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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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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宣言”。3月1 日,“满洲国”宣告成立,3月9日,溥仪正式就任“满洲国”执政。土肥原为日本帝国建立 了一个巨大的“功绩”,为日本人创立了一个伏首听命的“满洲国”,并让溥仪当上了“满 洲国”的傀儡皇帝。 
  “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 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土肥原贤二看着自己亲手参与 策划的“满洲国”的成功是十二分的志得意满,这个“东方劳伦斯”又开始想着酝酿新的阴 谋了。 
  土肥原先将华北的山海关、通州和唐山等地的日本特务机关统统划归关东军特务机关领导,使关东军特别机关在关内站稳脚跟,然后开始图谋 “华北自治”的计划 
  日本在侵占东北之后,开始窥探华北。华北冀、察、晋、鲁、绥五省在中国的政 治、经济和军事上所占的地位极其重要,控制华北对日本实现“征服中国”的野心无疑具有 决定性意义。而控制华北的第一步则是要先策动华北自治,建立一个由日本领导的与“满洲 国”有密切关系的“独立国家”,消除南京政府对这一地域的影响,形成对“满洲国”的屏 障。                              
“土匪源”土肥原贤二(5)     
  为帝国效力的土肥原当然也不会闲着,他于1932年1月调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 负责镇压东北抗日武装,为日军占领北满做准备。4月,晋升为陆军少将,调任驻广岛步兵 第九旅团旅团长。8月,再次出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活动于沈阳、天津、北平等地,操纵日 本浪人和中国土匪在河北省北部“非武装区”制造事端,向中国军队挑衅,从事侵略华北的 活动。 
  当时,在华北掌握兵权的,主要有北平的宋哲元、山西的阎锡山、济南的韩复榘 和保定的商震。控制这四人,使之相互合作,形成一个与蒋氏政权抗衡的“自治政权”是土 肥原的目标所在。 
  虽然在此之前,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已进行过这种尝试,约请这四人共商 “华北自治”的问题。但这四人表面上虽说对建立一个中立政权表示赞同,表白自己并不排 日,可以与日本竭力扶植的“满洲国”合作,至于新政权,只要其他三人赞成的话,自己一 定充分合作。但他们心里自然清楚,日本的企图是要通过分步肢解来达到最终霸占中国的 目的,所谓的“华北自治”只不过是“满洲国”在华北地区的翻版。他们不是傻瓜,肯定不 会被日本人当作棋子指来挥去的,“合作”只是不得罪日本人的幌子而已。 
  老奸巨猾的土肥原不得不想方设法打破这四人的观望态度,让他们拿出实际行动 。他首先着手邀请宋哲元和商震在北平聚会,刺探宋、商双方能否协手建设新政权事宜。经 过会谈,双方态度均十分暧昧,拒绝做出任何明确的承诺。紧接着,土肥原又约请宋哲元和 韩复榘直接会面,结果同样是不了了之。 
  同时,尽管当时的蒋介石政府正忙于“剿共”,但他也深知华北五省的重要地位 。蒋介石一方面亲自飞抵太原说服阎锡山,以经济扶持为诱饵将其稳住;另一方面派参谋次 长熊斌北上对宋哲元和韩复榘进行威逼利诱,劝其不要为了局部自治而反对中央政府;同时 南京政府的各军政要人也纷纷致电极力劝阻华北“四巨头”与关东军合作。在此期间,蒋介 石还以军事演习为由,集中几个师的兵力在陇海线上对华北形成威慑之势,蒋介石以恩威并 施的手段镇住了华北四雄。 
  眼看联合四雄自治华北不成,土肥原又于1935年6月在察哈尔省策划了“张北事 件”——四名日本特务潜入察哈尔省境内进行偷绘军事地图的间谍活动,被中国军队扣留。 土肥原贤二以此事件为借口,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先是向中方 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礼道歉,后又要求国民政府派代表前往北平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土 肥原故意夸大事实、百般刁难,不仅将责任都归在中国军队头上,而且最终迫使国民党政府 签订了《秦德纯土肥原协定》,规定成立察东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从该地区撤出,惩办中国 有关人员,尊重日本在察哈尔省的“正当行为”。 
