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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港》剧组，与之联袂执导的谢铁骊，正是“文革”中一北一南两棵“大毒草”之一《早春二月》的导演。今次两人意外合作这样一部革命“样板戏”，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形成一种莫大的讽刺。谢铁骊是比谢晋早一些被解放出来的“牛鬼蛇神”，究其原因，正是江青非常欣赏《早春二月》这部影片中那种淡雅、清新、优美的散文化抒情风格，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可是，该片在公开场所里被公然大批特批，真是一种滑稽可笑的自我嘲弄。谢铁骊解放后，已经被勒令导演了《智取威虎山》的“样板戏”影片，《海港》是他的第二部“样板戏”作品，后来，又强迫以政治任务的需要，导演了《龙江颂》和《杜鹃山》，成为“文革”后期导演“样板戏”影片最多的一位权威性导演。而谢晋重返人间，却已是心力交瘁，因为除了他自身在“文革”中的种种磨难之外，他的父亲在精神压抑和病痛折磨下死去，他的母亲受此刺激，坠楼身亡。他的妻子不可避免地受到株连，他的孩子阿三、阿四并非先天痴呆，是在“文革”中，受人歧视，脆弱的心灵受到创伤，后天造成的。一家人的多灾多难，使谢晋的身心伤痕累累。但是，党的命令，组织的要求，他只有以服从为天职，况且，重返电影导演的岗位，也是他多年来想都没敢想的事情。重执导筒，面对摄影机，面对水银灯，面对剧组的演职员，谢晋的心头又该是怎样的一番感慨！《海港》拍摄周期之长，摄制之难，反复修改之苦，在这里自然省略不提，但由于众多艺术家们在台前幕后默默无闻地精益求精，使得这部京剧艺术片大放异彩。如果抛开主题内容不讲，其唱腔、其台词、其电影手法的运用，都是相当考究的。
“文革”在继续，但其政治风向千变万化，形格势禁风云变幻，令人无所适从，如芒在背。1975年“批林批孔”之后，又接着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一部着重描写“文革”期间农村赤脚医生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故事影片《春苗》，应运而生。在此前后同类题材的尚有《决裂》、《欢腾的小凉河》、《山花》、《山村新人》、《牛角石》、《红雨》、《雁鸣湖畔》、《海上明珠》等。
谢晋在这一特殊时期中，开拍了“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所刻意炮制的为他们反革命夺权大造声势和舆论的这部名叫《春苗》的电影。影片由赵志强、杨时文、曹雷编剧，谢晋联合上影厂的导演颜碧丽、梁廷铎，启用了新人李秀明主演女主角春苗，上影厂的老演员李玲君、白穆、高淬、冯奇和演员剧团的达式常、张瑜，还有借用以主演《上甘岭》、《暴风骤雨》而闻名的八一厂老演员高宝成，扮演了剧中的主要和重要角色。该片无论从故事情节，还是人物性格，乃至角色的一举一动，无不强加“三突出”和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以及鲜明、突出的阶级斗争主题，是当时此类题材最出名的“文革”电影之一。李秀明后来在时隔多年后，又被谢晋招至麾下，主演由他执导的另一部影片《秋瑾》。在《春苗》剧组，谢晋虽为导演之一，但处处要按照上级意图，违心的来处理每一个情节，每一个分镜头，乃至每一处细节，那种名为导演、实为工具的强权高压之下的精神枷锁，无疑比“文革”中遭受种种苦难的外伤，更多了一层难以理喻和内心积郁的苦楚。
第二年的1976年，第二批样板戏“六京两舞”的最后一部影片——《磐石湾》，由上影厂开拍在即。这部根据话剧剧本《南海长城》改编的京剧艺术片，厂领导研究决定，指派由早在4年前参与成功拍摄名噪一时的京剧艺术片《海港》的谢晋来统筹执导。因为有了上回《海港》的反复折腾，谢晋对此次又是政治挂帅的任务，心惊胆战，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好在有了在摄影棚拍摄京剧的可取经验，与之曾经合作《春苗》的梁廷铎的全心配合，还有剧组人员的齐心协力，再加上上海京剧院一帮人马拍摄过《智取威虎山》的演出技巧，这部《磐石湾》倒是没有出现太大差错。两批“样板戏”影片，耗费精力，元气丧尽。没过多久，随着“四人帮”土崩瓦解的喜讯传来，霞光终于透过云层，重新闪射出光辉。
