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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李克农讲述了自己的思想变化和对红军的敬佩，并提出回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
他说：“不知红军相不相信我，敢不敢放我走。”
李克农当即表示可以放他回去，但担心他回去后有危险。
高福源态度非常坚决，并说他是有把握的。
于是党中央同意高福源回去。
行前，李克农亲自送他，并嘱咐他，回去后先以个人身份试探张学良的态度，如果张学良有诚意，红军愿派正式代表去谈判。
张学良飞到洛川后，为了考验高福源是否靠得住，同时也看看他的胆识，与王以哲军长商量后，决定先给高一个下马威，所以接见时态度十分严肃。
当高福源向他行军礼报告后，他拍桌大骂：“高福源，你好大胆，当了俘虏不算，还敢要我通匪，我枪毙了你！
”
说着就把手枪拔出来。
王以哲赶快上去拦住说：“副总司令，你让他把话说完再枪毙也不迟。”
高福源见张学良这样待他，索性把心一横，将要说的话和盘托出。
他的话有情有理，尤其讲到抗日问题时，慷慨激昂，义正词严，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
张学良本来就是做戏，听完高福源的话，也不由掉下了眼泪，赶快拉着高福源坐下说：“你回来很好，你说得也很对。
我刚才是想试试你的真情和胆量。
现在我们坐下慢慢谈。”
这一天，他们三人整整谈了一夜。
张学良非常高兴，让高福源休息一两天立即回去，请红军派正式代表来谈判。
高福源于1月16日回到陕北苏区，向李克农报告了经过。
李克农还带他见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
毛主席当即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去见张学良。
李克农一行于1936年2月25日抵达洛川。
王以哲军长立即用密电报告张学良。
张学良回电说他因事去南京，让王以哲好好招待，先谈一些具体问题，重大问题待他从南京回来再定。
王以哲遂先与李克农商谈了红军与东北军67军局部合作问题，并达成四条口头协定：第一，为巩固东北军与西北军一致抗日，确定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第二，双方同意恢复在鄜县、甘泉、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和经济贸易；第三，延安、甘泉两城恢复正常关系，东北军所需物品可向苏区群众购买，红军给予便利；第四，东北军送给红军一部分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用品等。
这次初谈达成的停战协定，为全面合作奠定了基础。
3月3日，张学良返回西安，第二天便急匆匆飞到洛川。
他完全同意王军长与李克农达成的口头协定，并风趣地对王军长和赵镇藩参谋长说：“我是整销，可不是零售啊。”
张学良在李克农住的小屋里进行了整整一天一夜的会谈。
会谈间，宾主都很随便。
张学良十分坦率，谈笑风生。
李克农机智幽默，辞意恳切。
会谈主要讨论抗日问题。
张学良提出：“蒋介石力量最强，为什么共产党不联蒋抗日而主张反蒋抗日？”“统一战线为什么不包括蒋介石？”“日强我弱，抗日应该怎么个抗法？”等等。
李克农向张学良做了许多解释工作，但有些问题仍然没有说服张学良。
最后，张学良希望中共方面派出全权代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最好能在毛泽东或周恩来中间推出一位，再进行一次会谈，地点在延安城，时间由中共定。
双方还商定，由中共派一位政治色彩不浓而又能负责的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予以掩护。
张学良为了更直接、更好地与中共接触，以推进“剿共”名义，报请蒋介石在洛川设立“西北剿共前进指挥所”，并说他要到前方亲自督战，因而受到蒋介石的嘉许，复电称：“陕北军务，得弟亲往督饬，收进击之巨效，立歼灭之大功，在此一举。”
4月8日，周恩来在李克农陪同下来到延安。
4月9日双方在延安城内天主教堂举行了会谈。
参加会谈的共有5人，即周恩来、张学良、李克农、王以哲和刘鼎。
会谈开始后，张学良便十分坦率地把自己的看法谈出来，向周恩来请教。
他说：“国民党是没有希望了，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是法西斯的路线，一条是共产主义的路线。
共产主义路线我没有去过苏联，不太了解。
但共产主义成功的条件是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又无外患。
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3）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3）
中国是半殖民地，所以不适用。
这样就只剩下一条路，只能拥护蒋介石搞法西斯独裁。
我现在对这条路能否走通也发生了怀疑，请周恩来先生讲讲自己的看法。”
周恩来见张学良如此坦诚，非常高兴，便诚恳地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
他说：“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主张个人独裁，压迫摧残人民群众，它把资产阶级最后的一点表面的民主也抛弃了。
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一种最反动的主张。
德国和意大利是法西斯国家，同日本帝国主义一个鼻孔出气。
讲法西斯只有投降帝国主义，要抗日，就不能仿效这两个国家。”
周恩来还指出：“要抗日就必须实行民主，发动人民大众，人民的力量是无比的，只有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有抗日的信心，抗日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张学良听了周恩来的分析，非常赞同，但又说：“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热烈赞成。
