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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的大型歌舞演出，取名点意，不言而喻，这台集音乐、歌曲、舞蹈和诗歌于一体的歌舞，还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大主题，那就是用舞台艺术的崭新手法，表现了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歌颂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打碎旧世界，迎来新乾坤的革命奋斗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创举。此外，便是在舞台除了总体把握的音诗歌舞画之外，还在布景设计上独树一帜，不仅设置了品种繁多、各式各样的道具，而且还采用了幻灯投影，作为每一个主题的背景，多样化的独特形式，再加上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歌舞场面，让周恩来看得简直是入了迷，浑身的热血在飞速地奔腾着。善动感情的周恩来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感慨良久。观看演出当中，周恩来的心中突发一个大胆的创作设想：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和建国15周年的来临，用综合艺术的形式，搞一部像样的大型歌、舞、诗相结合的晚会，来颂扬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供国庆献礼演出，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啊！大歌舞的演出非常成功，周恩来特别受到鼓舞。
当天晚间11时许，周恩来与陈老总在锦江文艺俱乐部，接见了市文化局局长孟波和担任大歌舞艺术指导的副局长许平，共进夜宵，每人一碗绿豆汤。席间，周恩来爽朗地说：“晚会总体是好的。但有两个问题：第一跨度太长，就演到建国时停止为好；第二点，晚会没有写遵义会议，这是很大的不足。在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很重要，它确立了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从此带领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俗话说：客走主人安。但是，在这一夜，作为客人的周恩来却失眠了。
如果说当年抗美援朝的胜利喜讯传来，周恩来异常兴奋地喝了茅台酒而难以入睡的话，那么，今天、今晚的一场别开生面的歌舞演出，虽然并没有喝酒，但同样激起了他本不平静的心房。当时，在观看演出的时候，平时一直是以沉稳镇定见长的周恩来，实在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侧身对身旁的陈老总附耳道出自己内心埋藏已久的设想：“你看，这不正是长时间以来咱们想要寻找的一种艺术形式吗？！这种史诗般的作品，正好能反映出我党几十年走过的光辉历程，你说是吗？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伟大事件，正需要这样的伟大作品表达出来。”陈老总也同样是深爱这种有气势、有思想内涵的歌舞，他一个劲地点着头，表示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和设想。
午夜时分，周恩来仍然沉醉在眼前没有消失的歌舞场面，尽管演出的节目还有待于进一步推敲和改进，但总体的演出效果和编创水平足可大加推广，此时，一个宏伟而庞大的演出计划，在周恩来的胸中运筹帷幄、渐行渐近了！如果说三年前部队演出的《革命历史歌曲大演唱》，是重点从开创革命根据地的军队发展行程为着眼点，而现今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则是在此基础之上，有了更深邃的思想内涵，也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再过两个月，马上就是建国15周年的庆典了，这样一部荟萃音乐、歌曲、舞蹈、诗歌于一炉的大型文艺作品，应该搬上首都的舞台，并且还要推广开来，在更大、更广的范围排练演出，从而以宏大、完整和系统的磅礴气势，来形象化、艺术化地反映中国共产党所一路走来的风雨历程。想着，想着，周恩来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他索性起床，信步来到窗前，推出窗户，迎着夏夜的风，望着远处江水滔滔映衬着大上海不夜城的灯火辉煌，转念又想，要想搞出这样一部气势恢弘的作品，在短短两个月内，绝对不是那样简单，因为整台演出既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的波澜壮阔，又要是一部集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大手笔，不能弄成生硬教条、生搬硬套的教科书，凭借着对艺术知识长期的积累以及对艺术规律的深刻了解，周恩来深知这其中的难度绝非一般，为此，他决定自己身先士卒，亲自主抓，以北京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为基础，另起炉灶，组织和调动北京、上海和部队的相关文艺团体，共同合作，集中最优秀的“兵力”，上演出一台空前绝后的舞台精品大戏。
周恩来成竹在胸，以在京的文艺团体为骨干，抽调上海的一些创作人员和全国文艺精英，以上海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为基础，搞一台庆祝建国15周年的大型晚会，向国庆献礼。这台大型晚会，当然就是后来影响了几代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东方欲明，只待破晓。周恩来的一番见解和道白，立即得到了陈毅外长的肯定和赞赏。
回京后，周恩来首先找来中宣部、国家文化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有关负责人，畅谈设想和总体思路后，得到一致赞同，大家群情激奋，各抒情怀。于是，周恩来当场拍板，此事具体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挂帅，会同召集总政治部文化部的领导人一起组成工作小组，立即开始筹备。
