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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才只有十九岁。不到四十岁的褚蒜子在青年丧偶之后，不得不又接受丧子的厄运。但是老天并不合作，它连哀伤的时间都没有多给褚蒜子，就要让她面对王朝的又一次危机：早逝的穆帝没有儿子，晋王朝的新帝从何来？她很快就理清头绪，从司马氏诸王中找到了血统上与帝位最接近的人选：晋成帝长子琅琊王司马丕。几乎就是司马聃病逝的同一天，褚蒜子的“皇太后令”就颁布了，令曰：“帝奄不救疾，胤嗣未建。琅邪王丕，中兴正统，明德懋亲。昔在咸康，属当储贰。以年在幼冲，未堪国难，故显宗高让。今义望情地，莫与为比，其以王奉大统。”
司马聃去世后的第三天，他二十一岁的堂兄司马丕登上了东晋王位。是为哀帝。司马丕已经成年，作为婶母的褚蒜子自然没有垂帘听政的必要。也许是因为婶母的策立，也许是因为婶母的影响力，司马丕称帝后仅仅封自己的生母周氏为皇太妃。东晋王朝仍然只有褚蒜子这一位太后。
然而在治国的方略雄图上，这位年青人却辜负了褚蒜子的期望，他苟安胆小，而且贪生怕死。他即位的第二年，桓温向哀帝上书，请求迁都洛阳，让痛失故土的北方人都返回家园。然而哀帝和他的文臣们既怕战乱后的洛阳荒凉贫苦，又怕因此受制于将领，桓温的这项主张得到了哀帝和大臣们的如此回应：“我们这些南迁的人已经在此生活了几代，早就习以为常，最初迁来的人们很多也埋藏在此。如果离开的话，如今在南方的田宅谁来照管？照管不来又卖给谁？北返的车马也很难齐备，北方虽收复一些地方，但是仍然不安定，不值得为此抛弃南方的安逸生活。”
迁都与否，恐怕是哀帝当政时遇过的最大件政务了。除此之后，他年纪轻轻的不想着奋发，尽想着如何修道炼丹、长生不老。他对满桌美酒佳肴连看都不看，一天到晚尽是拿着各种配方的丹药当嘎嘣豆吃。一吃二吃地就吃出了问题，很快就一病不起。到他当皇帝的第三年三月，病得越发地重了，神智不清。倒也达到了超凡脱俗的目的：虽然身在尘世，却已不是尘世的人了，什么东西什么人都不认识，更遑论治理国家。无可奈何的朝臣们只得再次上表，请求褚太后代皇帝治理国家。
褚蒜子再次垂帘不到一年，哀帝司马丕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仙”去了。兴宁三年（公元365）正月、二月，哀帝妻王皇后与哀帝先后病逝。哀帝时年仅二十五岁。儿子与侄儿都这样早死，实在大出意料之外。哀帝崩逝的第二天，褚蒜子颁下了又一道册帝的太后诏书。被迎立的新皇帝是司马丕的同胞弟弟，名司马奕，字延龄，史书称其为“海西公”。
在这个时候，由于丞相司马昱无能，朝廷缺乏有力的牵制，桓温的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他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但随着几次北伐的不尽如意，这成就功业的心思便渐渐转向，开始有了篡位为帝的想法。也就在这个时期，桓温说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名言：“若不能流芳后世，就要遗臭万年！”从前桓温是以忠勇之士刘琨、温峤为榜样的，到这时也发生了变化，倒过来将温峤讨伐击溃的逆臣王敦当成了榜样。有一次他路过王敦墓，向着墓冢称慕不已，连连说：“可人、可人！”——既然王敦成了他心目中的“可人”，那他想干什么就很明显了。
咸安元年（公元371），一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流言在朝野广为流传，说的是年青的皇帝司马奕其实是个废人，早在做藩王的时候就丧失了亲近女人的能力，甚至于搞同性恋他也只能充当假女人的角色。如今他宫中田美人孟美人所生的三位皇子，实际上全是他的男宠相龙、计好、硃灵宝的“成果”。——如今三位皇子都已经到了给予太子、亲王之封的年龄，假如让这样的西贝货儿成为王朝储君，就要颠覆国家根本了。——这消息言之凿凿，绝大多数的官兵百姓一时都信服得很。虽然皇族高官们知道这是一派胡言，却架不住群情汹涌和军队的立场动摇。