  虽然土肥原想借此对宋哲元施压,但离完成“华北自治”第一步的任务还相差甚 远,冀东蓟密行政公署的督察专员殷汝耕于是被他相中,作为下一步计划的棋子。 
  殷汝耕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妻子是日本人,他是一个典型 的亲日派。 
  回国后,他追随亲日派献媚于日本侵略者,一副卖国求荣的奴才相。他曾经力劝 何应钦放弃与日本对抗,主张全面与日本合作。 
  殷汝耕(中)勾结土肥原炮制“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冀东具备一定实力,又渴望效忠日本主子的殷汝耕与土肥原自然是相见恨晚, 一拍即合。 
  于是,1935年11月24日,殷汝耕在通州发布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宣言, 拉起了反蒋反共联日的大旗。 
  殷汝耕的宣言发布后,全国一片哗然。中华民族群情激愤,声讨殷汝耕卖国求荣 罪行的声浪一时间遍及大江南北。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于11月26日做出决议,宣布殷汝耕为 卖国贼予以逮捕,同时派何应钦等人与日方交涉,处理华北问题。土肥原利用这个机会一方 面对何应钦软硬兼施;另一方面暗地里策动一些地痞、无赖们搞所谓的“自治请愿”活动。 同时,他还威胁何应钦如若不答应要求,其生命安全将难以保证,吓得何应钦带着土肥原给 他的草案连忙逃回南京向蒋氏汇报。 
  此时的蒋介石,一心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尽管他不愿整个华北被 日本控制,但“权衡利弊”后,他认为如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势必影响“剿共”之大局。 于是,蒋介石于12月12日被迫决定撤销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和北平军分会,另设“冀察 政务委员会”,辖区范围为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平津两市,任命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绥靖主任及河北省主席。 
  事实上,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建制上仍隶属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半独立 性的畸形政权。土肥原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一手把持了政治、经济大权,与此同 时,他还安插了一些汉奸充当委员。 
  随着政务委员会的建立,土肥原觉得控制华北的目标就要唾手可得了,但不久之 后他便察觉到,宋哲元虽然在表面上有所妥协,但在涉及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却始终不 做丝毫让步。土肥原费尽心机建立起的所谓“华北自治”,实际上并未取得日本军部所预期 的效果,日本军队最后还是蓄意策划了七七事变,并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土匪源”土肥原贤二(6)     
  七七事变之后,土肥原贤二负责所谓的“重光堂”,极尽玩弄阴谋之能事,一心想扶植起一个既有军事实力又有政治影响力的傀儡统治全中国 ,无奈他“机关算尽”却“反害了卿卿性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侵略者的铁蹄四处肆虐,迅速 占领了我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国土。与此同时,日本还先后扶植了汉奸王克敏、梁鸿志 等,在北平与南京建立了傀儡政权,并扶植德穆楚克栋鲁普在张家口建立起“蒙疆联合委员 会”。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计划把几个地方性的傀儡政权 联合为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以巩固和稳定占领区。1938年7月12日,日本五相会议正式批 准“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的建议,并在“五相会议”之下成立了“对华特别委员会”,作为日本对华的政治和经济策略的决策机构,土肥原贤二被任命为这个特别委员会的负 责人。 
