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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华北方面军的作战重点开始转向针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游击 活动，进行的所谓的“治安”战。武藤章当上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后，参与指挥了当 年秋季对晋察冀边区的围攻作战，以及冬季至第二年春季对冀中地区的五次围攻作战等。武 藤章热衷于“治安”作战，并非是他不想“速决取胜”了，而是遭遇中国人民的反抗，尤其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敌后广泛建立的抗日根据地的抵抗，华北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 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不得不先图巩固已占地区。
华北地区表面上虽然早已被日军所侵占，但实际上，日本军队仅能占领和盘踞在 铁道和主要公路沿线，实行所谓的“点线控制”，广大的纵深地带是八路军的抗日革命根据 地的天下，日军据点经常遭到八路军及民兵武装力量的机动灵活的突袭。八路军在山西省的 山岳地带开辟了新的根据地，并在平汉线和津浦线之间丘陵地区、山东省的山地以及冀东地 区不断扩大抗日力量，进行游击战，把日本侵略军打得焦头烂额，苦不堪言。
面对这样一种狼狈处境，武藤章拼命鼓吹进行针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并且建议将“扫荡”主要集中于山西地区，从而开始了对我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扫荡” 和烧、杀、抢、掠。
1938年10月，武藤章凭其侵略“功勋”被晋升为少将。
1939年初夏，日军在华北多次“扫荡”，但收效甚微，仍不能完全控制华北地区 。日军指挥部据情报分析认为，天津租界是抗日分子的重要根据地和军需供应来源，要“强 化华北治安”，必须先控制天津租界。当时天津有英、法、意和日本4国租界，其中主要是 英、法租界，按照租界条例，受日军控制的政权力量或日寇自己的军事力量都无权干涉其他 租界内部事务。虽然英、法对日寇侵华采取绥靖态度，但本身也不希望日本独占中国，因 而暗中支持和保护中国抗日力量，这使日寇怒不可遏。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和驻天津负责维持 治安的第二十七师团师团长本间雅晴中将再三与英、法租界当局交涉无果。1939年6月，日 军为了向租界当局施加压力，干脆封锁了英、法租界。
日、英两国于7月上旬在东京举行日英谈判，以解决封锁租界的问题，武藤章以 驻军代表身份参加了谈判。英国想息事宁人，而接受了日方条件，双方缔结了《有田？克琪 协定》。
同年9月，参谋长山下奉文被任命为第四师团师团长调往满洲，不久，武藤章也 于10月离开华北，转任陆军省军务局长。
自1937年11月赴华至1939年10月回国，武藤章在中国战场整整忙碌了两年，然而 事实上却“一无建树”，他猖狂叫嚣的“一击论”、“速胜论”被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所彻 底打破。武藤章直到这时才意识到要“重新认识中国人”，而不得不感叹“我在华中、华北 两年间见到的中国人，全部带有同样的抗日、排日色彩，确实值得惊奇，这种抗日思想是全 民族的”。
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认识到这场侵略战争的卑劣，也不是出自忏悔之心而发现 这种“全民族的”反抗精神，反而更加强调这是“中国的收回国权，收复失地的民族运动和 日本的大陆发展政策的冲突”，“实际上应该看作大和民族与中华民族的民族抗争”。对于 日本的失败，他则是愤怒地哀叹“深切感到日本在政治和外交方面是多么贫乏无力”。他对 这场战争毫无悔过之心，由此便可见一斑。
武藤章回国担任陆军省军务局长之后，正是日本法西斯势力不断推动侵略战车， 扩大战争范围的时期，他积极参与了对华、对苏、对美英等国侵略作战的策划活动。
1940年7月20日，近卫文再次组阁，内阁中陆相由力主“南进”侵略的东条英机 中将就任。当时日军在中国战场上进展不大，因而大本营期望中日战争能尽早解决 ，以腾出手来对付美、英，于是采取了诱降国民政府的策略。在南京成立了“汪精卫政权” ，但情势尚不能使大本营满意。英、美继续坚持援助重庆的立场，从法属印度支那和缅甸运 输武器物资，支持重庆。