这条令人恶心的谣言，就是桓温和他的参军郗超的得意之作了。当谣言传得最热火的关头，在当年十一月丁未日，桓温恰到好处地进京朝见来了。他以此谣言为由，向朝廷提议废司马奕，改立丞相司马昱为帝，这样的大事当然不是朝臣敢作决定的，于是桓温的奏章便一直送到了深宫褚太后的手里。这道废帝表章送到的时候，褚蒜子正在佛堂烧香，内侍禀报道：“外有急奏。”褚蒜子接过奏章，靠在佛堂门边阅视，才看了几行她就明白了，叹道：“流言初起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疑心是这么回事了。”然而如今已是骑虎难下，桓温手掌重兵，流言又使得皇帝失去了底层军民的支持，假如一定要较真的话，说不定晋王朝立即就要掀起内战，最终结果难以预料。因此，褚蒜子才看了一半就不愿再看下去，径自拿笔批复：“未亡人罹此百忧，感念存没，心焉如割。”默许了更换皇帝的请求。
说来好笑，在等待褚蒜子批复的时间里，等在宫外的桓温却是汗流满面、胆战心惊，见于颜色。他敢于统率千军万马，敢于诽谤皇帝、敢于蔑视群臣，却在与一个连面都没有露的中年妇人决定翻牌的时候吓得神魂不定。当褚蒜子同意更换皇帝的诏书送出宫门的时候，桓温这才大喜，立即召集百官，颁布了这道太后令。
三十岁的司马奕只穿着一件白色的单衣，在大臣们无奈的注视下凄惶地坐着牛车离开了皇宫，做了六年皇帝的他被废为东海王，丞相司马昱成为新帝即晋简文帝。简文帝司马昱是晋明帝司马睿的小儿子，这时他年已五旬，论辈份更是褚蒜子的夫家伯父。不过他只是桓温精心选中的傀儡，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在当皇帝之前他可能还敢在桓温面前吱一声儿，等到当上了皇帝，他就只有在桓温面前抹眼泪水儿这一项本事了。林妹妹抹泪的结果是夭折，司马昱抹泪的结果来得更快，担惊受怕的哭包皇帝才当了八个月，就一命归西。由于司马昱实在死得太快，以至于他死时桓温还身在外地，他逼帝禅让的大计更还没来得及着手办理。所以留在京城内的官员们如愿地劝谏成功，简文帝留下了立自己儿子司马曜为继承人——即孝武帝的遗诏，仅仅让桓温当“诸葛亮、王导”的角色。
得知消息的桓温大怒，然而木已成舟，他也已是花甲之年没有了年青时的冲劲，所以造反夺位的事情他始终没有付诸实施。七月，六十二岁的桓温白日见鬼，病入膏盲，不久便死在了安徽当涂驻地。他虽有六个儿子，但是临终时选定自己的弟弟桓冲继承自己的地位。
桓温的选择是很有道理的，他的长子次子是二世祖式的人物，本事才干没有多少，野心胆量却是不小，非把桓温几十年打下的基础闯砸了不可；而三子五子忠厚老实，也不是搞政治斗争的材料；四子更绝，是个五谷不分的白痴。最小的儿子桓冲生有异征，但是年纪还太小，因此传位弟弟是最好的选择。
眼看着正当壮年、跟着哥哥熟谙军政内幕的桓冲掌控了兵权，东晋朝臣们都忐忑不安，唯恐又重蹈覆辙。在这样的情况下，尚书谢安又想到了富于见地和胆识声望的褚蒜子。虽然褚蒜子只是孝武帝的堂嫂，但是非常时期，堂嫂也要垂帘听政了。
桓温死后的第二个月，谢安率百官上表，请求退隐崇德宫的褚蒜子再次临朝听政。五十岁的褚蒜子再次垂帘，开始了她的第三次临朝听政。国中大事，均以“皇太后诏令”颁布施行。这也是褚蒜子的最后一次临朝听政。三年后，桓冲履行了自己对兄长的承诺，将爵位给了守孝期满的桓温幼子桓玄。此时的桓玄年仅七岁，褚太后和谢安等众臣成功地将桓温六子的权力官职都予以了削减，局面已经平定。宁康三年（公元374年）八月，褚蒜子为孝武帝举行了婚礼；太元元年（公元376）正月，褚太后又为他举行了冠礼。
在局势平定、少年皇帝已经长成的情况下，冠礼举行的同时，褚蒜子颁布了她的最后一道“皇太后诏令”：“皇帝婚冠礼备，遐迩宅心，宜当阳亲览，缉熙惟始。今归政事，率由旧典。”
