色自如谈笑风生，颇有当年谢安谈笑退敌之风度。不过，临阵不慌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成算，同时还必须具备客观物质上的条件，寇准压下奏报隐而不发，固然表现出胸有成竹的气度，但却不能说明外在的成败因素是否具备。然而，像他这样的人在朝廷中毕竟还是少数，第二天，同僚中有人便忍不住了，朝会上便急急将严重的军情奏报皇上。这是典型的不能为君王分忧的表现。
天子龙颜大惊，急问寇准。寇准说得好：陛下欲解此忧难，五天的时间就够了，但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亲征澶州。澶州是开德府的旧称，在黄河以北，是辽军矛头所指。早在近一个月前，寇准就以禁卫重兵已在河北集结的理由要求天子亲赴该地督战，真宗自己也曾明确表示过愿意前往。但眼下事态已有了不同，此时此刻天子龙銮渡河，便是决一死战的架式。寇准此话犹如平空响起一声惊雷，一朝之臣全被这个提议吓呆了。真宗心里更怕，要起身还内宫，寇准最后把话说得很绝，他以恐吓的口吻对皇上说：陛下这一走，大事去矣。
帝国目前的窘境自然不仅仅在于首都东京的难守易攻，细究原委，更深一层的症结是本朝建立后一系列国策上的变化。这当然也不是一事一地所决定的，所有的后果都是各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东京的孱弱只不过是最后的表现而已。
太祖皇帝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常常为后人津津乐道，可耐人寻味的是，太祖收兵权的初衷却在于巩固天子的地位，一开始时并没有把天下的安危当作终极目标。尽管太祖在召问赵普，这位本朝第一位有所作为的宰相时信誓旦旦地把兵革不息、苍生涂地作为他平息天下之兵的由来，但这话可听而不可信。赵普的回答是：“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正是这话道破了太祖的心事，所以赵普语犹未毕，皇上就说：卿勿再言，朕明白了。太祖明白了什么？在后来的事情中一目了然，皇上首先做的是除去心腹之患，以利害得失的劝谕威胁及恩威并重的手段把功臣石守信、王审琦从典守禁卫的要害之位一夕之间就变成了饮酒相欢终其天年的寓公。如此策略的核心是“强君弱臣”四个字，心腹之患既去，节镇强重的肢体之害便不难破除。太祖与赵普为完成后一个目标花了不少的精力和时间，其处心积虑的程度甚至比前一个举动要大很多。即使这样，最后完成却也是本朝太宗时期的事了。
当然，不论太祖此举的出发点如何，天下苍生受利的结果是不容怀疑的。中国自古战乱频仍，就是号称盛世的前唐，天子们的好大喜功，照样使黎民百姓痛苦不已，更遑论群魔争斗天下纷乱的五代。王道式微则乱臣贼子兴，本朝两位先王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他们使中央政权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建隆四年（公元963年）的夏天，湖南并入新朝的版图，这时中央政府悄悄颁布了一项任命，以当时任刑部郎中的贾玭等人“通判湖南诸州”。通判一职设立的意义在于，它既是由京官出任，又以儒臣担当，更能与府州同理地方政事，客观上便大大减弱了地方藩镇的势力。在本朝初年，通判的权力甚至一度引起了地方军政长官的一致不满，每当两者发生冲突，通判常用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乃监郡，朝廷使我监汝。尽管太祖曾下诏劝励，但州郡长官还是与通判格格不入。有一个笑话这样说：后来有一位叫钱昆的，世居余杭，因喜嗜蟹。一日，此人求补外任，人问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而无通判处则可。这真是个不错的调侃，当然也是中央集权强盛最好的注脚。太宗在此基础上，更下令罢除藩镇领支郡之制，所谓支郡，就是指节度使间接治理之州郡。值得注意的是，这条措施的第一个对象却是倡言削藩镇之权的赵普，另外一位大臣高保寅在出知怀州时因不满于事事为领节度使的赵普所抑，上书太宗乞罢节镇领支郡之制。