不过，关于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阵线问题，我和你们有不同看法。
现在中国的力量几乎都掌握在蒋介石手里，蒋介石也是有抗日可能的，所以共产党反蒋抗日是与实际情况相矛盾的，也是行不通的。
这个问题我与李克农先生谈过，意见未能达到一致，所以特别请周先生亲自来谈谈。”
周恩来略作思考后说：“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请你进一步谈谈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张学良说：“我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反蒋就把最大的力量抛开了，使抗日更加困难。
现在应该采取种种办法，逼蒋介石走上抗日道路。”
张学良还说：“我与蒋介石私交甚厚，我现在不能反蒋，但将来如果蒋介石真投降日本，我一定离开蒋另做打算。”
周恩来对张学良提出的逼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后再作最后答复。
周恩来明确表示：“如果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
旧账，我们不愿意再算了。”
张学良得到周恩来这样明确的表示，非常高兴，几个月的思想疙瘩一下子解开了，他充满信心地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面劝。
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会谈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凌晨4时才结束。
张学良对周恩来谈的许多问题都很折服。
会谈中，达成了东北军与红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互通情报，加强部队的抗日救国思想教育等具体协议。
张学良对会谈很满意，他私人先拿出两万银元，支持红军抗日，又送给红军20万元法币。
从此，张学良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认为非统一不能抗日，现在则认为非抗日不能统一。
他认真履行所达成的各项协议，正式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党中央经过认真讨论，认为“逼蒋抗日”实属必要，遂改变了“反蒋抗日”的政策，发出了《红军军事委员会关于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
表示“愿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部队，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的目的”。
通电特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憣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
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
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
语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
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张学良与周恩来延安会谈后，心情很激动，经常自己驾驶飞机往返于西安和洛川之间。
有时作低空飞行，俯视咸阳北原汉武帝、唐太宗、文王、武王、秦始皇各陵寝，并向部下慨然叹曰：“人生贵有建树，以垂青史。
否则，陵寝工程再壮丽伟大，亦不过只黄土一抔而已！
”
他还登华山题诗，抒发抗日心情，其中两句云：“极目长城东眺望，山河依旧主人非。”
张学良思想转变后，就开始与西北军的领袖杨虎城联系，以便统一行动。
杨虎城将军是陕西地方实力派首领，是17路军的总指挥，兼陕西省主席。
他于1893年11月20日生于陕西蒲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由于生活困难，13岁就开始在一家小饭铺当童工。
15岁时，父亲因仇家陷害，被满清政府在西安绞死。
他上有寡母，下有幼弟，数百里搬尸归葬，情景十分凄惨。
父死后，还要偿还父亲生前和丧葬留下的债务。
为了葬父和生计，他和本村8户农民成立了一个孝义会，后改为“中秋会”，杨虎城自任领袖。
到辛亥革命前夕，“中秋会”已发展到数百人，打富济贫，反抗满清。
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4）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4）
1911年10月23日，继武昌之后，陕西爆发了反清革命，杨虎城率部分“中秋会”成员与清军英勇作战，屡建战功。
但是推翻清政府，并未给农民带来真正的利益。
加之军官腐败，使他非常失望，遂于1913年退伍返乡，孝敬寡母。
此时，蒲城东南乡恶霸李桢出入官府，横行乡里，强占农民妻女和田产，搞得人人恐慌。
1914年麦收后，李桢率领流氓打手到杨的姑母所在村为非作歹。
适逢杨虎城在姑母家，有人便找他商量。
杨虎城毅然率领村民打死了恶霸李桢。
从此，他名声大振，官府也开始缉拿他。
他便拉着“中秋会”部分青年打富抗暴，成为当地有名的“刀客”。
他的武装逐步发展到一个营。
1917年杨虎城率部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北洋军阀的陕西靖国军，被编为一个支队。
1926年，杨虎城以5000兵力与其十倍以上的北洋豫系军阀刘镇华部苦战8个月，保卫了西安。