从此，她深居内宫显阳殿，总算过上了平静的日子。
太元九年（公元384）六月癸丑朔，六十一岁的褚蒜子病逝，与晋康帝合葬崇平陵。作为一个人，褚蒜子是不幸的，然而作为后妃她却非常幸运，就连拥有她的晋王朝也是幸运的。可惜的是她身为女子，只能几度垂帘而不能连续地执政，以至于出现了几次青年皇帝开倒车的事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也许东晋王朝能够有另外一番兴旺局面。
两晋王朝的“另类”幸运后妃们之一：晋元帝司马睿夫人郑阿春
郑阿春的祖籍是河南荥阳，她出生在一个士族冠缨人家，祖父曾是山东临济县令，父亲则曾任安丰太守，母亲也出身衣冠士族的濮阳吴家。然而不幸的是父亲早逝，郑家没有男孩，只有四个女儿。这时正是晋怀帝永嘉年间，作为长姐的郑阿春只得与渤海一个姓田的男子成婚，以便支撑门户。但是祸不单行，婚后刚刚生下一个儿子，丈夫就死了，郑阿春小小年纪便成了寡妇。无奈，她只得变卖家产，带着年幼的儿子、母亲和三个妹妹举家搬迁，到濮阳去投靠舅舅。
永嘉六年（公元312），36岁的琅玡王司马睿元配王妃虞孟母病逝。司马睿非常宠爱虞妃，因此对于虞妃生前妒忌的府中姬妾都自动疏远，虽然姬妾们生下了儿子，他也不愿意让她们中的任何一个继任王妃，而是决定另聘夫人主持家事。经过一番比较，司马睿选定了濮阳士族吴氏的女子，也就是郑阿春舅父的女儿吴小姐。不用说，吴家对于女儿能嫁给亲王兼丞相的英俊青年，是一片欢欣鼓舞。
就在等待吉日行聘下定的时候，却发生了变化。郑阿春做为过来人，又是表姐，自然此时不免受舅父舅母之托，与吴小姐朝夕为伴，对她讲述一些如何为人之妻的闺中私语。有一天，表姐妹俩又相偕游园，不妨被司马睿的部属看见了。这部属多少有点热心过头之嫌，他在听了姐妹俩的对话、看了姐妹俩的一些举止之后，便跑去向司马睿进言：“您准备迎娶的那位吴小姐，虽然年青漂亮，但是为人气度和举止，比她的表姐郑氏差远了，郑氏虽然是个寡妇，但是她才是值得您娶的女人啊。”司马睿听了亲信部属的建议，立即改变了主意。于是，送到吴家的聘礼，就变成了给吴家外甥女郑阿春的了。
舅舅一家目瞪口呆自不必说，郑阿春自己也万万没有料到亲王丞相居然会放着待字少女不娶，而看上自己这个带着儿子的寡妇。然而司马睿主意已定，郑阿春就此成了琅琊王的继弦妻子，随着丈夫来到了建康城（南京）。
几年后，西晋愍帝被刘聪杀死，得到消息后，南奔的高官士族便于建武元年（公元317）拥戴司马睿做了皇帝，也就是东晋王朝的第一任皇帝元帝。司马睿当上皇帝之后，追封早死的元配妻子虞孟母为“元敬皇后”，将继弦妻子郑阿春封为“夫人”。虽然郑阿春没有成为皇后，但是后宫以她为尊，司马睿要求包括太子在内的儿女都要以嫡母之礼侍奉她，服从她的命令。虽然很得宠，但是郑阿春仍然常常面带愁容。司马睿非常奇怪，便询问原因。郑阿春回答道：“我有三个妹妹，大妹妹已经嫁给了长沙王褒，次妹幼妹至今仍未婚配，只怕是因为我这个姐姐如今为人之妾，于士族名声有影响，所以别人就不来求婚了。”
司马睿明白原因之后，立即就命令散骑常侍刘隗道：“郑夫人的两个妹妹未婚，你去为她们寻觅匹配的男子，不能有失身份。”刘隗奉了这么一道圣旨，大出意外，于是便让自己的侄儿刘佣娶郑三妹，让汉中旧族李氏娶郑小妹。在两个小姨子出嫁之后，司马睿又将大姨子的丈夫王褒召入朝中，封了一个尚书郎的官职给他，作为进一步的补偿以安慰未能封后的郑阿春。
郑阿春为司马睿生下了二子一女：琅琊悼王、简文帝司马昱、寻阳公主。永昌元年（公元322），四十六岁的晋元帝司马睿去世，长子司马绍继位，他封自己的继母郑阿春为“建平国夫人”、生母荀宫人为“建安君”。
四年后，郑阿春病逝。郑阿春的次子司马昱成年后被封为会稽王，上表朝廷请求尊礼生母，当时的太后褚蒜子遂追赠郑阿春为“会稽太妃”。后来司马昱又被立为晋简文帝。简文帝在位时间太短，没来得及追封生母，只得在临终时封次子司马道子为琅琊王，领会稽国，承担祭祀祖母之职。