在这种情形之下，大本营内部以东条英机为首的军部强烈要求日本实施“南进” 计划，占领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地区。1940年7月，日军出兵占领法属印度支那的南部，迈出 了“南进”计划的第一步，这显然严重威胁了英、美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既有殖民利益。英 、美两国采取冻结国内的日本资产，对日进行石油等战略物资的禁运作为对日本的制裁。从 1941年春起，日、美双方开始了缓和两国关系的艰难的和平谈判，但双方无法达成妥协，矛 盾反而日益激化。陆相东条英机干脆主张停止对美谈判，直接使用武力解决问题，黩武好战 的武藤章自然十分赞同东条英机的对美态度。
侵华幕后“谋略家”武藤章（5）
就在对美是战是和、局势微妙的情况之下，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对苏联 发动闪电突袭，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的苏德对抗爆发，武藤章将此视为发动对苏进攻 的绝好时机。在参谋本部和大本营陆海军部多次聚会研究对苏作战问题中，武藤章是主要参 加者之一，他开始不遗余力地鼓吹进攻苏联。
1941年6月27日晚，武藤章在一次会议上提议，将大本营所拟方案中的“秘密做 好对苏作战准备”，改为“在决心行使武力的情况下开始秘密准备”，但当时未获大多数人 支持而没有被通过。不过，武藤章并没有就此罢手。7月，他指使关东军进行所谓的“关东 军特别大演习”，调动部队和物资加紧对苏备战。
8月3日凌晨，武藤章参与讨论并制定了《帝国对日苏现状所应采取的措施方案》 ，核心是要“对苏联的正式进攻应不失时机立即应战，同时迅速由最高会议决定开战”。由 此可见，以武藤章为首的日本侵略者已准备在“南进”的同时，也不放松对北方的企图，其 侵略野心之大，昭然若揭。
在是否对美开战问题上，一开始武藤章还是寄希望于能与美国取得谈判成功的。 因为如果成功，则意味着，诸如橡胶、石油等已经非常匮乏的军需品能通过英美控制的东南 亚获得。同时，作为军务局长的武藤章也深知日本自身的实力，认为：“日美战争是日本的 自杀行为，应该始终坚持达成外交谈判。”对于这种策略的考虑，当时大本营亦做过这方面 的努力。当时，首相近卫文准备赴美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行高层会谈，而武藤章就被内定为此行的随员之一。随着局势的发展，这一缓兵之计最终以破产告终，武藤章 于是转向积极主张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立场。
1941年8月16日，武藤章与海军军务局长、作战部长召开会议，专门磋商《帝国 国策实施方针》。该方针决定，以10月下旬为限，在太平洋对美军的战争准备和外交交涉同 时并进，如果10月中旬外交交涉仍不能取得美国妥协时，就采取武力。外交交涉的目标是： 日、美两国相互保证，不对法属印度支那以外的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地区实行武力扩张；日、 美两国政府相互保证，在荷属东印度获得各自需要的物资；美国保证供应日本航空用汽油 100万吨。9月6日，关于对美谈判的御前会议召开，这次会议做出了“截至10月上旬如还不能 达到贯彻对美要求的目标，则决心对美、英开战”的决议。
到了10月上旬，日美谈判仍毫无进展。10月16日，近卫第三次内阁总辞职。10月 18日，东条英机作为新首相组阁，并兼任陆军大臣留在现役，同时还兼任内务大臣，集军政 大权于一身。岛田繁太郎大将被任命为海军大臣，东乡茂德为外务大臣。显然，东条英机已 为向英、美开战做好了准备。
东条英机出任首相之后，对于日美谈判已不寄太大希望，指派武藤章负责督导外 务省对美谈判。武藤章此时与东条英机态度一致，因而同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冈敬纯以及外相 东乡茂德，炮制了条件更为苛刻的对美谈判方案。
1941年11月5日，武藤章等人炮制的对美谈判方案在御前会议上公布时，引起了 相当激烈的争论。一些阁僚认为这种不可能被接受的苛刻条件，只能更加刺激美国而不可能 达成任何的妥协，因而表示反对。看到会议无法继续下去，武藤章提议先休会十分钟。他与 东条英机利用这一间隙在另一房间说服了持反对意见者，最终使此案得以通过，并追加了第 4条款，即美国不得妨碍日华间达成和平（即劝降国民政府）协议。如此苛刻的条件，美国当 然不可能接受。