7月18日，周恩来在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各部党组成员会议上，在以纵论国际形势为主题的谈话中，周恩来再次情不自禁地把话题转向关于大歌舞演出的方面，他心情振奋地在会上把自己的想法一语道来：“我们这次国庆要大庆祝一下。这回我到上海，陈老总把我拉去看了一个上海3000多人的歌舞，很动心，我看还不错。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15周年国庆中，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请周扬、徐冰同志及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搞一下。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总之，要有人写，要写几首壮烈的史诗。请周扬同志主持一下。北京可以和上海合作。上海那个歌舞，它是一个国际歌一唱，下一幕马上就到了井冈山，这个也太突然了……”周恩来侃侃而谈，上下纵横，扬长避短，踌躇满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大歌舞演出抓好。
两天后，周恩来在约见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对外文委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当中，除了批评有关人员对在北京举办音乐会演和亚洲文化艺术国际文化艺术活动所存在明显的官僚主义作风外，再次重点部署了有关大歌舞的具体工作：“在国庆15周年之际，以这样一部大歌舞来反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是非常需要的，它表现革命的精神和新的气象，这个大歌舞非搞不可。时间虽然紧了些，但有上海的大歌舞，有总政文工团的‘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
7月24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召集国务院外办、对外文委、文化部等方面负责人，对搞大歌舞问题进行了仔细研究、论证，做出决定，并以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向中央写出请示报告，提出用综合艺术的形式，搞出一台高度概括性的表现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进程的大歌舞，以供国庆演出。
会议之后，周扬马不停蹄地会同国务院文化部、总政治部文化部和北京市委宣传部等方面的负责人，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开始进入真枪实弹的操作倒计时阶段。参与大歌舞筹备工作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深深地明白，这是一场重大政治任务的攻坚战，也是以艺术创作的形式向共和国15周年大庆献上的一份厚礼。有关人事组织、人员调动涉及到北京、上海两地，牵扯到国家级、地方和军队各文艺团体，线索繁杂，阵容庞大，必须按照一个排练大歌舞的总计划报告，方可由中央来统一协调。
首先，项目组负责人员对大歌舞的名称就进行过不止一次的争论和探讨，最后，当然是舍弃了《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两个大型歌舞的既冗长、又口号式的名称，最后经过群策群力的费心思考，初步将之定名为《灯塔颂》，最后又由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李伟积极提出建议，终于确定下以陕北民歌《东方红》为其演出总名称。
时隔三个夜与昼，周恩来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如期回到了北京。第二天，周扬就以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向陆定一、康生、周恩来、彭真递交上一份名为《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问题的请示》。报告中除强调了排演以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程的重要性之外，还完整地分类注释说明了这个大歌舞的规模、内容、艺术表现形式以及组织领导工作的分工明细。周恩来接过报告，逐字逐句进行细致审看，仔细审阅和修改。
7月30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寓所里，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对大歌舞的问题做最后拍板。就周扬报告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召集中央宣传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务院文化部等方面负责人开会，一方面听取他们汇报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进展，另一方面着手解决开展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难题。在听完汇报后，周恩来站起身来，发表自己的意见：“这部大型歌舞的名字就定为《东方红》；我们要争取按计划在国庆15周年之际完成，但考虑到创作上的困难，万一10月1日赶不出来，也不要紧，等于对我们大家进行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一次党史教育；在组织和排演过程中，大家要敢于创造……《东方红》这部大型歌舞我要亲自抓，有问题解决不了，你们直接找我。为了工作方便，由中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务院文化部等方面的有关同志组成领导小组，作为具体抓创作、排练的‘总指挥部’”。
8月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37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周恩来欣然在修改后再次呈报的专题演出报告上，郑重地写下“同意”两字，并随手签下自己刚劲飞洒的名字，正式通过了周扬的报告，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争取在国庆节上演。随即，雷厉风行，周恩来亲自“点将”，起草和初步拟定了一个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小组名单。领导小组组长：周扬；副组长：梁必业、林默涵……组员：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许平、吕骥……组织指挥小组（后又称大歌舞“总指挥部”）主任：陈亚丁（时任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副主任周巍峙（时任文化部代理副部长、文化部艺术局局长）、许平、李伟、时乐蒙、胡国光6人。“总指挥部”下设各分级机构，各司其责。
为了充分确保报告中的各条款均能得以贯彻落实，周恩来还事无巨细地审批了与有关同志当面谈定的下列原则内容：