  在此之前,1936年3月,土肥原晋升为中将,奉调回国任留守第一师团师团长, 第二年任宇都宫第十四师团师团长。这期间,土肥原还亲自披挂上演了一幕“武戏”。 
  七七事变后,土肥原奉命率部出征华北,参与北平永定河作战。日军攻克保定后 ,土肥原率部沿平汉铁路一线进犯,直抵黄河渡口。 
  1938年5月,土肥原兵团由长垣渡过黄河,进入陇海沿线地区,准备向郑州方面 进犯。他的侵略战果颇丰,被日本报纸吹捧为“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 
  当时如果郑州失守,日军即可沿平汉铁路一路南下,武汉则岌岌可危。为阻止日 军前进,6月9日,国民党军队在花园口炸开大堤,瞬时间,豫东陷入一片汪洋之中。而此 时这颗“战场上的明星”土肥原的兵团正巧被围困其中,他只得带领部队狼狈向铁路路基或 地势较高的地带逃窜。在被洪水围困了一个多月后,才被援军解救出来。此后,土肥原便被 召回日军参谋本部任职,他的“武戏”也匆匆收场了。 
  在侵略战场上的明火执极没有玩弄阴谋诡计、在“谋略”的舞台上取得的“成绩”显著,于是“战场的明星”转向“阴谋”的舞台。土肥原贤二欣然受命,担任“对华特别 委员会”负责人,又干回了自己的老本行。 
  新成立的“对华特别委员会”由土肥原贤二与津田静枝中将、坂西利八郎(预备 役中将)分别代表陆军、海军和外务省组成领导小组。“经验丰富、贡献巨大”的土肥原被委 任为负责人,因而该委员会后来也被称为“土肥原机关”。土肥原机关的办事处就设在土肥 原的住所,这是上海虹口公园附近一所优雅静谧的别墅,被土肥原自命为“重光堂”。 
  “重光堂”实质上是当时日本在华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特务机关。土肥原借 这个机关,广布亲信,将间谍的触角伸及中国各地,他通过田中隆吉、今井武夫等,设立了 许多分支机构,布置了重重“机关”,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大业”出谋划策。 
  “重光堂”的核心工作是围绕建立“新的中央政权”展开的。土肥原可不是简单 的角色,这个被美国记者马克?盖茵称作“本世纪最大的政客和秘密间谍之一”的家伙极尽 玩弄阴谋手段之能事,在国民党政界要员中布下一张弥天大网。土肥原经过一番物色试探, 确立目标是争取靳云鹏、唐绍仪和吴佩孚“出山”,同时还授意分支机构展开了以蒋介石统 治中枢和汪精卫为主要目标的“桐工作”和“渡边工作”。土肥原以为这次机关布定,只待 “坐收猎物”了,然而,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太早了。 
  先是对靳云鹏的工作进展不顺。靳云鹏是原来北洋政府中的亲日派,他在北洋军 阀统治时期曾经显赫一时,先后担任过段祺瑞政府的陆军总长和内阁总理,而且与后来从北 洋系中分化出来的皖系、直系、奉系军阀都有较深的关系。1921年,靳云鹏退出政坛,先经 营一段实业后,心灰意冷,看破红尘,于是便削发为僧了。靳云鹏隐居天津,早已不问政务 。虽然土肥原贤二多次派人劝靳云鹏放弃隐居生活,与日本人合作,但均被靳婉拒。 
  对唐绍仪的工作也遭到重大挫折。唐绍仪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客之一,曾先 后与袁世凯、孙科以及桂系军阀共事,关系网络遍布中国政界,有一定社会影响,而且 最重要的是,唐具有浓厚的亲日倾向。1938年9月,土肥原贤二亲赴上海,出面游说唐绍仪 ,与唐进行了两次秘密会谈,鼓动唐“出任新政府首领,由吴佩孚在旁予以协助,成为新中 央政府骨干”。然而“人算不如天算”,1938年9月30日,唐绍仪在他的家里被戴笠手下的 军统特务刺杀,此计划又成泡影。 
  对靳、唐的计划流产后,土肥原贤二将全部赌注押在了吴佩孚身上,决心成立一 个以吴为首的政府。 
  吴佩孚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北洋军阀直系的著名将领。 为什么吴佩孚会被土肥原贤二选中?历史上,日本帝国主义与直系军阀关系并不融洽,与吴 更无什么过从甚密的往来,甚至还曾一度支持张作霖而试图将吴赶尽杀绝。 
  其实只要有利用价值,当然可以不计前嫌了。首先,吴佩孚在政治上有图谋,他 一直有实现“统一中国”的野心,即使下野之后,仍然打着“孚威上将吴”的旗号,设立“大帅行辕”,时刻准备重整旗鼓;其次,吴在军事上有实力,华北和两湖等地有一大批旧部 可事收揽。                              