谢晋走出囹圄，走出黑暗，精神为之一震，迅速开拍了一部真正发挥自己导演主动权的影片《青春》，这部由陈冲首涉银幕主演一个女兵成长的故事，继续开始谢晋“造星”的神话——祝希娟、向梅、谢芳、李秀明、陈冲、王馥荔、朱时茂、丛珊、姜文、吕晓禾、何伟……正是谢晋自身曾经经历了痛苦的煎熬，才会对过去的历史有着发自肺腑的心声、铭心刻骨的深深记忆和震撼人心的深刻反思。于是，《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鸦片战争》……一部部振聋发聩的反思作品，比同时代任何一部同类作品更触及灵魂，更强烈的拨动着两代观众的心弦。这也正是谢晋对自己历次经历政治运动之后的一种痛快淋漓的觉悟和反弹。他的其他作品《啊，摇篮》、《秋瑾》、《最后的贵族》、《清凉寺钟声》、《启明星》、《老人与狗》、《女儿谷》、《女足9号》题材多样，成绩突出。
谢晋78岁高龄的人生追求，也验证了他在历史巨片《鸦片战争》片头所点明的同样发人深思的那句话：当一个民族真正站立起来的时候，才敢于正视她曾经屈辱的历史。
性命攸关的《逆风千里》
珠江电影制片厂自1959年到1966年的8年时间，拍摄出了《南海潮》、《七十二家房客》、《跟踪追击》、《逆风千里》、《大浪淘沙》等多部质量上乘、艺术价值颇高的深受广大观众喜爱和欢迎的优秀影片。然而，世间风云，瞬息万变；“文革”的大旋风，摧毁了新中国影坛17年来已经取得的骄人成绩。珠影厂的一部《逆风千里》，连同《大浪淘沙》，被人为的强加上种种罪名，与残酷的政治运动相挂钩，使剧组主创人员顿时陷入了万劫不复的黑暗深渊之中……
1963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出品的《逆风千里》，用一种当时中国影坛从未涉及的新颖角度，描写了在1946年秋，我军歼敌“千里驹”师后，指导员带领小分队，奉命押送俘虏的校级以上军官，前往辽东军区驻地，在敌强我弱、腹背受敌险境中，我小分队克服种种困难，粉碎了敌人的捣乱、破坏和种种阴谋诡计，终于胜利到达目的地。
之所以说这部影片的新颖，则是指它的角度而言，像这类归属于反映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在当时已构成中国影坛震撼人心的“主旋律”，然而，描写这样押送俘虏的戏却尚是空白。当时，长影厂与之几乎同年推出的反映解放长春的《兵临城下》，则是“文革”前17年同《逆风千里》一样，是以国民党将领为主角、反派人物推至前台的两部作品。《逆风千里》的编剧和导演以及剧组的这种为艺术而另辟蹊径的胆魄，在当时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下，逆风行舟，力图把这段发生在东北战场上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搬上银幕。
冥冥之间大约是应验了影片片名之意，剧本在审查通过时，就曾发生过不止一次的激烈争论。当时有位副厂长在对待国民党俘虏的政策问题上，提出明确的修改意见：“对解除武装的俘虏，我们是讲优待政策的，但对待放火指引敌机的俘虏，则是反革命，讲优待是完全错误的。”还有领导也指出了这样或那样的不同意见，甚至有人对此极为反感、进行发难。在1962年—1963年间，珠影厂根据王兰西部长肯定《逆风千里》的文学剧本和“全厂要面向生产”的指示精神，开始全厂动员，这部影片便在当时正确的创作路线指引之下，峰回路转，重新上马。