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赵普既不免作茧自缚，又遑论他人！太宗太平兴国（公元977年）二年八月，一道诏制中，全国三十余节镇中十八军所领支郡皆直属京师。所谓太祖杯酒之间就把藩镇痼疾一旦消弭的说法显然是一种美化，因为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也不完全是太祖个人德行见识的功劳。仔细考察这件事的始末，不难发现其间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
第一部 东京汴梁第5节 丧权辱国
不惟如此。当年赵普为对付藩镇而建策太祖，还有另外两项内容：一是制其钱谷，二是收其精兵。此两条与夺其权柄一样不可或缺。设想地方藩镇若失去了犯上作乱的资本，又何愁其势不弱！此两项举动皆始于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后人记载甚详：“申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又置转运使为之条禁，文簿渐为精密。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令天下长吏择本道精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需要强调的是，从后来的进展看，这些都绝非是凭空记录。在军事制度上的改革也是随着这一总体思路来的，集天下之精英者为禁军，领导机构是殿前司和侍卫司，设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与马军都指挥使三帅分领。过于专权必然导致尾大不掉，这在地方与中央是一样的。因此，太祖又在中央设枢密院，主长者为正副枢密使，使之成为调兵机构，与统兵的三帅共掌军务。这样，本朝军事制度的最后格局形成了：在中央，宰相不问枢密军务，战时将领则临时委派，两者皆直属于皇帝；在地方，节度以下，坐食俸禄而已，方面有警，则总师出讨，事已则兵归宿卫，将归本镇。这种格局虽然在国家危难之后引起各方面的怀疑而有所修改，但大致不变，基本贯穿于本朝近三百年历史的始终。这就是所谓的“弱枝强干”，就内政而言，帝王基业和赵家江山在它的庇护下显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稳固之态。
所以，定都东京固然是一个无奈，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错误，然而中央势力是这样的强劲，一定程度上应该是能够弥补首都四战之地的缺憾的。中央正规军禁军的数量在本朝初年大约是二十万上下，京城驻军即近十万，占了总数的一半。太宗时禁军总数达到三十五万，守卫东京特别是河北防线的部队至少也有十七八万人。此次辽军南下，在人数上并不比宋军优势。只是辽人善于骑射，马军的冲击力强劲，特别是能集中精锐而各个击破河北一带相对弱寡的地方城池，在气势上占了先手而已。宋军主力既已渡河，各道兵马也有合围夹击的可能，无论如何也不至于立时就想到退却的。
但本朝立国以来，朝廷大员中一直不乏那种懦弱于外寇入侵者，此际的典型代表是参知政事王钦若与佥署枢密院事陈尧叟。这两位一是金陵人，一是四川人，此时竟分别密劝皇帝驾幸金陵、成都，开了本朝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就原则而论，这种妖言惑主、动摇军心之举，是十足的奸佞行为，可在真宗眼里，他们的建议居然还颇合心意，这种现象是很不正常的，难怪寇准听说以后勃然大怒。寇准以为，以圣朝天子之神武，若车驾亲征，敌人将不战自遁。即使坚守河北，亦可以挠其谋，老其军，从而稳操胜算。岂能远之楚蜀而委弃宗社？寇准在这里稍微灵活了一下，以近似激将的语气使天子自入彀中。果然，真宗在寇准的吹捧中有点昏昏然起来，放弃东京的念头从此打消不提，甚至当辽国主动表示求和时，皇上还有点不大愿意。十一月二十日，真宗终于出京亲赴河北，二十六日，到达澶州。双方皇驾的亲征使这场战事不再仅仅局限于边境冲突的范畴，必将会带来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结果，这就是一个极为著名的停战条约“澶渊之盟”。