“土匪源”土肥原贤二(7)     
  最重要的是,吴是国民党的宿敌,下野后又屡遭蒋介石的弹压,因此与国民党蒋 介石积怨日深,所以吴佩孚成了土肥原拉拢的理想人选。 
  不知何时,吴佩孚隐居北平的什景花园忽然热闹起来,日本谋臣、中国佥士,络 绎不绝,冠盖如云,吴佩孚本人也名声大噪。然而,吴佩孚对“土肥原机关”的人却从未松 过口,他常常对他们顾左右而言他,大谈一些宗教上因果报应等云山雾罩的事情。吴既不轻 易开罪日本人,又不想成为日本人的傀儡,任其摆布。 
  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土肥原耐不住了。1939年1月,“土肥原机关”会同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有 关人员举行第三次联合会议后,土肥原亲自部署说吴具体步骤。根据他的安排,同年1月 24日,北平的袁乃宽、陆宗舆,天津的王揖唐、陆绵和上海的温宗尧、江天铎等42名汉奸头 目正式宣布组成“和平救国会”,随后以“和平救国会”名义请吴佩孚“出山”任“绥靖委 员长”。与此同时,按照原定计策,准备于1月31日,在吴佩孚寓所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宣读土肥原拟定的书面文件。如果此阴谋实现,那么就大功告成了。 
  然而,让吴佩孚充当日本傀儡却不太容易。在1月31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吴 佩孚并没有宣读日方草拟的书面文件,而是公开提出了他的“出山”条件:“一、要有实地 ,以便训练人马;二、要有实权,以便指使裕如;三、要有实力,以便推施政策。”在这个 “三实主义”的“出山”条件里,吴佩孚特别强调“要有实权”,他说:“实权这个问题, 是最要紧的,也可以说是先决条件。日本,一日不肯让出主权,则余一日不能‘出山’。” 这表明了吴佩孚既想出任新政府首脑,但又不敢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而受万世唾骂的心理。 日本人利用吴佩孚,当然不是心地善良地让他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中国政府,而 只是要制造一个全中国的总傀儡,从而进一步攫夺中国领土主权,使中国彻底沦为日本的殖 民地。因此,日本不可能接受吴佩孚提出的“出山”条件,而吴佩孚也不愿受日本的层层掣 肘,完全听命于日本人,说吴计划因而陷入进退两难之地。正当希望渺茫之际,南方出现了 新“希望”,对汪精卫实施诱降的“渡边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 
  1938年12月16日,汪精卫在重庆会见蒋介石,随后以参加纪念活动为由匆忙前往 成都,随后取道昆明,于21日溜到河内。28日,公开发表卖国求荣的“艳电”,投降日本当 了汉奸,心甘情愿地做了日寇最恭顺的走狗。 
  虽然说吴工作陷入进退维谷之地,但土肥原贤二并未完全放弃对吴的拉拢。老奸 巨猾的土肥原明白,尽管汪精卫死心塌地为日本卖命,但汪手中既无军权,也没有大军阀做 后盾,政权难以维持,如果加上吴佩孚,形成汪吴合流之势与蒋介石分庭抗礼,形成既有军 权又有政权的听命于日本的“政府”,才是最为理想的。因此,他在继续加强对吴佩孚工作 的同时,也在耐心地等待。 
  吴佩孚面对日本人的拉拢也是绞尽脑汁、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特别是汪精卫给 他发来约请“合作”的电文后,他更加矛盾而使他坐卧不宁。他心里很清楚,如果自己一味 地态度暧昧下去,有可能是最终导致日本人对他的抛弃和反目,这样他将失去极大的政治资 本。但是,如果他此时宣布与汪精卫合作,又恐民心向背,一着不慎,有可能使他的结局更 加悲惨。 
  汪精卫主动与吴佩孚接触,使事情有了极大的转机。1936年6月,汪精卫先与吴 佩孚在北平吴的私宅见面。汪精卫返回上海后,又派其心腹赵叔雍再度北上与吴佩孚商议合 作事宜。最后,吴佩孚终于与其达成协议,双方商定在未来的新政府中,党权由汪精卫控制 ,而军权则由吴佩孚一手把持。 
  至此,土肥原贤二觉得计划终于实现,只等宣布“合作”就大功告成了,这令土 肥原升起一股无可比拟的激动和兴奋,他似乎已看到自己的“英名”被永记于日本帝国的史 册了。然而,就在此时,从北平传来的消息将土肥原贤二从兴奋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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