1927年，杨虎城在冯玉祥的领导下率部参加北伐，并吸收了一些共产党人在部队工作。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仍与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共产党员魏野畴、南汉宸、蒋听松、刘子华等均在杨部担任重要职务。
他夫人谢葆真也是共产党员。
1929年，杨虎城的部队被蒋介石改编。
由于他帮助蒋介石与新军阀作战有功，部队得到扩大，当了西安绥靖主任兼陕西省主席，并一度进军甘肃，取得陕甘两省地盘，成为西北地方实力派领袖。
杨虎城任用皖北暴动领导人、共产党员南汉宸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暗中帮助陕北土地革命等情况被蒋介石发现后，蒋、杨矛盾逐渐扩大。
“九·一八事变”后，杨虎城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非常不满。
1933年3月，当日寇进逼长城，华北、北平危急时，他主动到石家庄见蒋介石，请缨抗战，但蒋介石态度十分冷淡，他只好怏怏而归。
这时，蒋介石4次“围剿”红军均遭惨败，日寇步步进逼，杨虎城决心“不跟蒋介石殉葬”，转而加强与陕北红军的联系。
蒋介石逼走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后，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免去了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的职务，杨与蒋的矛盾更加尖锐。
从此，杨虎城对蒋介石采取了“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你练你的兵，我练我的兵”的政策。
他在17路军部队中办了一个步兵训练班，抽调下级军官参加训练。
除军事课外，所有政治课都由杨虎城亲自指定比较进步的干部担任。
1935年下半年，东北军大举入陕。
杨虎城开始怀疑张学良是来取代他的地盘，再加蒋介石的挑拨离间，17路军和东北军一度关系比较紧张。
但杨虎城善于谋略，能够沉得住气，从大处着眼，争取与东北军共存，所以对自己的部队做了许多工作。
东北军开入陕西的时候，随军眷属之多，实属军史少见。
不仅中下级军官均带眷属，甚至伙夫、马夫也带着眷属。
于学忠率东北军经西安开往前线途中，成千上百里的大道上，无数随军眷属成群结队，不分昼夜地随军行进。
其中有老头、老太太，有的妇女一手拉着一个小孩，怀中还抱着一个小孩，一拐一跛地艰难行进。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东北沦亡，军人家属无处可去，只好随军流浪。
较高级的军官一般把家属安顿在北平、郑州、洛阳甚至天津租界地，待军队安定之后，找到住房，再行搬家。
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家属只能随军而行。
这样不仅可以不花路费，还可以随军混口饭吃。
一旦脱离军队，生活立即就会陷入绝境。
人们看到这些随军妻女的艰难、凄惨状况，感慨地说：“这不是什么行军，这简直是一幅亡国的难民图！
”
由于家眷人多，所以事也多，每到一地，就要占用民房和借用居民的东西。
不少孕妇在行军中临产，只好找商店或居民家借住，这在客观上对军民关系发生了不利影响。
17路军的官兵对东北军这种状况开始很不理解，也看不惯，与东北军时常发生矛盾。
17路军宪兵营一天在西安东关巡逻，发现东北军因占用民房与居民发生了争执。
宪兵调解时，东北军因困难重重蛮不讲理，与宪兵发生了冲突。
宪兵营长将情况报告杨虎城后，杨虎城便对他说：“你们明白吧！
这就叫亡国。
我们对他们应有同情心，不能以正常情况对待这些问题。
要教育我们的官兵，以后处理这类问题要特别注意。”
东北军110师和109师与红军作战全军覆灭，眷属们听到消息后，像热锅上的蚂蚁，乱成一团，悲号之声，此落彼起，连绵数十里。
每当部队被红军消灭或打败，上岗查哨的官兵，夜夜都能听到女人凄凉、绝望的号哭声，令人惨不忍闻。
这样凄惨的景象不仅震撼着张学良和东北军，也震动了当地居民和杨虎城将军。
各方面都给予东北军家属大力的安慰和帮助。
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5）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5）
17路军的将士拿出钱、粮和衣物进行慰问。
老百姓，尤其是那些老婆婆，拿着自己攒下的鸡蛋送给东北军的眷属们吃。
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使东北军将士深深感到祖国同胞情谊的温暖，同时也激起了对蒋介石投降卖国、“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不满。
有的大声说：“他们说共产党是赤化，赤化有什么可怕？这样下去，老子绿化也干！”这种军民一致的思想情感，成为以后东北军和西北军相互合作、促成“西安事变”的群众基础。
中共中央来到陕北后，即通过南汉宸、汪锋、王炳南等多种渠道进一步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
毛泽东还派红26军政委、陕西省地下省委兼军委委员汪锋带去他亲笔写的信，与杨虎城谈判，并与杨虎城达成四项协议：第一，在共同抗日原则下，红军愿与17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第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报。
第三，17路军在适当地点设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往来。
第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张学良与杨虎城都知道对方与共产党有联系，但又都不敢说出来，只是进行一些试探性的谈话，彼此心照不宣。
高崇民到西安后，在张学良的示意下，才疏通了关系，消除了误会。
从此二人肝胆相照，为抗日救国携手合作。
张学良和杨虎城为说服蒋介石抗日，对蒋多次进行劝谏、苦谏和哭谏。
张学良甚至向蒋介石跪下，但得到的却是蒋介石的厉声回答：“是我服从你呢？还是你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