郑阿春的孙子司马曜称帝，他追封祖母为“简文太后”，由于简文郑太后闺名“春”，此后的东晋朝野为了避讳，便改《春秋》为《阳秋》，名士们的“皮里春秋”之道，也因此改称“皮里阳秋”。
两晋王朝的“另类”幸运后妃之二：孝武帝之母李陵容
古代中国的男子，在男女情事上一般都是很占便宜的，既可娶妻又可纳妾。既考虑到门第是否旺夫，家教才德是否贤淑（娶妻的标准）；又照顾到情色需要（纳妾的标准），实在是左右逢源，舒服啊舒服。尤其是皇帝，后宫动辄上千上万。在这方面，女子一般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在两性关系上都属于被迫从属的地位。但是在东晋，却出现过完全相反的情况。
晋元帝的儿子司马昱，在司马氏子弟中算是特别福星高照的一个。他三岁封琅琊王；七岁封会稽王；二十五岁当抚军大将军、录尚六条书事；二十六岁辅政；四十六岁当丞相、录尚书事，双兼会稽与琅琊王；五十一岁当皇帝。虽然皇帝只当了半年，而且很心惊胆战，总算还是得以善终，享年在司马家族中也算比较长了。不过世上的便宜事总不能全让一个人占完了。司马昱也不例外。
司马昱做会稽王的时候，迎娶了出身名门的王简姬为正妃。王简姬为她生了一个儿子道生。但是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夫妻感情很快破裂，公元350年，王妃死后不久，她的儿子也跟着死去。本来司马昱在道生之外还有两个庶子，但是没想到他们也先后夭折。眨眼间，年已三十岁的司马昱成了无儿无女之人。尤其让他心急如焚的是：自他二十岁以后，他宫中的所有姬妾，就不曾有过身孕。司马昱顿时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实在是没有什么想头了，只好到处求神问卜。
当时有一个很出名的术士名叫扈谦，他为司马昱占卜之后，答复说：“在王爷的后宫中就有一个能生出贵子的女人，她能为王爷生两个儿子，其中一个还能振兴司马皇室。”说来也巧，就在卜卦后不久，会稽王宫中就有一位极其得宠的徐姬怀了孕，期满之日生下了一个女儿。——这就是王献之先生未来的妻子新安公主。王献之原来娶的是舅舅郗昙的女儿，可是他才貌出众过头，被皇帝家看上了，没法子只好跟表妹离婚，做了新安公主的新郎倌（男人红颜也祸水呀！）。再婚后生了一个女儿叫王神爱，成了表哥晋安帝的安僖皇后。
司马昱心里本来早已对自己的生育能力暗地打鼓了，新安公主的降生对他来说有重振雄风的重大意义。他对于这个盼了十年来来的女儿非常宠爱，同时也热切期望貌美如花的徐姬能够再为自己生下儿子。常言道，先开花后结子嘛！可是一年时间过去了，这个“子”就是结不下来。司马昱又再次慌了神，认为扈谦的卦不灵，便另找了一个名叫许迈的道士求助。这道士仙风道骨，朝臣都认为他是得道的神仙，司马昱也不例外，因此便老着脸皮将自己家里的这本经都端给许道士，问他如何才能生出儿子来？
许迈的回答与扈谦差不多，都是让他回家继续努力而已。可是司马昱回家后又“努力”了几年，累得眼冒金星，别说“贵子”，就是女儿也再没见着一个。他终于吃不住劲了，一面对扈谦和许迈暗暗咒骂，一面又重新找人占卜。最后，他找到了一位著名的相士，让他将自己的所有姬妾都相相面，看看到底是哪个女人有生“贵子”的福份，看准了自己也好“有的放矢”，省得象没头苍蝇似地乱扑腾——再这么搞下去，可不要没生出“贵子”，先把自己这个老爹给累死了。
相士将司马昱的几位宠妾都相了一遍，摇头不语；司马昱只好扩大范围，将王宫中没有名份的侍妾宠婢也召了出来，没想到相士还是无动于衷。司马昱气极，干脆把宫中所有的女奴都喊了出来。宫中的女奴也分了好几级，最低级的莫过于织坊中的苦工，在这里服役的女子一般都出身贫寒而且相貌乏善可陈。而在织坊群女中，又有一个丑中之丑的女子。她的名字叫李陵容，身材高大壮硕，虽然长年织帛少见日光，仍然是皮肤粗黑。所以宫中女伴给她起了个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