这个结果的产生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偶然事件导致的。当真宗亲临河北走到卫南时，辽统军萧挞览所部已先后击败天雄、德清两军，进而三面包围了澶州。围城后，萧挞览自恃其勇，只以轻骑简从潜至城下巡视地形，结果被宋威虎军将张瓌用床子弩射死。
统军萧挞览是辽国著名大将，博学多智，极为辽主所重。此次南进，就是在他竭力倡导下实现的，因此他的死给了辽人上下极大的震动，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辽军的斗志。辽太后亲临挞览棺车，恸哭失声，为之辍朝五日。相反，真宗在三天后及时赶到了澶州，当天子的黄龙旗出现在澶州北城门楼上时，宋军欢呼之声闻于数十里之外，士气大振。
本来，辽国也并没有久战之意。同以往数年的情形相同，此次南侵的目的，也不过就是攻城掠地炫耀武力而已，且目标也就只是河北北线一带。辽军在边境战斗中之所以屡屡取胜，一是因为宋军以固守为主，二则也是因为辽师本身采取了灵活机动的巡略方针。若以大军深入直逼东京，恐怕也没有这个实力。因此辽人从心底是想与宋廷媾和的，只要捞到了实惠，一纸和约的确是无可无不可的事。十二月份，双方开始实质性接触。
但谈判的过程还是很微妙。早在辽军大举深入之际，辽太后就曾辗转送来一封带有求和意味的书信，但真宗认为彼大兵在后，疑为欺诈而未予置信。倒是宰相之一的毕士安坚持说这是辽军受挫后耻于自退之举，所以劝皇上不妨答复。于是真宗手诏回复说：若真有此意可以议和，但宋廷是不能先派使者的，必须是辽国方面“即附边臣闻奏”。这就是在外交上讲究起大国的面子了，辽国自然也不会同意。这时，一位宋朝降将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此人姓王，名继忠，真宗在藩邸时即委以亲信，即位后一直将他擢升到镇、定、高阳关三路钤辖兼河北转运使的职位，也算是个统帅一方的封疆大吏。不幸的是，在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的一次战役中兵败，下落不明。朝廷方面本以为继忠业已殉国，直到辽人致书议和之际，才发现王继忠是陷敌被俘，不仅没死，连辽国的求和之议竟也是他一力促成的。于是，王继忠从一位兵败被擒的降将一跃成为双方的红人。有了此人的折中，宋辽的和议在面子上的障碍似乎便少了许多。最终是宋廷方面先派了使者，几经周折，恰好在萧挞览死后不久到达辽营，停战的时机最终成熟。
双方的使者宋廷方面是曹利用，本官是右班殿直，因为恰好赴行营公事，被枢密院推荐出使。此人机辩无伦，慷慨有志操，确是个佳选。在辽国方面，飞龙使韩杞被辽主充以大任，此人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本朝自是中国的正朔，礼仪之邦的体面既不可失，所以还必须有人制定仪式，此际充当此职的是翰林学士赵安仁，在行营当中也只有他能熟记有关体式，因此受命出任。
其实所有的这一切都已是无关紧要的了，因为宋家天子乃至朝中大臣都早已把息事宁人的方针摆在了首位。真宗本人根本就无心再战，所以当韩杞在廷前扬言辽军还要南进时，皇上便迫不及待地予以让步，答应以输送银两绢帛的方式许和。就是忠直刚勇者如寇准，此际也不过就是把曹利用拉到帐中说：天子虽许你以百万，若此去结果超过三十万，回来就砍你的头。于是双方和平之议变成了讨价还价的拉锯战，最后宋帝国以每年输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的代价换取了辽国的一纸盟誓和班师北还。就以此每年合计三十万岁币的数目而言，恐怕还得归功于寇准的坚决态度和曹利用的不辱使命。
当然，这在本朝大多数人眼里自然谈不上什么丧权辱国之类而实在是天朝的圣明与大度而已。照天子的观念来看，中国得天下风土之宜，地饶物丰，助尔犷憨小国若许军旅之费，不仅是大国的本分，实在也是小事一桩。千年前的汉世，早就开了先例，可见中国之风范就是以大家胸怀庇护四夷众生，德之尚者，又敢不遵之！至于三十万两的数目是否过大，不是原则上的事情。老臣毕士安说得好：不如此，和事恐不能久也。