影片编剧周万诚，是广州军区战旗话剧团的一名部队剧作家；导演方徨则从上影厂调到山东厂，又在两厂合并后来到珠影厂，曾执导过《闽江橘子红》、《上饶集中营》（副导演）、《谁是凶手》、《两个巡逻兵》、《敢想敢做的人》等影片；摄影师姚士泉，也与方徨一样从南转北，又落脚珠影厂，他的黑白摄影技术应用和拍摄技巧，在圈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方徨执导影片有两大特点：其一，他感情厚重，人情味浓郁，在他所执导的有限的几部影片中，都启用了上影厂著名反派老演员白穆，以及上影厂的张子良、蓝谷、束夷、傅伯棠，这些演员除了白穆之外，也都调往珠影厂，此次都被重新招至《逆风千里》的麾下；其二，则是他识才爱贤，姚士泉一流的黑白摄影，使他倍感珍爱，故这两人一导一拍，多次合作。方徨当时还选用了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马奕，主演我军指导员，刚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毕业回厂青年学生丁铁宝，参演影片中唯一的女性角色——卫生员朱小玲，此外，还有后来调到天津厂的李建林，珠影厂的宋德望、王铮以及蒋锐、关朋、刚小光等人都加盟剧组。影片的外景地在东北辽宁的奉城、丹东一带，剧组人员边体验生活，边实地拍摄。气候寒冷身体不适；拍摄过程中的反复修改，尤其是剧本非常突出的个性化特点，甚至影片中塑造的我军指导员、胡排长、女卫生员、还有两名战士5个角色，和敌方师长、副师长、医官、政治部主任、敌工处长、军长、骑兵连长共7人的双方比例，也有人以我方少敌方多而产生了质疑，从而招致了外界势力的严重干扰。
影片中国共两党将领的人物群像，性格鲜明，人各有貌，先天剧本的成熟，再加上所选演员自身的努力，《逆风千里》终于在1963年12月底拍竣。
影片在送到上级严格审查时，中央领导邓子恢、军队领导罗瑞卿、刘亚楼观看后，都表示了肯定，对审查时一些领导提出的不同意见，当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则表示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并且三次提出若干条具体的修改意见。
1963年12月影片完成之后，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审看了此片，认为“导演的镜头语言还算流畅。”随后，陶铸同志陪同邓子恢、刘亚楼亲自到珠影厂审看影片，在肯定影片的前提条件下，特提出三点具体的修改意见：“一、去掉假枪毙；二、我军战斗中一个也没有牺牲的不真实；三、加写战士纪鹏飞炸桥的壮烈牺牲。”1964年１月，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陈荒煤在审看影片后，表示基本同意陶铸同志的修改意见。同年６月，陶铸和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再次来珠影厂审看修改后的对白双片，表示很满意，只提出战士纪鹏飞在炸桥牺牲时，不要让指导员上桥抢救。此时，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在珠影厂审看影片后，认为没有政策性问题，可以送北京审查。珠影厂迅速将影片送文化部电影局审查，文化部领导特请军委总参谋长罗瑞卿审看此片，罗瑞卿看后，表示同意影片通过审查，并可以在全国发行。
然而，康生却大发淫威，借机刁难，他硬说这部影片是“直接为国民党服务，鼓动阶级敌人复辟的反革命影片，对特务分子起指导作用。”陶铸识破康生别有用心的诬蔑，当即在北京的一次正式会议上义正词严地反驳康生：“这部片子我看过，它虽然不是一部优秀的影片，却不存在你讲的这些严重的政治问题。”可是，康生却仍不肯善罢甘休，他继续声嘶力竭地无端指责审查这部影片的文化部电影局的领导们：“你们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并武断地强迫命令这部影片在全国停止发行。于是，这部影片先后被康生、江青点名列为“毒草”影片进行公开批判，中宣部在1964年4月11号正式下文，被迫点名下发批判《逆风千里》的通知。两年后“文革”全面爆发，康生、江青之流更是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对该片的大批判和大讨伐，定调是“陶铸一手扶植出来的大毒草。”