（1）全力争取搞好，并在国庆上演，若届时还搞不好，或编排时有大缺点来不及改正，就推迟上演，用京剧现代戏代替；
（2）参演队伍主要以部队各文工团（总政文工团是主力）为主，政府所属文艺单位的地方演出团体为辅（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都参加），并与上海一部分编、导、演人员合作；
（3）领导小组13人和组织指挥6人名单附后；
（4）这一工作另行成立组织，不要影响文化部和各协会领导人员的整风；
（5）朗诵词和歌词在确定后，须送彭真、陈毅、定一、康生同志四人最后审定。
至此，大歌舞《东方红》的筹备、创作及排练准备工作，正式全面拉开帷幕……
两个月后，奇迹出现了！1964年10月，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诞生出一部影响国内外、尽人皆知、意义深远的经典文艺作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东方红》通过音乐、舞蹈、歌曲、诗词、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高度概括地展现了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是一部集新中国文学、历史、音乐、舞蹈等于一体的经典作品。它的出现，既是历史的一次凝练总结，也是文化艺术的一次辉煌检阅。整台演出由首都及全国3700多名部队和地方专业、业余的文艺工作者联合演出，演出阵容强大，制作严谨认真，音乐、舞蹈、歌曲及各种艺术门类的表现达到同时代最高的艺术境界，正式公开演出之后，立即造成空前巨大的轰动效应，引起群众的极大凡响。后来，在同一世纪的1995年，该剧被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授予“二十世纪华人音乐舞蹈经典”。
在举国上下欢庆建国15周年之时，首都北京的文艺舞台上所隆重推出的文艺盛典作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自10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首演，即刻受到当时前来中国参加国庆庆典和观礼的国际友人和广大观众的一致盛赞。可以这样说，《东方红》的创作成功，绝不是偶然得来的，周恩来早就曾经不止一次地公开说道：“《东方红》是在1961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集体创作并演出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由此而衍生的1964年由上海和华东数省文艺工作者创作并演出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两个大型歌舞的基础上，创作排演出来的。”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从1964年7月中旬开始创意筹备，军队系统各抽调文工团即刻紧锣密鼓、加班加点地按照“一级战斗任务”进行突击赶排。
8月5日，周恩来审看初排场景后，提示和叮嘱大家，一定要将政治性和艺术性、形式和内容紧密地结合起来；
8月12日，该项节目的创作与排练活动全面展开，北京、上海各路人马齐集首都，解放军和政府部门各方面的艺术人才和业余文艺骨干也加盟其中，全体演员在最短时间内报到后，集中和分头开始夜以继日地紧张排练；
9月16日、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在1964年国庆前的第9次中央专门委员会工作会议，然后，就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东方红》的排练上。
从9月中旬至下旬，他曾经多次审查排演的节目和朗诵词，排除排练过程中存在和出现的新问题，还经常召集有关人员就各个情节和细节进行仔细研究，亲自斟酌，反复推敲，并将由他亲自审改后的方案和朗诵词，在交给周扬、周巍峙、陈亚丁等人手里时，郑重其事地说道：“《东方红》中要突出表现毛泽东思想，要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努力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要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采用史诗的写法，既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在创作上要敢于打破框框，标新立异，要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平板、单调、贫乏的东西，不仅不能使人受到政治教育，也不能使人得到艺术享受，不仅不能传播毛泽东思想，反而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在创作中要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
9月25日，进行整体节目的全面审查；
10月2日，正式在人民大会堂首场公演。
3700多名文艺工作者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完成了总体筹划，文学创作、音乐创作、舞蹈编排、舞台美术设计、演员合演等一系列高难度、高强度的步骤，这一文艺作品创作成功的模式，堪称世界奇迹，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文艺创作一盘棋的成功范例。
然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产生、创作和获得的效果，并不是偶然的一蹴而就形成的，正如周恩来所言，是结合了在1961年8月1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集体创作并首演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1964年由上海和华东数省文艺工作者创作并演出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两个大型歌舞的基础上，创作排演出来的。
排演《东方红》这样的大歌舞，其难度主要来自于政治方面的压力。当时，文艺战线与全国各条战线一样，依然处在调整的主线和阶级斗争的副线相互交织之中。早在1963年的12月12日，毛泽东主席就曾在一份《文艺情况汇报》上做了这样的批示：“各种艺术形式，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1964年6月27日，毛主席在中宣部写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未定稿上又作以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