怕只怕无关愁绪，最恨是在心深处。共遵诚信，虔奉欢盟的皆大欢喜之外是“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的实际约定，加上三十万两岁币的具体现实，中国的仁厚、中国的大度的背后也许就是强咽痛楚往心里去。但是，天下太平是真的，君不见天子驾返东京了，大赦天下的诏书颁布了；河北给复二年，壮丁归农，行营罢除，戍兵减半，四边警戒人不安枕也已成为过去了。
既如此，复何求焉。
第一部 东京汴梁第6节 东京的故事
东京的故事可以说从现在才真正开始。
帝国的历史已将近五十年了，即使从帝国平定四境的大业完成之时——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9年）五月北汉被灭——算起，到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澶渊之盟，也有二十五年的光景。帝国廓清四合应付外寇的风云际会，仁明圣德的沐浴教化，已经彻底改变了天下四海的风貌。
窥一斑可知全豹。单以本朝京师而论，除了“四战之地”的无奈外，与旧时相比又有了许多不同。
第一，东京汴梁有内外三层，由外向内，分别是外城、里城、宫城，所谓城垣三道，重重环卫，拥立着巍峨的帝京。当然，这倒也不算是什么特别，不同的是，东京外城的形制并非是方正如矩的旧象，而是顺着地势高低上下，走了一条纡曲蜿蜒的线路。据说，这是太祖皇帝的主意，如此迂回纵斜的城墙蓝图还是艺祖亲笔所绘。当时有许多人不解：缘何本朝京都第一道拱卫之垣，不效仿公正方直、经纬有序的自古京城之相？其实这正是太祖的高明之处。取法天象而建立的城制只是人文的需要而没有防御价值，东京既无天险可恃，就必须赖以城池之固。建城曲宛如蚓而顺地势，正是得朴素坚固之防卫要领。
第二是东京城有四条运河穿城而过，谓：五丈河、金水河、蔡河、汴河。东京一地河渠贯连而四通八达，这来自于历朝历代的不断疏凿，而本朝却终得其利。舳舻绵连千里不绝的好处不仅仅是江河贡输而已，最重要的是它把帝京和四海九州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可是前无古人的事！难怪太祖把此数河比做圣朝天子腰间的玉带，他的意思很明显：玉带飘扬之间，天下尽在手中。
太宗当政年间的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六月，由于淫雨连绵，汴河发生了一次水灾。十八日，大水坏堤，泛滥民田，一直淹到东京附近的浚仪县。太宗得报，按捺不住，一大早便亲自出城。宰相及枢密使等当朝大员迎谒于路，力谏不必劳动皇驾。太宗的话语发自内心：
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能不顾？！
这就是东京的另外一个特殊之处了。确实，东京的人口之多，是前朝数代所无法比拟的。漕运的重要是因为帝国的中枢承受着沉重的负担，仰给赋税者除了天子和中央政府以外，尚还有着数十万的禁军。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前代的兵员，大都分散在四地，天子辇毂之下，不外乎就是一些承担护卫的禁卫部队而已，一旦有急，则有待于四方勤王之师。本朝却很不同，经过太祖太宗两朝天子的努力，天下精兵都已汇集京师，禁军数量大大增加，已经成为帝国绝对的军事力量。保守估计，本朝京师户籍的数目，已至少是前唐的十倍，这还没算上驻守京城的这若许禁军。天子百官、皇亲国戚乃至天下四方之客，给这座新朝国府，增添了无限的繁荣，也带来了一个无法挣脱的包袱。这就是说，帝国首都之势重，业已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了。
东京不仅是大宋的中心和天下安危的关键，也是帝国风华的象征。
它开始变成一座真正是属于黎民百姓的城市。流水潺潺，长桥卧波，梨白桃红，荷绿杏黄中自然有着无限的秀丽妩媚，而即使在宫城巍峨凝重、金碧辉煌的赫赫皇仪里，仍然不失些许清幽和欢愉之象。宣德门正南大道上馥郁芬芳的如锦繁花，正是把天子的化雨春风，从沉沉如海的宫禁内苑里洒播开来，昭示着“与民同乐”的辉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