文艺路线的斗争始终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文革”前的1964年，又开始了无休止的文艺界第二次整风运动。《逆风千里》在全国上映之后，好景不长。时任中央领导要职的康生就这部影片说了一句话：“这是动国民党之心，泄共产党之愤”，由此彻底宣判了这部影片的死刑。1964年的7月29日，康生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总结会上，公开点名批判影片《逆风千里》、《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及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是“坏电影”、“坏戏”。随后，全国各大新闻媒体相继发表批判这些作品的文章。8月29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和的通知》。毛泽东主席在该通知的报告上提示：“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还不止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领袖一怒，万众皆惧，《逆风千里》、《兵临城下》、《红河激浪》等顿时连带而出，《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用了整整一版文字，彻底地、全面地对《逆风千里》逐条逐段地展开批驳，使这部影片被批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而成为“文革”前最早被列为“大毒草”、“反革命”影片的首批影片，上映时还在其片头上特意加上了上千字的前言，其大标题即是：“反革命影片《逆风千里》”。
一部影片被定调为“反革命”，那这部影片本身连同他的主要创作人员、剧组演职员，一下子全部受到了逃也逃不掉的无形牵连。编剧周万诚被遣送回山东老家，“文革”中多次挨批挨斗，牙齿全部被打掉。导演方徨是1938年参加新四军的老干部，1941年“皖南事变”曾坐过国民党反动派“上饶集中营”的监狱，后来在赤石暴动越狱。这样一位九死一生的老革命，却被扣上“反革命”、“叛徒”的大帽子，经常被串联到珠影厂的红卫兵、厂内工宣队、军宣队造反派们拉出去公众批斗，但是，方徨始终倔强地没有低下高昂的头，他一生经历过地狱般的煎熬和战场上的横飞弹雨，对一部《逆风千里》所带来的灭顶之灾，以其坚忍的毅力去据理力争。作为一个在硝烟中锤炼出来的电影工作者，他是受苏联名家邦达尔丘克《一个人的遭遇》的艺术表现手法的影响，加之自身在战场上的亲历，从而成功地执导了《逆风千里》，他认为自己没有反党反人民，更没有去歌颂、美化国民党。反复的批斗，肉体的打击，“文革”期间又被强行送到干校劳改，还曾患过脑脓肿、直肠癌，两次大手术的人间重返，方徨以80岁的高龄至今健在，然而，在“文革”期间他的老伴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厂里的大喇叭对准他的窗户，彻夜地高声喧哗，使她终日提心吊胆、担惊受怕、惶惶不安，终于在一天晚上高音喇叭突然响起，使她受到猛然惊吓而猝死，这是方徨最感难受，心中永远也抹不掉的痛。
然而，血淋淋的悲剧仍在“文革”期间继续上演，没有休止。资深摄影师姚士泉在40年代后期就从事电影摄影，他因《逆风千里》身带“特嫌”、“反革命分子”、“三四十年代黑线人物”等诸多罪名，感到万念俱灰，终于在批斗他的又一次大会之后，偷偷地跑到厂外的一片茂密的甘蔗林里，用刀切开动脉割腕自杀。
1962年，由珠影厂招收的五名品学兼优的学员丁铁宝、林书锦、杜熊文、方文献、黄伍钟返回厂后，被由香港长城公司调来珠影厂担任业务副厂长洪遒重点培养成拔尖人才，旨以培养本厂自己的演员队伍。可是，这一最具有前卫性的“造星”意识，即被不久后的“文革”运动而彻底地粉碎破灭。怀着满腔爱国热忱从印尼返回的青年华侨黄伍钟，相貌英俊，酷似《柳堡的故事》、《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男主角廖有梁，他曾在《逆风千里》中扮演我军侦察员，但是，“文革”的魔掌却将这一小人物牢牢抓住，不肯放过；这个单纯、幼稚、刚刚涉足新的社会，却被眼前突如其来的政