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而武藤章则是协 助东条英机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重要“功臣”之一。
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之初，迅速扩大对东南亚的侵略，武藤章于1942年4月被任命 为驻苏门答腊近卫师团师团长。1944年10月，随着盟军的反攻，日军在东南亚日益陷入逆境 。为了扭转败局，再做最后一次反抗，时任内阁首相小矶国昭与日军大本营决定在莱特岛同 美军进行一场决战。在这场决战中，被称作“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被调任为该军参谋长。 作为残忍成性的山下奉文的麾下，武藤章在菲律宾亦犯下了种种暴行，是制造菲律宾的“马 尼拉惨案”的主要元凶之一。
％％％极力鼓吹侵略的法西斯军官武藤章亦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妄图以自己“位卑言轻”为借口逃避战争责任的他，在铁证如山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率领残部躲于菲 律宾碧瑶山
中负隅顽抗的武藤章9月3日才走出山区向盟军投降。投降后的武藤章被关押在菲 律宾，半年后，被释放回日本。
肆虐他国领土的战争罪犯逃脱不了历史的正义审判，武藤章这个双手沾满无辜平 民鲜血的战争狂徒亦不例外。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后，在中国政府的正义要求之下，盟军以 战犯嫌疑罪名逮捕了武藤章，将其关押在日本东京巢鸭刑务所。
1946年3月31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团，将武藤章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甲级 战犯起诉，其主要罪行包括犯有参与策划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南京大屠杀”和“马尼拉惨 案”等。
侵华幕后“谋略家”武藤章（6）
开始武藤章并不担心，因为他觉得自己只算得上中层官员，与东条英机他们比起 来，只不过是“小人物”一个而已，检察团也不能把自己怎么样。因而在法庭上，武藤章十 分的冷静，装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作为中国公诉人的倪征燠在法庭上指出武藤章的第一桩罪行就是，在七七事变之 后，积极策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武藤章狡辩说，自己当时不过是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 而已，自己的言行不可能导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倪征燠面对武藤章的狡辩，首先向法庭提交了时任参谋本部第二课课长的河边虎 四郎的回忆录以及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的日记。这二人都是日本军方将领，他们的回 忆录和日记有很大的可信性。其中暴露了武藤章将七七事变视为侵华时机成熟而蠢蠢欲动的 所作所为。
随后，倪征燠又向法庭出示了1937年7月8日，即七七事变后第二天，武藤章所拟 的有关时局处理的方案，在方案中，武藤章极力主张“中国方面若对我军采取挑衅态度，则 应向中国驻屯军增派必要之兵力”。接着，公诉人进一步向法庭指明，正是在武藤章及其处 理方案的坚决要求下，日本最终向华北地区增派了三个半师团的兵力，推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的展开。关于这一点，从日本军部对武藤章的赞扬中可得到佐证。当时，日本军部称赞武藤 章是“绥远事件等一系列对华强硬政策的执行者……他在执行能力方面较石原莞尔部长有过 之而无不及”。
接着，中国公诉人又向法庭指控武藤章对日军开辟华中侵略战场负有重要责任。 他指出，正是武藤章的建议和积极活动，才促使日本大本营向华中增兵，并向上海增兵。担 任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后，指挥军队攻陷南京，并放纵官兵在南京城内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 杀。
这时的武藤章拼命为自己狡辩，宣称自己只是松井石根手下的一名普通军官，既 不可能挑起南京大屠杀，也无力阻止这种暴行。公诉人反驳武藤章的辩解，指出武藤章作为 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根本不是所谓的“毫无权力”的下级军官。同时，曾目击南京大屠杀 的中外记者等各届人士纷纷出庭作证，揭发武藤章参与的屠杀南京人民的罪行。紧接着，法 庭还对武藤章积极推动日本对英、美开战，在东南亚参与屠杀平民以及残害战俘等罪行进行 了指控。
无论武藤章以及他的辩护人如何抵赖，铁证如山的事实是不容辩驳的。远东国际 军事法庭经过两年多的审判，终于在1948年11月12日正式宣判，对武藤章判处绞首刑。
12月21日，武藤章接到了两天后执行死刑的通知。彻底绝望的武藤章回到牢房后 ，写了一首绝命俳句：
霜夜时，
横下铁心，
出门去。
尘世间，
妻儿固可恋；
壮士豪杰，
岂可苟且偷生。
写完后，武藤章将这首诗交给了教诲师花山信胜博士。从这首诗中，看不出武藤 章对发动战争的反思悔过，反而是一副“壮士”赴刑场的“杀身取义”的模样，可见他仍是 不思悔改的顽固态度。12月23日零点，武藤章被送上绞刑架，这个顽固的法西斯侵略战犯终 于得到应有的下场，卒年56岁。
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外相重光葵（1）
重光葵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进入外务省工作，1929年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他大力推行“积极对华”的侵略战策，在“济南惨案”中，采取威逼利 诱之手段，炮制出《“济案”协定》重光葵，1887年出生于日本大分县。他的大学是在东京帝国大学上的，主修法学 。这所大学的毕业生有许多都进入日本外交界，并由此而踏上政坛。重光葵也不例外，他 1911年从东帝毕业后，就被分配进入外务省工作。资历尚浅的重光葵一点点往上爬，先后历任 日本驻德国大使馆外交官补、驻英国大使馆书记官、驻美国波特兰使馆领事、外务省参事官 、外务省亚洲局第一课课长、驻北京公使馆一等书记官、驻德国大使馆参事官等职。
在青岛登陆的日军，准备向济南进犯有了一定的驻外经验和资历后，重光葵于1929年初被任命为日本驻上海总领事。 这是日本在中国所设的一个重要官职，尤其是1927年以后，就更显其重要了。
1927年4月，田中义一出面组阁后，大力推行“积极对华”的侵略政策。当时， 中国国内掀起第一次国民大革命高潮，国共合作，挥师北伐。日本为了保证在山东的既得利 益，同时希望控制东北，不愿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傀儡——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队被国民革 命军所剿灭，因而出兵入侵中国山东，企图阻止国民革命军的北伐。1927年5月28日，日本 政府以保护侨民为借口，首次出兵4000人，入侵山东济南。次年4月25日，日本第二次增兵 山东，第六师团5000余人从青岛登陆。5月4日，日军故意挑起并扩大事端，制造了骇人听闻 的“济南惨案”，杀害中国军民6000余人，打伤1700余人。以这一事件为借口，日本企图扩 大战端，进而占领整个山东。日本的侵略活动造成日中关系的极端紧张，同时，“济南惨案”引起了中国和其他国家舆论的强烈谴责，日本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重 光葵赴华担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重要性”可想而知了。
上任伊始，重光葵所做的首要事情即是如何尽量为日本争取利益的前提下，解决 济南事件。
重光葵同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部长王正廷进行了多次谈判，最终于1929年3 月28日，在南京签订了《“济案”协定》。《“济案”协定》包括撤兵照会两件、调查损害 议定书一件、双方结束济案声明书一件，规定：济案损害问题由双方各任命同数委员组成共 同委员会，实地调查解决；双方对损害赔偿采取宽大主义办理；日军两月内退出山东，日军 撤退后，由中国政府负责保护日侨“生命财产安全”。
这个协定貌似公正，实则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因为“济南惨案”的主要参与和制 造者均未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